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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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延安
來源：法治周末
1996年8月25日傍晚，是我刑偵生涯中難忘的日子。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一天應該是星期日。晚上7時半許，我正在吃晚飯。剛端起飯碗，電話鈴聲驟響：刑偵總隊值班室向我報告，戴厚英被殺害在家中……
戴厚英？這個名字怎麽這樣熟？我腦海裏迅速盤旋著。
對於戴厚英，公安係統的人對她並不熟悉，甚至很多人連聽到這個名字都感到陌生。但在文學界，她頗有知名度，著有《人啊，人！》、《詩人之死》等作品。隱隱約約，我把她的名字和作品對上了號。怎麽會是她？！我心中一悸，頓時感到事情的嚴重性。
戴厚英
這是我就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簡稱803）總隊長伊始遭遇的第一起性質極嚴重、影響極惡劣的特別重大的凶殺案件，也是我從事刑事偵查工作生涯中麵對棘手的極具挑戰意義的案件。作為一名指揮員，能否沉著應戰，冷靜處置，果斷決策，迅速破案呢？我麵臨一場嚴峻的實戰考驗。結果在當時來說還不得而知。
勘查幾乎是一寸一寸地進行著……現場封鎖保留10多天，刑偵勘查史上少見。接到緊急電話後，我放下碗筷，第一反應就是向虹口公安分局刑偵支隊了解案情的概況。無奈，虹口方麵沒有人接電話，大概都到現場去了。我不敢有絲毫怠慢，趕緊驅車直奔現場。
現場在靈丘路某弄某號202室。民警已封鎖了弄口，周邊道路也實行了交通管製。弄內某號門前，已拉出一圈約40平方米範圍的在戒線，約有200多名群眾在警戒線外引頸張望。他們大多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竊竊私語，互相詢問：“啥事體？來了介許多警察。”
戴厚英遇害現場
上樓後，虹口區委領導，分局長張濟祥、副分局長宋孝慈，刑偵支隊政委施敏鶴已在201室等候。少許，“803”的幾位破案及刑技專家亦都先後趕到現場。複旦大學的領導也聞訊而來。
張濟祥臉色嚴峻，看上去壓力也非常大。現場所有的人都陰沉著臉，默默無語。
現場保護得非常好。這要感謝宋孝慈，不愧為分管刑事偵查工作十多年的老同誌。當時，有的領導想到現場看個究竟，被來執意製止。來始終堅持這樣一條原則：“803”的領導不來，誰也不許跨進現場一步，包括分局勘查技術人員。事實上，宋孝慈的這一措施為以後的破案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盡管張濟祥也在現場，但對現場保護的處置權托給宋孝慈，自己在考慮如何盡快組織分局幹警增援後續偵查。宋對現場外的樓梯過道都采取了非常保護措施，果然經驗老到，膽識過人。
臨時指揮點設在隔壁201室，這位鄰居通情達理，沒有怨言。
據宋介紹，案發過程是這樣的：是日17時15分，戴厚英的六弟戴厚泉偕妻茅維琳到姐家來看女兒戴慧。敲了半天門，裏麵寂靜異常，沒有一丁點回音。夫婦倆覺得納悶：下午3時多還和女兒通過電話，怎麽轉眼會沒有人呢？一種不祥之兆籠罩著夫婦倆的心頭。
戴厚英生前曾關照過弟弟，若我不在的話，可去隔壁4樓鄰居吳教授處取備用房門鑰匙。夫婦倆按圖索驥，取來鑰匙，打開房門，大驚失色：一股血腥氣撲鼻而來，戴厚英仰麵朝天倒在客廳的血泊中。茅尖叫著往後退了一大步，猛然間想起愛女戴慧，急伸頭向北麵小房間探望。隻見戴慧渾身是血，側臥在床與櫥之間的地板上。戴厚泉夫婦悲愴之極，幾乎昏了過去，周圍的人即向“110”報了警……
門完好無損，沒有任何撬痕。
鐵門敞開著，木門虛掩著。現場為三室一廳的套房，除了戴慧父母和吳教授進過現場外，沒有其他人的足跡，勘查條件較好。
戴厚英死不瞑目。她仰臥在客廳中央的血泊裏，頭、頸、背及手臂等處有50餘處刀傷。其中頸部刀傷尤甚，有砍創及切割創20餘處，脖子幾乎斷裂。看樣子，凶手決心置她於死地，不留活口。
戴厚英雙手均有抵抗創傷，尤以右手為甚。傷痕累累的右手手指卷屈著，唯獨食指伸直，像是在指什麽。指斥凶手？還是指著凶手逃匿的方向？不得而知。
戴厚英的屍體上蓋著沙發座上用的竹席，她上身穿灰底白點短袖汗衫，下身著白底紅綠相間花案睡褲，左腳穿一隻白色坡跟皮鞋，而右腳的那隻鞋卻脫落在門口附近。屍體周邊，散落著原本用紅、藍色馬夾袋包裝的餅幹、水果之類的食品。客廳內的茶幾被掀翻在地，茶幾的玻璃板上遺留著一把帶血的菜刀。據了解，菜刀是戴家廚房之物。給人的印象是，戴厚英從超市購物回家，剛踏進門坎就遭到凶手的砍殺，雙方發生殊死的激烈搏鬥。
戴慧頭朝西側臥在客廳北間小屋的血泊裏。一條白底藍花的長裙蓋在她的頭部。致命的刀創深達頸椎，氣管、食道、頸總動脈全被斬斷。
屍體旁倚著一根1.2米長的木棍。據了解是戴家打蠟地板刷的木柄，原來是放在門背後的。小屋的牆上門板及天花板上噴濺有大量的血跡、天花板上還有一道清晰的劃痕，猜測是戴慧持木棍與凶徒搏鬥時所致。
櫃上、地上有戴慧一絡絡長發。床上有戴慧的一副眼鏡和一本翻開的書。現場翻動很大，未上鎖的櫃櫥抽屜均被打開，書信、衣物等狼藉一地。此外，在書房的茶幾上有一隻帶有噴濺血的小錢包已被打開，內空無一物。
最值得我感興趣的是客廳南邊的餐桌上，東、西各放著一隻茶杯，兩邊各置一把椅子。東邊茶杯的外壁上有積灰，內裏是白開水，好像是倒給“客人”喝的，但卻紋絲未動。而西邊茶杯的涼白開水已喝掉三分之一，從茶杯的款式判斷應該是戴慧喝的。
現場初步印象如此。
我在現場。大夥兒幾十雙眼睛都盯著我這個新來乍到的指揮員。我條件反射：必須馬上弄清情況。按老規矩，痕跡開道，攝錄像跟上，再上法醫。
當時，我的思路是想在勘查現場上做足“文章”。因此，博采眾議後，我提出兵分三路開展工作。
一是調集各路刑偵勘查高手，把重點放在現場勘驗上。刑科所所長周學之，法醫專家、痕跡專家陳連康、俞援朝、王德明、閻建軍、徐林生等人全部趕到了現場。他們都是代表上海刑偵技術的頂級高手，我暫時“吃”下一顆“定心丸”。
勘查工作有步驟地開始了。都是“803”刑科所的幾位“老法師”，勘驗現場不用囑咐，工作格外仔細。
戴厚英
靜電吸塵儀幾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動，吸取每一個可疑的痕跡。閃光燈嚓嚓地閃爍著，錄像照明燈把屋子照得通亮，攝像機鏡頭從多方位把現場狀態真實地記錄在案……
一切按部就班；每一個步驟都特別仔細縝密。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樣：對待這起非同尋常的案件，唯恐疏漏一點，影響全局。
客廳椅子座墊竹席上，有一明顯的左手血掌紋，但很難分辨出紋線。
客廳、書房和北間臥室先後采獲大量同一類型的血鞋印。後來被鑒定為“力度牌”男式休閑皮鞋所留下的。
經現場清點物品，初步發現戴慧脖頸上的一根鍍金帶掛件的項鏈，一隻景泰蘭手鐲，一根銀色手鏈，一隻舊的“上海牌”機械女表，一台愛華牌收放兩用的“隨身聽”以及以戴慧母親“茅維琳”名義存人工商銀行的2000元人民幣的定期存單（8月28日到期）等物遭劫。同時失蹤的還有兩名被害人的身份證及戴厚英一張500美元的存折和一張800元人民幣的活期存折。
第二路，組織警力對戴厚英家的左右鄰居及附近弄堂兩側的群眾中仔細查訪，重點是確定發案時間，尋找這一時間段的目擊者，從中找出凶手蛛絲馬跡。
在對現場及附近的586戶居民的逐一走訪中，幾乎所有的成年人沒有一人目擊到從戴家進出的可疑男子。倒是一名12歲的小男孩反映，當天下午4時多點，他在弄堂裏滑旱冰；曾看見一個穿紅色襯衫，頭發微禿，有絡腮胡子可疑男子“走進”戴家門洞。再細追問，男孩還反映，該男子身高1米70左右，年齡約在40歲上下……這名小學生提供的嫌疑人的體貌特征，後來被證實與確定的凶手完全一致。
第三路，重點了解被害人戴厚英、戴慧生平及兩人的社會活動情況。通過對戴厚泉夫婦及戴生前好友、同事吳中傑教授等人的走訪，我們了解到：
戴厚英，58歲，安徽省穎上縣人，是當時複旦大學分校、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係教授上海知名作家，長期從事文學創作。
戴中學時代是在家鄉穎上中學就讀的。高中畢業後考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1960年畢業後分配在上海文學研究所，從事文學理論研究。1979年，調人複旦大學中文係執教。
“文革’中，她認識了比自己大15歲的著名詩人聞捷。聞當時正被隔離審查。戴對他由同情、理解直至相戀。“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得知後，曾勒令兩人斷絕關係。詩人聞捷憤而自殺。戴厚英聞訊，悲痛欲絕，從此走上文學創作之路。1978年，戴的第一篇長篇小說《詩人之死》，就是她以自己與聞捷的經曆所寫的。此後，戴共著有7篇長篇小說，較為著名的有《人啊，人！》、《空中的足音》、《風水輪流》、《懸空的十字路口》等。她的最後一本長篇小說《腦裂》，在遇害前不久剛封筆。
戴厚英作品《人啊！人》
戴厚英的前夫張某在蕪湖市抗震救災辦公室任職，20多年前離異。兩人有一個共同的女兒戴醒，現年32歲。她與丈夫隋某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後，留美生活工作至今。
戴厚英出生於多子女家庭，共有兄弟姐妹7人，她排行老二。至被害前，她長期單身獨居。戴的多部作品在國內外文壇有一定的影響，被譽稱為江淮才女。她交往的層次較高，多為文學界的一些朋友，但也有家鄉的老師、同學及其他的故交。
被害人戴慧，19歲，係戴厚英六弟戴厚泉的女兒。
據了解，戴厚泉任職穎上縣南照鎮副鎮長，與當時上海赴當地插隊落戶的女知青茅維琳相識後戀愛結婚，生下獨生女戴慧。初中畢業後，戴慧按知青子女回滬落實政策遷戶於上海盧灣區瑞金二路某弄的外婆家。以後，考人上海商業職業技術學校讀書，當年7月畢業。
戴慧畢業後，一直待在姑媽家中等分配。據戴厚英的鄰居和同事反映，戴厚英平素小心謹慎，對上門拜訪的陌生人從不輕易開門接待。
據戴慧的父母及學校師生介紹，戴慧為人正派，在校時學習努力，成績優秀，擔任班幹部，同學、老師對他印象不錯。
戴慧生性活潑，與同學交往甚密。她接觸的大多是原籍安徽中學或上海職校的同學，且相互幫助，常有男同學往來和電話聯係。
戴厚英對侄女管教甚嚴。據戴慧父母說，有一次，戴慧職校裏的一名男生打電話給她，在聊侃中油嘴滑舌，被戴厚英聽見後，當即令她掛斷電話，並狠狠地訓了她一頓，還嚴囑，如有再犯，將她送到外婆家去，並將這件事告知了戴慧的父母。此後，成慧再也不敢輕易在家與男同學通電話了。
25日晚上9時多，時任市局副局長易慶瑤聞訊趕到現場。他是在外執行警衛任務聽到消息後匆匆趕來的。當時，現場勘查仍在進行中。
易慶瑤副局長看了一會兒現場，召集所有參戰人員開了一個短會。他在會上傳達了時任市委副書記王力平，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長朱達人的指示精神。
王力平同誌要求偵查人員在偵破過程中工作要做的更細一些，網撒的更大一些；在參加“漳州公安會議”中聞訊的朱達人同誌專門來電要求我們：全力以赴抓緊破案。
易副局長不僅僅是來給大夥兒鼓勁的，重要的是要給整個偵查工作確定一個基本方向。都快半夜11時了，忙碌了半天的各路偵查精英，仍未有絲毫倦意，眼睛瞪大，傾聽易局長講話中的每一個字。易的講話要點有三條：一是現場勘查，不但要抓緊，而且要特別過細，案件不破，勘查不止，要獲取現場痕跡、物證，為確定案件性質和偵查方向提供線索。二是緊緊“咬”住“兩戴”的社會關係不放，下功夫從中摸出作案可疑人員和線索。三是由刑偵總隊和虹口分局立即抽調精兵強將，共同組成“8.25”血案專案組，由我擔任組長。
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沒有任何退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根據案件偵查要求，我和張濟祥商議決定從刑偵總隊抽調70餘人，虹口分局抽調100餘人，臨時組成近200人的專案組。
案發當夜12時許，為了不打擾居民，讓201室的鄰居早點休息，“8.25”專案臨時指揮部轉移到涼城派出所繼續工作。
現場勘查工作仍然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時值“秋老虎”肆虐，氣溫仍高達34℃左右。現場的血腥氣味已轉為血液腐敗，發出陣陣難聞惡臭。為了不影響勘查質量，現場是不允許打電扇的。雖然大家已經極度疲憊，但鬥誌絲毫未減。
第二天，痕跡專家徐林生等人從戴厚英南邊臥室衣櫥板上和北間戴慧的眼睛玻璃片外側取到數枚指紋，其中有一枚極有價值的左手拇指指紋。指紋與眾不同：是罕見的雙箕紋。
財殺、仇殺，還是情殺，這幾種謀殺原因都有理由成立。但是．破案隻能先抓住其中的一種理由……
當時，圍繞戴厚英、戴慧被害案的性質問題，參戰偵查人員各執己見，意見不一。到底是仇殺、情殺，還是財殺？都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據。
仇殺也有理由。戴厚英一身坎坷，“文革”中有曲折經曆；文章筆鋒犀利，疾惡如仇。有一年，安徽發大水。那年戴厚英在家鄉呆了整整一個暑假期，並在那裏募捐，並試圖監督捐款都用在災民身上。在海南，她看到那裏的原始森林遭到破壞，回來以後就寫文章大聲呼籲。戴厚英的摯友吳教授說，她一談到貪官和腐敗，就顯得氣憤異常。戴厚英是否因為言談或文章中觸犯得罪了某個人而遭到報複殺害？
持情殺意見者認為，會否是因為戴慧隱性戀愛，甚至連父母都不知的三角戀情而遭到滅頂之災？
財殺更有根據。客觀上現場財殺跡象明顯上升。但是，戴厚英並不富有，況且就現場劫走的那點可憐的財物而言，凶手為此而大開殺戒令人迷惑不解。真是一個深奧的謎團。
然而，真正的凶殺動機隻有一種可能。那麽，這種可能隻有客觀事實來說話。
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案情的分析會幾乎稍有空隙，每天都在舉行。各路情況不斷地匯總、聚焦。易慶瑤同誌幾乎每天都到指揮點來聽取案情進展匯報。倘若無暇，他也要與我通一次電話，了解案件進展情況。
首先，專案組將視線集中在現場勘查和調查訪問的結果上。作案時間，應該確定在8月25日下午3時30分至4時15分之間。理由有4條：一是，當日下午3時30分，戴慧的母親茅維琳與戴慧通過電話，對戴慧說，晚上不到戴厚英家裏來吃飯了。這一信息，說明凶案尚未發生。二是在3時45分至4時許這短短的15分鍾內，鄰居聽到戴家傳出兩次女性的慘叫聲及男女爭吵聲，說明了此間的案可能正在發生、三是戴厚英身邊的一張超市購物電腦結帳單上顯示的結帳時間為3時21分。經偵查人員前往該超市和模擬回家所耗費的時間，了解到電腦顯示的時間比標準時間慢了9分鍾；加上戴途中買菜和返家的路程時間，估計戴厚英到家的時間應該是3時45分左右。四是專案組人員在走訪目擊者中，一溜旱冰的小男孩反映，大概在4時10分左右，目擊一名穿紅襯衫中等個頭、頭頂微禿長著絡腮胡的男子走出戴所住的某號門棟。
如此，這名重大犯罪嫌疑人倘若真是凶手的話，那麽，作案的結束時間應該是4時15分左右。
作案人數，確定是一個人單獨作案。理由確鑿而簡單。現場除了死者的鞋印外，其餘都是同一男性留下的血鞋印。
且從客廳桌上那倒滿開水的茶杯和門鎖完好無損的情況來看，顯示了凶手係敲門人室，戴慧倒水相待，雙方似有一個閑聊過程，表明凶手極可能是“兩戴”熟悉的人。凶手對戴厚英下手之凶狠，也可說明這一點。
從戴慧的屍體檢驗報告看來，她死前頸部曾受過明顯的外力作用；伴有明顯的窒息症象。由此判斷，凶手入室後，開始假作斯文，連戴慧倒給他的白開水都不曾動過一口，茶杯未碰過一下。這一點，茶杯上未留一枚指紋及積滿灰塵的杯蓋上灰塵依舊便是明證。
可以對這個案件作這樣假設：這現場在案發前有過一段短暫的平靜，這短暫的平靜，也正是凶手思想正在激烈爭鬥之時。緊接著，凶手凶相畢露，對戴慧頓起歹意，實施暴力或侮辱，將她掐昏。然後，正在室內翻箱倒櫃劫取財物之際，恰巧戴厚英從超市購物回來欲開鎖進門。凶手聽見開門聲，即感醜態畢露，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到廚房就地取材，拿著菜刀和花露水瓶（現場門口遺有帶血跡的花露水瓶一隻），向戴猛砸亂砍，隨後將兩戴殺害後逃離現場。
凶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
凶手應該與戴厚英、戴慧均相識之人。門未撬，鎖未損，敲門人室。戴慧倒水以禮相待且雙方聊侃片刻，說明至少是戴慧認識的人。倒白開水而不泡茶，連茶杯蓋的灰塵都不洗去，恰又說明了戴慧不過純是出於禮節，與其關係不密，甚為一般的客人。根據走訪，戴厚英的為人，平素絕不輕易在家接待客人，更不允許戴慧在家招待客人。同時，戴慧對陌生人也不會輕易開門。因此，是否可以這樣推斷，上門者應該是戴厚英、戴慧都認識的人，兩者缺一不可。
作案者是一名社會資曆較淺，社會層次不高，作案經驗欠缺，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且外地農村來滬的男青年可能性較大。
對凶手如此細致刻劃，我們有許多理由：
——現場翻動很大，一片狼藉。凶手在現場亂翻亂找，甚至連一些不值錢的廉價物品都不肯放過。比如戴厚英右手腕上的一串佛珠，戴慧的舊機械手表、景泰蘭手鐲、一根鍍黃的項鏈等等。說明凶手劫財的目標並不明確。
——凶手作案並不老練。戴厚英的臥室有一隻寫字台，中間抽屜仍然鎖著。而凶手試圖撬開它，卻幾次未能成功，若換上一個專業點的盜賊，此舉豈不雕蟲小技。此人可能沒有犯罪前科。
從戴隱英堆放衣服雜物的抽屜裏發現一雙帶有血跡的棉綸襪來看，襪子又臭又髒，不像城裏愛幹淨的人所穿。這種襪沿繡有小花傘圖案襪子，中老年人是不大可能穿的。因此，判斷凶手很可能是年齡在18歲至28歲之間的外地人。
從現場獲取的鞋印來看，凶手穿的應該是“力度”牌或“豪克”牌休閑皮鞋，這種鞋價格低廉，百十元人民幣一雙，檔次不高。從鞋印的尺碼來判斷，此人的身高應該在1.70米左右。凶手連殺兩人，體格應該很強壯。
經過幾天的細致分析，專案組的全體成員逐步達成共識：“8.25”案件的性質應定為：以謀財為主的特大上門搶劫殺人案。
圍繞這條主線，偵查思路須臾轉化為偵查措施：
一是查清戴厚英和戴慧所有社會關係中的可疑人員，重點放在“兩戴”都相識的關係上。
二是加強對現場所獲取的物證的調查，以發現凶手的蛛絲馬跡。其中，尤其對現場遺留的血襪和“力度”牌皮鞋查清產地，了解銷售渠道。
戴厚英是個知名作家，是文人，她在社會上、文學界有大量的筆友，在安徽有許多老師、同學、鄉親等故交，生前與他們保持通訊，僅各種信件就有近千封，足足能裝滿一麻袋。此外，戴還有記日記的習慣。戴厚英的書信和日記能告訴我們什麽呢？我們能否從她的書信和日記中找到凶手的線索呢？這就是當時我們采取的第三條偵查措施。一條至關重要的措施！
壓力巨大，壓力重重。務必在國慶前破案！
戴厚英是作家，是名人，在國內外有一定的知名度。由於戴厚英是一名特殊身份的被害人，重重壓力接踵不斷地壓在專案組全體成員的身上，壓在上海市公安局黨委的身上。
案發後，國內外很多新聞媒體都將戴厚英被害案作了醒目標題的報道，引起社會各界的很大反響。
8月29日，市局一位同誌把當天香港《明報》複印給我。報道以“戴厚英案滬警往安徽調查”為主標題，以“侄女先遇害，不排除情殺”為副標題，並以戴的名著《人啊，人！》封麵為題照，對戴案的發生及案件性質作了種種猜測，引起一定的社會反響，給我們參戰人員很大的壓力。類似報道還很多。
8月26日，中央政法委書記任建新知道後批示：請公安部指導、協助上海盡快偵破；公安部長陶駟駒指示上海抓緊破案，強調這是考驗上海公安機關戰鬥力的時刻；市委副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王力平時刻關心“8·25”案件偵查進展情況，多次吩咐我們工作要更加細致，措施要更加嚴密；易慶瑤副局長經常到指揮點親自組織指揮偵破工作，並與張聲華副局長一起聽取匯報，研究破案措施。
上級要求專案組力爭在國慶節前破案！這是給我這個新任總隊長的下馬威。我不得不破釜沉舟，拚搏到底了，泰山壓頂，也不能彎腰。一切答案隻能在紮實的工作之中。
我和副總隊長孔憲明、王軍，以及虹口分局長張濟祥、副分局長宋孝慈交換了意見，咬牙立下軍令狀：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真凶給挖出來！
戴厚英遇害案件，是一樁“無頭案”。
雖然分析判斷是熟識之人所為，可是浩瀚人海，何處去尋覓這樣的“熟人”呢？但是，這根“針”必須撈。
圍繞兩名死者的社會關係，我和濟祥、憲明、王軍、孝慈等人，決定兵發四路，展開嚴密的排查工作。
第一路上安徽穎上縣戴厚英的家鄉調查。案發後的第二天，刑偵總隊一支隊領導劉道銘、陳申東和虹口刑偵支隊領導楊陽及技術人員共計11人組成小分隊驅車迅速前往安徽，在被害人家鄉展開全麵排摸。在當地公安機關的協助下，小分隊冒著暑熱翻山越嶺，跋山涉水，穿街走巷，足跡遍布穎上縣南照鎮23個村、4個居委會及戴慧就讀的小學、中學，對1萬餘人進行了調查訪問。其中，對排出的300餘名在滬打工、經商人員作了逐一審查，均被排除作案嫌疑。同時，小分隊又對穎上縣及阜陽地區數百家商店進行查訪，未發現與案發現場獲取的相同類型的襪子和皮鞋。
第二路在案發周圍地區進行摸底調查。範圍確定在涼城地區，重點是對現場鄰近的500餘戶居民逐家走訪，先後對896名人員進行了甄別，逐一排除嫌疑。對現場周圍能夠提供涉案有關情況的居民，專案組人員反複上門查訪，核實情況。對涼城地區打工經商或閑居的140餘名外來人員進行了認真調查，未發現可疑人員。
第三路將戴慧活動的圈子作為調查重點。偵查員走訪了戴慧生前就讀的上海商業職業學校，對她同班的40多名學生、青年教師，包括同校中有劣跡的學生、居住在虹口區的校友及戴慧實習的商場期間先後接觸的109人進行訪問調查，均告未果。對戴慧曾經住過的外婆家及所有的親朋好友中普遍展開訪問，未獲取有價值的破案線索。
第四路是對戴厚英所在單位進行調查。對戴厚英執教中文係18年以來的曆屆學生、同事77餘人排除了嫌疑。對其他54名外省市籍學生，通過電函緊急求助15個省市的公安廳、局協查，並派員赴山東、江西、江蘇等地進一步開展外調內查。
同時，專案組偵查員對戴厚英千餘封信件的發信人或者關係人，以及通訊錄、名片等進行整理，發現她的各種社會關係共計達1600餘人。按照普遍訪問和重點審查的原則，層層“剝離”。
專案組還頗費精力和曲折，查清了“力度”牌皮鞋和繡有小花傘襪子的來龍去脈。
刑偵人員沿著“力度”牌皮鞋的生產、銷售渠道軌跡，在本市和常州、啟東等地深入調查，發現現場留下的“力度”牌41碼鞋印的模具為江蘇常州製造。此類皮鞋共有7種款式，市場銷售價每雙為180－260元人民幣，共生產了3千雙，銷往本市和哈爾濱，僅上海就有30多個銷售點。
對繡有“小花傘”商標的現場遺留帶有血跡的襪子，為了查明其生產、銷售地，偵查人員先後走訪了四川北路、豫園小商品市場等所有銷售襪子的商店，還追蹤到浙江義烏、廣東順德等產襪廠家、小商品市場．偵查員走訪了2千多個攤位．終於查清這雙襪子係廣東順德的家小廠所生產。
還有幾個例子，突出表現了專案組偵查員嚴謹的工作作風和紮實細致的刑事偵查基本功。案發當天，即25日上午6時半，戴厚英從安徽老家一回到上海，就開始收拾屋子。據鄰居反映，這天中午11時許，戴把一捆舊報紙賣給了一名外地收破爛的人。這個收破爛的與本案有無關係呢？為了查清事實，偵查員曆經曲折，遍訪涼城地區，終於找到了這名叫楊某的江蘇籍收破爛的人，並收回了戴厚英賣出的18公斤舊報紙。
為了查找曾經為戴家修理電視機、電腦及裝修房子的人員，偵查人員的足跡遍及上海市各個角落，不遺餘力地共訪問了100多個修理店，盡可能地查找到每一個人，了解情況，不留死角，排除嫌疑。
在此案對人的調查訪問上，專案組偵查員更是下了苦功夫的。僅在本市對戴厚英的同事、朋友、同學、學生、鄰居等方麵的調查訪問，達到1800餘人次，製作筆錄逾千份，整個案卷材料疊起來達一米高。
撒開大網，周密布控，是本案偵查的又一大特點。在偵查“8·25”案件過程中，專案組將偵查視線擴大到案發現場為中心的周圍4個居委會的各條裏弄居民中去。專案組又先後召開案情分析會、偵查動員會、專家“會診”會、各區縣分管局長、刑偵支（大）隊長會議20多次．廣泛發動人民群眾，嚴密控製各種渠道。其間，向全國公安機關發出緊急協查，請求幫助、配合。還向全市出租車行業發放了600多份通報，希望出租車司機能為警方提供凡是在8月25日下午或傍晚坐過出租車的可疑人員，以尋找破案線索。同時，專案組通過交通信息台反複播放假設犯罪嫌疑人可能的衣著打扮、體貌特征，要求司機們提供在現場附近乘坐出租車的可疑人員線索。
圍繞戴厚英和以戴慧母親茅維琳名義在人銀行的存單、存折被劫的線索，專案組還專門布置偵查人員在有關聯的銀行伏擊守候，捕捉前來取款的嫌疑人。
專案組出手迅速，六管齊下，招招絕狠，疏而不漏。這樣，我焦躁的心稍有安定。根據市委、市局領導的要求，“8·25”專案組200多位參戰人員不畏艱難，頂烈日，冒酷暑，晝夜奮戰，體現了公安人員崇高的敬業精神，出現了許多感人肺腑的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
一絲不苟。這句話我們用了多少遍，可通過他們的行動，我真正體驗了這句話的涵義。
由於連續工作，先後有8位同誌發高燒。他們到醫院打退燒針，吊瓶鹽水後；又不聲不響地回到崗位堅持工作。許多同誌的家庭是“後院著火”，連續遭遇困難。有的住房動遷，急等著“主心骨”回去辦手續，簽合同；有的老婆工作翻三班，小孩無人帶領；有的老人、孩子患重病、急病，隻等著他回去照料。可是，誰也沒向領導提起，誰也沒有為這類事請過半天假。大家全身心地撲在工作上，隻有一個共同的心願：早日破案。
凶手陶鋒，是從戴厚英的日記中挖掘出來的。這正應了戴厚英臨終前怒斥凶手的那句話：你會後悔的！
9月14日上午，由市局副局長易慶瑤、張聲華牽頭，邀請上海灘上刑偵戰線各路英豪、專家對“8·25”特大搶劫殺人案進行“會診”，播放了勘查現場的實況錄像。會上大家對前一階段的工作作了肯定，對案件的偵查方向、對象刻畫、偵查措施又充分發表了意見。易慶瑤副局長在會上說了這樣一番話：“案件從發生到現在，快要20天了。市局各單位、各分、縣局領導高度重視，專案組的工作非常認真，都是前所未有的。我的印象是，偵查工作的總方向是對的，隻要大家再加一把勁，曙光就在前麵。”他的一番話，使專案組破案的信心更加堅定。
午餐時間到了，會議桌改成餐桌。服務人員將一碟碟菜，接連往桌上送。不知是哪位不小心，肩膀碰擦了一位端菜朋友的手，“咣當”一聲，菜盤落地。我條件反射，順便問了一下：“盤子摔破了沒有？”孰料，不管看見的還是沒有看見的，大夥兒異口同聲地喊著：“破啦！破啦！”
好兆頭！大家迫切破案的心情可以理解。事實上，案情確實已有了新的轉機。當時、怕對分析會誤導和影響思路，我沒有在會上說。但會前我向易、張局長報告了這樣一條重要線索，即在戴厚英的日記中發現一名與我們刻畫相似的嫌疑對象。
叫戴醒回國，我們作了兩方麵的考慮。戴醒是戴厚英的獨生女兒，最親的人。唯有她才有資格全權處理戴厚英的後事；其二，我們希望通過戴醒，從中了解一些案情的有關線索。
戴醒看見母親死後的慘狀，悲痛欲絕，幾度昏厥過去。戴醒回來後，全權處理母親的遺物和書信。
當時，宋孝慈受專案組委托，接待了戴醒夫婦，並與戴醒進行了如下的對話：
宋：“對你母親的被害，我們公安機關正全力以赴地開展偵查工作，爭取早日查出凶手。我們希望你能給予支持和配合。”
戴：“我怎樣配合你們的工作？”
宋：“我們了解到，你母親有記日記的習慣。這些日記中，很可能涉及到破案的線索。希望能夠征得你的同意後，將有關的日記交給我們查閱。”
戴：“這不行！日記涉及到我母親生前的隱私，不能看。”
宋：“你放心，我們純粹從破案角度去看這些日記的，絕對為你母親保密不外傳。”
戴：“不行，我還是放心不下。”
接下來，宋孝慈給戴醒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他舉例：曲陽地區有一名裁縫被人殺害，警方就是通過他與人來往的書信，從中發現了線索，最後破了案，凶手被抓捕歸案，繩之以法。
戴醒終於有所鬆動，來乘熱打鐵，進一步問：“你想為你母親報仇雪恨嗎？你現在做不到，而我們能做到。你想想，如果你把你母親的這些日記都帶回美國，那麽，也許凶手的線索就在這些日記裏。凶手從此法外逍遙，你不是終身遺憾，你死去的母親不是死不瞑目嗎？”
為了讓戴醒確信警方的誠意，宋把刑偵支隊政委施敏鶴叫到辦公室，對戴說：“整個查閱日記的過程，我們都請施政委一個人進行，任何人不再參與。閱畢後一並交還。為了你母親，請你相信我們。”至此，戴醒終於醒悟了，感動不已。
以後兩天時間裏，戴醒交給施敏鶴兩本戴厚英當年紀錄的黑漆皮24開硬麵抄日記本。
1996年9月3日，戴厚英和她侄女戴慧的追悼會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文壇泰鬥巴金托人送來了花圈。
喪事辦完了，可專案組偵查案件的步伐始終沒有停止過。從給戴厚英來信的老師、同學、筆友中的近千封信中，專案組從9月7日起的3天內，摘錄下數萬名通信者的名單和地址，並首次運用了電腦登錄的辦法，使查找的效率提高了幾倍。
從9月10日起，施敏鶴從戴厚英80年代所記載的日記查起，逐條逐句分析，希望能從中發現疑點。
9月13日中午，施一邊端起飯碗，一邊端詳戴厚英當年記載的部分日記。驀然，他的眼睛定格在1996年4月某日記載的一段文字中：“我中學時代的老師李文傑，今天托他的孫子陶鋒帶信給我，要我在上海為他孫子找一份飯店廚師工作。天哪，我一生中都沒有進過幾次飯店，更不用說在飯店替他找工作。在外地人的眼裏，我這個當教授的好像有多大本事，很了不起的樣子。其實，他們一點都不了解我。但是，既然是老師托我，我總得替他想想辦法……”
廚師——菜刀——殺人……
施敏鶴那種偵查員特有的敏捷思維邏輯，很快地把這三樁事情聯係在一起。
“快，快查電腦記錄！”施撂下碗筷，按動鼠標，很快地與4月中旬李文傑托孫子陶鋒帶給戴厚英的那封信掛上了號。
從成堆的信件中，負責清理戴厚英信件人員馬上翻到了那封信的原件，信的內容是這樣寫的：“戴老師：今有我的孫子陶鋒前來上海，想尋找一份廚師工作，希望你能幫忙。我的身體很好，你好嗎？有機會來界首作客，碰麵再談。李文傑1996年4月X”。
信中並沒有留給專案組十分明確的線索，但翻過信的背麵，偵查員另有驚喜發現，上麵寫有：呼瑪一村206號202室陶鋒。
這行筆跡看樣子是陶鋒抄給戴厚英的暫住地聯係地址。
有戲！9月13日傍晚，在宋孝慈的指揮下，專案組楊璐、徐仁楨等當晚飛速趕往呼瑪一村，查詢陶鋒。
據與陶同居一室的同鄉反映，陶鋒在8月底已回到安徽。前幾日，陶還打過電話給他，說他在安徽界首市的一家酒店裏當上了廚師長。為了方便聯係，陶鋒還留下了回電號碼：0558－4815447。經查，是界首市郵電局的公用電話。
這位同鄉還反映了陶鋒幾處極為可疑的地方：
8月25日下午，陶鋒曾出去過一陣子。出去時他身上沒帶什麽東西，晚上5時多回來，腰裏突然挎著個“隨身聽”。出手也闊綽起來，不僅還清了以前欠同鄉的債務，還講馬上要回安徽去，並當場掏出70元錢．買下了同鄉原打算回皖的火車票。
而在當天上午，陶鋒還在到處借錢，說要弄到15萬元，偷渡到台灣去。陶今年4月來滬，一直未找到固定工作，近來經濟非常拮據。
當偵查員問起陶鋒的衣著打扮、體貌特征和年齡時，得到更為振奮人心的回答。陶鋒，22歲，頭頂微禿，絡腮胡子，體格健壯。上身穿件紅色襯衫……簡直跟現場目擊的12歲男孩所反映的一樣。
陶鋒具備作案的動機，又熟悉戴厚英家，符合現場所描述的凶手特征，他有重大作案嫌疑！
半夜，我和副總隊長孔憲明、王軍以及宋孝慈等都很興奮。20天來，我們天天“泡”在現場，總算有了眉目。
當晚，我們和界首市公安局取得聯係，得到如下信息：陶鋒，1974年1月27日出生，安微省臨泉縣人，家住臨泉縣宋集中學內，現係界首市昌盛賓館臨時廚師。
陶的爺爺李文傑，66歲，原是穎上中學教導處主任，曾擔任戴厚英中學時代的語文老師，後調阜陽中學、太和縣中學任教，現已從界首一中退休。李曾被錯劃右派。當時，李的夫人帶兒子改嫁陶姓人家。為了“劃清界限”，李的兒子改姓陶亞民。他承繼父業，在宋集中學任教，曾被評為優秀教師。陶亞民生有二子，次子便是陶鋒。
我和孔憲明、王軍、宋孝慈等簡要商議了一下，得出一個共同的決定：事不宜遲，馬上選派精兵強將趕赴界首市，務必要抓住陶鋒！
14日一早，我向易慶瑤、張聲華作了情況匯報。
14日早上8時，總隊一支隊副支隊長陳申東、虹口分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楊璐、“大將”金亞奇、黨傑4人一組，驅車直奔安徽。
當晚10時，追捕組趕到安徽省公安廳，省廳刑偵總隊派大案科偵查員張曉東協助，馬不停蹄地往界首奔去。
到了界首市，已是深夜12時許了。為了不暴露目標，陳申東、楊媽等半途中就商議將上海牌照的警車直接停到界首市公安局大院內，然後再到旅館稍作休整。
在旅館裏，追捕小組與張曉東商議下一步追捕計劃。當時商定了兩套捕獲計劃：如果陶鋒在家，請講一口阜陽話的張曉東出場，確定目標後發出信號，外圍偵查員衝進屋內，將陶迅速拿下；如果陶不在家，仍請張以陶鋒同學名義，詢問陶的確切位置。
15日上午9時多，滬皖兩地5名偵查員便裝步行至界首一中教工宿舍。
張一到門前，喊了幾聲；“陶鋒！陶鋒！”門裏出來一位60多歲的老人：“找他什麽事呀？”
張曉東：“我是陶鋒的同學，是他叫我來找他的。”一口純正的安徽阜陽話。
實際上，昌盛酒店離偵查員下塌的賓館很近，在一排後麵建築上，相隔也就10來家門麵。
中午11時半，昌盛酒店進來一夥人。迎賓小姐熱情迎客，一個勁兒地說：“歡迎光臨。”“叫你們老板來。你們有些什麽菜，要合著我們的口味燒。”原來，陳申東、楊璐事先商量捕捉對策時，考慮到陶鋒可能會在廚房切菜。刀，一動起手來，恐怕傷及無辜。對於這樣一名凶殘的家夥，追捕組決定以智取為上策。
“行，行。這裏什麽菜都有，沒問題。”酒店老板滿臉堆笑，唯恐跑掉這筆“買賣”。
“不行，我們要對廚師直接講，讓他按我們的要求來燒”。說話間，陳、楊、金、黨4人已經自言自語地走進廚房。
禿發、絡腮胡子，身高1.70米。有明顯體貌特征的陶鋒正在揮動鍋鏟炒大鍋菜。金亞奇、黨傑二人一左一右，漸漸逼近陶鋒。
幾乎是二人同時出手發力，突然將毫無戒備的陶鋒挾住，反拗雙臂。
陶鋒不知所措：“你們是什麽人？這樣幹什麽？”
“我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為什麽抓你，你知道嗎？”楊璐迎麵站在陶鋒跟前，眼光犀利地問。
“我知道，我知道”陶鋒驚頓片刻，接著頹然垂頭，臉色驟變，煞白。
金正奇掏出一副銀色手銬，迅即落到陶鋒粗壯的雙腕上，隨後哢哢地收緊。
昌盛酒店的老板懵了：“什麽事？什麽事！”他開始醒悟到，這夥人一窩蜂地往廚房跑，不像是來吃飯的，倒是抓人的。楊璐亮出身份，隨即追問：“陶鋒往在什麽地方？’老板愕然，隨即指向樓上：“陶鋒住在酒店職工宿舍裏。”
金亞奇、黨傑，還有2名界首市公安局刑偵大隊的偵查員挾住陶鋒，架住他的胳膊連拖帶拉地出了酒店門口。
臨登上警車的一刹那，金正奇突然抓住陶鋒的左手，扳開他的拇指仔細端祥：指紋是罕見的雙箕紋與現場提取的一模一樣。
再看陶鋒腳上穿的，正是專案組千尋萬覓的“力度”牌船形皮鞋。脫下陶鋒腳上的皮鞋，鞋底圖案花紋與現場的血鞋印係一個模具刻出。
陶鋒的腦門上不斷沁出汗珠，心理徹底崩潰，對押解的偵查員說了句：“你們不要看了，戴老師是我殺的”陳申東、楊璐一路，直奔陶鋒宿舍。
在陶鋒的床上，發現了“愛華”牌隨身聽一隻。
經搜查，先後找到景泰蘭手鐲、鍍金項鏈、舊“上海牌”機械女表等贓物。此外，陶作案後穿走戴家的一條長褲也被找到。
當繳獲大量贓證的陳申東、楊璐等走出商店職工宿舍時，張曉東氣喘籲籲地奔過來：“陳支！楊支（副支隊長的簡稱）！陶鋒交代啦！”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異地的刑警兄弟同樣也為上海刑警偵破此案感到無比的高興。
在界首市公安局審訊室裏，我們的偵查人員當場從陶鋒的牛仔褲後插袋裏搜出以“茅維琳’名義存人工商銀行的定期存單一張。存單注明8月28日到期，係戴慧的現場被劫物之一。
對陶鋒做好初審筆錄後，偵查員將陶押出審訊室，準備暫時羈押在界首市看守所。走出至二樓梯拐角平台處時，意外的情況發生了：陶的爺爺李文傑不知從哪兒聽到消息，急匆匆地趕來，恰好在此處與陶鋒見了最後一麵。
老人差點沒被氣得背過去，揚起右手，狠狠地抽了陶鋒一個嘴巴，然後猛拍自己的大腿，深深地歎一聲：“唉——你怎麽能幹出這種事情！”其實，老人早有預感。隻不過今天變成他不願相信的事實。
老人平時喜歡收聽廣播。他是從國外電台中聽到學生戴厚英被殺害的消息的。當時，他就擔心這事會不會是陶鋒幹的。因此，他專門找到剛從上海回皖不久的陶鋒，追問：“戴老師的死，與你有沒有關係？！你可不能幹這種喪天害理的事啊。”陶鋒故作鎮定，拍著胸脯對老人下了“保證”：“爺爺，你放心好了，戴老師的死，肯定與我沒關係。”
可是，老人並不了解陶鋒。他已經演繹成一個禽獸不如的殺人惡魔，卑鄙小人的“保證”，已經一文不值了。
我是15日下午1時許接到抓獲凶手陶鋒的消息。是陳申東用手機告訴我的。當時，我的心情像倒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皆有。真不易嗬，從發案起到抓獲陶鋒破案，整整曆經21天。這21天中，同誌們簡直是滾爬著過來的。
聽到凶手被擒的消息，張濟祥、王軍、孔憲明、宋孝慈等指揮員也同樣極度興奮，有的甚至眼眶裏飽含著淚花。
我馬上把這好消息向局長朱達人、副局長易慶瑤、張聲華報告。朱、易、張指示：一定要安全押回上海，並進一步做好審訊取證工作。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王力平副書記，得悉後，當即打電話給市局領導對此案告破表示熱烈祝賀，對參戰幹警致以親切慰問。
為了預防意外，我即向陳申東、楊璐等赴皖追捕組轉告三位局長的指示精神。隨即，界首警方在我們的要求下，給陶鋒上了重銬腳鐐，並嚴加看管，確保萬無一失。
在陶鋒被抓獲的消息傳來不到一小時內，我們已做好決定，由王軍副總隊長、宋孝慈副局長及重案支隊支隊長劉道銘帶隊，前往界首接應陳申東、楊璐一行，確保安全將陶鋒押回上海。同時，“8·25”案件告破的對外新聞發布會由市局政治部宣傳處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中。
這個案件真可謂是戲劇性的。戴醒夫婦就要回美國了，她將要乘坐15日下午3時飛往美國芝加哥的國際航班。
此刻，夫婦倆正坐在候機廳裏，臉上、心中充滿憂傷，充滿對凶手暴行的仇恨，卻全然不知上海警方為偵破此案投入數百名警力，數十萬元巨資，並在界首市將殺害她母親的凶手陶鋒捉拿歸案。
決不能讓戴醒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中國。離開飛機起飛僅有一個小時。必須讓戴醒在登機前知道凶手落網的消息，為她安撫心靈的創傷。宋孝慈通過戴厚泉向戴醒發出急電。戴醒回電了，她得知這一消息流淚了。不過這次她不是為母親遇害，而是為上海警方破而不舍的精神和如此強大的戰鬥力而感動不已。
陶鋒的交代使“8·25”凶殺劫財案真相大白：“今年4月份我來滬後，曾經先後為找工作多次到過戴老師家。幾次接觸，我也認識了戴慧。8月25日上午，我打電話找戴老師。她不在家，侄女戴慧接的電話。她說，戴老師今天從安徽老家回到上海。因此，當天下午2時半左右我獨自一人來到戴老師家，目的是想跟戴老師借15000元錢，準備偷渡到台灣去。
敲開門後，隻有戴慧一人在家。她倒了杯水招待我，並跟我閑聊了幾句，便不理我了。我坐在客廳裏看電視，偏巧電視裏播放的是上海下崗工人再就業的專題節目。我心裏有點忿忿不平，我在前一段時間雖然在兩家飯店打過工，但是幹了沒幾天，就被老板炒了“魷魚”。上海的飯店老板真刁，想不用我，就把我趕跑了。剛才跟戴慧聊了一會兒，知道她從學校畢業後，正在一家商場實習，看她找工作多容易，心裏就不平衡。
下午3時半的時候，戴慧母親來電話了。乘她接電話的功夫，我悄悄地跟進北麵小房間裏。她剛掛斷電話，我劫膽頓起，撲上去抓她。戴慧十分吃驚，連連喊著：“你想幹什麽？幹什麽？”我一不做，二不休，死死卡住她的脖子，直到她昏死過去。
這時，我正在翻抽屜和櫥櫃，想弄點現金和值錢的東西。門外突然響起插鑰匙開門的聲響。糟啦，戴老師回來了！我心中一驚，隨手在茶幾上抄了個花露水瓶子，躲在門背後。
戴厚英剛進門，我用力向她頭上砸去，並死死地扼住她的脖子。戴老師驚詫中眼睛裏噴出怒火：‘你怎麽可以這樣，你會受到法律製裁的！’我顧不上那許多了，把戴老師打翻在地後，我腦子裏隻想一個問題，不能留下活口，否則我真死定了。於是，我到廚房找了把菜刀，向戴老師頭上、身上亂砍。戴老師臨死前說了一句：‘你會後悔的！’我越發收不住手，一刀刀向她頭上、頸部狠砍亂斬，直到她不再動彈為止。
這時，我忽然聽見戴慧睡的北麵房間有聲響：大慨是戴慧醒過來了。不行，不能讓她活。我衝上去，戴慧在裏麵頂住房門不讓進。房門上插著鑰匙，鎖不住門，力氣也沒有我大。不一會兒；我拚命推開房門，揮刀向戴慧劈去。
殺了兩個人，我像發瘋似地在她家翻箱倒櫃，搶走了戴家兩張存折和一些財物後，我在水鬥上洗掉了臉上、手上和鞋上的血跡，換了血衣，套上戴家一條褲子，扔下了一雙沾血的襪子……
臨逃走前，我跪在戴老師的屍體麵前，說了聲：‘戴老師，我對不起你了。’便出了門。”
陶鋒被抓
事後，除了陶鋒將兩名被害人的身份證以及戴厚英那張500美元的存折燒毀外，其餘贓物、證物均已被搜繳到案。
“8·25”案件的破獲恰巧是1996年第三季度嚴打戰役的最後幾天。
因其案件性質的特殊性，偵破工作麵之廣，量之大，時間之緊，壓力之大，是為近年來上海偵查破案工作中所罕見。這個案件的偵破，主要是中央政法委、上海市委、公安部和市公安局黨委高度關注、重視和支持的結果；也是專案組全體偵查人員以一往無前的韌勁，不畏艱難，奮力拚搏的結果；更是全市公安機關、外省市警方大協作和人民群眾支持的結果。
把凶手陶鋒押上法庭
很顯然，陶鋒殺害戴厚英、戴慧是為了圖財而害命，並沒有任何政治目的，更沒有受到誰的指使。陶鋒殺人搶劫的手段殘忍，後果嚴重，社會危害極大。公訴機關一方麵要盡快將陶鋒提起公訴，交付法庭予以嚴懲；另一方麵還要通過提起公訴和出庭支持公訴，把圖財害命事實的真相公布於眾，徹底澄清各種社會謠傳。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梁國慶十分關注陶鋒案件的審查起訴情況，要求上海市檢察機關每兩小時報一次進度。陳為鋼和辦案科全體人員緊急出動，加班加點開展複核證據工作。
一切準備工作就緒，起訴書就要送達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陶鋒突然提出讓檢察官提審的要求，聲稱有兩項重大的檢舉揭發線索要向檢察機關提供。
檢察官迅速趕到上海市看守所。陶鋒描述了兩個沒有具體時間、地點和人物的故事。一是上海有個以“阿慶嫂”為頭目的偷渡集團，專門從事國際偷渡犯罪，蛇頭“阿慶嫂”就住在福建路附近。二是浦東新區濰坊新村附近有個修自行車的老板，他手下有20多個人專門盜竊自行車，目前他們已經盜竊銷贓自行車幾百輛。
陶鋒所講的是真是假，一時難以定論。這兩條檢舉線索初聽似乎有點價值，但福建路幾公裏長，“阿慶嫂”又不是具體的人名，要查清偷渡集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濰坊新村附近有十幾個修自行車車鋪，僅此線索要查出盜竊集團也非等閑之功。看來，檢舉線索的查證工作量十分龐大。
但陶鋒案是一個全市關注的大案，任何差錯都將會帶來嚴重影響，對陶鋒的檢舉線索不予調查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為了對法律負責，對案件負責，我們下決心調查。幾路人馬分頭工作，在各公安派出所的配合下，情況逐步明朗。福建路附近外號叫“阿慶嫂”的，確有幾個人，但她們都在正當的職業崗位上工作，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她們在搞偷渡犯罪活動。在派出所民警的幫助下，檢察官們明察暗訪了浦東新區濰坊新村附近所有的自行車修車鋪，發現這裏的治安情況比較好周邊地區沒有失竊自行車的報案記錄，這幾個修理鋪也均沒有發現有收購自行車和販賣自行車的跡象。
根據查明的情況分析，這兩個所謂的線索是陶鋒杜撰出來或者道聽途說後又添油加醋編出來的。陶鋒提供並沒有什麽真正有價值的犯罪線索，其用意在於估計自己死罪難逃，企圖在檢舉揭發上做點文章，爭取一點生的希望。於是，我們決定不糾纏陶鋒的要求，果斷地將陶鋒提起公訴，及時交付法庭審判。
全市人民正急切地等待著對凶惡的殺人案犯予以嚴懲，海內外的許多人土也正等待案件的真相公布於世，此案隻能從快，不宜久拖不訴。
經過嚴格的刑事審查程序，1996年9月26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對陶鋒提起公訴。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陶鋒故意殺死兩人並搶劫財物，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搶劫罪，情節嚴重，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32條、第150條之規定，予以嚴懲。
同年10月10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二中院刑庭副庭長賀平凡擔任審判長，陳榮清和陳為鋼作為國家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法庭旁聽席上坐滿了社會各界群眾，報刊和電視台記者紛紛趕來采訪庭審實況。
庭審開始了，審判長讓陶鋒陳述了自己實施犯罪的全過程，陶鋒當庭作了供認，所有的證據都—一當庭質證。陶鋒殺人搶劫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陶鋒對自己的作案動機沒有作詳細交代。對這個重要問題有必要當庭調查清楚，公訴人立即補充發問：
“被告人陶鋒，你與戴厚英之間是否有什麽結冤？”“沒有。
“那你為什麽如此殘忍地殺害戴岸英和她的侄女戴慧？”
“我在上海沒有工作，經濟上十分困難，這天到戴厚英家，見隻有戴意一人在家，就起了搶劫的念頭。我從戴慧後麵把她的頭頸，直到她口吐白沫，我以為她死了就開始翻東西，沒想到戴厚英這時突然回來了，我怕罪行暴露，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戲厚英殺了。後來戴慧醒過來了，我就把戴慧也殺了。”
“你這次搶劫殺人有沒有其他同夥？”“沒有，就我一人。”
“有沒有人指使你去戴厚英家搶劫殺人？”
“沒有，是我從戴厚英家的裝精情況估計能搶到二三萬元，所以就動手了。”
“你什麽時候產生殺人搶劫的念頭？”
“幾個月前，我在上海賺不到錢，就認為要搞到大錢，隻能用偷或搶的辦法。可是我看到上海那麽多警察，就沒敢下手。這次我看我意一人在家，是個機會，就下手幹了。”
“你從戴厚英家是否搶到東西？”
“搶了一根項鏈，一根手鏈，一隻景泰藍手鐲，一隻收錄機，兩本銀行存折，兩枚胸針，還有各種郵票和外國硬幣。”
一問一答，陶鋒在法庭上親口供述，給各位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鋒純屬是圖財害命，陶鋒是一個凶殘的刑事犯罪分子，與政治並無關係。
識破緩兵之計
庭審已經取得預期效果。關於辯論的焦點，檢察官們均估計會圍繞定性問題展開，即是定殺人一罪，還是定殺人、搶劫兩罪，這在法律理論上還有點爭議，但一般不會涉及量刑問題。因為陶鋒圖財害命殺死兩人，罪行極其嚴重，社會危害極大，對陶鋒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陶鋒罪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辯護人卻在法庭上提出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兩個問題。辯護人聲稱：法庭調查已經查明陶鋒是臨時起意，不是蓄謀已久，兩者在惡性程度上應有區別。兩者相比，臨時起意的主觀惡性沒有蓄謀已久嚴重。因為陶鋒是臨時起意，所以陶鋒應當從輕處理，建議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以觀後效。
辯護人似是而非的觀點，引起了旁聽群眾的驚訝。陶鋒如此嚴重罪行也可以從輕，聽起來似乎有點天方夜譚，可辯護人振振有詞好像有理有據。法律到底怎麽規定的，公訴人能講得清楚嗎？庭審的氛圍一下子有點緊張起來。
公訴人在法庭調查質證的時候，已經察覺到辯護人可能要在臨時起意上做點文章，於是利用法庭調查空隙作了簡要的準備。辯護人話音剛落，公訴人立即予以辯駁：“被告人主觀惡性的程度與其犯罪的手段和危害後果直接相關，而不是以臨時起意和蓄謀已久來區分。臨時起意殺死兩個人和蓄謀已久盜竊2000元，其主觀惡性孰深孰淺顯而易見。因此，是臨時起意還是蓄謀已久不是界定從輕還是從重的標準，而隻是犯罪的不同表現形式。辯護人的前提條件是錯誤的，其結論也就必然是錯誤的。陶鋒殺害戴厚英與其侄女雖是臨時起意，但其手段和後果足以說明陶鋒心狠手毒的程度和罪行嚴重的程度，也充分反映了陶鋒的主觀惡性程度極深，對於這種主觀惡性極深、犯罪手段殘忍，後果極其嚴重的惡性犯罪，理應處以最嚴厲的刑罰。
辯護人卻以臨時起意為由建議對陶鋒從輕處罰，顯然有悖於刑法理論，更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旁聽席上，人們對公訴人的辯駁頻頻點頭。辯護人對公訴人關於臨時起意的反駁意見不再提起異議，但他又拿出了陶鋒開庭前交給辯護人的檢舉揭發信。陶鋒在檢舉揭發信中聲稱，他要檢舉揭發兩起涉及兩條人命的重要線索：一是安徽省某縣一名姓王的醫生為另尋新歡而毒死了妻子；二是安徽某縣有人偽造交通事故現場，實際上是一起預謀殺人案，凶手現在某鄉當幹部。辯護人認為：根據法律規定，被告人的重大檢舉揭發線索應當查明，尤其該檢舉揭發事關兩起殺人案件，如查證屬實，應作為重大立功，可以對陶鋒依法予以從寬處罰。
對於陶鋒的檢舉揭發線索，公訴人已經領教過。是否在庭審中陶鋒會故技重演，公訴人事先有所預料，隻是不知會有什麽新的內容。果然，陶鋒又使出所謂檢舉揭發一招，以此拖延時間，而其辯護人卻抓住這些沒有根據的檢舉線索在法庭上大加發揮，公然提出要予以查證屬實並依法給予陶鋒從寬處理。
從公訴方的角度講，陶鋒罪該立即處死，這是法律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結論。但是，現在辯護人舉起依法查證的旗號，足可以阻止法庭立即對陶鋒 殺人搶劫罪行下判，從而達到辯護的現場效果。麵對陶鋒及其辯護人的緩兵之計，公訴人必須拿出最有說服力的觀點和論據駁倒辯方的觀點，當場辨明是非，以正視聽，從而促使法庭迅速做出公正判決，以平民憤。
趁著辯護人滔滔不絕地大談檢舉揭發法律意義的時間空隙，陳榮清和陳為鋼迅速地研究對策。我們曾對“阿慶嫂組織偷渡線索”和“浦東盜竊集團線索”作過周密的調查，知道陶鋒根本沒有掌握什麽犯罪線索，陶鋒已經拋出的兩個線索證明查無實據；現在拋出的兩條線索如果是真的，陶鋒早就會提供給檢察機關，並要求盡快查明，為什麽藏而不露，偏偏在開庭前向辯護人提出呢？其中的動機與前兩個檢舉線索如出一轍；因此，這種所謂的檢舉線索肯定是陶鋒編造出來的。
看透了陶鋒的詭計，公訴人便有了應答的對策。等辯護人話語一落，公訴人便接過話題：“開庭前，公訴人已經充分注意陶鋒提出的一些檢舉線索。”公訴人巧妙用了“一些”而不提具體內容。“這些線索既無時間，又無地點，更無具體情節，但檢察官還是用了大量的精力進行了詳實的調查，發現陶鋒所謂的線索純屬子無虛有的故事。法律規定，檢舉揭發的線索隻有查證屬實的才能視為立功。公訴人經過調查從為陶鋒的線索查無實據，因此不能作為從寬處罰的理由。”
公訴人義正辭嚴的話語立即收到良好的現場效果。公訴人用“一些”來涵蓋陶鋒各種檢舉揭發，又用確實查無實據的事實來作出明確的結論，既避開了“兩條人命線索”的陷餅，又對陶鋒的企圖當頭一擊。
辯護人見公訴人用詞如此明確，一時提不出新的意見。法庭辯論順利結束。公訴人關於“查無實據”的觀點控製了全場。
為慎重起見，庭後，我們對庭上的判斷作了複核，一支精幹的小分隊連夜奔赴安徽。果不出所料，陶鋒的檢舉線索純屬編造。幾天後，二中院以故意殺人罪、搶劫罪判決陶鋒死刑，立即執行。
陶鋒不服上訴，又以檢舉揭發為由要求從寬。上海市高級法院複核案件，確認檢舉揭發查無實據，決定維持原判，並下達了執行死刑的命令。
1996年12月26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執行死刑的命令將陶鋒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刑場監督負責人來到死囚牢對陶鋒作最後一次交談。
“為什麽你多次提供子無虛有的檢舉揭發線索？”
陶鋒在臨死前道出了實話：“我殺了兩個人，我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但我留戀這個世界，想多活幾天。要拖延時間隻有用檢舉揭發立功的方法，讓你們一次一次地查。我知道這些檢舉線索部是不存在的，但為了多活些日子，隻能這樣了。”凶殘的陶鋒多麽怕死。
然而他的雕蟲小技並沒有得逞。從9月19日被抓獲，經過偵查、批捕、起訴、一審判決、二審裁定等一係列程序，直到12月26日將結束他的生命，前後共3個月零7天，司法機關並沒有因為他編造檢舉揭發而讓他額外地多活下去。
刑場上，陶鋒馬上就要被執行槍決。子彈已上膛，黑洞洞的槍口瞄準了陶鋒罪惡的腦袋。此時我想起了戴厚英在同陶鋒搏鬥時留下的最後一句話。麵對陶鋒舉起的屠刀，她用文學家特有的思維，大聲斥責：“陶鋒！你會後悔的。”
戴厚英的遺願實現了。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陶鋒沒有逃出法網。此時此刻行刑的槍口好像傳出戴厚英憤怒的吼聲：“陶鋒，你要後悔的。”
陶鋒全身發抖，恐懼地閉上眼睛，轟然槍響，他倒在血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