陳儀悲歌

來源：浙江省檔案館

漫漫66年前的1948年，陳儀再一次出任浙江省主席。此時的陳儀，已悄然邁入了66歲的門檻。國民政府的天空風雨飄搖，而陳儀卸去台灣行政長官賦閑滬上也快一年了。他沒想到又一次被老蔣選中，回家鄉浙江做“一把手”，可已是“光杆司令”一個。

浙江省檔案館的館藏，有著豐富的民國檔案，其中有湯恩伯在1948年9月寫給恩師陳儀的親筆信，以及陳儀的複函稿，一來一往，見證了兩個人非同一般的關係。

拿槍能武，拿筆能文

如果不改名字，那麽在國共兩軍的曆史上，雙方都有一個名將叫“陳毅”。陳儀，原名陳毅，字公俠，後改為公洽，自號退素，1883年生於浙江紹興東浦鎮。東浦是曆史文化名鎮，也是徐錫麟的故鄉。陳儀早年接受私塾四書五經教育，曾入讀浙江求是書院。陳儀在20歲和35歲上，曾兩次去日本留學，學的都是軍事。

辛亥革命風起雲湧，他先是參加光複會，後又參加了浙江光複運動。他曾一度被軍閥孫傳芳任命為浙江第一師師長、浙江省省長——盡管這省長隻做了區區3個月。1926年陳儀投向北伐軍，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北伐軍那是“一炮轟走了孫傳芳”。之後陳儀深得蔣氏器重，先是委以軍政部兵工署署長，隨後升任軍政部常務次長。1937年抗戰爆發後，身兼第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成為陸軍上將；1943年兼任代理陸軍大學校長。

陳儀從武出身，中年之後，多以光頭示人，他粗頭粗臉，眉毛粗胡子粗；但陳儀拿槍能武，拿筆能文。陳儀懂金融、重經濟、惠民生，他在1920年曾辦過商業銀行與錢莊，與當時的金融界有密切的聯係。陳儀與杭州的銀行家金潤泉是世交，他倆都生長於蕭紹平原——金潤泉是杭州蕭山人。陳儀的父親陳靜齋，商人出身，曾是大清銀行的考官，正是經過陳靜齋的力薦，考得不錯的金潤泉，當上了新成立的大清銀行浙江分行的經理。大清銀行後來變成了中國銀行，金潤泉成為中國最早的銀行家之一。直至解放，無論如何改朝換代，金潤泉始終掌控著中國銀行杭州分行，成為銀行界著名的“不倒翁”。

金潤泉的朋友遍天下，陳儀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1935年3月4日，這是早春剛剛來臨的日子，陳儀手執毛筆，在福建省政府用箋上，給杭州的“潤泉老哥”寫信。兩頁信紙，主要是敘舊問候，告知自己“頑軀粗安”，並托返杭的朋友捎帶上“魚翅二十隻、福橙一包”。在南方沿海的福建，那時送魚翅和福橙，大概算是土特產吧。千裏送橙子，情誼黃燦燦。陳儀的這兩頁信劄，筆鋒瀟灑、書法甚佳。

台灣的一把手

陳儀重視經濟與金融，跟他之後到台灣當“一把手”的作為有密切的關聯。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光複。這一年8月，受蔣介石之命，陳儀赴台就任第一任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

蔣介石派陳儀去台灣，自有道理。

甲午戰爭大清帝國大敗後，台灣自1895年起被日本侵占，日據時代持續了整整半個世紀；其中的8年，陳儀在海峽的這邊——福建省當主席。陳儀的眼光是開放的，他看到台灣經過日本殖民者幾十年的經營，已將福建遠遠地拋在後邊；要想使福建擺脫貧困、發展經濟，最直接的鏡子就是台灣。陳儀渴望取鑒日本治台的經驗，所以上任不久，他在1934年11月促成“考察台灣實業團”赴台進行大規模的考察；第二年他又親自率團赴台進行了9天考察……讓海峽這邊曾經的“一把手”到海峽那邊去做“一把手”，再合適不過了。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陳儀擔任受降代表，接受日本末代台灣總督、後被列為戰犯的安藤利吉簽署的投降書。這一天，台灣人的心情“如醉如狂”。63歲的陳儀正式接收了台灣的管治權。

之後，他從金融入手，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力拒當時國民黨內掌握財經大權的孔宋家族，而在台灣發行台幣，阻擋大陸流通的法幣進入台灣。眾所周知，法幣和後來的金圓券瘋狂貶值，台幣如果跟著它的話也要崩潰了。

官方設立了台灣光複後的第一家銀行——台灣銀行，那4個字就是陳儀題寫的。對於陳儀的金融眼光，台灣作家李敖後來讚賞有加，稱“使台灣的錢跟大陸的錢分開，這就是陳儀的德政”。

二二八，滑鐵盧

陳儀在台灣接收了日產，成立了許多公營企業，同時成立專賣局和貿易局控製經濟。不承想，正是“專賣局”的體製，為後來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筆。

陳儀當政台灣一年半之後，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市街頭發生了一起私煙查緝血案。這天傍晚，40歲的寡婦林江邁在販賣私煙，“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的6名緝查員查到了她，沒收她的香煙及身上所有錢財。林江邁育有一子一女，生活比較困難，她跪地苦苦哀求，希望能夠放她一馬。結果卻被粗暴執法的緝查員用槍托擊傷頭部，血流滿麵，昏迷倒地。圍觀民眾群情激奮，包圍了緝查員，慌亂中緝查員開槍示警，不幸打死了一個旁觀的市民。由此觸發2月28日台灣民眾大規模的示威抗議，他們占領了台北市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報道事件始末；隨後抗議席卷全島，並引發國府派兵來台，實行軍警鎮壓，雙方死傷眾多，從而變成了慘痛的血案。

這“二二八事件”，成了陳儀從政生涯的一次“滑鐵盧”。初始一周，他多妥協退讓，軍人出身的他，其實並不好“武”；後星火燎原，終致局麵失控，作為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他當然難辭其咎。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當天就很生氣地在日記中寫下“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字為“公俠”的陳儀，估計那時很委屈的，他畢竟為“公”的呀，而且陳儀一生確實都很清廉，沒有多少私心。不久老蔣又寫：“陳儀平日既以虛矯自飾為能，事發，又不及時采取有效措施，迄至禍已燎原，始行求援，可痛。……加此不測之變，苦心焦慮，罔知所極，故上周多為台變忙碌也。”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剛剛晉升為二級上將的陳儀，在事件後不久的4月份，就被悉數免去了台灣行政長官等職務，回到上海賦閑了。離任前，他沉痛地說自己的曆史正是一部失敗史。

後來，事件發生地——台北市新公園，在1996年更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同時，將2月28日設為“和平紀念日”。說到“二二八事件”的前因，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中，批評“調去增援部隊”的陳儀是個“粗魯笨拙的人”；美國學者陶涵在《蔣經國傳》中，揭示慘劇“凸顯出國民黨根本上的弱點——大批高級官員把官職當作自己乃至家人、部屬發財的大好機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後果，台灣曆史學者王禦風分析說，“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灣出現了本省、外省的分野，造成了族群間的分裂。

湯恩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曾專門赴台慰問恩師陳儀。而陳儀後來決然沒有想到，竟然是“兩人如同一己”的學生湯恩伯跟他分裂，並因此將他送上了刑場。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陳老

賦閑上海、成天埋頭讀書已一年有餘的陳儀，在1948年6月66歲上，應老蔣之招，再一次出任浙江省主席。這是他事先沒有想到的，一開始也是老大的不願意，一再推辭。為了動員他，小蔣——蔣經國也對他旁敲側擊了一番；而同樣也賦閑在家的湯恩伯，聽聞消息則是力勸恩師陳儀趕快答應下來，再度出山、東山再起。

陳儀與湯恩伯兩人的交情，曆史淵源那不是一般的長。湯恩伯，浙江武義人，比陳儀小17歲。他原名克勤，改稱恩伯，正是為了報答陳儀之恩。遙想當年，他留學日本，囊中羞澀，無以為繼，是陳儀慷慨解囊，幫他修完學業，並介紹才貌雙全的外甥女嫁給湯恩伯。湯恩伯從日本留學歸來後，又是陳儀把他舉薦給蔣介石，湯恩伯從此開始飛黃騰達。湯恩伯曾跪地拜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陳老也！學生當拜陳老為師，生死與共！”兩人形同父子，無話不談。

抗戰時期，湯恩伯成為抗日將領。1941年在豫南會戰中重創日軍，被日軍稱為“天字第一號大敵”。日本投降後，湯恩伯曾任首都衛戍司令、陸軍副總司令。但他很快成了解放軍手下的敗將，所以一度賦閑在家。當陳儀要出任浙江省主席時，他這個“光杆司令”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湯恩伯，想攜他一起出山。他向蔣介石舉薦，委任湯恩伯為衢州綏靖公署主任。

那時國民黨政府把衢州作為戰略要地，種種軍事活動在此開展，種種諜報機構在此建立。衢州綏靖公署負責指揮浙、閩、皖、贛四省邊區的綏靖工作。所謂綏靖，“慰撫”之意，是以安撫的手段來維護地區局勢。在綏靖公署當“一把手”，軍警權力就握在手中。湯恩伯很高興能去擔當這個“高級職務”，他向陳儀保證，軍事上由他負責，政治上則悉聽陳儀的主張，唯陳儀馬首是瞻。

1948年8月，湯恩伯當上了衢州綏靖公署主任。在浙江省檔案館館藏的民國檔案裏，保存著湯恩伯在1948年9月10日寫給陳儀的親筆信，以及陳儀為此事的複函底稿。湯恩伯信中的主要內容，是報告接收海軍總部調撥給浙江省的第五號、第十四號軍艦的情況。他在信中說，軍艦損壞頗多，艦具儀器及武器亦待裝備。在信後，他還附上有關軍艦的詳細調查報告，報請陳儀定奪。他在信的開頭稱呼陳儀是“吾師”，又在結尾自稱“生”以示恭敬；從此信認認真真的書寫中，可以看出湯恩伯對陳儀是真心尊敬。而陳儀給湯恩伯主任的複函，核心內容是：本省經濟困難，無力培養，擬將兩艦繳還給海軍部使用。

館藏的是複函底稿，字跡潦草塗改如斯，比對1935年3月陳儀給金潤泉信函，已然不見早年的淡定文雅和大氣從容，而恰如戰亂之時的“作品”——真可謂“此一時，彼一時”。

放棄抵抗，掉轉槍頭

形勢比人強。時光很快進入了1949年，元旦過後，風聲更緊。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引退”，“下野”回到老家奉化，但依然在遙控政局。

中共地下黨在積極地做陳儀這邊的策反工作。時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的杜偉，後來在《浙江解放前夜的陳儀》一文中回憶了這樣一幕：北平和平解放後不久，李濟深由香港派陳儀舊部鄭文蔚持函來杭聯係，“信是寫在一張白綢片上，我親自看見過的。大意是：北方傅作義維持北平秩序很好，希望公洽先生一致行動，及時響應大軍渡江。陳儀其實早有此打算……”

“擇善而固執之”，在陳儀看來，內戰再打下去無意義，要避免江浙滬塗炭，他說“我隻為江南千百萬百姓免受災難”；但他自己是“光杆司令”，陳儀自然就想到了一直來深信不疑的湯恩伯。就在1月18日，蔣介石召開了一個極為機密的軍事會議，宣布把京滬警備司令部擴大為京滬杭警備司令部，湯恩伯任總司令。湯恩伯奉命要固守京滬杭地區，憑借長江天塹滔滔，確保江南半壁河山。湯恩伯是陳儀多年培養、一手提拔的，親如子侄、視為心腹，他想湯恩伯一定會聽他的話的，“他放棄抵抗，掉轉槍頭，作用就大了”。

1月27日，在西湖邊寶石山下的“石塔兒頭”——石函路1號的官邸裏，做出重大決定的陳儀，委派在浙大工作的外甥丁名楠，持親筆信赴滬，動員湯恩伯起義。

丁名楠當天即乘滬杭快車趕往上海。次日1月28日，正是農曆除夕，按事先電話約定的時間，丁名楠叩響了湯公館的大門。湯恩伯在大廳裏單獨接待了丁名楠，丁即把陳儀的親筆信及另紙開列的條款麵交湯恩伯。湯恩伯壓低聲音說：“我身邊蔣的耳朵很多，陳主席來信所說之事，時機尚未成熟。你可先回去麵複陳主席，近日內我將去杭州一行，一切待見麵時再作商議。”

1月29日，正月初一，丁名楠回到杭州，向陳儀報告麵見湯恩伯的經過，聽說湯恩伯近日將來杭麵洽一切，陳儀很高興。可時過一周，湯恩伯卻遲遲未至；陳儀再派丁名楠第二次到湯館，送上親筆信，“囑由名楠奉告”。

忘“恩”負“儀”

長了翅膀的，不一定就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鳥人。這個名叫“湯恩伯”的人，此刻沒有成為陳儀的天使，他忘“恩”而負“儀”，把陳儀給出賣了，盡管他非常糾結和無奈。

由浙江省檔案館提供的《陳儀軍政生涯》（陳蓮芬編著）一書記載，當時發生了一個重大意外：湯恩伯送走丁名楠後，即將陳儀的親筆信鎖入了抽屜裏；可當他再次取閱信件時，卻發現這封性命攸關的密信已被人竊看——是在湯恩伯的總部任秘書的特務頭子毛森的妻子胡德珍，利用工作之便偷看了這封密信。這就促使湯恩伯做出決定：立即向蔣介石稟報這一大事！他將陳儀的親筆信，連同陳儀親筆開列的起義的幾項條件，全部作了攝影，攝影件送給南京國防部部長何應欽，原件由毛人鳳在1月30日送呈在奉化溪口的蔣介石，老蔣這天在日記裏怒罵陳儀“寡廉鮮恥、忘恩負義”。

這湯恩伯也太不靠譜了！“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麵對湯恩伯，陳儀終究是想錯了！當中共地下黨焦急地告知他湯恩伯已將他出賣，要他設法避險以策安全之時，他亦堅決不信，認為是毛森之類的在造謠。

1949年2月17日，報上突然公布了陳儀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職務的消息，至此陳儀主浙7個多月。2月23日，陳儀被秘密扣押。2月27日，他被押解至衢州。4月28日，乘飛機輾轉押解至台北，始囚於基隆——而基隆港正是1935年他在福建省主席任上第一次率團赴台考察上岸的地方。到了5月3日，杭州解放，令人欣慰的是，未發一槍，未流一滴血，未損一草一木。這一時期，在國民黨政要中掀起了一個脫離蔣政權的運動；眾叛親離的蔣介石偕蔣經國等人，在1949年12月10日從成都起飛，越海退居台灣。在台灣被囚的陳儀，態度倔強，死不悔改，拒不認錯。1950年6月9日，在台灣的蔣介石秋後算賬，組織特別法庭，以所謂“勾結共匪，陰謀叛變”的罪名進行審判，審判長是顧祝同，湯恩伯是證人。陳儀被判處死刑。6月18日清晨，陳儀被殺害於台北刑場，終年虛歲68歲。他的臨終遺言是慷慨赴死之時邊走邊說的：“人死，精神不死！”

癡心愛國渾忘老

陳儀的一生是錯綜複雜的。作為軍人，他軍銜至上將；作為行政長官，他做過福建、浙江、台灣三個重要省份的“一把手”，這樣的履曆一般人沒法比。他愛國愛民，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他為人為政方正清廉，且無子嗣，過繼兄長之女為女，更沒留下什麽財產。他有所追求，想做一些有利於民眾的事，一生都在辛勞奔波，卻四處碰壁，起伏跌宕，褒貶有加，可謂“失敗與成功齊飛，黯然共璀璨一色”。

慷慨悲歌歌一曲。“事業平生悲劇多，循環曆史究如何；癡心愛國渾忘老，愛到癡心即是魔。”陳儀在人生最後所做的抉擇，使他贏得了“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的崇高讚譽。

 

1980年6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調查部追認陳儀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