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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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鬱達夫在杭州的新居“風雨茅廬”正式落成。
按照鬱達夫的規劃，自己將與妻兒在這個地方度過平靜的餘生，不再過問世事。倘若如此，他與第二任妻子的愛情故事也許會是另外一種結局。
9年前，鬱達夫與王映霞初次相遇，之後便對她展開猛烈的追求……他們的愛情，是民國文壇著名的“曠世姻緣”。而杭州的風雨茅廬，正是這段愛情的重要見證。
然而，與原本的規劃相悖，在生命的最後十年，鬱達夫居住在風雨茅廬的時間屈指可數。隨著抗戰爆發、山河破碎，大時代裏，他和王映霞的感情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終結。
風雨茅廬對鬱達夫而言意味著什麽？為何鬱、王之間的感情最終沒能圓滿？
本文作者李鹿以風雨茅廬為媒介，在“家”這個特殊的舞台裏，去探尋蟄伏於鬱達夫作品背後，他本人真實的情感、經曆與性格弱點；透過鬱、王之間的愛情故事，我們也得以看到時代的變遷光影。
下文節選自《時過子夜燈猶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文 | 李鹿
終於在場官弄中找到風雨茅廬，杭州正下大雨，院中空無一人，正中央是一座方正的中式平房，別致之處在於屋簷寬大，三麵環繞回廊，任憑大地汪洋，茅廬如一葉扁舟，在風雨中泰然自若。拾級而上，站在廊下看水幕在四周垂落帷幔，確有釣雨耕煙的閑適心境。在杭州這樣多雨的城市，如此設計，兼具實用和詩意。這果然是一個詩人自己建造的家。
1933年4月25日，鬱達夫帶著妻兒奔波至此，也是一個大雨天。一家人衣衫盡濕，仍難掩新生活開始的興奮，一到新居就馬不停蹄地布置起來。附近是著名的孤山，還有浙江圖書館——那座1928年落成的歐式建築，現在還保存完好。書香清雅，環山傍水，正是文人閑居之所。
風雨茅廬今照
1927年，鬱達夫寫下這首詩，贈予隻見過一麵卻再也不能忘記的杭州女郎王映霞。癡心不改，最終修成正果。驚世之戀也難逃生活的磨礪，他們在上海度過了拮據、冷戰、相愛而又互相消耗的幾年。1933年，仿佛是為了尋找最初的美好，鬱達夫突然兌現承諾，決意與王映霞“泛五湖”而去，偕隱孤山。
“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闊一點的回廊；房子的內部更需要亮一點的光線”。如今看來，風雨茅廬的確是按照他的心思打造的，隻是房內格局陳設早已不複當年樣貌，隻能憑借他與王映霞文中的記述尋得幾絲蹤影。
遷居杭州
“鬱達夫有過人的智慧，有絕世的才華，可是他每當腦筋一轉，脾氣一發，他就不會顧及前後，自己控製不住自己。”度過了一年多的甜蜜時光，王映霞開始領略與天才在一起生活的痛苦。稍有口角，或是心頭抑鬱，鬱達夫便離家出走，幾天後若無其事回來，過幾天又不告而別，循環往複。王映霞接連生了三個子女，鬱達夫也未曾變得安穩顧家，時常醉倒街頭。
“不是樽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鬱達夫自己在詩句中也承認他的狂放與糾結，王映霞想必沒有冤枉他。
鬱達夫內心的痛苦也是王映霞不能深入體會的。左聯忽視創作，大搞飛行集會、發傳單等革命活動，鬱達夫明確表態“分傳單這一類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他對好友徐誌摩說“我是作家，不是戰士”，左聯視新月派為敵，這話傳到左聯那裏，引發群情激憤，左聯召開大會，“肅清一切投機和反動分子——並當場表決開除鬱達夫”。
被左聯除名，鬱達夫始終表現出無所謂的樣子，在自述中強調是個性不合自己“公然辭職”，絕口不提開除，而且他仍然和左聯保持聯係，為營救左聯被捕作家奔走疏通。然而內心中，他豈能不感到寒涼。
“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
本想在左翼文人雲集的地方做一番事業，結果落得痛飲狂歌空度日，偌大的上海，知音寥寥。他越發不喜歡這個城市，嫌棄“洋場米貴，狹巷人多，以我這一個窮漢，夾雜在360萬上海市民的中間，非但汽車，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連吸一口新鮮空氣，也都走十幾裏路”。他身心疲憊，想逃離紛擾，結束在都市租房漂泊的狀態，“自以為青山到處可埋骨的漂泊慣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頗以沒有一個歸宿為可慮”，“常常有求田問舍之心”。
他與王映霞的感情也走到了瓶頸，急需生活中發生一個大變動來破局。王映霞負責打點家中開銷，清楚知道鬱達夫漂在上海，難以維持家小生計。兩人不約而同想到換個城市生活。
問題來了，搬去哪個城市呢？
鬱達夫既想要鄉村的清靜，又難舍城市的文明，他理想中的定居城市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鄉村的景象之田園都市”，他覺得北平、福州就是這樣的地方。可都離老家富陽太遠。他喜歡杭州“有山有湖，還有文明的利器，兒童的學校，去上海也隻有四個鍾頭的火車”。因為少年求學的經曆，他一直把杭州視為第二故鄉，每當上海風聲緊，他避難的第一選擇都是杭州，他在杭州寫了《遲桂花》，仿佛一到杭州就能放下煩惱，靈感如泉。
王映霞對杭州的思念自不必說。杭州是她的故鄉，風景優美，關鍵物價僅是上海的一半，又有親友照應，靠鬱達夫的版稅就可過上小康生活。“有時想到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就很盼望有一個開支可以節省的安定的去處。”
夫婦二人達成共識，馬上托杭州朋友在大學路場官弄尋覓到一棟房子代租下來，啟程搬家。
鬱達夫在許多文章中解釋過搬家的動機。有一篇是這樣說的：
“偷安苟活”是自嘲之語，那段時間鬱達夫確實有退世之意，魯迅對此不以為然。他略略表示過看法，但鬱王二人搬家心切，魯迅並未深說，他們也沒有在意。魯迅認為，鬱達夫是被上海的文化審查和左聯內鬥搞得心灰意冷，但杭州也不是世外桃源，仍然是國民黨一手遮天，搬過去沒什麽區別。即便是鬱達夫津津樂道的西湖山水，魯迅也“別有見解”。據鬱達夫後來回憶，魯迅早年遊覽杭州正趕上暑熱，體驗極差，以後誰提起杭州他都要搖頭。
1930年，鬱達夫（前左二）、魯迅（前左三）應內山完造邀請，於上海參加文藝座談會
鬱王搬家之後，有一次回上海辦事，曾向魯迅索要喬遷禮物，魯迅題了一首律詩在王映霞帶來的四幅虎皮箋上：
這首詩含蓄表達了魯迅對杭州的不認同。鬱王夫婦與魯迅相交已久，深知魯迅性情，依然非常珍惜這首贈詩，小心地裝裱配上四屏條的鏡框，護送回杭州，起先掛在租屋，後來“風雨茅廬”落成，便掛在新居的客廳裏。在抗戰中，這四幅字和鬱達夫的二萬餘冊藏書都被日軍擄走，下落不明。
1934年7月，在《人間世》雜誌上有一個署名高疆的作者在自己文章中抄錄了魯迅贈王映霞的這首詩，並擅自加了標題《阻達夫移家杭州》，同年秋這首詩收入《集外集》，編輯楊霽雲也加了同樣的標題，於是以訛傳訛，逐漸被傳說成魯迅專門寫詩勸阻鬱達夫搬家杭州。王映霞在自傳中特別提到，這首詩是魯迅贈予她的喬遷禮物，當時並無標題，否則她怎麽可能掛在自家客廳牆上，那不是成為自我嘲諷了嗎？
風雨茅廬
場官弄租下的房子雖是三間舊屋，但比上海租的弄堂寬敞太多，一大堆在上海家中沒地方可塞的“破銅爛鐵”，在新居三間連通的矮廳一擺，“像煞是滄海中間的幾顆粟米了”。
不過僅是寬敞不能滿足鬱達夫的需求。搬家前，他唯一的顧慮就是杭州的建築物“實在太差，簡直可以說沒有合乎理想的住宅”。舊式的房子往往沒院子，新式的房子完全是上海弄堂洋房的抄襲，夏天熱得如蒸籠一般，而且大多沒有浴室設備。他認為圖書室、浴室、貓狗小舍、兒童遊嬉之處、灶房一定要齊全，四周要有樹木草地，草地中的步道要白沙來鋪。恰巧緊鄰租房處就是一塊菜園，若買來建房正合適。
民國不少知名人士並無房產，租房是普遍選擇，但鬱達夫對屬於自己的房子頗有執念，他覺得人既生下了地，就要有塊自己的地，活著可以住，死了可以葬，他的“那些破舊的書籍，以及行軍床、舊馬子之類，卻總可以不再去周遊列國，學夫子的棲棲一代了”。
在朋友幫助下，他們花一千七百元買下一塊山地，交換了菜園的地契。為了造房選材裝修諸多雜事，鬱達夫親自奔波，直抱怨下半年的寫作成績“完全為這風雨茅廬的建築弄壞了”。可以想見他對這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投入的感情。
1935年11月的《冬餘日記》中，鬱達夫寫道：“場官弄，大約要變成我的永生之地了，因為一所避風雨的茅廬，剛在蓋屋棟。”“這一年之中，為買地買磚，買石買木而費去的心血，真正可觀。”
新居1935年底正式動工，1936年春季完工。正房包括客廳、臥室等三間，兩邊有五六間小屋是孩子的起居室和雜物室，正房東麵是一堵帶月洞門的磚牆，穿門後又有麵積較小的三開間“小蝸廬”，是鬱達夫的書房和藏書室，此外還有保姆住房、廚房、衛生間，以及從郊區移植的樹木花草。
當年魯迅在北京買下八道灣四合院隻花了三千五百塊大洋，而鬱達夫的風雨茅廬預算四五千元，最終造價高達一萬五六千元。鬱王夫婦多次解釋他們的新居並不是傳說中的富麗堂皇，但在文人圈子中，確實算得上既高雅又宜居的天價豪宅，令人豔羨。《民國日報》編輯胡健中點評：“雖然名為‘風雨茅廬’，而渠渠華屋，不啻一個溫柔鄉。”
鬱達夫也覺得，上了朱漆嵌了水泥的房子已不符合他起初設想的“風雨茅廬”之名。
所以他還是用了早就想好的雅名。恰逢馬君武來杭，鬱達夫逼他用正患痛風的右手寫了“風雨茅廬”四字匾額，掛在了門前。可惜這塊匾額今已不存。
“湖邊茅舍神仙眷，枕帳春濃，豆蔻詞工，忘了南屏向晚鍾！”這是胡健中贈給鬱達夫的喬遷賀詩。在杭州共度的幾年中，達官顯貴，文人名士，皆以拜訪風雨茅廬為風雅事，還爭相邀請這對名伉儷宴飲出遊，外地老友一到杭州也必訪茅廬，把鬱達夫看成“杭州的管鑰，山水的東家”。“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兩人生活一片繁榮，似乎無暇齟齬。
夫妻反目
風雨茅廬是他們曠世姻緣最後的回光返照，風平浪靜之下布滿暗礁。在鬱達夫看來，風雨茅廬是新生活的起步，在王映霞看來，這是她為自己留的“後路”。“錢，它可以任你花用，但亦足以成為夫妻反目的根源之一。而且物價上漲，貨幣貶值，與其留在手頭，倒不如把它安置住屋，適當地用掉為好。”
鬱達夫真正在風雨茅廬中度過的時間屈指可數，大多數時間在外遊曆，新居落成前後，他接受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去福州任職，很少回來居住。鬱達夫不在，人們拜訪風雨茅廬的熱情並未衰減，王映霞年輕貌美，擅長交際，在上海委屈當了五年家庭主婦，來杭州儼然成為沙龍女主人，眾星捧月。
鬱達夫對王映霞有很強的占有欲，甚至不讓王映霞出門，出門也不許她穿豔麗衣裳，說在家裏可以打扮得漂亮點，出去要穿樸素些。王映霞如此交際，他當然極為不滿。
與王映霞交往密切的名流中，有時任浙江省教育廳長的許紹棣。魯迅加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時，許紹棣曾呈請浙江省黨部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五十一人，導致魯迅在內山書店避難十餘天，這也是魯迅厭惡杭州的重要原因。雖然通緝並未落實，但此事成為許紹棣數十年不能洗刷的汙點。
實際上，與許紹棣熟識的朋友對他人品評價頗高，胡健中說他“方正清廉”。1936年左右，許紹棣妻子逝世，留下三個幼女，狀況艱難，朋友們常結伴探望，幫他打點家事，其中也有王映霞。鬱達夫久不在家，許紹棣溫文儒雅，幾番接觸後王映霞與許紹棣互生好感，共同來往的朋友也看出了端倪。
1937年日軍在上海製造“八一三”事變，杭州人紛紛到鄉下避難，鬱達夫人在福州，王映霞一人帶著母親和三個兒子離開風雨茅廬，輾轉富陽、金華，烽火連天，來不及通知鬱達夫，誰知就在此時他突然回到風雨茅廬，撲了個空，猜測妻兒應該去了富陽老家，帶著怨氣趕去相聚，見麵吵了一架，過了幾天，他又一個人去了福州。
抗戰爆發後，鬱達夫到武昌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職，接王映霞同去。他不能釋懷已經成為往事的許紹棣事件，借故爭吵，王映霞負氣出走住到朋友家。鬱達夫見王映霞離家不回，更加惱怒，把第三廳的許多同事叫到家裏來參觀王映霞和許紹棣的“情書”。接著他寫了兩封長信向許紹棣的上級告狀，又到《大公報》刊登啟事，寫道：“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實際上王映霞一怒之下離家，隻拿了兩件換洗衣服什麽都沒帶。發出這篇啟事後鬱達夫自知理虧，隨即又發道歉啟事，承認“達夫前以精神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複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
鬱達夫手稿
在朋友勸說下，王映霞回家與鬱達夫和好，但裂痕更深。鬱達夫仍四處發表詩詞文章，影射王映霞韻事，一時傳為報刊花邊新聞，文人圈子無人不知。曹聚仁寫長信規勸鬱達夫：侮辱映霞就是侮辱自己，不要再繼續了。把鬱達夫視為李太白一流人物的易君左也不得不承認：“達夫的舉動粗糙惡劣，確有令映霞難堪之處。”
鬱達夫的朋友無不感佩他是天才，尤其欣賞他個性天真，最富正義感和熱情。魯迅說鬱達夫是創造社中“最無創造嘴臉的人”，乍看像句罵人的話，其實是魯迅對鬱達夫極高的評價，創造社中另外幾位都與魯迅發生過筆戰，魯迅與鬱達夫能夠成為終身的朋友，正是看中他性情與文字的真和純。
然而，幾乎所有朋友都承認鬱達夫是難以共同生活的人。曹聚仁說：
盡管曹聚仁在回憶中認定王映霞紅杏出牆，但他還是認為分手責任主要在鬱達夫。
勞燕分飛
鬱達夫從1938年4月開始為抗戰救亡奔走，深入戰地，王映霞也跟隨他顛沛流離，1938年底，《星洲日報》邀請鬱達夫到新加坡進行海外抗戰宣傳，鬱達夫沒和王映霞商量就給她和兒子辦了護照，迅即啟程南下。這一次遠走高飛，頗有點像五年前攜手歸隱杭州，爭吵、傳聞可以拋諸腦後，又是一次感情重生的契機吧。在船上，鬱達夫對王映霞說：“這裏是一個新的所有，你沒有什麽人認識，我要和你在這裏終老。”
然而他們沒有抓住這個契機。在新加坡，鬱達夫親手炮製了最後一擊——在香港《大風雜誌》發表《毀家詩紀》，在十幾首舊體詩中，既寫國仇，又寫“家恨”，以受害者的身份曝光“家醜”。
曹聚仁說《毀家詩紀》是暴露狂和他虐狂結合了的作品，郭沫若評價“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了一種病態了……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
王映霞不甘示弱，寫長信發表在《大風》，從頭細數十二年來鬱達夫之“獸心”“虛偽”“無恥”……雙方都把互相傷害的話說盡了，終於在1940年3月簽署了離婚協議，王映霞隻身登船回國。
也許在王映霞登船的一刹那鬱達夫就後悔了，但這一次沒有回頭路了，他們各自找到新的伴侶，相忘於江湖。他們的故事從未被忘記，直到幾十年後是非恩怨還引人爭論。
古稀之年的王映霞寫道：“……鬱達夫還是愛著我的，我也並沒有把他忘記。四十多年來，他的形象，他的喜怒哀樂變幻的神情，我依然是存入心底深處。”
晚年王映霞與子女在一起
王映霞走後，鬱達夫在新加坡擔任抗日文藝領袖。他曾在日本留學近十年，說著一口“帶著貴族口音”的流利日語，因此被日軍看中強迫做翻譯，他利用這個身份，周旋於敵營，掩護陳嘉庚、胡愈之等愛國人士，救助大量華僑和當地居民。
他屢次說過，自己不是戰士，隻是作家，卻用行動證實了誰才是真正的戰士。
1945年8月29日，鬱達夫在蘇門答臘失蹤。幾十年後檔案解密，證實鬱達夫那天被日軍派人暗殺，屍骨下落不明。
1935年11月28日是鬱達夫四十歲生日，他在日記中寫下一首詩：
那時的鬱達夫正忙於建造新居，雖為國家社會前途擔憂，仍滿心期待能與妻兒在即將建成的風雨茅廬過上溫飽的平常生活，守著門前的冬青樹，權當世外桃源。亂世不遂人願，“苟活人間再十年”，驚人的讖語在十年後應驗。
1945年2月，鬱達夫寫下人生中最後一篇文字，是他的遺囑。他年僅五十歲，卻在舊曆新年當天安排身後事，不知是不是真有預感。遺囑中寫道：“國內財產，有杭州場官弄住宅一所，藏書三萬卷，經此大亂，殊不知其存否。”
風雨茅廬是他在塵世的一處重要掛牽，那裏寄托他美好的心願和往事。他不知道藏書已毀於戰火，所幸風雨茅廬仍在。抗戰後，王映霞賣掉了風雨茅廬，跟隨丈夫在重慶、上海生活，她想這輩子不會再回杭州定居。愛恨癡纏，風流雲散，隻有“王旭界”那塊石頭仍然留在院牆角，見證著才子佳人亂世離合的傳說。
杭州鬱達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