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時代呼喚偉人，上來的往往卻是蠢貨

作者：李輝煌1994 來源：輝煌新說 

洋務運動進行了近四十年後，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慈禧召見盛宣懷，問了一些大而無當的問題，如“時事艱難，外國人欺我太甚，如何是好”、“練兵總要籌餉，如何是好”。當盛宣懷說到“臣迭次奉旨經手所辦鐵路、礦務、輪船、電線、鐵廠、銀行以及學堂，多想要詳細奏明”時，慈禧突然發問：“何謂學堂？”這一問，讓盛宣懷意想不到，也打亂了他的思路，回答的言辭就有點慌亂：“是教習洋務之學堂，曾經奏過在天津、上海兩處開辦的。”

盛宣懷於1895年、1897年先後創辦了天津大學堂和南洋公學，都是經過朝廷批準的。這一年，中國人自辦的學堂已有175所，遍布於全國。而大清帝國的最高決策人、主持了洋務近四十年的慈禧，竟然還不知道“學堂”是什麽東西。此事見於盛宣懷當天的《奏對自記》，所以當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絕沒有膽量也沒有必要無中生有地把謠言造到慈禧老佛爺頭上去。

 

雖然洋務派所辦的大事都要慈禧點頭，但軍機處擬的那些“上諭”並不能真正代表慈禧本人的觀點，更不能代表慈禧對洋務的認識水平。《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三期《光緒帝朱批述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為難得的第一手史料。從光緒六年起，小皇帝開始學習在臣下的奏折上寫批示，三年內留下了幾十件朱批。因為這是練習性質，有少數幾件是慈禧在後麵又親筆作了朱批，但一般觀點基本相同，隻是語氣分寸不同。唯有一件兩人的觀點不同，而這一件朱批便讓慈禧露出了本相。

光緒八年三月初六，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為招商在上海試辦機器織布局》折，小皇帝通篇用朱筆斷句，批示道：“機器織布事屬創舉，織成則天下受其利，不成則商民受其累，且貽笑於外國矣！爾其選妥員，覓巧匠，竭力經營之，至優給年限、寬免厘稅，乃辦成後之事，此時毋庸議及也。”此時光緒隻有十一二歲，雖然是孩子學著說“官話”，態度卻很鮮明，是支持中還寄以期盼。慈禧在其後又加批示，自然是重視此事，卻不是支持，而是懷疑和反對：“蠶桑為天下本務，機器織布害女工者也，洋布既不能禁，奈何從而效之乎？此事當審慎。”此處慈禧的口吻，和那些頑固派攻擊鐵路、機器“奪小民生計”的論調完全一樣，流露出傳統小農對機械化大生產的恐懼。這種思潮，正是引進新的生產力的巨大阻力。在此以前，《上海機器織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已刊載於光緒六年九月初十至十二日的《申報》，其中有一段話似乎是預先說給慈禧聽的：“或謂紡織本係女紅，恐奪小民之利。不知洋布進口以後，其利早已暗奪。本局專織洋布，是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且廠局既開，需用男女工作有增無減，於近地小民生計不無少裨。事理灼然，無足疑者。”

關於慈禧與洋務運動的關係，或認為她是頑固派的首腦，或認為她在洋務、頑固兩派之間搞平衡，也有的說慈禧實際上是洋務運動的指揮者、決策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洋務派和洋務運動的首領。時至光緒八年，洋務運動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創辦民用工業也叫喊了好幾年，慈禧仍然死抱著這樣陳舊保守的觀念，遠遠落在時代的後麵，也落在洋務實踐的後麵。其實,上海織布局從1878年開始籌辦，至此集商股、購機器、開工建廠等前期工作已初步就緒，生米基本做成了熟飯，李鴻章此時上奏不過是要朝廷確認十年專利和稅收優惠而已。李鴻章創辦開平礦務局、修建唐胥鐵路、續建開平鐵路等,以及後來的張之洞建鐵廠，都是先斬後奏，報告朝廷隻是補辦一個手續。

洋務運動實質上是一個封建國家企圖實現早期現代化的係統工程，必然是困難重重、步履維艱。它要求有一個遠見卓識、雄才大略的決策層來領導，以堅定的信念、過人的膽識、頑強的毅力去衝破阻力。然而，時代呼喚著巨人，上台的卻是侏儒。1861年，慈禧26歲，以小皇帝生母的特殊身份，登上了大清帝國權力的頂峰，與洋務運動同時登上了曆史舞台。在她長達半個世紀的執政生涯中，雖然批準、支持過洋務派提出的一些新措施，但大多是借風使舵、順水推舟，從來不曾主動提出過如何適應新的形勢、變革祖宗的成法，基本上是淩駕於洋務派和頑固派之上利用矛盾操縱駕馭。縱觀其一生，在立光緒、戊戌變法、利用義和團、立宣統等重大關鍵決策上，一貫是以維護個人的絕對權威為其終極目的，既不顧國家利益也不顧清王朝的安危存亡。她精於叔嫂鬥法、母子爭權的權術，而昧於國際形勢和曆史發展的潮流，絕對沒有縱觀世界大勢和總攬全國大局的戰略思考，更沒有吸納西方文明的內心願望和魄力，她仍然是一個深諳帝王術的傳統型的守舊的封建統治者。

光緒十五年，恭親王奕?已離開政壇在家“養病”。自1861年至1884年，他執掌軍機處和總理衙門二十多年，是“外須和戎，內須變法”這一大政方針的製定者，也是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辛酉政變後，太後聽政與親王輔政共同掌權的“蜜月期”僅僅延續了三年，權力均衡的天平便發生了變化。同治三年夏湘軍攻下了南京，次年三月奕?便遭到罷斥的折辱，失去了議政王的稱號，也失去了進取的銳氣，權力的重心愈來愈向慈禧傾斜。其間，慈禧縱容頑固派以抑製奕?，使洋務運動的進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奕?也日漸退縮，遇事不免模棱。同治十三年，因反對修圓明園，奕?再次受到罷斥的折辱，至同治死後慈禧立光緒為帝時，奕?已經無力與之抗爭。光緒七年慈安暴亡後，慈禧一人專權的局麵已經基本形成。光緒十年，慈禧為了完全徹底地實現個人的專權，也為光緒親政後繼續壟斷權力預作準備，乘中法戰爭之機突然將軍機處大換班，把奕?趕下了政治舞台。此後任用的醇王奕譞、禮王世鐸、慶王奕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洋務運動的實踐，從開始就是曾、左、李等地方督撫發動的。這一現象的背後，潛藏著晚清政局中權力下移、外重內輕的新趨勢。為適應剿滅太平軍、撚軍的作戰需要，朝廷不得不作出讓步，讓兵權、行政權、財權、人事任命權都集中在地方督撫的手中，削弱了中央的控製力，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因之，洋務運動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始終處於一種分散的、自發的、各自為政的無序狀態。正如後來康有為所批評：“如何籌餉、如何練兵、如何開軍械局、如何開銀行、如何鑄錢幣，皆聽各省督撫之各自為謀，為者聽之，不為者亦聽之。”

由於清政府從來沒有拿出一個統一的實施部署，也沒有統籌全國的財力和資源、變革資源的配置方式，更沒有製定統一的政策動員社會資源、激勵新產業的發展，甚至也沒有建立一個新的行政部門來負責協調管理經濟發展事務。這種以地方為主體的體製在實際操作中必然產生許多問題，必然是帶有濃厚的人治色彩，以督撫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項目跟著人走，人亡政息。離開了左宗棠、沈葆楨，福州船政局就難以為繼，左宗棠不做甘陝總督，蘭州織呢局的鍋爐壞了就沒有人管，必然是上下左右的步調無法統一，各地互相扯皮，造成如李鴻章所哀歎的“朝令夕遷，早作晚輟”；也必然是各種活動孤立分散地進行，功能互不配套，難以形成效應。結果是“東一塊西一塊的進步”，零零碎碎的，是零賣的，不是批發的。

清王朝還能撐多久？曾國藩雖然是“同治中興”的頭號功臣，但是在剿滅太平軍的大功告成之後，他對清王朝的命運仍然是頗為悲觀的。據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聊天,憂心忡忡地說：京中來人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則認為：“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那一段時間，曾國藩的心情是很複雜的，在他的內心深處，有時祈求清朝至少還能保持半壁江山，不至於被推翻；有時聽說恭親王為人聰穎，慈禧遇事頗有威斷，又讓他萌生些許微茫的希望。趙烈文則認為奕?“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的所謂威斷反將使她更易受蒙蔽，如果沒有體製性的根本變革，靠現在這樣小修小補是無濟於事的。同治七年七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幾天之內受到慈禧的四次召見。他終於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和觀察清王朝的核心人物，也對王朝的內情和形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徹底的失望：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了他原來的預計，王朝內部根本沒有力挽狂瀾的人物。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晚間，曾國藩與剛剛到來的趙烈文繼續兩年前的討論,對慈禧、慈安、奕?、文祥、寶鋆、倭仁等，一一作了分析點評，結論是他們都不可能承擔王朝中興的重任。他坦承對時局、朝政已經失望，不得不同意趙烈文兩年前的論斷：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