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書前插頁上有一幅標注人名為“傅錦魁”的紅軍幹部照片——燦爛的陽光下，身材挺拔的他，身穿整潔的紅軍幹部服，腰紮武裝皮帶，英俊的臉龐上露出淺淺的笑意，幹淨的頭發向後整齊地梳起，瀟灑精幹，充滿活力，儼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這張照片最早發表於美國《生活》雜誌1937年2月號。幾十年來，《紅星照耀中國》經過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並出現了多種譯本，總印數早已超過千萬冊。“傅錦魁”這個紅軍幹部到底是何許人也，很少有人關心過，而對廣大讀者來說始終是一個謎。
《西行漫記》中的插頁圖片，說明將胡金魁誤譯為“傅錦魁”其實，“傅錦魁”的真名叫胡金魁。因為他濃重的江西口音，斯諾1937年在《紅星照耀中國》英文原著中將他的名字誤拚作“Fu Chinkuei”，導致從1938年2月上海複社版《西行漫記》出版以來至今，各種中文譯本都以訛傳訛，誤將胡金魁譯成了“傅錦魁”。1937年9月，為紀念秋收起義10周年，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駐地專門召集參加1927年秋收起義後成立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尚存的部分同誌合影。照片衝洗時，毛澤東專門在這張合影的上方親筆題寫了兩行字：“一九二七秋收暴動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至今尚存之人約數十人，此為一部分。一九三七，九月，於延安城。”參加這次合影的共有18 個人，毛澤東站在後排左側第三位。他的夫人賀子珍站在後排右側第一位。站在賀子珍身邊的就是胡金魁。1937年9月，為紀念秋收起義十周年，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駐地專門召集參加1927年秋收起義後成立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尚存的部分同誌合影。後排右二為胡金魁胡金魁，原名胡貴昌，祖籍江西新餘，1906年12月4日生於江西省峽江縣戈坪鄉流源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2歲時隨哥哥胡福昌（紅軍烈士，1930年犧牲）到吉安學徒做工。1924年，他積極組織參加赤色工會。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時任吉安縫紉工會副委員長的胡金魁號召、組織工人，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1934年10月，胡金魁隨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參加了長征。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下設七部一局和最高法院。1936年1月26日，增設外交部，下設交際處。胡金魁調任外交部交際處工作，任外交部招待所（對外稱交際處）所長。1936年7月13日，斯諾抵達蘇區。按照周恩來的安排，胡金魁作為外交部的專使與保衛局幹部李長林一起，陪同斯諾前往當時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陝北保安（今陝西誌丹縣），住進了提前給他準備好的外交部招待所。當天傍晚，毛澤東就來這裏接見了他。
1979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西行漫記》（左）與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
在招待所，胡金魁和斯諾經常聊天。讓他沒想到的是，斯諾不僅會講一口流暢的中國普通話，而且還懂得不少上海地方方言。胡金魁說：“他很善於和周圍的人交朋友，一有空他就主動向我問長問短。當他了解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時，便自告奮勇當我的老師，教我識字學文化；我認識的英文字母和用英文的自我簽名，都是他教會的。”那時紅軍的“外賓”極為少見，斯諾自然成為胡金魁最尊貴的客人。除了安排好斯諾的住宿之外，他還要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周密安排好斯諾的飲食，每天都要給他調劑小米粥、烤饅頭、炒雞蛋，盡量花樣翻新，讓毛主席的這個“外國客人”吃得有滋有味。胡金魁回憶說：“他總是吃得津津有味，還高興地告訴我，他的體重增加了不少。”
紅軍第一軍團在寧夏（埃德加·斯諾攝）
在采訪了眾多高級將領和紅軍幹部戰士之後，斯諾希望毛澤東向他講述自己的革命曆程和人生傳記，並“交給毛澤東一大串有關他個人的問題要他回答”。毛澤東建議他先到寧夏紅軍的前線去采訪。斯諾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1936年8月下旬，胡金魁陪同斯諾出發了。同行的還有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吳亮平（即吳黎平），後來王汝梅（即黃華，燕京大學學生）也加入進來。一路上，胡金魁、李長林陪同斯諾騎馬西行，不受任何限製地采訪了紅軍將領、士兵和農民群眾。在前往寧夏預旺堡紅軍前線采訪途中，斯諾忽然打起了“退堂鼓”，產生了到兵力強的國民黨占領區那一方做新聞報道的打算。胡金魁聽說後，非常生氣，以激將法的語氣對斯諾大聲吼道：“你這個帝國主義分子，我早就懷疑你沒安好心，你現在就給我走！我一人去前線。”胡金魁一生氣，反倒讓斯諾不好意思了，安慰說：“胡同誌，走！帶我去前線！”後來，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像在後方的所有共產黨一樣，傅因有機會到前線的部隊裏去而很高興，把我看成是天賜給他的良機。同時，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個帝國主義分子，對我整個旅行公開抱懷疑態度。但是，在一切方麵，他總是樂意幫忙的，因此後來沒有等到旅行結束，我們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1936年，斯諾（右一）在陝北革命根據地
1936年10月底，斯諾結束了在陝北的采訪。告別時，斯諾請胡金魁在他的筆記本上簽下了他教的英文簽名，還送給胡金魁一隻圓形掛、座兩用表和一隻派克鋼筆。這兩件珍貴的禮物陪伴著胡金魁走過了難忘的戰爭歲月。之後，胡金魁奉命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駐陝西洛川、三原聯絡站站長，負責做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部隊的統戰工作。西安事變後，胡金魁回到外交部。1937年1月，胡金魁任中央外交部招待處（交際處、外事處）處長，接待了許多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著名人士和愛潑斯坦、海倫·斯諾、史沫特萊、柯棣華等眾多國際友人，成為中共外交戰線早期外交官。《紅星照耀中國》插圖。斯諾（右）和胡金魁（中）、李長林三人一起騎馬的合影
新中國成立後，胡金魁主要從事金融和統一戰線工作。負責接待並陪同斯諾訪問紅色中國的往事，是胡金魁人生最難忘的記憶，也是他在陝北完成的一件重大政治任務。對此，他一輩子始終守口如瓶。1979年，《西行漫記》在中國出版後，將他的名字譯作“傅錦魁”，他也從未向任何部門提出任何意見。直到後來各種史料陸續公開，子女們才知道父親的這段往事。而當孩子們向父親求證時，胡金魁淡淡地說道：“書中將外交部公開了，當年我們說好的，對外要保密，隻說是招待處的呀！”然後，依然緘默不語。1982年7月23日，胡金魁在武昌逝世，終年7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