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故事
非絕頂聰明的女人無法講好
文、 編：少年X
有人言，千年中國看西安，此城曆史亙古通今，又與中國文化一脈相承，可謂一城能通古今之變；又有人言，三十年中國看深圳，此城發展一日千裏，是改開的成功典型，能於細微處見中國經濟的真章。
然而，千年曆史畢竟太長，非坐幾年冷板凳而不可得；而三十年的時間，又如白駒過隙。
百年中國，還是要看上海。作為中國近代最複雜的大都市，此城風雲跌宕——既有輝煌，同樣有著災難。許多事有著驚人的變故，現代人對它的舊模樣，已經無從想象。人們提起它，最信手拈來的故事，大多仍是男性視角下的政治動蕩、救亡圖存、江湖風雲，以及知識分子間的逸聞趣事。
知識分子如魯迅、施蟄存，曾長久地被視為上海精神的代表，但即便偉大如他們，也難以代表這座城市，這僅僅是上海的一個剖麵，上海的氣質是多元的，層次又是複雜的。而能從細微處把上海的精神本質寫活的人，非生活在上海的女作家不可了：
譬如張愛玲，最懂上海人的精明和刻薄，氣質卻又是疏離的，由她寫40年代孤島時期的上海，寫人的愛恨別離，自然深刻又蒼涼。
譬如王安憶，成長於時代號角最響亮的70年代，她掉轉頭寫50年代共和國轉型時期的上海，寫弄堂裏的人情變遷，是信手拈來的毒辣。譬如陳丹燕，在民國的餘韻裏呼吸，及至成年又在諸多異國城市生活，她寫30年代黃金時期的上海，對民國氣質的把握是極準的。崇高也好，宏大也好，無非是後人扣給上海的一頂帽子，真正的上海精神，是那隱沒在煙火氣裏的現代意識，是對抗著農業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代表的是中國的另一種可能。在三位作家的筆下，那些大時代背後殺伐的、陰謀的、血腥的聲音，不過是時代的幻影，現代的、優雅的、人情味兒裏的上海，他們筆下任風雲變幻也衝刷不去的，才是時間也奈何不了的上海。40年代的上海，空氣中彌漫著混混沌沌、紙醉金迷的淪陷氣氛，20歲出頭的張愛玲，卻在這樣的時代中尋找著“優美”。其時日軍已經侵入上海，在租界之外燒殺搶掠；租界內也不太平，間諜、難民、毒販沆瀣一氣。身處這樣的時代，救亡圖存自然是一等大事，後世藝術家所濃墨重彩的，也是這樣的上海精神。然而張愛玲卻並無儒家的救世情懷，與道家所鍾情的自然山水也相距甚遠，她始終屬於市民的情趣，喜歡聞汽油味，習慣於在電車的叮當聲中安睡。盡管她對那個捉摸不定、變化無常的時代有著比常人更加敏銳的把握，她說“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但她並不因此想為時代承擔什麽。而是去發掘人生中“安穩”的、“優美”的一麵，在亂世中充分享受人生。 她的人生哲學是：“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 張愛玲是深刻的，她悟透了人性中的荒謬和虛矯，但偏偏不像魯迅那樣以激烈的方式將之表現出來。當年最了解張愛玲性格的胡蘭成作過這樣的比較：魯迅是尖銳地麵對著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民間，因而也就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張愛玲不同於一般的顧影自憐、神經質的青年女作家，她既能享受人生，對人生小小的樂趣都不放過，又對人生熱情的荒謬與無聊懷有非個人的深刻悲哀。正是兩種性質的混合，使她成為中國文壇上獨一無二的人物。這樣的立場正是一個優秀的作家所必需的雙重立場：既是一個熱情的參與者，又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她在看透上海人的同時，願意更多地給他們一份理解和寬容，“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 正如夏誌清所說：“人生的虛妄是她的題材，可是她對於一般人正常的要求——適當限度內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寬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說是讚同的。” 對市民生活而言，張愛玲是既在世俗又超越世俗，所以她能夠欣賞市民的樂趣，而且將日常平庸的生活演繹得極其優美，因此又與一般的小市民在精神氣質上區別開來，成為市民文化的精神象征。王安憶的名字不像張愛玲那樣廣為人知。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上海作家，有人拿她和張愛玲作比較，她卻堅持認為自己並不像張愛玲。王安憶是共和國後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卻在一個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紀，遭遇了國家最動蕩的時代。時代的痛，刻在了她的精神中。80年代時王安憶又經曆國家風氣的劇變，革命驟然退場，她出生以來深信不疑的東西突然解體，留給她的，是比任何人都強烈的精神衝擊。因而，王安憶以及她的那一代人或許比任何人都要更深刻理解這個國家的命運，以及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個體的命運。“上海這地方的高樓和馬路，全是一磚一石壘起來的。你一進這城市，就好像入了軌，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隻能隨著它運行。”“ 理想和沉淪都是談不上的。切莫以為有那幾行懸鈴木，上海這城市就是羅曼蒂克的了，這裏麵都是硬功夫，你使勁地嗅嗅這風，便可嗅出風裏瀝青味，還有海水的鹹味和濕味，別看它拂你的臉時，很柔媚。”大眾想當然地以為，上海是橫空出世的，沒有根基，但王安憶寫40年代的上海，發現它根係卻原來紮得那麽深，那麽密：倭寇、旗人、英國兵、小刀會、張謇的墾牧公司、賽馬總會，它們都是上海的基因。因為雜，上海才能成就它自身，比鄰而居”成上海的眾生相。從王安憶筆下看到的上海，既是真實的，又是浸潤在想象力中的。真實來自於她的生活經曆，從小在弄堂生活，和她的小夥伴、姐姐、媽媽一起。在鱗次櫛比的裏弄、後弄裏，她看見的盡是老上海的光影；在舊報社裏工作，那一棟老樓房，散發著的都是“殖民時代的氣息”。王安憶有獨特的感受力，有時你以為她是虛無的幻想，進而你發現，原來她的比喻都來自對生活智慧的洞察。比如她說，生活在“洞穴般的格子”裏的“我們”是“麻木、呆板、無趣的魚類”。讓人想到一位《紐約時報》的評論人說：現在的紐約變得索然無味，再也沒有嬉皮士了，華爾街的白領們每天忙於去健身房，就像“無趣的驢”。但是王安憶又看到了生活的智慧，光和愛。她說她媽媽是那種“即便在戰爭年代也會在槍口插上野花”的人。因此，她筆下的上海，遠離了高樓大廈、商業大街，沒有了燈紅酒綠、聲色犬馬，有的隻是弄堂裏的流言瑣事、柴米油鹽，市井的煙火氣和濃烈的人情味，這是一種更為穩定且真實的東西，是這個城市繁華而浮躁的外表底下支撐著的根。正是從這普通而瑣碎的生活中，王安憶體悟到了上海的內在文化氣息，獲得了人生經驗與創作靈感，從而塑造出了王琦瑤、富萍、鬱曉秋、陳書玉等人物形象。他們是大千世界中隨處可見的人物，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人物，無關曆史變革，也未曾經曆過大風大浪。他們隻是日複一日地經營著他們恒常不變的瑣碎生活，以一種具體而又抽象的形式出現，代表著自己，也同樣代表著那個時代下的一群人。張愛玲寫上海，是半虛掩起來，王安憶寫上海則老練毒辣，而陳丹燕寫上海則始終觸著民國那顆靈魂。她的文字，不僅有風花雪月，更有風雪裏的人間煙火。不僅有紅顏往事，更有往事裏的鍋碗瓢盆。毛尖教授說，“就像馬可·波羅為威尼斯而生，陳丹燕為上海而存在，上海也因她而更動人。”在陳丹燕的眼中，上海就像一個經曆了滄桑歲月的女人，有自己的性格，命運，脾氣，豐富的怪癖，獨特的小動作，以及如同體味般，連大風也吹不掉的氣味。因此她愛上海，研究上海，一輩子寫關於上海的書。今年1月出版的上海係列7件套很暢銷，以至於有人問她，“你寫的上海，是不是你編的？”她曾說：“我想寫一個真實的普通人，一個不像有的人那樣堅強，不像有的人那樣冷靜，不像有的人那樣聰明的人。一個實在不懂得怎樣去應付，弄得滿身滿心全都是傷的人。我想寫一寫這樣的普通材料製成的人。”她寫《上海的金枝玉葉》，刻畫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黛西波折而悲劇的一生。為了寫好她，陳丹燕細讀了黛西一歲到九十歲的數十張私人影像，用細致的文筆勾連起這個在磨難中，依然保持芬芳潔淨的女子的一生。她關心上海的曆史，在“外灘三部曲”中，她還原了那個因“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公案而擁有了傳奇身世的公園：傳教士，滿清民國遺少，中英混血兒，上海史專家，外灘市井居民，回滬知青子女……一個個與公園有著不解之緣的人物，其個人命運與公園曆史糾纏在一起，互為見證，成為百年來上海乃至中國社會曆史變遷的一道縮影。陳丹燕用文字和圖片留下了夾雜著曆史的這一代上海人的回憶，尤其是1960年代到1990年代那個社會主義的上海：和平飯店，上海牌手表，培羅蒙西裝……那一邊一角，一絲一扣的細節被融匯進她自己心中的上海，於是大時代、大城市，在陳丹燕的視角裏一一呈現。易中天讚賞地說，陳丹燕“以曆史學家的嚴謹和女性作家的細膩，組成了她‘一個人的考古隊’，發掘著上海文化的無形遺產”。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陳丹燕的上海係列創作已經持續20多年。在20年間，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紅顏遺事》和外灘三部曲《外灘：影像與傳奇》《公家花園的迷宮》《成為和平飯店》一直在華語世界裏暢銷。20多年來，多少次的再版，多少次的加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書中不但有大量珍稀的人物、建築的曆史影像，還做了曆史人文意義層麵的解讀。因此即使是假期遊覽，也可以隨時翻閱，探尋上海背後的城市密碼。隨著上海這座城市不斷的成長，陳丹燕眼下的上海也在不斷生長，幾乎每一次再版都有新內容加入。陳丹燕筆下的上海已經成為這座城市一張非常獨有的文化名片，向中國、向世界傳遞著上海獨有的信息。那個時代的上海，往事如夢，今事也如夢，後人所見的，無非刀光劍影、生死存亡。時代的聲音太響，聽到頭來終會落空。百年的上海，風雲際會中也有生活，革命固然高昂，卻也壓不倒柴米油鹽醬醋茶，時代之潮再洶湧，弄堂裏的生活也得繼續。若說上海留下了一點什麽，宏大敘事已經說得太多，總無非是大人物之間的殺伐決斷，電視劇已經演得太多；知識分子之間的逸聞，他們互相都已寫好，拿來便能看，隻怕眼花繚亂；唯獨欠缺的，是上海那一點市民的靈魂。不要小瞧了老百姓的庸常歲序，這故事少有人講得好，若非浸潤在上海的土壤裏做市民，觸不到它的煙火氣，得不著它的精髓。更遑論，深入日常又出離了日常，在生活裏看到一點文明的火光，這更難，非天時地利人和不可。說來說去，能寫出上海風情，又把握其脈搏的，還是要看這三位最地道的上海女作家。張愛玲自不必說，80年代起便是上海精神的肖像，現在要追尋戰亂年代上海的影子，她的書也不可不讀，何況她又扛著海上文學的大旗。王安憶較為特殊，20出頭的青蔥歲月，遭遇國家的大動蕩，被趕到農村挖田；而立之年，國家風氣驟變，巨大的精神衝擊，又讓她的心靈破碎。她切身體會過在時代風雲中上海人的命運變遷、人情冷暖，因此寫起50年代國家轉型時期的上海，眼光之毒，文字之辣，同時期的作者往往難以企及。每個城市都有自己《一千零一夜》的書寫者，而上海的書寫者是陳丹燕。陳丹燕筆下的上海，社會影響最廣，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授李歐梵說：“她幾乎是一個人單槍匹馬帶動了上海的懷舊熱。”從黃金期到淪陷期，再到新政權的轉型期，上海這30年，幾乎走完了一個國家幾百年的轉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