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鐵：短暫的輝煌 - 我的父親博古

短暫的輝煌

我的父親博古

秦鐵／口述
李菁／撰文

　　1946年4月8日，三十九歲的博古隕落於晉北的崇山峻嶺之中。這位二十四歲就登上中共權力最高峰的政治人物，曾有過炫目而又短暫的輝煌，甚至在其走後的六十多年裏，依然是曆史話題中的核心人物。
　　很少有人把秦鐵這位瘦削的七旬老人與“中共前最高領導人的兒子”聯係在一起。七十歲的秦鐵開了一輩子遠洋貨輪，從駕駛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幹到船長。退休後，他又開始了另一個頗不平凡的“航行”——探尋父親博古的曆史軌跡。

抗戰時期，博古、張越霞夫婦與孩子秦鐵(小)、秦新華 (女）、秦剛在延安合影　　

未兌現的禮物

　　說起來已經是六十四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很多細節卻依然清楚地印在我腦海裏。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媽媽告訴我：“你爸爸明天就回來了，我們明天一起去機場接他。”我聽到後，高興地在窯洞的床上跳來跳去，興奮得睡不著。其實對隻有六歲的我來說，更讓我興奮的，不是要看見爸爸了，而是終於盼到他臨行前答應要送給我的禮物了。
　　1946年2月13日，爸爸與董必武、王若飛等人以中共代表身份，從延安飛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離開延安那天，爸爸喊著我的小名“俠兒”，問我：“我去重慶，你要我給你帶什麽東西回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紅皮鞋！”那時候，延安有很多從重慶回來的小女孩兒，她們腳上穿的紅色皮鞋給我羨慕壞了。我是長在延安的“土娃子”，既沒有什麽是“漂亮”的概念，也沒有男孩子該穿什麽、不該穿什麽的概念，我最大的願望就是也有一雙紅皮鞋。
　　除了紅皮鞋，我還要爸爸給我帶一簍橘子回來。國共合作後，重慶到延安有飛機往來，有些幹部從重慶開會回延安，就給領導人帶些橘子之類的水果。在我們這些在延安長大的小孩子印象裏，最好吃的是酸棗，我們沒事兒就去清涼山摘酸棗吃，後來才發現橘子比酸棗好吃多了。而且那時候覺得橘子都是給首長的，普通人輕易吃不著，大夥兒能分到一點嚐嚐就很榮耀。所以我也想讓爸爸從重慶帶橘子回來。我鄭重其事地提出了這兩個願望，爸爸都笑著答應了。
　　4月8日一大早，媽媽就帶著我去延安機場接爸爸。中午一過，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劉伯承、林伯渠等人也陸續到了機場。飛機上一共有十三名乘客，除了爸爸，還有王若飛，剛剛被釋放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及夫人李秀文、十一歲的女兒葉揚眉和三歲的兒子阿九，以解放區職工代表身份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的鄧發也搭機回到延安。
　　延安的氣候一向幹燥，可是那天很奇怪，偏偏起了霧，而且是大霧，淅淅瀝瀝又下起了雨，稍遠一點的地方都看不清。大家悄悄議論：這樣的陰雨天氣，飛機能按時到嗎？大約1點，低低的雲層裏響起飛機聲。大家都說：“來了，來了！”但是除了厚厚的雲，什麽也看不見。轟鳴聲持續了一會兒，由遠及近，又由近而遠，越變越小，直到漸漸消失……我和媽媽都很失望。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還不見飛機出現，大家有些失望，一直到16點，人群慢慢散去。有人安慰我媽媽說：“霧大，能見度差，飛機肯定返回重慶或者先降到西安，過兩天會再回來的，不要擔心。”
　　接下來的兩天仍是陰雨綿綿，大家不斷跑到山頂上去看看有沒有飛機，卻依然杳無音信。之後的情況讓大家都有一種不祥之感：延安與重慶、西安聯絡，兩個地方都回答說沒見過這架飛機返回。幾天後，我們家的窯洞裏，來來往往的人突然增多了，安慰的、陪我媽媽哭的……我們才知道，4月8日當天飛機在260公裏之外的黑茶山失事。
　　4月19日，延安舉行了“四八”烈士公祭活動和追悼會，有3萬多人參加。我對發生的一切並沒什麽概念，就知道人山人海，很多叔叔阿姨摟著我哭，而我一心想的是，爸爸答應我的東西是帶不回來了……
　　父親下葬的那天，棺材埋好以後，墳頭上插了個木板兒，媽媽說：“俠兒，這是你跟你爸爸的最後一麵，你給爸爸磕個頭吧……”我死活不幹：“這就是個土包包，我給土包包磕什麽頭啊？”媽媽說那裏麵埋的是父親，我也不相信；後來媽媽打了我，我才勉強跪了一下，也沒有磕頭。這麽多年過去，想起這個我就難受，最後悔沒給父親磕最後一個頭。

　　“四八”之謎

　　“四八空難”發生後，新華社當年發的消息定性為“失事”。1956年，葉挺的兒子葉正大從蘇聯留學回國，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華廳的家裏宴請他。席間，周恩來曾告訴葉正大：當年我們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做的手腳，但是沒有證據。後來中共方麵向國民黨政府和軍調處提出這樣一個要求：以後凡是中共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坐飛機，一定要有一位國民黨的將領陪同。國民黨方麵也答應了。
　　2006年，某家報紙發了篇文章，說“四八空難”是國民黨軍統特務一手製造的。文章稱，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王平是軍統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他得知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要坐飛機時，向南京的頂頭上司報告，軍統方麵安排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執行此次任務。他們派人假裝成機修人員，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麵放了磁鐵，最終導致了這場空難。隱居台灣多年的杜吉堂在臨終前，吐露了隱藏多年的真相。
　　當時很多媒體和網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葉正大在廣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來治眼睛的時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飛的兒子王興、鄧發的兒子鄧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處。正大大哥說：“事情過了這麽多年，現在終於水落石出了，軍統特務死前告訴媒體，是他們幹的。”正大大哥提議我們出麵給中央寫份報告，然後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兩個軍統特務跪在他們麵前的雕像，就像嶽飛廟裏的秦檜夫婦一樣。
　　但是我們幾個人商量後又覺得，還是應該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為好。當時《新華每日電訊》也發了這個消息，我們找過去，對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華社發的，因為2006年是葉挺誕辰110周年，所以他們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轉了這條報道。我們幾個人分頭查找這篇報道的最原始出處，但是都找不到。而我們通過各種渠道詢問，答案都是根本沒有“杜吉堂”這個人。
　　其實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彼此行動都是透明的，父親他們離開重慶，報紙都有公開報道，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了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我想國民黨特務不會有如此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應該說，“四八空難”還是場意外。
　　2005年的時候，我專門重訪了父親當年失事的地方——山西興縣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腳下的莊上村，找到了當年參加尋找飛機的民兵隊隊長張根兒。老人家向我回憶：那天天氣很不好，山上下著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兩三點鍾，有人聽到巨大的飛機轟鳴聲，然後看見一架飛機沿著黑茶山下的一條大溝，低空飛來，離地麵非常近，好像是緊貼著樹梢飛了過去，緊接著是劇烈的爆炸聲。雨停了後，村裏一些年輕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飛機斜躺在一塊凸出的巨石前約20米的山坡上，飛機殘骸四周的樹木都被燒光。飛機機頭朝上，螺旋槳已經摔斷，飛機的碎片，還有文件紙片散落一地。
　　當天晚上，村幹部們開會討論此事，因為分不清敵我，大家決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屍體掩埋掉。會議開到一半，有幹部匆匆趕到，告訴大家有一架載有重要領導和高級幹部的飛機失事，正在尋找。黑茶山的民兵們得知此事後，嚇了一大跳，慶幸沒有掩埋掉那些遺體，否則就出大問題了。
　　原來，4月9日淩晨，美軍觀察組來電話：C-47失蹤了，既沒有到北平，也沒有回重慶。他們準備派兩架飛機到延安附近搜索。任十八集團軍總部秘書長的楊尚昆立即將這一消息向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做了匯報。中共方麵給所有解放區發了電報，讓軍民們協助查找飛機。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個民兵們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現場附近，撿到了一個橢圓形的印章，雖然已被燒得一塌糊塗，但是依稀能辨認出“中共重慶辦事處證章”的字樣。除此之外，還撿到了兩枚印章，一枚寫著“秦邦憲”，另一枚是“黃齊生”。黃齊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與黃炎培、馬寅初、柳亞子是很好的朋友，像國民黨的何應欽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學生。國共重慶談判時，黃齊生本來不需要去的，但他認為自己在國民黨統治區有不少人脈，可以做些工作，就隨王若飛去了重慶，沒想到一起遇難。父親的政治秘書劉祖春臨行前還問我父親：“需要我也同去嗎？”父親想了一下說：“過幾天我就回來了，你就留在這裏吧。”這句話，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晉綏軍區政治部派來了裴周玉調查飛機失事原因。當時一致認為，因為當天延安氣候惡劣，飛機準備返回西安。由於能見度差，加之飛機的導航設備比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誤入山區。為了尋找地麵目標，飛機降低飛行高度，在濃霧中撞山爆炸墜毀。
　　失事的飛機上，包括機組成員在內一共有十七個人。可據老人回憶，比較完整的屍體隻有三具。晉綏分區陸續來人辨認遺體，當時也沒有先進技術，隻能通過其他一些方式來辨認。因為父親高度近視，常年戴眼鏡，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確定為博古；還有一個臉部有白胡子根碴，就確定為年齡最大的黃齊生；剩下的一個是葉挺。
　　老鄉們回憶，黑茶山地勢很陡峭，他們費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為怕白天溫度太高，他們就在晚上搬運靈柩，有時因山路太窄，不能二人並行，一個人背著棺材爬著前進。靈柩運到嵐縣機場後，當時美國方麵要求先運送那四位美國機組成員的遺體，但被中共方麵拒絕。後來國民政府從重慶派來了兩架飛機，一架運送中共方麵的遇難者，另一架運送美國人。第一架飛機降落到了延安機場，第二架在空中盤旋兩圈後，飛到重慶。
　　這一次在父親失事的地方，我給父親深深鞠了一躬，也算是補上當年那個遺憾吧。

　　特殊的家庭

　　五歲那年，我和二哥、二姐跟父親一起拍了一張照片，這是我們唯一的全家福，盡管上麵還缺了三個孩子。
　　我的五位哥哥姐姐都是父親與第一位夫人劉群先所生的。劉群先是我們黨內資曆很老的一位女幹部，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在無錫領導工人運動，斯諾在《西行漫記》裏稱她為“中國傑出的女工領袖”。1927年，她被派往中山大學學習，在一次會議上她與父親結識，第二年5月兩人結婚。
　　1931年，大哥出生，父親給他取名“秦鋼”，小名阿土。阿土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無錫老家，由奶奶和叔叔幫助帶大。
　　1933年初，父親與陳雲從上海撤到江西蘇區。從國統區到根據地，路途險惡，他們還要化裝繞道而行，所以已經懷孕的群先媽媽隻能獨自留在上海。5月，群先媽媽生了個女兒，取名“摩亞”——俄文“五月”的意思。摩亞還沒滿月，群先媽媽便讓自己的姐姐照看這個孩子。大姐摩亞就一直在無錫的姨媽家。高小畢業後，姨媽再也無法供摩亞姐姐繼續上學。失學後，摩亞給人做過零工，幫人洗衣服做針線活掙錢。十五歲時還被拐騙到四川，吃了不少苦。大姐摩亞從未見過父親，對母親也隻有短短的一個月的接觸。解放後，在組織的幫助下，大姐才回到我們身邊。
　　長征時期，群先媽媽與鄧穎超、賀子珍等組成紅一方麵軍婦女隊，她任隊長，是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三十位女紅軍戰士之一。1936年，紅軍長征到了陝北時，群先媽媽生下了二哥阿福。這一年在瓦窯堡出生的孩子，有李維漢和金維映的兒子李鐵映，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女兒李敏等，他們都是1936年的，是第一批“延安娃”。
　　1942年二哥到了該上學的年齡，父親要給他取一個正式名字。他可能太投人工作，忘了在無錫老家的阿土叫“秦鋼”，又給二哥起了個秦鋼。解放後我們全家團聚時，就用大秦鋼和小秦鋼來區分他們。大秦鋼上大學時不幸染上肺病，1956年去世，這樣以後就不用“大小秦鋼”來區分了，小秦鋼正式成了“秦鋼”。
　　1939年，中共方麵決定把一些身體不太好的人送到蘇聯去治病，包括賀子珍、群先媽媽、李維漢的夫人金維映等都去了蘇聯。
　　群先媽媽離開國內時已經有孕在身，不久，她在蘇聯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吉瑪”。吉瑪姐姐出生後不久，便被送到了蘇聯的一家保育院。沒多久，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劉群先和金維映自此下落不明。有人推測她們可能在德國轟炸中犧牲了，但也沒有找到什麽證據。對於這一點，我還是有一點疑惑的：為什麽單單是劉群先和金維映兩人不見呢？這也是一個謎。
　　吉瑪姐姐一直在保育院長大，後來和鄧發的女兒鄧金娜等一幫孩子一起被轉入莫斯科伊萬諾夫兒童院。父親1930年回國後，再沒去過蘇聯，他們後來也沒有聯係。所以父親生前壓根兒就不知道還有這麽一個女兒，我媽媽自然也不知道。
　　1954年，吉瑪姐姐和四十多個在蘇聯長大的中國孩子一起回國。唯一能證明她身份的是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名蘇聯護士抱著半歲左右的吉瑪，後麵有兩行用紫色墨水寫的漢字：“博古劉群先的孩子。”據說是劉群先親筆題寫的。有一天，媽媽接到通知，說讓她到中組部領博古的女兒。媽媽很是納悶：從來沒聽說還有這個孩子。等見了麵一看，媽媽覺得吉瑪長得挺像父親，確實是我們家的孩子，就把她領了回來。吉瑪和摩亞一樣，都從來沒見過父親，和母親的相處也極為短暫。
　　這樣的事情放在今天來看，太讓人不可思議，可是當時就是這種情況。當年中共很多幹部都把孩子留在老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陸陸續續把孩子找回來，其中包括林伯渠的兒子和鄧子恢的兒子。林老給兒子取名林秉蘇，鄧子恢給兒子取名鄧瑞生，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周圍人發現，鄧瑞生長得越來越像林老，而林秉蘇長得越來越像鄧子恢，原來是老鄉們把他們倆弄混了。林老和鄧子恢商量了之後，把孩子換了回來，但名字都沒有改。
　　吉瑪他們這一批留蘇的孩子回到國內後，都進入到北京育英小學讀書。因為他們一句漢語都不會講，育英小學當時特地給他們開了一個班，為他們補習中文。他們的生活習慣也完全俄國化，喜歡吃西餐，都不會使筷子，全部用叉子。所以我們平時看他們都覺得怪怪的。
　　父親去世前，小秦鋼、新華和我在父母身邊生活。解放後另外幾個才從四麵八方聚集到北京，見過父親的隻有二哥、二姐和我。我們家的這些孩子，從小都在不同的地方長大，沒有在一個家庭共同生活的經曆，所以也不像普通家庭裏的兄弟姐妹那樣感情親密。
　　二哥小秦鋼是奶媽帶大的，他對這位養母的感情，比對自己父母的感情還要深。那時候，我媽媽在抗大學習，隻有周六才回家。我記得有一次回來後，媽媽發現家裏的雞少了一隻，就問：“是不是阿福（小秦鋼）回來啦？”找到他的養父母家一看，果不其然，他把自己家裏的雞偷了給養母。父親犧牲的時候，小秦鋼還是個孩子，對死也沒有概念，他隻是覺得自己的養母家從此也成了“烈屬”，也會得到一份撫恤糧。
　　小秦鋼非常聰明。他當年考取了留蘇預備班到蘇聯留學，成績也非常好。可是在回國之前，他想利用暑假尋找生母劉群先的下落，結果違反了紀律，在檔案裏留下了有叛國嫌疑的記錄。問題是他自己並不知道檔案裏有這一個“汙點”，不知不覺背了一輩子的黑鍋。回國後，秦鋼去哪個單位都不被接收，後來隻好到北京航空學院做了實驗員。海南建省之後，他下了海，才徹底擺脫了被黑檔案影響的命運。二哥秦鋼在2010年7月不幸病逝，《海南日報》發了消息，稱他是“海南汽車工業的奠基人”。
　　我們家一共有六個孩子。其中三個——大哥秦鋼、大姐摩亞、三姐吉瑪沒見過父母；我和二哥則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二姐秦新華因為是《新華日報》創刊那天出生的，所以她知道自己的生日；吉瑪後來去蘇聯保育院查到了出生證，才清楚自己的生日。這樣的家庭，今天看來也許非常特殊，不過放在那個年代，也是正常的。

　　“負總責”

　　與父親相處的時間隻有短短幾年，在僅存的那點記憶中，父親留給我的印象就是忙。我睡覺的時候看不見他，等到我起來了，他又上班了。那時父親的職務是解放日報社社長，兼新華通訊社社長。編輯工作需要三班倒，所以他睡得晚又起得早。後來有些叔叔阿姨告訴我：在延安有兩個人燈滅得最晚，一個是毛澤東，一個就是父親。父親唯一一點“奢侈”的愛好，是在臨睡前看文藝小說。如果還有閑暇時間，他就去翻譯，那時也沒有磚頭，就用一塊土疙瘩壓著放在凳子上，邊看邊翻譯。在這樣的簡陋條件下，他翻譯出了很多著作。
　　父親工作累了想休息時，就在窯洞前和我們一群孩子們玩老鷹捉小雞，他一個大人和我們五六個小孩子打成一團，他若是贏了，就會非常開心地“嘎嘎”笑，聲音特別大。父親有一隻耳朵不太好，所以說話聲音非常大，我就喊他“母鴨子”。
　　1954年，我進入101中學讀初中。101中學的學生大都是幹部子弟，父輩們很多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我對父親有了概念，因為曆史課上老師總是提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錯誤。雖然我那時候還小，也不懂得什麽叫“三次左傾”，但我還是知道爸爸是犯了錯誤的，對父親的事情，潛意識裏有種逃避心理。
　　父親1907年生在杭州，卻是無錫人。是北宋著名詞人秦觀的第32代孫。秦家有一個著名的“寄暢園”，清朝康熙、乾隆下江南的時候，在無錫時都是由秦家接駕。可是到了我爺爺那一代，已經家道衰落，爺爺被迫將祖宅典賣掉。
　　父親早年在蘇州公專讀書時，便是一個活躍的學生運動領袖。1925年9月，他進入上海大學社會學係讀書，一個月後就加入了共產黨。第二年10月，由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共中央批準，他乘船遠赴蘇聯，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當時蘇聯人要求他們必須起一個俄文名字，父親取了“博古諾夫”。回國後，他曾用“伯虎”、“卜古”的筆名發表文章，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這後來就成了他的名字，其實也沒什麽特別的意義。
　　中山大學是國共兩黨合作的“蜜月”時期創立的。當時國民黨一些要人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這裏讀書，比如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邵力子的兒子邵誌剛，於右任的女兒於秀芝等。父親在蘇聯待了三年，他的理論水平和組織能力都得到大大提高。1930年5月，父親回國。他先是做了一些宣傳工作，後來又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
　　當時父親隻有二十歲出頭，資曆也比較淺。誰也沒想到，一些曆史契機把他推到了中共最高權力的位置上。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先後叛變，他們供出許多高層領導的住址，許多共產黨人被捕，中共黨組織被破壞，處在非常混亂的狀態。當時國民黨還發出密令：抓住周恩來、瞿秋白賞銀元2萬塊，抓住王明、張聞天、博古賞銀元1萬塊。
　　9月初的一天，周恩來與王明一起來到父親住處，告訴他說，因為上海形勢緊張，周恩來要去中央蘇區任軍事部長，王明要去蘇聯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要父親出來主持中央工作。父親後來在延安整風運動的檢查中回憶，他當時聽了大吃一驚，提出這樣做不符合組織手續。周恩來和王明回答：已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商妥，再給共產國際遠東局發個電報就可以了。就這樣，二十四歲的父親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者。曆史有時就是這麽不可捉摸。
　　父親與周恩來、王明、盧福坦到一個小酒店會麵。顧順章和向忠發叛變後，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隻剩下陳紹禹（王明）、周恩來與盧福坦三個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遠不足半數。他們重新組織新的政治局，由秦邦憲、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黃平、劉少奇、王雲程九人組成；秦邦憲、張聞天與盧福坦為常委。
　　關於父親的新職務，各種正規史料裏麵也是說法不一。比如《辭海》1999年版稱博古為“負總責”，也有的資料稱“總負責”；“中共黨史網”上則稱他為“總書記”。而1933年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博古同誌”。我傾向於“負總責”一說。父親在延安整風時回憶，當時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王明和周恩來都不同意，於是定下來不設總書記，而叫“負總責”。不管名稱是什麽，從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父親是中共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領導人，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
　　現在很多史料在提到這一段時，都稱其為“中共臨時中央”。但是如果查看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會發現上麵根本沒有“臨時”的字樣；1932年5月3日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央的報告也隻寫“中央”，而沒有“臨時”字樣。父親當年在延安整風時的檢查裏就寫過：“為真理起見，我不得不聲明，‘臨時’二字在上海時未聽見過，遇中央委員多的地方交出來，亦未聽見過。”

　　退出權力

　　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父親與周恩來、張聞天與項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父親任總書記。不久長征開始，父親與周恩來、李德組成了“軍事領導三人小組”。他們的分工是：秦邦憲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公認的中共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其實在談到這段曆史時，很多人忽略了一點：父親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主持了整個會議。這次會議有幾項重要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來的“三人團”，仍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其中周恩來是“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又確立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這次會上，並沒有讓李德發言，我後來從父親留下的筆記中看到，會上，當其他同誌向他發難時，他沒有打斷任何人的發言，也沒有提出中止會議。父親雖然在事實上失去了領導權，但此時，他仍然保留著總書記的頭銜。
　　2月5日，在雲南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來找到父親說：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麵廣，又有政治手段，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周恩來表示，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必須由毛澤東領導。現在我們商量由張聞天接替你當總書記，也是過渡的。
　　父親聽罷，認為周恩來說的有道理，他沒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都交給周恩來。當時，凱豐等人建議父親不要交權，要把情況匯報給共產國際，由共產國際最後來處置。但是，父親還是從大局出發，第二天，就把象征著中央總書記權力的兩隻鐵皮箱送到張聞天的住地。從此，張聞天擔任了黨中央總負責人。父親仍任中央常委與軍委委員之職，與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共同領導長征。
　　交接完權力之後，那時候父親唯一的考慮是必須要向共產國際報告，爭取共產國際的批準。因為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批準，這樣交權是不算數的。當時，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秘密電台在長征中被毀壞，導致原有的聯係中斷。早在1931年，王明到蘇聯前，曾與我父親約定一個中間聯絡人，因為那個時候白色恐怖還是很厲害的，他們就選擇了潘漢年。潘漢年精明能幹，記憶力特強，過目不忘，能背誦電報密碼。父親向潘漢年談了遵義會議的經過和與周恩來談話的經過。1935年9月中旬潘漢年與陳雲向王明做了匯報。王明對我父親的交權表示遺憾，對張聞天上台還表示能接受——我叔叔的兒子秦福銓當年對這一段曆史很感興趣，他在1950年初曾去上海采訪過潘漢年，這些細節都是潘漢年向我的堂哥秦福銓回憶的。
　　遵義會議後不久，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與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成為最高的軍事領導核心，“軍事領導三人組”取代了遵義會議前的“最高三人團”。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逐漸確立起來。三渡赤水後，一些中高層部隊領導人對部隊大規模迂回不滿，認為這樣會拖垮部隊。林彪為此還給張聞天寫信，要求撤下毛澤東，換上彭德懷。當時父親和周恩來兩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麵給大家做工作，才把事情平息下去。
　　如果說父親早期還對自己的指揮權被剝奪有一些想法，到了後來，他則完全信任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並發自內心地支持他。當張國燾要帶著紅四方麵軍南下的時候，還曾經找過我父親，反複強調說遵義會議不合法，四方麵軍不同意。但是父親沒有動搖。後來毛澤東向周恩來說：“秦邦憲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之後，10月27日常委分工，毛澤東半開玩笑地說：“1934年秦邦憲沒有處理我，叫我當蘇維埃政府主席，五中全會又提名我當政治局委員，這次我提議他任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主席，這叫禮尚往來。”周恩來拍手讚同。
　　雖然父親去世得很早，但有一些叔叔阿姨對我們幾個孩子一直很好。50年代，每逢父親的忌日，如果母親出差不在家，朱德就經常把我們幾個孩子接到中南海，和我們一起吃飯。有些叔叔阿姨在私下裏經常跟我說這樣的話：“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學問，他為人很正直，從來不搞什麽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從黨的需要。”文革期間，有一次我去看望受衝擊的王胡子（王震）叔叔，陪他散步的時候他說：“小鐵啊，你爸爸是好人……”然後就不再說什麽了。我也不敢再追問，我想他們也有難言的苦衷。

　　成敗之間

　　毋庸諱言，父親曾經一度對遵義會議有不同意見，轉不過彎子來，認為自己沒有什麽錯誤。路線上如果有問題，那是共產國際來負責的；軍事指揮是和周恩來負責的，他最想不通的，是把肅反擴大化的責任全加在他的身上，他覺得非常冤。直到1943年，黨的“七大”召開之前，他才真正認識到遵義會議是正確的。
　　媽媽曾多次告訴過我：你父親因為不懂得中國社會實際情況，所以走了一段彎路。但是後來對這些問題有所認識，他勇於承認錯誤，也對自己給黨造成的損失悔恨莫及，所以他在“七大”的檢查做得很深刻，得到了大家的諒解。我媽媽說，你爸爸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我給黨造成了這麽大的損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父親一度身體不是很好，醫生建議他不要過度勞累，可是父親依然故我。也許他在用這種方式“贖”自己的“罪”。
　　在延安整風的時候，父親被整得非常厲害。父親認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媽媽和《解放日報》的人隻好經常陪著他，給他化解，讓他放鬆。我手裏還有一份父親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寫的檢查，裏麵有諸如“罪孽深重”、“脫小資產階級之胎，換無產階級之骨”之類的話，也可以感覺出他所遭受的壓力。
　　父親內心肯定也有他的委屈。我想曆史給我父親安排的就是一個犯錯誤的角色。共產國際你不能不聽，你聽了就要承受後果，李立三不就是不聽共產國際的，所以被撤掉了嗎？對中國革命的某些不切實際的遙控和“命令”，讓中國革命吃夠了苦頭。
　　對父親的一些曆史評價，很多是和李德聯係在一起的。我覺得現在的曆史教科書在提到李德時，負麵評價居多，甚至將其描述為一無是處的人，也是有失客觀的。我小時候在延安時還見過李德抱著他的兒子，他是延安僅有的幾張外國麵孔之一。李德與父親關係比較密切，他們倆可以不需要翻譯，直接用俄語交談。李德與張聞天、王稼祥會麵時，也用俄語交談。他的英語很好，與周恩來交換意見時則直接用英語。
　　李德是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他在1918年應征入伍，當一名普通列兵，第二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6年被逮捕。1928年，李德從柏林莫阿比監獄越獄，隨後秘密潛入蘇聯，參加蘇聯紅軍。因為作戰英勇，他被提拔為蘇聯紅軍騎兵師參謀長，後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成為高材生。1932年，他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父親根據他的俄文名字，給他起了個“李德”的中文名。他當時曆經險阻到達中央蘇區，滿腔熱情，想大幹一場，李德對歐洲戰場比較熟悉，但對中國的情況一無所知，更對革命的困難估計不足，他讓中國紅軍與國民黨軍“堡壘對堡壘”、“突擊”硬拚，並不適合中國國情。
　　現在談到李德，隻提到他遵義會議之前的事情，而再無其他。其實張國燾搞分裂的時候，李德也是反對的。當時紅四方麵軍參謀長李特要四方麵軍的幹部跟著他們南下，稱隨毛澤東、周恩來北上是逃跑。原本與李特私交不錯的李德，上前拉住其馬頭，不讓他走。身材高大的李德一把將李特拉下馬，兩人動起手來。李特當時指責毛澤東等人：“你們從江西一直逃跑，現在還要逃跑，你們犯了大罪。”李德怕李特難以控製情緒，擔心他鋌而走險，便從身後將他一把抱住。毛澤東說：放開他，讓他走。李德此舉得到了彭德懷的表揚：“這次表現很好，站在正確的方麵了。”
　　1939年8月27日早晨，李德在延安的窯洞還沒有起床，張聞天派通訊員叫醒他，遞給他一封信：“速來機場，你飛往莫斯科。”李德後來回憶：“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匆向李麗蓮（注：李德在中國的第二任妻子）告別，向機場飛奔而去。”原來是周恩來去蘇聯治療臂傷，要他同去。來機場送行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等許多人，還有鄧穎超和他們的養女孫維世。李德說：“這時李麗蓮也到機場來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洛甫說：“李麗蓮沒有到蘇聯的入境簽證。”一旁的周恩來答應到莫斯科後幫助李德爭取一下，李麗蓮最終也沒有去成蘇聯。
　　李德在華七年，曾為我黨我軍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這一點也是不容抹煞的。當年他獨自一人來參加中國革命，而且是唯一一位自願與中國工農紅軍一起並肩作戰走完了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外國人。李德後來回到民主德國，寫了一本回憶錄，叫《中國紀事》，對他與中國領導人與中國革命的曲曲折折、恩恩怨怨，也都有提及。

　　我的母親

　　父親犧牲的時候，媽媽才三十五歲，當時很多人勸她重新組織家庭，媽媽回答：“如果我再組織家庭，那博古的孩子怎麽辦？他們就成孤兒了。”後來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說：“秦鐵，我們佩服的人中，你媽媽是第一人。為什麽？她出自對你爸爸的感情，一個人把這麽多孩子養大，而且不偏不向，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其實我的母親張越霞也是位很了不起的革命者。她是浙江浦江人，當年在學校讀書時，受進步思想影響的媽媽帶領女學生扔掉裹腳布，剪掉長辮子，她還經常登台演“文明戲”，宣傳反對包辦婚姻等。1927年，十六歲的她加入共產黨。第二年，她與同鄉張紀恩一起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媽媽主要負責文印、內部交通、情報等機密工作。
　　為了更好地掩護中共機關，周恩來建議他們最好以夫妻名義在一起。周恩來征求我媽媽意見，媽媽也表示同意。因為形勢緊張，中共中央的“機關”不斷地搬遷。三年間，媽媽和張紀恩在上海大約住過十個不同的地方。媽媽和張紀恩後來也真的結為夫妻，1930年，他們生了一個女兒，住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寧路）1141號恒吉裏的一幢石庫門房子。張紀恩以他父親的名義租下此房，他說自己是“小開”，來滬求學住於此。媽媽和張紀恩住在樓下，樓上的亭子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的會議室和看文件的地方，特地還放了床鋪、臉盆架子這些日常的東西，臉盆架上擺著毛巾、牙刷、牙粉等，布置成一個單人房間的樣子，以免引起懷疑。向忠發、周恩來、陳紹禹（王明）、張聞天以及父親博古都曾到這裏開過會。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協助國民黨在上海大肆逮捕共產黨領導人。當時黨中央決定讓向忠發立即離開上海前往蘇區。但是向忠發卻堅持在離開前與其愛人楊秀貞見個麵，而且一直拖到次日下午才想離開，結果被抓。
　　向忠發被捕後很快就供出了中央的組織狀況和人員名單。6月23日淩晨，憲兵和警察包圍了房子，媽媽聽到急促的敲門聲，意識到中央機關已被發覺，她立即把作為警號的洗米籃子打翻。當時向忠發還供出了父親的住址和開會地點西摩路，並親自帶領特務去搜查周恩來、瞿秋白和父親等人的住地，不料全撲了個空。警惕性甚高的周恩來獲知向忠發被捕的消息後，立即通知與向忠發有聯係的中共中央有關領導人和機關轉移。但是時間緊迫，他們來不及通知張紀恩和我媽媽。
　　被抓的時候，媽媽的衣袋裏還放著一張紙條，上麵寫著一位名叫羅曉虹的地下黨員的聯絡地址。張紀恩悄悄用浙江土話提醒我媽媽，媽媽乘警察不注意時將紙條放進嘴裏吞下。在拘留所裏，媽媽借口上廁所，見到了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她這才知道自己被捕是被向忠發出賣。兩人商量好如果向忠發來指認她們，她們如何應對。
　　無論在偵緝隊還是在龍華警備司令部，媽媽在幾次提審中堅持說自己叫黃張氏，是鄉下來的女人，不識字，也不知道丈夫是做什麽的。敵人沒什麽證據，隻好將她取保釋放，陳琮英也被放了出來。因為被查出一份共產國際文件和一份陳紹禹用綠墨水寫的手稿，張紀恩則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被判五年。他們倆的女兒死在巡捕房的孤兒院裏。
　　媽媽和陳琮英出獄後，陳雲找她倆談話，她們向陳雲匯報了向忠發叛變的情況。媽媽也匯報了張紀恩在獄中的表現，她認為張紀恩不堅定，表示要與他斷絕夫妻關係。後來張紀恩幾次要和我媽媽恢複夫妻關係，媽媽始終不同意。
　　出獄後，媽媽被分配到江蘇省委組織部工作，她與北方局的孔原結識。兩人一起從上海到天津從事黨的交通工作。1934年，孔原派我媽媽回上海匯報工作，加之此時兩人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帶在身邊工作不方便，媽媽想借此機會把孩子送到姨媽那兒。於是媽媽帶著孩子來到了上海。
　　在上海碼頭上岸時，媽媽發現有可疑的人在跟蹤她。當天她住在上海的交通員張世民的家裏，第二天一早，發現有人在盤問張世民家的房東。媽媽憑著多年的經驗，敏感地覺察到這個據點已經暴露了。她建議張世民趕緊撤離，媽媽也先回到了浦江，寫信向孔原匯報了這裏的情況。孔原很快回了封信，用暗語說：組織上批評你們驚慌失措，問題沒那麽嚴重。並要她留在上海繼續工作。
　　幾天後，媽媽從浦江回到上海。她找到張世民的家，以找房子為由敲門時，屋子裏走出一個陌生麵孔，媽媽趕緊說自己是鄉下人，走錯門了。但是她還是被特務拽進去，第二次被捕。媽媽在巡捕房的拘留所裏見到了三天前被捕的張世民，證明了她之前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我媽媽第二次被捕後，當時上海中央局又陸續遭破壞，剛開始是執行局書記李竹聲被捕，他供出了組織部長盛宗亮的地址。盛宗亮與妻子秦曼雲最終都叛變了中共，加入了中統。他們還參與了國民黨特務對我媽媽的審訊。媽媽知道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瞞不住，但除此之外，什麽也不承認。
　　媽媽後來被關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抗戰爆發後，國共第二次合作。父親與周恩來到南京，向國民黨政府交涉釋放全部政治犯，媽媽也是其中之一。我手裏還有一張珍貴的照片，就是媽媽出獄的第二天，和我父親談話的情景，是陸定一照的。
　　媽媽後來以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處長李克農夫人的名義作掩護，留在辦事處工作。後來又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在父親領導下任組織部幹部。在廣東工作了一年後，她又回到南方局工作。當時父親是南方局組織部長，兩人逐漸產生感情，結了婚。
　　張紀恩被關了三年多後獲釋，出獄後回到家鄉。1941年他曾奉命調往延安，在經過重慶時被周恩來留下工作。此前母親曾給上海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劉曉寫信，匯報張紀恩在監獄裏的“不堅定”，總理還曾讓張紀恩和我母親對質。抗戰勝利後，張紀恩來到上海，在中共社會部從事秘密工作。他本人也是一位經曆頗為豐富的老人，一直活到一百零二歲才去世。
　　張紀恩後來的待遇還可以，因為他畢竟是一個資曆很老的老革命，他入獄後，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寫過悔過書，說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但他並沒有出賣組織、造成什麽損失。解放後，張紀恩還念著我母親，他一直珍藏著母親當年送給他的照片；2008年張紀恩去世前，我去上海看望過他。照顧他的護工告訴我說，張紀恩沒事就拿著媽媽的照片看，還掉眼淚。

　　“閱讀”父親

　　解放後，媽媽向組織提出：要找回秦邦憲的孩子。在外地的大哥大姐都到了北京。我們生活在一起。現在想起來，媽媽很不容易，當時我們都處於長身體階段，家裏六個孩子，負擔得多重啊！新中國成立初期是供給製還好，50年代之後，國家開始實行工資定級製，那時候媽媽雖然任北京市西城區區委書記，可光靠她一個人的工資養活我們六個孩子太難了。媽媽後來找到楊尚昆，一進門第一句話就問：“你們光管活人，死人你們管不管？”楊尚昆連忙說：“對，這是烈士子弟。”於是每個孩子每月給20元生活費，生活有了大大的改善，媽媽給每個孩子買了輛自行車和手表，在那個年代，實屬少見。後來又查出爸爸一筆翻譯書的稿費，將近1000元。媽媽是個要強的人，有了這些錢，她就把我們的生活費給退了。這之後，直到媽媽1979年去世，我們再也沒有領取任何撫恤。
　　50年代初，媽媽的三個侄女和一個外甥女因為生活困難，都先後從浙江農村來北京投奔她。媽媽對她們說：“他們是博古的孩子，你們和他們不一樣。他們上學讀書，你們得工作。”她讓三個侄女去當工人，可是卻千方百計讓幾個哥哥姐姐都讀了大學。當年二哥秦鋼結婚時，媽媽特別高興，一同坐過牢的難友、一起工作多年的戰友、秦家的親友，都一一請到了。
　　文革開始後，鬥媽媽的大字報也上了牆，大標題寫著“博古的臭老婆、彭真的黑爪牙張越霞”。她也被送到幹校去參加勞動，媽媽是九級幹部，每一個月的工資本來有200多元，後來也降到了50多元。
　　有一天，因為腦溢血，血塊壓迫了語言神經，母親突然不能說話，幹校把她送回家，再也沒人管她。剛好二姐新華和丈夫李鐵映從永川回北京，他們給總理寫了一封信寄了出去。信發出不久，總理辦公室通知：恢複張越霞原級別。據說周總理在去世前曾經跟身邊的人叮囑過：張越霞是個好同誌，吃過很多苦，以後如果她遇到什麽困難，希望你們能夠幫助她。
　　媽媽這一生也經曆了太多的坎坷和滄桑。她和孔原生下的孩子叫陳模（注：孔原原名為陳樹錚），後來是和孔原一起生活，有時候也到我們家來。有一天早上，孔原的兒子孔丹打電話給我說：“陳模哥哥今天早上走了……”陳模哥哥是突發心髒病去世的，死時才四十歲出頭。媽媽去醫院向遺體告別，見了陳模哥哥最後一麵。她畢竟經曆了那麽多的事情，也還算平靜。隻是拿起陳模哥哥的手，一個一個地看，看得特別仔細……
　　1979年2月22日，六十九歲的媽媽突發心肌梗塞去世。父親犧牲後，他的很多資料由母親保存著。1947年，中共從延安撤出時，媽媽隻帶了很少的東西出來。她後來把父親的遺物交給了大姐摩亞，包括父親用過的一支派克筆、穿舊的一件呢子大衣、一條毛毯，還有一個就是遵義會議的記錄本了。
　　所有遺物中，最珍貴的就應該是這個筆記本了。那是一個自己做的本子，裏麵是白報紙，外麵加一層牛皮紙包著。我看過這個筆記本，裏麵的字很小，上麵每個姓氏後麵是發言內容。在某些發言記錄旁邊，父親還畫了一個問號，寫著“對嗎”，還有幾句批注。可惜的是，文革時大姐被抄家，她隻好把這個本子給燒掉了。關於遵義會議的原始記錄，現在剩下的，就隻有張聞天的了。
　　父親在延安整風時的一些檢查材料一直保存在媽媽那裏。文革開始後，母親有點緊張，剛開始擱在大姐那兒，後來又給取了回來。我家有一個特別大的花盆，媽媽用塑料袋包住那些材料，藏在花盆裏，上麵再用土給蓋上。我參軍入伍離開家之後，媽媽又把材料放在表姐那兒，她當時是全國勞模，相對安全一些。可是後來勞模表姐也受到衝擊，媽媽又把它們放在伍雲甫的夫人熊天荊那兒。熊媽媽去世以後，我找到伍紹祖那裏要回了那些材料。退休之後，我開始認認真真閱讀這些材料，雖然那些紙都已經非常脆弱，上麵的字跡也模糊不清，但我還是努力地一點點在辨認，仿佛感覺在另一個時空裏，我重新回到了父親身邊，和他一起閱讀那一代革命者的心靈，重溫他們曾走過的那些歲月……

　　本文選自《記憶的容顏》，李菁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