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廣芩：離家的時候

來源/本文選自《琢玉記》

 

葉廣芩

　

文革停課在家，終日人心惶惶，我總是擔心什麽時候有“造反派”衝進院來，將我們做一番遊鬥，這樣突如其來的情景，在那個時候見得多了。我們家裏，父輩們留下的鋪天蓋地的書籍、字畫，哪一件都是“四舊”，哪一件都能把我們置於死地。與其等人查，不如我們自己先查。為此，我和四嫂偷偷整理了半個月，多少絕版的善本書，多少名人的畫，在我們的院子裏化作了莊周之蝶；多少精美的古瓷，多少西洋的藝術品在石階上發出脆亮的絕響。那是個空前毀滅的時代，是對文物的毀滅，對藝術的毀滅，也是對這個家的毀滅。
　　

家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七個哥哥，除了去世的以外，大多進了牛棚，每個人頭上都有一頂大得嚇人的帽子，不是拿在群眾手裏，是結結實實地扣在他們的腦袋上。我慶幸父親和三大爺的早逝，否則，作為陶瓷權威的父親和充任故宮博物院特邀顧問的三大爺，是絕難逃得過這場劫難的。老輩走了，小一輩卻沒有躲得過去，兄弟們之間早已斷了往來，跟這個家也再沒有任何維係了。
　　

唯一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是四哥，四哥是三大爺的兒子，在故宮工作，每天早出晚歸，臉色鐵青。他雖然沒有進“學習班”，料想日子也很不好過。在葉家的七個兒子中他是比較保守、比較古板的一個，跟誰也沒有多餘的話。四嫂是印尼華僑，住在單位，平日不回來。
　　

大院裏隻剩下了母親、我和妹妹。
　　

同學們也不到我們家來，他們說我們家太空，讓人害怕。
　　

母親在街道上表現著她的積極，因為，從個人出身來說她是絕對的根紅苗正。葉家人誰也沒想到，她那個貧窮的娘家在此時派上了用場。為此，街道上對我們才表示了一點寬容和難得的手下留情。
　　學校在搞“文攻武衛”。“文攻武衛”是一個奇怪的字眼兒，直到今天，我也沒有完全搞懂它的正確含義。以當時的理解就是打，用棍子、石頭、長矛代替筆和墨，那是見血的、更升一級的革命。
　　

紅衛兵我是無緣的，全校同學在一夜間都神奇地穿上舊軍裝的時候，隻有我，還哆哆嗦嗦地穿著那件下擺和袖口接了又接的小花棉襖；那些終日廝混在一起的同學，一經穿上了軍裝，紮上了寬皮帶，變成了紅衛兵，竟出人意料地顯得威武，顯得陌生。
　　

與他們在一起，我是自卑的。
　　

我為我那些不爭氣的哥哥們感到羞愧，正如同我當年為賣開花豆的舅舅羞愧一樣。別人的哥哥是共青團員，我的哥哥是軍統特務、是三青團骨幹，他們之中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隨便拉出哪一個來都能倒出一大堆。
　　

我也為我的祖先感到羞愧。我為什麽是旗人？我為什麽姓葉赫那拉？我們族裏的那位姑奶奶為什麽偏偏還要喪權辱國，讓後人跟著挨罵背黑鍋？我的父親為什麽不去參加革命，而非要搞什麽陶瓷，害得我連一套舊軍裝也沒資格穿，很各色地混在革命隊伍中？
　　

我每天就是讀書，因為，家裏那些蛛網塵封的線裝本再怎麽清理也難以把它們趕盡殺絕。現在想來，那種厚積薄發的積累，那種潛移默化的浸潤，正是我今日創作的豐厚積澱。我寫的金家弟兄們之間生生死死的小說《本是同根生》《風也蕭蕭》《雨也蕭蕭》裏，難說與這些經曆沒有關係。
　　

當然，這是後話了。
　　

1968年，學校有信兒說要分配了。
　　

軍代表到家裏來征求意見，那時母親正病著，母親患了青光眼，雙目視力已接近零。母親說了希望能給予照顧的話，不敢說留在身邊，隻說是最好能離家近一些。軍代表是山東人，塊大臉黑，說話很侉，長得五大三粗，卻是個有人情味的人。他望著摸摸索索的母親說：“這次都是集體走的，都是外地，您的情況很特殊，我們會給予充分考慮的。”
　　

考慮的結果果然很照顧，我和五名同學被分到了陝西。據說我們要進一個非常保密的部門，當時神秘得不讓同學們互相打聽，隻說是××信箱。而除我們以外的大部分同學要去內蒙古草原，也有去陝西山區的，相對而言我們六個真是得天獨厚了。在那個年代，分到一個國家級的特殊單位工作，而不是隨大流地上山下鄉，不是到偏遠山區，這是多大的福氣呀！幸運的六君子中，五個出身都是工人和革命幹部家庭，都是政治上絕無半點瑕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查祖宗三代，祖先也都是革命的同路人，絕沒有軍統和三青團之類。當然更不會有賣國求榮的姑奶奶了。我不知學校為何將我不倫不類地夾在其中，這或許是那位軍代表見了我們家的情況動了惻隱之心，有意地魚目混珠。不，應該是珠混魚目，抑或是像過去賣東西的搭配。總之，命運給了我一次偏愛。同學們說我是天上掉餡餅，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因為，無論從哪方麵選擇，這樣的事情都不應該輪到我的頭上。
　　

我感激軍代表的苦心，這怕是他能做的最大照顧了。但是，這個照顧於母親則意味著女兒的遠行，意味著病中的無依。
　　

是有些殘酷。
　　

母親的話更少了，她在家裏捕捉著我的聲音，對即將離家的我傾注了太多的關注。她摸索著為我縫製了一件厚厚的棉坎肩，因為窮，買不起棉大衣，我將穿著小棉襖進入大西北，這是母親最為揪心的。這件坎肩是用母親的夾襖改的，它太厚了，穿在身上讓人一把抓不透。它絎進了母親全部的愛，母親要用它來替遠行的女兒抵禦西北的硬風。這件坎肩我保留至今，盡管母親不在了，母親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為我縫製的衣服將伴我到永遠。今天，我的女兒對這件厚坎肩情有獨鍾。這個“現代派”是看上了坎肩的樣式和古樸的花樣。天氣一涼，她就穿上它，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從而引起我對母親一陣陣的懷念，思路一陣陣地走神。
　　

女兒說：“這個坎肩什麽都好，就是太厚了。”
　　

我說：“這是親媽給做的呀！”
　　

就要離開北京了，我到頤和園去看過，去向自己曾經擁有過的無憂無慮的短暫童年告別。
　　

大戲台東側的小院還在，父親般的三哥，早已被發配到廣西，幾年沒有音信了。小院的門鎖著，我從門縫往裏看，院裏荒草已沒膝，大玻璃碎了，窗紙也不知所終。一陣風吹過，院中衰草颯颯有聲，帶來“唯有南風舊相識”的意境，讓人悲從中來。
　　

也去壇口的遊藝市場看過，那裏也什麽都沒有了，如被掃蕩了一般，蕩得幹幹淨淨，包括那些不招人喜歡的蟲子。專演評劇的群眾劇院也被改作他用，門口堆著一堆鋼板，好像是什麽建築倉庫。舅舅還在，他已經由賣開花豆的變成了炸油餅的，在雙井的小吃店上班，是國家的正式職工了。舅舅對我說：“你知道嗎？我是一直不願意上你們家的，你們家的人從來都看不起我們。”
　　

舅舅說的是心裏話，也隻有在這個時候，他才敢毫無顧忌地說出這樣的話來，以前他大概是敢怒不敢言吧！
　　

我請他多多幫我照顧母親。
　　

求助姥姥家的人，於我還是第一次。
　　

舅舅說：“可以讓你媽搬回來住。”
　　

我回家把舅舅的意思轉達了，母親不同意，母親說：“住到娘家算怎麽檔子事呢？我又不是被葉家休了的。”
　　

我真沒一點辦法了。
　　

晚上，四嫂過來看我，談話中她發現了母親臉上的一小塊紅色斑點，搞醫務的她敏銳地感到了什麽，讓我明天一定帶母親去醫院查一查，並且指名讓我們去醫學院的附屬醫院。
　　

第二天，我問母親去不去，母親搖搖頭，說：“不礙事的。”
　　

母親不去醫院自有她不去的道理。我知道，我們家別說看病的錢，就是從家裏到醫院的公共汽車費也拿不出了。
　　

那時候窮，我也不知道為什麽那麽窮，好像大家都窮，不是我們一家。
　　

又到了晚上，四嫂過來了，問看病的情況。
　　

我低頭不語，眼裏有淚光在閃。
　　

四嫂沒說什麽，一會兒，送過來十元錢，讓明天無論如何去醫院。十元錢擱現在實在不算什麽，但在那會兒卻是個不小的數目，我和母親、姊妹一個月的生活費不過是十五元錢啊！十元錢對於雙職工的四哥家來說也許不算什麽，但這份情誼我會記著，永遠記著。錦上添花好做，雪中送炭難求。在我以後幾十年的生涯中，我記著別人的關懷，也記著關懷別人；這是因為從小知道受助的可貴。“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1996年，我在北京和中央電視台的幾個朋友吃飯，看見牆上掛著個蓋滿紅印章的本子，拿下來一看，原來是陝北失學兒童請求社會幫助的名單。其中有一個宜君縣的叫菲菲的孩子，八歲，六歲喪父，母親帶著她和奶奶艱難度日，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我當下與宜君縣取得聯係，替她將學費交清，並給她寫了一封信，鼓勵她要爭氣，要好好學習。現在，孩子的母親成了我的摯友，報紙也饒有興致地報道了這件事。其實，我認為這件事很難說清是誰支持了誰，就我來說似乎也沒有報上說的那麽高的思想境界。我隻是不願意再有別的孩子跟我一樣，童年充滿酸澀，我希望大家都好。
　　

有些跑題了。
　　

我帶著母親來到醫院，大夫給母親做了細致檢查，說希望能夠住院治療。
　　

我看看母親，不知如何回答。住院，那得多少錢哪？我的兜裏除去車費和掛號費，已經不足九元了。九元錢能住院嗎？！
　　

我問大夫是不是必須住院。
　　

大夫說：“必須住院。”
　　

大夫語氣的堅定，毋庸置疑。
　　

我再一次將目光投向了母親。
　　

母親說：“我不住院。”
　　

母親語氣的堅定，同樣毋庸置疑。
　　

不住院就回家，我領著母親走出診室的門時心在縮緊。我覺得我太窩囊了，身為女兒，竟能領著病重的母親走出醫院的大門——不住院！
　　

我愧對母親！
　　

醫生放過了母親卻攔住了我，他將診室的門嚴嚴地關上，嚴肅地對我說：“你知道你母親得的是什麽病嗎？”
　　

我說：“不是說青光眼和風濕嗎？”
　　

大夫看著我，他身後的幾個實習生也看著我。
　　

大夫停了一下問：“你們家還有誰？”
　　

我說：“還有一個妹妹。”
　　

大夫問：“再沒別人了？比如能拿事的？”
　　

在那個大夫看來，我是不能拿事的大孩子，他是好心，他不願意把個打擊性的壞消息砸在一個大孩子頭上。
　　

我說：“我有哥哥，都在外地，姐姐也不在北京，目前，我母親跟前就是我和妹妹。”
　　

大夫和實習生們對看了一眼，把扣著的病曆翻過來，推到我麵前。
　　

病曆上寫著：亞急性播散型紅斑狼瘡。
　　

那是絕症。
　　

我的腿軟了，嘴唇抖著說不出話來。我告誡自己，要撐住，一定要撐住，母親還在外麵等著。
　　

實習生們為我搬來椅子，我坐下了，我的腿在發抖。
　　

大夫說：“住院有困難？”
　　

我點點頭。
　　

這樣的情形那位大夫大概見得多了，他說“不住就不住吧，你母親的病已經很嚴重了，生日已經不多，一切要早做準備。”
　　

我說：“就沒救了嗎？”
　　

大夫搖搖頭說：“紅斑狼瘡是膠原性疾病，跟癌症一樣，現在還沒有找到治愈的特殊辦法。你的母親年紀大，或許能再拖延一段時間，要是年輕的女性，也就是兩三個月的事。”
　　

這診斷無疑判處了母親的死刑，讓我怎麽跟母親說呢？
　　

我麵色蒼白地走出診室，坐在醫院的長椅上，坐在母親身邊。母親什麽也沒問我，在醫生將我留下的那一刹那，母親其實心裏就什麽都明白了。
　　

我邁不動步子，腦子裏嗡嗡作響，已經不會思維。我努力克製著，不讓自己發出啜泣的聲音，將眼淚咽下再咽下那種令人窒息的忍耐超出了一個十九歲生命的承受能力。
　　

我說：“媽，咱們歇一會兒吧。”
　　

母親說：“歇歇吧。”
　　

我就和母親在椅子上坐著，坐了足足有一個鍾頭。母親靜靜地攥著我的手，她沒有說話，但我能夠感覺到她什麽都知道。母親將她的安慰、她的坦然和她對生死的豁達，通過她的手傳達給我。好像我是病人，她是家屬，那情景整個兒顛倒了。
　　

當天下午，我在胡同口堵住了放學回家的妹妹，我把她拉到沒人的地方將實情相告。小孩子一下嚇壞了，她哇的一聲哭起來，不管不顧地就往家跑。我好不容易拽住她，告訴她不能這樣，這一切母親還不知道。
　　

她靠在電線杆上眼巴巴地看著我，半天才問：“姐，怎麽辦哪？”
　　

我也哭了，忍了大半天的淚水終於流下來，背著母親流下來。
　　

……是的，怎麽辦哪？
　　

已經沒治了，隻好隱瞞。
　　

那天，我和妹妹在東直門外的野地一直哭到日落西山。我們商定：在外麵哭夠了，回家誰也不許掉眼淚，一切都要像沒事一樣。
　　

一進家門，妹妹強裝著笑臉，撲向母親的懷抱，她善於向母親撒嬌，也會向母親撒嬌。
　　

話題自然說到了看病的事，妹妹拿著病曆說：“是風濕啊，這上麵明明白白寫的是風濕。”
　　

母親“噢”了一聲再沒說話。
　　

妹妹說：“媽，您的病開了春就會好的”
　　

母親說：“是啊，開春就好了。”
　　

我的淚又流出來了，明顯地她們都在清楚地互相隱瞞。我佩服妹妹的幹練與早熟，生活已將這個十四歲的孩子推到了沒有退路的地步。我將來一走，更沉重的擔子便全由她來承擔了，她那稚嫩的肩，擔得動嗎？
　　

有消息說8月底就要動身。
　　

為了給我湊一床沒有補丁的被子，為了那新網兜，母親偷偷地拿出家裏一條最值錢的波斯毯子，讓妹妹拿出去賣了。那條毯子編織的是異國風景，精美細膩，色彩豔麗，抖開來能遮住我們家一麵牆。那是父親當年為一個沒有兒女的親戚摔盆、打幡、充當孝子而得到的“遺產”。
　　

妹妹將這個“遺產”賣了三十四元錢。
　　

若幹年後，我在某文物商店又見到了它它的標價是兩萬三千四百元。
　　

真的讓人欲哭無淚了。
　　

行期日近一日，我的心日緊一日。
　　

也想過不走，但母親堅決不讓。母親說：“到那邊怎麽說也有了正式單位，是國家的人了；你在家陪著我，難道要跟我一樣當家庭婦女嗎？”
　　

妹妹也說得走，說這個機會太難得，說我出去掙了錢給家寄來，讓媽也寬裕些。
　　

妹妹的話有道理，看來，我是必須走了。
　　

七哥由地質隊臨時趕回來，一來為我送行，二來為我捆行李。七個哥哥中，隻有這一個與我是一母同胞，所以，捆行李這樣的活兒非他莫屬。
　　

起程便在今日，1968年的深秋。
　　

我起得很早。
　　

母親沒有起，她在自己的房裏躺著。
　　

我站在屋裏環視著熟悉的家，桌上放著昨晚剩下的半杯殘茶，一夜工夫，茶水似乎變濃、變釅，泛著沉重的暗褐色。對家的感覺，也像這茶一樣，隻一宿的時間，便濃縮得稠了，稠得有些化不開。屋裏的地上堆放著昨天打好的行李，行李卷和箱子都用粗繩結結實實地勒著，仿佛它們一路要接受多少摔打，經曆多少磨難。行李中，除了那床被子，其餘都是家中的舊物，曾經伴隨著父親走到人生終點。被當地單位由彭城寄回的鐵皮箱子，經過七哥的一番油刷以後，又將跟我奔赴西北
　　

我來到院裏，黎明的光淡淡地籠罩著北京城東這座古老的宅院，油漆斑駁的遊廊在晨光中顯得黯淡沮喪，正如人的心境。老榆樹在院中是一動不動的靜，在清冷中我們彼此默默注視。它是我兒時的夥伴，我在它身上蕩過秋千，捋過榆錢兒，它那粗壯的枝幹裏收藏了我數不清的童趣和這個家族太多太多的悲涼故事。我撫摩著樹幹，向它告別。老樹枯幹的枝像傘一樣地伸張著，似乎在做著最後的努力，力圖把我罩護在無葉的庇蔭下。透過稀疏的枝，我看見西邊天空上那彎即將落下的殘月。
　　

一想到這棵樹、這個家、這座城市已不再屬於我，內心便湧起一陣悲哀。
　　

戶口是前天注銷的，派出所的民警將注銷的藍印平靜而冷漠地朝我的名字蓋下去的時候，我的腦海裏竟是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是否存在了。蓋這樣的藍章，在那個年代於那位年輕的民警可能已經麻木，已經司空見慣。藍章上隻有“銷戶”兩個字。在當時，居民死亡、地富反壞右遣返、知青上山下鄉、幹部外調，用的大概都是同一個藍章，沒有絲毫區別。小章子決定了多少人的命運，不得而知，這對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來說實在太正常、太微不足道了，我於它不過是幾千萬分之一。但這幾千萬分之一於我就是全部，這意味著我將揣著這張巴掌大的戶口卡片，離開故鄉，翻山越嶺，一頭紮進那陌生的土地，在那裏度過我今後漫長的人生。
　　

這是命運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別無選擇。
　　

我不知道西北有什麽樣的前途、什麽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但願一切能平平安安！
　　

妹妹已經起來了，她在廊下匆匆地梳著小辮。見了我，說：“姐，今天，我要送送你。”
　　

我說：“不用了，有老七送就行了。”
　　

她說：“我要送你到火車站。”
　　

我說：“別價，你從來沒走過那麽遠的路，這樣會讓我不放心的。”
　　

她說：“我已經大了。”
　　

我說：“你送到胡同口就行了。”
　　

她說：“不。”
　　

我壓製住內心的酸楚，從兜裏摸出兩毛錢，臉色平靜地交代從車站回家的路線。我說：“你出了車站往北，走到東單，坐24路汽車。記住，在馬路北邊坐，坐八站就下車，嘴上多問，千萬別走丟了。”
　　

她說：“知道了。”
　　

我說：“你最好還是不去。”
　　

她還說：“不。”
　　

我還想囑咐她好好照顧身患絕症的母親，可話到嘴邊又說不出口。把病重的母親交給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我是在推卸責任，我實在於心不忍。
　　

何以能安心？！
　　

七哥從街坊那裏借來了平板車，他和妹妹把行李一件一件地往門口的車上搬。
　　

我來到母親床前，母親仍舊躺著，臉朝著牆，一動不動，好像在熟睡。我知道，母親醒著。
　　

我站了一會兒說：“媽，我走了。”
　　

母親動了一下，沒有說話。
　　

我又說：“媽，我走了。”
　　

這回母親連動也沒有動。
　　

我真希望母親能說點什麽，哪怕是一聲輕輕的歎息，對我也是莫大的慰藉啊……
　　

可是，母親什麽也沒說。
　　

我等著，等著……
　　

母親一直沒有聲響，更沒有把臉轉過來。
　　

我遲遲邁不動腳步，心幾乎碎了。臨行前聽不到母親的最後囑咐，我將如何走出家門？如何邁開人生的第一步……
　　

七哥將行李搬完，進屋看到了這情景，他說：“快走吧，沒時間了。”
　　

我用手抓著母親的床頭，不忍撒手。
　　

妹妹過來拉我，向我使眼色，讓我不要再攪擾母親。被妹妹推著，我向外走去。出門的時候，我回過頭來，最後看了一眼古舊衰老的家，看了一眼母親躺著的單薄身影，將這一切，永遠深深地印在心底。
　　

妹妹俯在母親身邊輕輕地說了些什麽後就輕輕地將房門帶上。
　　

在院子裏，妹妹悄悄告訴我說：“剛才關門的時候媽跟我說，你一個人在外頭，要好好兒的。”
　　

我真想跑進屋去，跪在母親床前，大哭一場。
　　

可是，拉行李的車已經啟動……
　　

趕到火車站，天已大亮。因為，我們是學校第一批離開北京的，所以，不少同學都來送行了，軍代表和老師們也來了。認識的不認識的在車站廣場站了一大片，有人還拿了相機為我們照相。當時我心裏很亂，臉上在笑心裏卻在哭，自己也不知道都說了些什麽。妹妹像小狗一樣，一步不離地緊緊跟在我的周圍，她明顯地感覺到，我們這一分別是再難相聚了。
　　

七哥將我的行李搬到車上就要走，說是三輪車的主人要趕著上班，不能給人家耽誤了。下車時，我想跟七哥說點什麽，可是，他連看也沒看我，就頭也不回地走了。我看見他的眼圈有點兒紅，大概是不願意讓我看見的緣故。
　　

其餘的同學都有父母來送，他們除了多出我一兩倍的行李以外，還有大包小包的吃的。他們的父親或母親拉著他們的手，一遍遍地叮囑著關於注意飲食、關於加減衣服、關於出門在外的一切。我的同學們也在他們的父母跟前理所當然地、淋漓盡致地拋撒著他們的離別之淚。
　　

這是一種幸福，對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這種讓我羨慕的幸福已經遠遠地離我而去。
　　

我和妹妹無言地相對而坐，注視著熱烈告別的人們，似乎這一切與我們無關。
　　

捆行李的繩頭由行李架上垂了下來，妹妹站在椅子上把它們塞了塞，我看見了她小褂裏麵的破背心……
　　

我對妹妹說：“小荃，你禮拜三記著要帶媽去驗血，匣子底下我壓了十元錢，是抓藥用的。”
　　

妹妹說她知道了，說那錢她昨天晚上就發現了，交給了母親，母親讓老七打在我的行李裏了。妹妹說：“媽說了，你一個人在外，難保不遇上什麽為難的事，手頭總得有個支應才好。”
　　

我說：“你真不懂事，怎麽就能由著老七把錢打進行李？”
　　

妹妹不言語，低著頭，用牙緊緊咬著嘴唇。
　　

我的心裏立刻滿是後悔，在這個時刻，真不應該用這種口氣對待妹妹。我緩了一口氣說：“你應該告訴我。”
　　

她說：“媽不讓。”
　　

我說：“我到了地方就把錢寄回來。”
　　

她說：“別價，媽說了，讓你頭兩個月別給家裏寄錢，別老惦記家。另外，你那倔脾氣也得改，要不會吃虧。媽還說，你在外頭要多幹活，少說話，別跟誰都嗆著，外頭的人跟家裏的人不一樣。媽最不放心的還有一件事，讓你一定要答應她……”
　　

我問什麽事。
　　

妹妹說：“媽讓你答應她不再寫詩。”
　　

我沒有說話，妹妹看著我，最終也沒有等到我肯定的回答。她把眼睛轉向窗外說：“媽昨天一宿沒睡，這些都是今天早晨你還沒起來時，媽跟我說的，媽讓我告訴你。”
　　

我的嗓子哽住了，像堵了一團棉花，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知女莫如其母，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母親擔憂的正確。我狂狷桀驁的性情，孤獨冷峻的稟性，使我不能仆妾色以求榮，更不會俳優犬馬行以求祿。離家的我在到達目的地的第二天便被打入了另冊，沒有幾天便因“詩”的問題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一通批鬥過後便被貶到黃河灘種地去了。
　　

這一切都發生以後，我才體會到母親親子愛子的拳拳苦心。但為時已晚，無法補救了。
　　

我至今不寫詩，一句也不寫，怕的是觸動那再不願提及的傷痛。因為，我愧對母親。
　　

那天，在火車裏，由於不斷上人，車廂裏變得很擁擠。妹妹看著同行者們的大包小包，突然說應該給我買兩個燒餅，路上當午飯。沒容我阻攔，她已經擠出車廂，跑上站台，直奔賣燒餅的小車而去。那時候，站台上的食品是不要糧票的。所以，無論什麽時候，車站裏的食品車前永遠擁著一堆人。
　　

我從車窗裏看見妹妹在身上摸了半天，終於掏出錢來，那錢正是我早晨給她的車費錢哪！我隔著車窗大聲阻止她，她沒聽見。她使勁地鑽進人堆，擠到燒餅車前。
　　

這時，車開動了。
　　

妹妹抬起頭，先是驚愕地朝著移動的車窗觀望，繼而大叫一聲舉著燒餅向我這邊狂奔。
　　

“姐——”
　　

我聽到了她的呼喊，也看到了她滿麵的淚痕……
　　

八站地呀，她將如何一步步地走回去……
　　

我再也忍不住了，趴在小桌上放聲大哭起來。火車隆隆地載著我和我那毫無掩飾的號啕，駛過了盧溝橋，駛過了保定，駛過了黃河，離家越來越遠了……
　　

在我離家的當天下午，七哥趕回了贛南。
　　

三個月後，妹妹插隊去了陝北。
　　

母親去世了。
　　

家鄉一別，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