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陳獨秀留在滬寧線上的鼾聲

王彬彬 新漢尊 

 

油畫《新文化運動》（居中為陳獨秀）

 

陳獨秀1879年降生，1942年辭世，他在不算太長的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獄的經曆。從1919年6月11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後他每一次被捕，都成為大小報章的新聞熱點，成為轟動一時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關各界的高度關注和積極介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曾出版《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一書，收錄了陳獨秀曆次被捕後報刊的有關報道、社會各界的反應以及陳獨秀在獄中的表現等資料，對研究陳獨秀頗為有用。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時，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後一次被捕。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此次也是作為“共產黨領袖”被捕的。我們知道，1927年後，國共兩黨便不共戴天。對於捕獲的共產黨要人，國民黨通常隻給予兩種選擇：要麽投誠，要麽赴死。1935年2月，國民黨捕獲前共產黨領袖瞿秋白後，勸降不成，便將其“就地處決”了。在國民黨眼裏，陳獨秀的“罪孽”應該比瞿秋白更深重，也是比瞿秋白更“要”的“要犯”。陳獨秀此番被捕的後果“凶多吉少”，是其時人們的普遍看法。

 

陳獨秀獄中照片

 

國民黨當局聞知陳獨秀在滬落網後，便令將其押赴南京受審。1932年10月19日夜11時，陳獨秀在上海警方的嚴密戒備下，被押上了開往首都南京的火車。

 

陳獨秀一生漂泊，人在旅途的滋味本不陌生。但此番“旅行”卻非同尋常，其終點很可能就是刑場。在這被“押赴刑場”的途中，陳獨秀想了些什麽呢？他什麽也沒有想。沒有心潮起伏，沒有思緒聯翩——他一上車便呼呼大睡，直到車抵南京被叫醒。

 

高語罕在1942年6月4日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了《參與陳獨秀先生葬儀感言》，最後特意提到陳獨秀“後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滬車中，酣睡達旦，若平居無事者然，其臨難之從容不迫而怡然處之，往往如此”。台灣1977年5月1日出版的《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五號刊載了任卓宣的《陳獨秀先生的生平與我的評論》和尉素秋的《我對於陳獨秀先生的印象》。
 

任文中說：

“陳先生在上海被捕後，押解到南京審判。當時是要軍法審判的，可能處死。輿論之中亦有主張處以極刑的。但他在京滬火車上酣然入睡，若平居無事者然。一時傳為佳話。”

尉文則說：

“記得民國二十二年春天，陳獨秀被捕受審的時候，轟動了全國的輿論。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談的種種，有一件事特別耐人尋思。就是他被捕從上海押解來京時，在京滬車上酣睡一大覺，車到下關才把他叫醒。本來坐火車打瞌睡的事太尋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這段旅程卻不尋常，等於押赴刑場呀！滔天大禍，生死關頭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嗎？……常人在利害交戰於胸中時，已輾轉不能入睡。至於生死大關來臨，總會恐懼，倉皇失措。能從容不迫，以至於恬然入睡，假若沒有養浩然之氣的功夫，以及‘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至高境界，絕對做不到。就憑這一點，陳獨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經勾畫出一副東方哲人的輪廓了。”

我想，押解陳獨秀的那些人，看著這老先生的睡態，聽著他的鼾聲，一定納悶不已。

 

 

電視劇《覺醒年代》劇照（於和偉飾陳獨秀）

 

陳獨秀被解到南京後，宋慶齡、蔡元培、胡適、楊杏佛、翁文灝、傅斯年等社會知名人士都以各種方式進行營救，國際上知名人士如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也致電蔣介石，為陳獨秀說情。當時，國民黨內的極右派力主用軍法審判陳獨秀，也就是“處以極刑”。而胡適等人營救陳獨秀的最關鍵一步，是爭取讓陳獨秀案在法院公開審判。隻有進入正常和公開的司法程序，才有可能使陳獨秀免於被殺害。蔣介石最終采納了胡適等人的意見，決定將此案交江蘇高等法院公開審判。

 

值得一提的是，在營救陳獨秀的過程中，傅斯年在1932年10月30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二十四號上，發表了《陳獨秀案》一文，滿腔熱情地肯定了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卓越功績。文章最後一段寫道：

“考慮陳獨秀與中國改造運動的關係，與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曆史的關係，我希望政府處置此事，能夠（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曆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付法院，公開審判，我並不要求政府非法寬縱。我希望社會上非守舊的人士對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決有罪時，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政府以其擔負執法及維持社會秩序之責任，決無隨便放人之理，同時國民黨決無在今日一切反動勢力大膨脹中殺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之理！”

 

陳獨秀被捕後，國民黨當局照例也要勸降。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中說，其時任國民黨軍政部長的何應欽曾接陳獨秀到軍政部，“何應欽客套了一番，陳獨秀無動於衷”。何又請陳獨秀寫字，陳揮筆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勸降不成，陳獨秀案便於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三次公開審理。對陳獨秀的審理，也成為當時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尤其第三次審理時，旁聽席上擁擠不堪，“有遠自鎮江、無錫、上海等地專程來京者，惟庭地不敷容納，後至者多抱向隅”。陳獨秀在法庭上毫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和政治立場。在回答審判者的提問時，侃侃而談、議論風生，常把審判官駁得啞口無言，也引發旁聽席上陣陣笑聲。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對此有較詳細的描述。當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曾報道審判情況，標題就是“雋語風生法院審理陳獨秀”。
 

在審判之前，法院方麵曾問陳獨秀是否請律師，陳獨秀答以無錢可請，並表示可自己為自己辯護。但章士釗願義務為陳獨秀出庭辯護。章氏其時是名聞全國的大律師，尋常案件，即以高酬奉請，也難得應允。章與陳雖是留日時代的好友，但後來在政治觀念和文化觀念上都屬於敵對陣營，且都是各自陣營的代表性人物，相互也打過筆仗。章氏此次挺身而出，時人稱之為“有古義士之風”。但對章士釗力圖為陳獨秀開脫“罪責”而發表的辯護詞，陳獨秀卻並不全部認可，並當場反駁章士釗。任卓宣在《陳獨秀先生的生平與我的評論》中說：

“他（陳獨秀）無錢請律師，亦不願請律師。章士釗當時願意為他任義務律師。他作的辯護，說陳先生是站在三民主義立場上的，言行均於三民主義符合，並不違法。陳先生即刻聲明：章之意見，是他從法理上說的，與他本人的政治觀點不符。論之者說：這‘不但表示陳氏政治風骨嶙峋，亦為法庭審訊史上的新記錄’。”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敘此事更詳。章士釗在辯護詞中說：

“本法庭總理遺像高懸，國人奉為國父，所著三民主義，黨人奉為寶典，總理有雲：‘三民主義即是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為何總理宣傳共產，奉為國父，而陳獨秀宣傳共產主義即為危害民國耶？於法於理能服人乎？——為保存讀書種子，餘意不惟不應治罪，且宜使深入學術研究，國家民族實利賴焉……總上理由，本律師要求法院宣判獨秀無罪。”

 

章士釗

 

聽到章士釗把自己的政治信念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掛上鉤，陳獨秀急了，“陳獨秀當庭發出聲明：‘章律師辯護詞，隻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狀為準。’旁聽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讚聲。”陳獨秀也在法庭上宣讀了自撰的辯訴狀。從作文之道上說，這篇辯訴狀可謂典範之作，邏輯嚴密卻又大氣磅礴。陳獨秀以這樣一段話開始自己的辯訴：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於今三十餘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麵；後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麵。蓋以大戰後，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

辯訴狀大體以文白夾雜的語言寫成，陳獨秀說非如此不足以表達自己的心情。陳獨秀的辯訴狀和章士釗為陳獨秀所作的辯護詞，在當時是轟動全國的名文，各大報紙都想刊載，但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禁止，隻有天津的《益世報》在當時刊載了全文。上海的滬江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還將陳、章的辯訴狀作為法學係的教材。這兩所學校因為是教會學校，才敢如此“放肆”。

 

 

電視劇《覺醒年代》劇照（於和偉飾陳獨秀）

 

審理結果，陳獨秀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後經上訴，改判為八年。在獄中，陳獨秀潛心研究文字學。這並非是為了消磨時光，也是與他的社會理想緊密相關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說到陳獨秀的獄中生活時，寫道：“他對文字學最有興趣，成天埋頭研究《說文》。據他說從文字的形成和發展，可以看到社會和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在獄中陪同在陳獨秀左右的濮清泉還寫下過這樣一件趣事：

“關於研究文字學，有一段笑話，江蘇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學家，因慕陳獨秀之名，來到監獄裏看他，兩人一見如故，初期互道欽佩，中期交換著作，也互稱對方有卓見，後期爭論起來，鬧到麵紅耳赤，互斥淺薄，兩人都高聲大叫，拍桌對罵，幸而沒有動武。原因是，為了一個‘父’字，陳獨秀說父字明明畫著一個人，以手執杖，指揮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說，父字明明是捧著一盆火，教人炊飯。陳說你不通，程說你不通；陳說你淺薄，程也說你淺薄。我好不容易把他倆勸開，說學術討論應心平氣和，不應發火，我謅了幾句打油詩嘲諷他倆：‘一曰執杖一曰火，二翁不該動肝火。你不通來我不通，究竟誰人是淺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隻是板桌。異日爭論平心氣，幸勿動怒敲腦殼。’程老先生笑了，陳獨秀罵我‘你這小鬼淺薄’，‘我要敲你腦殼’。”

然而，“隔了一會，陳獨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他寫了一封信給羅家倫（時任中央大學校長），推薦程老先生教文史，羅家倫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而拒絕了”。

 

 

電影《建黨偉業》劇照（馮遠征飾陳獨秀）

 

西安事變爆發後，陳獨秀在獄中聞訊大喜，以為蔣介石此番定“難逃活命”。然而，十多天後，陳獨秀等在夢中被爆竹聲驚醒，這一夜，南京城爆竹聲通宵達旦，原來是市民慶祝蔣介石平安歸來。有人告訴他，這爆竹可能是警察下令放的，陳獨秀則說：“下命令放的，最多放個把小時，昨天放了一夜，能說是命令的作用嗎？”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開始全麵侵華。8月15日，日軍飛機開始對南京進行大規模轟炸。有一天，炸彈落到了囚禁陳獨秀的老虎橋監獄，陳獨秀及時躲到床底才免受傷害。也就在這一天，原北京大學學生、時任金陵女子大學中文係主任的陳中凡先生來探望陳獨秀，見此情景，陳中凡回去後即與正在南京參加會議的胡適和張伯苓（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相商，謀求當局提前釋放陳獨秀。據陳中凡在《陳仲甫先生印象記》中說，當時國民黨方麵暗示陳獨秀“隻要本人具悔過書，立即釋放”，陳獨秀則憤怒地表示：“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並聲明“不要人保”。

 

“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但陳獨秀的友人們仍積極為其奔走，以胡適最為盡力。胡適其時剛被蔣介石委以重任，即以非官方身份赴歐美訪問遊說，揭露日軍侵華暴行，同時爭取各民主國家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可謂受命於危難之時。出國在即的胡適致函其時在國民政府中握有重權的汪精衛，請汪與蔣商量，提前釋放陳獨秀。汪精衛於8月19日複函胡適，告知“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矣”。8月21日，司法院便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了“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國民政府當即批準。8月23日，陳獨秀出獄，先住在傅斯年家，後因傅宅附近也屢遭空襲，又住進了陳中凡家。9月8日，胡適也離開南京，踏上了征程。順便說一句，從陳獨秀第二次被捕起，此後的每次入獄，胡適都積極參與了營救。

 

陳獨秀出獄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申報》編輯部，為自己辯誣。原來，司法院在給國民政府的呈文中，有陳獨秀“愛國情殷，蓋深自悔悟”之語，《申報》發表了此呈文。陳獨秀於8月25日致函《申報》道：

“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以難堪之汙蔑也。”

不久，陳獨秀離開南京到了武漢，1938年7月又到了四川，最終在四川江津定居。1942年5月27日夜，陳獨秀在江津辭世。社會各界聞訊都發表悼念文字。陳獨秀臥病和辭世期間，共收到各界人士捐贈的醫藥費和賻儀費法幣33750元。

 

 

電視劇《覺醒年代》劇照（於和偉飾陳獨秀）

 

如今，我常在滬寧線上行走。坐在火車上，我仿佛仍能聽到陳獨秀當年留下的鼾聲。那一夜，在押送陳獨秀的火車上，發出鼾聲的一定不隻陳獨秀一人，但其他的聲音都隨風而去，獨有陳獨秀的鼾聲至今仍清晰可聞。這鼾聲告訴我，這個人盡管在政治信念和個人生活上都可挑出或大或小的毛病，但在胸懷坦蕩上卻少有人可與之相比。這是一個通體透明的人，一個不知陰謀詭計為何物的人，一個喜怒不屑於藏於心的人。這鼾聲也在告訴我，什麽叫大英雄，什麽叫真豪傑。

 

文章來源 | 《大道與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