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鬱 | 汪曾祺的昆明

 

 

汪曾祺的昆明

孫鬱

 

1

 

1939年，汪曾祺到了昆明西南聯大讀書，直到1946年才離開這座春城。關於那一段的生活，他晚年寫了很多短文，都傳神得很，乃至成了人們研究聯大重要的感性資料。也由於他的神來之筆，昆明時代許多泯滅的故事悠然地走來，仿佛一幅幅寫意的畫麵，貧瘠時代的一切竟有了趣味流溢。

　　

我讀他寫下的那些文章，覺得年輕時代的他不是一個好的學生，起碼是個不合格的學生。也因了戰亂與動蕩，學校顯得鬆散，得以自由地讀書。他入的是中文係，那裏好的老師多多，對大家要求也並不嚴格，隨隨便便。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中文係的係主任是羅常培，教師有朱自清、劉文典、聞一多、王力、浦江清、沈從文、許維遹、餘冠英、陳夢家等。他們多是清華來的老師，治學頗為嚴謹。學生們大概可以選修別的課程，像哲學係的金嶽霖的課，汪曾祺就喜歡。外語係的名家很多，錢鍾書、吳宓都在，他旁聽過吳宓的課，沒有太大興趣，就遠離而去了。沈從文那時在中文係講寫作，這是汪曾祺最喜歡上的一門課。聞一多的也不錯，給他很深的印象。但對他最好的是沈從文。沈從文開設的課程是個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汪曾祺選他的這三門課，一是老師好；二是自在，沒有壓力；三呢，可以寫點文章，自己的夢想就是做一名作家。而那時在他心目中的楷模，自然是沈從文無疑。

 

新學生渴望寫作，在感性的世界裏打轉轉。對於學問有點敬而遠之。中文係的一些老師學問很大，那些學問顯得嚇人。這類老師汪曾祺有點不敢接近。有的老師的課又出奇的淺，他覺得不解渴，就不再去聽了。聯大的治學精神，他得到的不多，對朱自清、聞一多、劉文典的那些本領，也有隔膜的地方。這對他未嚐不是好事。中國文學係培養不了作家，和感性的寫作訓練太少有關。他在那時候沒有被枯燥的知識訓練俘虜過，是那代人的幸運。現在的大學，就不易遇到類似的環境了。

　　

從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記事可以看到，南遷昆明的時候，教師的科研依然有古風。和胡適時期的治學理念相似。1939年到1945年油印的論文很多，其表如下：

　　　《唐代俗講考》（向達）

　　　《言意之辨》（湯用彤）

　　　《貢山俅語初探》（羅常培）

　　　《唐代行用的一種韻書目次》（魏建功）

　　　《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鄭天挺）

　　　《王命傳考》（唐蘭）

　　　《隋書西域傳緣夷之地望與對音》（鄭天挺）

　　　《宋故四川安撫製置副使知重慶彭忠烈公事輯》（張正烺）

　　　《文選序“事出於沈思，義歸於翰藻”說》（朱自清）

 

上述名單隻是其間一部分，中文係的學風也由此可見一斑。不過對一些青年學子來說，那些東西還過於古奧，不易進入。他們知道這些文章的重要，受到老師身上的舊學的熏陶是自然的。

　　

學科的內容是豐富的，但青年人在此的壓力並不大，學風嚴謹而空氣自由，對大家都是開心的事。《西南聯大中文係》是汪曾祺介紹母校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能夠讓我們這些後人嗅到當年的氣息，其中有雲：

 

西南聯大中文係教授對學生的要求是不嚴格的。除了一些基礎課，如文字學（陳夢家先生授）、聲韻學（羅常培先生授）要按時聽課，其餘的，都較隨便。比較嚴一點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詩”。他一首一首地講，要求學生記筆記，背，還要定期考試，小考，大考。有些課，也有考試，考試也就是那麽回事。一般都隻是學期終了，交一篇讀書報告。聯大中文係讀書報告不重抄書，而重有無獨創性的見解。有的可以說是怪論。有一個同學交了一篇關於李賀的報告給聞先生，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地子上畫畫，李賀的詩是在黑地子上畫畫，所以顏色特別濃烈，大為聞先生激賞。有一個同學在楊振聲先生教的“漢魏六朝詩選”課上，就“車輪生四角”這樣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寫了一篇很短的報告《方車輪》。就憑這份報告，在期終考試時，楊先生宣布該生可以免考。（《汪曾祺全集》四卷358頁）

 

較之於老北大的氛圍，這裏多了一種現實感。許多老師在西南開始進行田野調查，采集民族學與語言學的標本。比如羅常培就三次對西南少數民族的語言進行調查，豐富了學術生活。沈從文還邀請諸多作家來校講演，推薦學生的文章到刊物上，和社會互動的地方很多。這個風氣對學生不能不產生影響。

 

昆明是個好地方。草木、街市、茶舍、書店、衣食、歲時等，都不同於內地。那裏地處高原，少數民族多，城裏的味道是特別的。對於有詩人氣的人來說，都有可感可懷的內容。那時候是戰時，空氣裏流著火藥味。大學也是匆忙組建的。沒有像樣的校園，那麽天地間就算即食之所，有什麽比這還要快樂呢？他常去的圖書館，在他眼裏是神秘又可親的，曾說那是他一生中去過最多的圖書館。連上課也是隨便的。除了朱自清過於嚴格外，其他的老師上課，都很輕鬆，似乎也喜歡了悠閑的氛圍，自在地講著天南地北的事情。比如金嶽霖的課，就很有意思。他回憶說：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麽病，我不知道，隻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簷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裏麵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幹兒子龍繩武家裏開校友會，——龍雲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做的一口鍾。除了體育教員，教授裏穿夾克的，好像隻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裏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麽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麵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汪曾祺全集》四卷143—144頁）

 

在好幾篇文章裏，汪曾祺都寫到了金嶽霖，實在是因為他的淵博與可愛，外加其古怪的一生。在師生之間，一向平等，乃老北大的傳統。加之學院裏的老師多有古風，環境是美的。那簡直不是智力訓練，而是精神的漫遊與行走。他所遇所感的生活，成了晚年寫不完的題材。

 

學校的讀書，有點傳奇色彩。因為是戰時，一切都有點不太正規。一是大家有時住在百姓家裏，二是總要跑警報，三是把許多時間放到泡茶館裏。比如跑警報，緊張而多故事。有的因為害怕而遠遠逃離校舍，有的在放鬆地談著戀愛。還有的毫不在乎，警報響起來的時候安然做事，泰然自若。

　　

世上大概沒有這樣的大學。緊張裏的愉快與苦楚，在那時候詩一般地寫著青春的奇跡。國難當中，學業要繼續，自然要克服種種困難。而在他們這些青年眼裏，死神麵前也有詩意的存在，憂戚裏沉思似乎是少的。戰時的生活給汪曾祺帶來的是輕鬆的感受，他從沒有去寫血淋淋的場景，也許沒有注意，也許根本就沒有去想，聯大的特別生活，也使善於讀人的他，學到了書本裏沒有的東西。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西南聯大有靜的一麵，也有動的一麵。中國文化幽深的與現實的價值都在校園裏有所展示。你可以選擇為學術而學術的路，許多扇門在等待開啟。也可以不忘情於社會，成為一個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汪曾祺最大的收獲，是知道了學問的深，那是無邊的海，怎麽能一望到邊呢？另一麵是，相信了自己寫作的潛能，也會創作出新奇的小說，那也其樂融融吧。

 

昆明乃一個神奇之地，許多人在此呼吸到了自由和愛意。晚年的時候，汪曾祺一再寫昆明的記憶，幾乎篇篇都好，那是對她的感激之情。我們在那些文字間除了看到他的快意的一麵，也有青春期的惆悵，比如《昆明的雨》：

 

我不記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長，從幾月到幾月，好像是相當長的。但是並不使人厭煩。因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連綿不斷，下起來沒完。而且並不使人氣悶。我覺得昆明雨季氣壓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長。昆明的雨季，是濃綠的。草木的枝葉裏的水分都到了飽和狀態，顯示出過分的、近於誇張的旺盛。

……

 

雨，有時是會引起人一點淡淡的鄉愁的。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是為許多久客的遊子而寫的。我有一天在積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從聯大新校舍到蓮花池去。看了池裏的滿池清水，看了著比丘尼裝的陳圓圓的石像（傳說陳圓圓隨吳三桂到雲南後出家，暮年投蓮花池而死），雨又下起來了。蓮花池邊有一條小街，有一個小酒店，我們走進去，要了一碟豬頭肉，半市斤酒（裝在上了綠釉的土瓷杯裏），坐了下來。雨下大了。酒店有幾隻雞，都把腦袋反插在翅膀下麵，一隻腳著地，一動也不動地在簷下站著。酒店院子裏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這樣大的木香卻不多見。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嚴嚴的。密匝匝的細碎的綠葉，數不清的半開的白花和飽漲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濕透了。我們走不了，就這樣一直坐到午後。四十年後，我還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寫了一首詩：

 

蓮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濁酒一杯天過午，

木香花濕雨沉沉。

（《汪曾祺全集》三卷376—379頁）

 

酒館、友人、不絕的雨，還有微末的憂愁，這些是古代詩文裏才有的心影。一個人在大學時代有這樣的境遇，內心布滿古典的記憶也不足為奇的。西南聯大是現代的，也是鄉土的。後者的氛圍，對青年時期的汪曾祺而言，是詩意的底色。我們有時也能夠在其文字裏，讀到一種昆明微雨的清爽、明快和溫潤之氣，想起來不禁幽思暗來。

 

2

 

1938年沈從文在昆明

 

汪曾祺與沈從文

 

沈從文出現在他的視野的時候，年輕的汪曾祺有著異常興奮的感情。許多年後，他寫了多篇關於沈從文的文章，描繪入學時的心情。中文係有許多知名的教授，惟獨沈從文，對他最有幫助。這個作家在大學的出現，真有點意外的效果。青年的學子喜歡感性的作家教師，因為沒有枯燥的學理的障礙。也由於沈從文學識的有限，不能把學生引向更深的層麵，一些教授並不看好他，甚至很有微詞。不過在開明的校園，都算不了什麽，汪曾祺不是不知道這些的。

　　

民國的教育不定於一尊，許多方麵滿足了學生的需要。學者們不太關注創作，而青年人卻對創作有著神秘感和好奇心。在沒有到聯大讀書前，汪曾祺就喜歡上了沈從文。他自己坦言，投考聯大，和沈從文隱隱約約有點關係。所謂慕名而去者正是，《自報家門》說：

 

在這座小庵裏我除了帶了準備考大學的教科書，隻帶了兩本書，一本《沈從文小說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說得誇張一點，可以說這兩本書定了我的終身。這使我對文學形成比較穩定的興趣，並且對我的風格產生深遠的影響。我父親也看了沈從文的小說，說：“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我的小說也有人說是不像小說，其來有自。

……

不能說我在投考誌願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是衝著沈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誌。但是“沈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過的。（《汪曾祺全集》四卷286—287頁）

 

西南聯大內的石柱

 

那時沈從文正在盛年，是創作正佳的時期。在文壇上已經很有名望了。在西南聯大，他是個特殊的教員，一沒有大學文憑，二缺乏學術專著。要不是小說聞名於世，是難於有人看上他的。沈從文雖自稱鄉下人，可是審美的偏好和歐美留學的作家很是接近。胡適、梁實秋、徐誌摩、巴金都喜歡他。一個自學出身的人在大學裏任教，在那時候為數不多，吸收他到學校來任教，說明了校方的眼光。而這，在後來的中國大學師資隊伍裏，是很少見過的現象。

 

沈從文的課很單一，不是學問家的那一套。但細心聽下去還是很有意思的。汪曾祺後來回顧說，沈的課程沒有係統，隨意講些創作經驗一類的東西。這些非學院派的因素讓他感到新奇，有些東西正符合自己的情感狀態。一些談天式的講授還啟發了他創作的靈感。不過沈從文日常的那些狀態更讓他著迷。因為在文壇很有名氣，就和各種作家有交往，同學們也跟著沾著仙氣。這是一個純情的人，沒有教授腔與文藝腔的人，而且他的駁雜，多趣，又帶有淡淡的哀傷的情感方式，是打動了汪曾祺的。

　　

沈從文是念著社會這本大書長大的。他的寫作沒有受到士大夫的那些東西的深擾，一切仿佛來自於天籟。他的心性太溫和，沒有強烈的精神衝撞。家鄉的水的清純沐浴了他，以致文字也是清純的。中國唯美派的理論家在思想上意識到這樣純情的文化的意義，可是他們很少遇到類似的文本。當沈從文天外來客般地出現在文壇上的時候，理論家們找到了精神的對應體。他便成了純文學的象征符號。新月派及胡適周圍的人都挺喜歡他，那些留過洋的美學家，對他的文本頗加讚揚，原因是有著儒雅的美麗和平淡的氣象，和現代的靜穆的審美精神相符。加之文字的清秀洗練，很快在知識界獲得了認可。

　　

在沈從文的身上，一種“美麗的愁人”的氛圍，一直揮之不去，其小說與散文，都是這樣。到了都市後，回憶那些生活，自己有種複雜的感受。他不忍去再現那些醜陋的場景，要留住的是純情的瞬間。即使像《邊城》這樣的作品，也有淡淡的感傷。

　　

沈從文的小說彌漫著水氣和草木的清香。協調、自然、有趣，是他作品的一個特點。而且對家鄉的風貌的描摹，很有韻味。他的好處是沒有中士大夫語言的毒，既不是道德主義者，也非西洋文學理念的俘虜。其作品是對人性的本然的描述，剔去了種種倫理的話題，從自然狀態裏找詩意的存在。《邊城》是沒有雜色的鄉俗圖，《瀟瀟》乃山野的笛聲，《丈夫》是民間的野調，都美麗得很。他寫青年男女的愛欲，看不到五四知識青年的感傷的、自戀的因素，倒像天地間的水氣，自然蒸騰著，生命在和諧間自如地運行著。這是一種現實的再現呢，還是一種神往？在左派作家那裏，沒有這些，在右派文人那裏也殊少此風，我們在此讀出的是陶淵明般隱逸的清寂和齊白石式的空。在觀念俘虜著藝術的時候，這個遠離各種觀念的純然的作家，把生命感從世間的囚牢裏解放到原始的山林間了。

　　

汪曾祺看到老師當年的作品，第一個印象就是親切，喚起了早年的記憶，和一種類似傾訴的欲望。也許是什麽暗暗撩撥了脆弱的心，從中有所發現也未可知。沈從文的文字，是青年汪曾祺內心的神異的火，在那樣的年月溫暖著自己的心。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學教授比，他和自己的生命更為接近，他的內心何嚐沒有“美麗是愁人的”感歎？

 

　西南聯大校舍

 

在幾個方麵沈從文影響了汪曾祺。欣賞苦難邊上的美麗的謠俗是一個因素。沈從文在亂世覓到一塊精神的綠洲，雖然逃逸苦楚，但在故土上尋到的未被汙染的世界，其實是對現實的對照，那裏未嚐不是一種掙脫和抗爭。中國不乏怨懟的文字，而美麗純情的所在是多麽重要。沈從文寫鄉間的禮俗、情調十分耐心，他把自然與人心裏最好的部分呈現給人們，並非是隱逸的陶醉，也有深切的提醒。汪曾祺後來在作品裏延續了這些，兩人可以說在路徑上是一致的。對比《邊城》與《受戒》，好像是流著相似的思想與趣味，在審美的角度，是有師承關係的。另一個因素是遠離社會核心地帶，與政治保持距離。沈從文那些鄉間故事，沒有政黨文化的痕跡，可是卻含著人生的本源。在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卻遠離階級的概念，也顯示了他的特點。桃花源與烏托邦的故事，是苦難王國之外的存在，弱小與無力感自然是有的。可是在那個時代，連這些也沒有了也是悲哀的。不錯，世間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有時甚至殘酷得很。但他厭惡流血，一切死亡都是憂傷的，所有的殺戮都與人性相悖。汪曾祺後來一直生活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時代，他懂得，直麵人間固然不錯，而在灰暗裏點綴著美麗與隱逸的情思，讓人知道再昏暗的年代還有人沉浸在純粹的審美的靜觀，也是好的吧？還有一個因素很重要，那是對內心的感受的忠誠。他們都不去涉獵沒有明白和無法知曉的現實，對記憶的記錄是自然的，絕沒有生硬地解釋世界。因為自己不是走在時代前麵的人，也沒有偉大的思想要流布世間，所以甘於渺小，隻去寫自己知道和喜歡的東西。本乎心性，源於靈魂，按美的體驗來表達自我，如此而已。後來中國的文藝是要求齊一的，不準有多樣的存在，小情調更是有問題的。可是在小的世界裏亦有大的境界，那裏奔放著愛意的激情。在激烈與悲慨的文字四溢的時候，我們偶與這些神異安靜的作品相逢，好像得到了歇息。自然，其間不乏逃逸的脆弱，躲避血色的簡單也是有的。躲避未嚐不是一種美，隻要心沒有黑暗染過和頹廢過，也是好的吧？在四麵殺聲的時候，我們看到了明亮的寧靜，那也真的是難得的。在沙漠般的地方，見到了一點點綠色，難道不是一種愜意?中國固然需要宏大的敘事，需要超人的偉岸之神，也需要溫潤的愛意。在殘酷的歲月保持一點安寧的美，也非一般人可以達到的境界。沈從文做到了此點，汪曾祺後來也做到了此點，我們由此看到了一個文學的傳統。

 

西南聯大中文係合影

 

3

 

聯大有一些老師是詩人，穆旦、卞之琳都很有名氣。直接在中文係授課的老師，算作詩人的也有幾位。朱自清、聞一多在當時算是老資格的詩人了。大學生活比他想的要有趣得多。雖然是聯大，條件亦差，而一些舊事卻使之念念不忘。年輕時候遇到一個好老師，也許會一輩子在他的影子裏。有的可能作為精神的前導，有的在趣味與學識上暗示著自己。西南聯大的幾年生活，汪氏感到可記憶的東西頗豐，沈從文大概屬於前者，聞一多或許屬於後者吧。像聞一多這樣的人，在學識上影響了他什麽都很難說，但作為一個有趣的人，總可以言之再三的。汪曾祺在《聞一多先生上課》一文中寫道：

 

聞一多

 

聞先生性格強烈堅毅。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將往雲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先生參加步行，萬裏長征，他把胡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須。他的胡子隻有下巴上有，是所謂“山羊胡子”，而上髭濃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張聞一多先生的木刻像，回頭側身，口銜煙鬥，用熾熱而又嚴冷的目光審視著現實，很能表達聞先生的內心世界。（《汪曾祺全集》六卷299頁）

 

在西南聯大的教師裏，聞先生的色調很是特別。他本來是學習美術的，後來以詩名世，又對楚辭與中國神話多有研究。最初的時候，他的唯美主義傾向很重。他當年與梁實秋討論藝術問題，都認可超功利的文學與繪畫，對新出的作品是警惕的時候多。他的美學理念是古典的，那些肅穆、勁健的古詩文，才對他有深的趣味。從他寫過的一篇文章能夠看出他自己的偏好，那文章的題目是《電影是藝術麽》，大意是，電影用聲光電等技術組成，不能算是藝術。和哈佛大學的白碧德教授幾乎一孔出氣了。唯美的文人在某種程度上不妨說也是個保守的人。這在一定程度使他與現實拉開了距離。不過聞先生不是抱著舊理念過活的人。早期雖和新月派關係很深，可在國難當頭，他比一般象牙塔裏的人有氣度，思想是靈動而激越的。他的才高，有識見，對藝術的理解頗為鮮活，真的沒有暮氣的存在。你總能在他那裏感到絲絲銳氣，在被久久困擾的時候，往往衝將出來，跌宕往複，氣韻是高的。聽過他的課的人，對其古樸而衝蕩的氣韻，都很難忘。

 

表達這樣一位先生的樣子，其實有諸多難點。聞一多是詩人特征很強的人。他的詩好，畫亦好，對人的心靈有敏感的悟性。讀他的書，那是沒有被汙染的存在，縈繞著詩與神異之色，還有曆史的舊影。他被曆史的長長的影罩著，卻又時時有著衝出舊影的激情。那些晦明不已的存在，在課堂上都有所體現，滋潤著青年。汪曾祺很喜歡聞先生，大概是那種灑脫的風格所致，與人有別吧。在西南聯大，名師多多，但有些汪曾祺就不敢接近，原因是刻板或嚴厲。比如對朱自清，他就有些疏遠，朱氏的嚴格令青年人有點畏懼。可是聞先生沒有這些，他很隨意，也多趣，上課時激情四射，板書裏有畫，有詩，對學生而言是一種享受。汪曾祺回憶道：

 

我在讀西南聯大時，聞先生先後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

　　

楚辭班人不多。聞先生點燃煙鬥，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聞先生的筆記本很大，長一尺有半，寬近一尺，是寫在特製的毛邊紙稿紙上的。字是正楷，字體略長，一筆不苟。他寫字有一特點，是愛用禿筆。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禿筆寫篆楷蠅頭小字，真是一個功夫。我跟聞先生讀一年楚辭，真讀懂的隻有兩句：“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也許還可加上幾句：“成禮兮會鼓，傳葩兮代舞，春蘭兮秋菊，長毋絕兮終古。”

　　

聞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係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先生講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先生是一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他也講初唐四傑、大曆十才子、《河嶽英靈集》，但是講得最多，也講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係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裏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隻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係。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聞先生講唐詩的妙語，應該記錄下來。我是個大大咧咧的人，上課從不記筆記。聽說比我高一班的同學鄭臨川記錄了，而且整理成一本《聞一多論唐詩》，出版了，這是大好事。

 

我頗具歪才，善能胡謅，聞先生很欣賞我。我曾替一個比我低一班的同學代筆寫了一篇關於李賀的讀書報告，——西南聯大一般課程都不考試，隻於學期終了時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給學分。聞先生看了這篇讀書報告後，對那位同學說：“你的報告寫得很好，比汪曾祺寫的還好！”其實我寫李賀，隻寫了一點：別人的詩都是畫在白底子上的畫，李賀的詩是畫在黑底子上的畫，故顏色特別濃烈。這也是西南聯大許多教授對學生鑒別的標準：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歡人雲亦雲，隻抄書，無創見。(《汪曾祺全集》六卷299—301頁)

 

自由的環境裏的互動，我們今人已難以感到，那是聯大曆史裏不滅的一頁。聞一多那類教學的方式，在今天未必能被校方認可，所謂野狐禪者正是。在青年的學生看來，也恰恰是有趣的地方。一是有感情，能從枯燥裏得到賞心悅目的刺激，把沉睡的思想激活了；二是益智，由趣味這條路，把人引進新奇的世界，精神是飛起來的。青年初入學校，接受大學教育，固然有程式化的一麵，但最終還是精神的自然遊走，知道思想的亮點在哪，美麗的閃光何在，而自己也能進入那個有趣的創造裏，其樂也是融融的。

　　

應當說，聞一多的授課，不屬於什麽教育的流派。他在學生麵前呈現的是詩人與思想者的本然。因為內心是熱的，又能理解曆史間的明暗，引起共鳴是必然的。久在書齋，未必就不諳現實，情懷總是在的。學問家如果是個詩人，就有飛起來的衝動，創造性也含在其間。對此，中文係的同學多有感觸。聯大的風氣，在古樸中還有靈動的情思的漫遊，就擁有了美的光環。

　　

今人談那段曆史，也能體察出那時候的辦學的倉促，教師隊伍的短缺，及知識結構的不平衡。坦率說，聞一多授課的方式，可能受古人影響甚深，陳述的理論似乎有些問題。那時候的中國詩人教授們，精神大抵還沒有魯迅的境界，對域外小說與詩學的理解都還單麵，不能從各個學科來對比為之。連後來在別的大學授課的馮至，闡釋詩學的文字都有點平淡，甚至不及他崇拜的裏爾克、雅斯貝爾斯那麽豐富，不知道是審美的問題呢，還是價值觀的問題。我們看海德格爾的闡釋詩歌時的衝動，哲學與詩意都得以攀升，是有大眼光的。西南聯大為中國文學教育最好的時期，而空白點卻是明顯的。像朱自清這樣的懂詩、為詩的人，學術著述則有些平淡，都屬於這樣的問題。青年人那時候未必認識到這一點，有幾個詩人氣質很強的人，大家已經很是興奮的。汪曾祺後來對聯大獨說佳處，鮮提遺憾，大約是過度愛憐自己母校的緣故。

　　

教育學理論講到師生互動的時候，使用了許多概念和事例，意在講知識與精神的傳承的最佳途徑。就中文係而言，講文學史與作家作品，沒有文學的體驗在，或說缺乏審美的經驗的演繹，則會使文學的意味遺失掉，很是可惜的。詩人教授們大概可以避免這些，如果他們真有學問的話。研究文學史要有知識，還要有詩意的體驗，這後者，聞一多這樣的人容易完成，當知識無法抵擋詩意的襲來，師生的互動一定是美的。許多回憶聞一多的文章，給人的印象差不多都集中於此。

　　

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是個受人尊敬的人，宗璞在《東藏記》裏就以他和一些教授為原型，寫了一個豐富的年月。不管是儒家者流，還是現代派的追隨者，都不排斥聞一多。近讀何兆武《上學記》，內中有關於聞一多的片斷，與汪曾祺的回憶庶幾近之。文章不僅寫了唯美主義的聞一多，也寫了反傳統的聞一多，他說：

 

聞先生晚年講詩（其實那時候他還不到五十歲），有一首初唐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別欣賞，在他的《宮體詩的自贖》一文中，曾把這首詩評價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當然這首詩寫得的確很美，我也非常欣賞，不過除了濃厚的唯美傾向，卻帶有幾分人生幻滅、虛無頹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鬥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為，聞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貫之的，本質上還是個詩人，對美有特別的感受，而且從始至終都是一包熱情，一生未曾改變過。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討論：如果魯迅活著會怎麽樣？其實同樣可以問：如果聞一多活著會怎麽樣？僅憑一包熱情，恐怕也不會暢行無阻的吧，我這麽想。

 

聞先生那一輩人的舊學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時又是極端反傳統的。社會轉型時期，有的人唯恐中國的舊文化不存在了，拚命維護；還有一種人，認為傳統的東西束縛中國人太久了，中國要進入新的時代，就要徹底拋棄，全麵創造新文化，聞先生、魯迅、胡適都屬於這種人。魯迅激烈反對中國的舊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國書，《狂人日記》裏宣稱：什麽“仁義道德”，滿書都寫著血淋淋的“吃人”兩個字。聞先生在這一點上跟魯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運動的時候，他在課堂上對我們說：“你們從外麵打進來，我從裏邊殺出去，我們裏外合應，把傳統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說：青年學子沒有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毒害，所以你們須從外部推翻它；我是受過這個教育的，所以我現在要反對它，從裏邊殺出來與你們合作。我想這代表他當時真實的思想情況，雖然他研究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但他並不認同。（何兆武《上學記》142頁，三聯出版社2006年版）

 

何兆武的回憶比汪的文字要有思想的力度，不愧是學過哲學的，思考問題就深切得多，與張中行頗為相似。隻是沒有汪曾祺的文字傳神，少的是其間的趣味。汪曾祺看人還是詩的因素多，不太從精神的層麵討論問題，這就和明清文人的樣子相似，士大夫的因素也是有的吧。汪先生對聞一多的反傳統的一麵不是不知道，卻不願意深談，大概對此有所保留也未可知。不管聞一多那代人看人看事如何怪，可是還存有真的詩意，那就大不容易。至於對舊的遺產的看法不同，在汪氏眼裏，則多非怪事。西南聯大本來就是思想多元的地方，那個並不齊一的時代，總還是趣多苦少的。

 

西南聯大的老師在戶外上課

 

4

 

業餘生活中值得一提的是與昆曲的結緣。我們看他自己的回憶，當可想那時候的樂趣。

　　

先前聽到拍曲這個詞，不知道是什麽意思。我出生在東北，那個地方乃荒野之地，不諳京劇，遑論昆曲？後來讀前人的書，才知道一點舊學裏的趣味，恍然悟出：士大夫們喜歡戲曲，乃一種文化的血緣，彼此關係太深。詩文和戲曲在讀書人那裏，乃快慰的兩種表達。翻閱汪曾祺讀書時期的資料，發現在西南聯大還有些人在拍曲，沉浸在古典的審美快慰裏，那是知識群落的樂趣。

 

昆曲太古雅，到了民國已經有些衰微了。汪曾祺的家鄉離昆山不遠，那是昆曲的發源地，在鄉間受到舊音的熏陶是自然的。大凡喜歡昆曲者，對傳統文化的典麗的一麵都有依戀。其間的從容博雅是引人的。在士大夫們的眼裏，昆曲是文人唱才有意思的，舞台間的演員來演繹就有點向俗的方向滑動。明清以來，文人拍曲，大概有點傳統，這餘緒現在不易看到了。聯大這個地方還殘存著古風，實在是有趣的。汪曾祺自覺地加入其間，喜歡的就是古風裏的美質。他後來的文字在什麽地方能讓人想起古曲的悠揚，真的繞梁三日，不絕如縷。在那個世界裏，純淨得沒有雜質，在曲調與詞匯裏流的是清麗的旋律。汪氏《晚翠園曲會》寫道：

 

每次做“同期”（唱昆愛好者約期集會唱曲，叫做同期）必到的是崔芝蘭先生。她是聯大為數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來研究蝌蚪的尾巴，運動中因此被鬥，資料標本均被毀盡。崔先生幾乎每次都唱《西樓記》。女教授，舉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來卻很“嗲”。

　　

崔先生的丈夫張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來。張先生不唱，隻是端坐著聽，聽得很入神。

　　

除了聯大、雲大師生，還有一些外來的客人來參加同期。

　　

有一個女士大概是某個學院的教授或某個高級職員的夫人。她身材勻稱，小小巧巧，穿淺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線異常清楚，神氣有點天真，不作態，整個臉明明朗朗。我給她起了個外號：“簡單明了”，朱德熙說：“很準確。”她一定還要操持家務，照料孩子，但隻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這些，欣然而來。

　　

有一位先生，大概是襄理一級的職員，我們叫他“聾山門”。他是唱大花麵的，而且總是唱《山門》，他是個聾子，——並不是板聾，隻是耳音不準，總是跑調。真也虧給他擫笛的張宗和先生，能隨著他高低上下來回跑。聾子不知道他跑調，還是氣勢磅礴地高唱：

　　

“樹木叉椏，峰巒如畫，堪瀟灑，喂呀，悶煞灑家，煩惱天來大！”

 

給大家吹笛子的是張宗和，幾乎所有人唱的時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風圓滿，唱起來很舒服。夫人孫鳳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陽關”，唱得很宛轉。“叫他關河到處休離劍，驛路逢人數寄書”，聞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張宗和溫文爾雅，孫鳳竹風致楚楚，有時在晚翠園（他們就住在晚翠園一角）並肩散步，讓人想起“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驚夢》）。（《汪曾祺全集》六卷210—211頁）

 

這段生活記憶對汪曾祺後來的戲劇創作很有影響。他對拍曲的隊伍裏的人也產生了諸多興趣。有的成了他後來朋友圈子裏的人物。京派的作家喜歡昆曲的很多，俞平伯、浦江清都拍過曲。在北平的教授圈子裏，頗有名聲。拍曲子的人對民間文化多少有些感情，但畢竟還是缺少泥土的精神，境界停留在士大夫的層麵。現在北京的讀書人已難以見到這樣的精神群落，想起來那些吟唱真的去而難返了。在喜歡昆曲的群落裏，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及張家姐妹是個重要的部落，汪曾祺對此頗為親切。他回憶說：

 

有一個人，沒有跟我們一起拍過曲子，也沒有參加過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卻在曲社中產生很大的影響，張充和。她那時好像不在昆明。

　　

張家姊妹都會唱曲。大姐因為愛唱曲，嫁給了昆曲傳習所的顧傳珍。張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卻和一個昆曲演員結了婚，門不當，戶不對，張家在兒女婚姻問題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規。二姐是個無事忙，她不大唱，隻是對張羅辦曲會之類的事非常熱心。三姐兆和即我的師母，沈從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愛唱，但我卻聽過她唱“掃花”，是由我給她吹的笛子。四妹充和小時沒有進過學校，隻是在家裏延師教詩詞，拍曲子。她考北大，數學是零分，國文是一百分，北大還是錄取了她。（《汪曾祺全集》六卷212頁）

 

沈從文先生後來的精神的雅化，與張家的結緣是否有關不太好說，但他們的超俗的氣韻相近那是無疑的。昆曲是古曲裏有意味的存在。詩詞、繪畫、音樂裏的東西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士大夫者流欣賞昆曲，乃舊文人的心緒詩意的表達。那裏有靜穆的東西，感傷與激憤，無奈與欣喜都有。這很易被讀書人所接受。它後來的衰敗，乃社會變遷所致，文人的情調畢竟太窄，遂被別的大眾藝術所取代了。

 

查俞平伯日記，關於拍曲的記載很多，這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汪曾祺的老師浦江清常和俞平伯一起拍曲，彼此的樂趣是多的。浦江清在聯大的時候是否參與過類似的活動，不得而知，但在戰前是頻繁的。比如1936年10月的俞平伯日記雲：

 

前晚之文始脫草。趁九時公車偕江清、延甫進城，在公園下車，在柏斯馨茶點。出時遇陶光。至景山東前街許潛庵宅，曲集於十一時始，唱《賜福》、《拾畫》、《叫畫》、《玩箋》、《借餉》、《藏舟》。飯後唱《盤夫》、《議親》、《茶敘》、《琴挑》、《癡夢》、《佳期》、《遊園》、《折柳》。五時半畢返舍。侍二親講《論語》。父講“吾日三省吾身”章，旨雲聖賢心跡在人我之間，忠恕之道與禪門止觀不同，所謂一以貫之者是也。（《俞平伯全集》十卷233頁，花山出版社，1997年版）

 

昆曲的詞與曲，都很美。旋律之中有古奧的因素。京派文人喜歡昆曲，自然也把感受寫到學術文字裏去。俞平伯研究詞，就有拍曲的經驗在，那是很有意思的。浦江清談中國的戲曲與小說，不乏獨有的感受。年輕時期的汪曾祺接觸昆曲，還沒有老師們理解的那麽深。但其間的形式的美感動了他，對他來說是有趣的經驗。汪曾祺回憶說，參加拍曲的結果，是學會了吹笛子，這對他是意外的收獲：

 

參加了曲社，我除學了幾出昆曲，還酷愛上吹笛——我原來就會吹一點，我常在月白風清之夜，坐在聯大“昆中北院”的一棵大槐樹暴出地麵的老樹根上，獨自吹笛，直至半夜。同學裏有人說：“這家夥是個瘋子。”（《汪曾祺全集》三卷432頁）

 

民國的讀書人業餘時間在劇場或沙龍裏，和梨園親近。這種舊式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士大夫的某種精神。後來汪曾祺進入梨園行，以寫戲謀生，一下子進入角色，是有長久的訓練的緣故。

 

士大夫喜歡昆曲，有一個很長的傳統。明代的袁宏道、張岱在文章裏都有記載，錢謙益、吳梅村的詩文也偶有談及，袁宏道《錦帆集·尺牘·龔惟長先生》雲：

 

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袁宏道集箋校》上卷205—2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讀此段文字，能感覺到明代文人的瀟灑。審美之樂，亦生命之樂。此間隻有感官與心理的愉悅，道學的東西是看不到的。宋代以後，理學漸勝，但文人駐足詞曲之間，竦身一動，遂有超凡入神之歡。此間戲曲給人的享受是巨大的。人的肢體語言與聲音繪畫，倘和詩文雜糅起來，有著不可小視的快感。此風流蕩多年，直到民初依有文人遊於此間。到了洋人的文化傳來，新文人開始嘲笑於此，才一點點沒落了。

 

浦江清

 

5

 

一個人如果遇到一位好的老師，影響自然是不能忘卻的。聯大的老師優秀者甚多，有的氣味與汪氏相同，有的較遠。年輕時候不諳世事，對一些老師說不出好來，閱曆與見識都不夠，失去治學的機會都是自然的。不過耳濡目染之間，還是有些心得，有的到後來倍覺珍貴。老年憶及舊人，對一些人則感念再三。比如在所佩服的學人裏，浦江清算是一位吧。

 

　　下課了

 

大約是八十年代，汪曾祺寫了篇《關於八仙》。文章很有見識，文氣直逼古人，有清爽悅目的感覺。這文章受了浦江清的影響是無疑的。汪曾祺都聽過浦江清什麽課，我們不得而知。我猜想他的文采及考據之功，是征服過汪氏的。

　　

浦江清生於1904年，江蘇鬆江縣人。畢業於東南大學外語係。後受吳宓賞識，到清華做陳寅恪的助手。抗戰時期到西南聯大。他授課的內容多係文學史的，很多文字留下了講課的心得。他在許多地方像周作人周圍的那類人物，和俞平伯、朱自清、呂叔湘、江紹源等人關係不錯。在文風上，走的是顧炎武或張岱的路子，古樸深切，善於考訂舊跡，熟讀野史劄記。讀他的論文，在看似枯燥裏有諸多可玩味的氣息。

　　

如果得以中壽以上，他會留下很多著作。可惜五十年代後多病纏身，1957年就辭世了。他去世後，楊晦、遊國恩、呂叔湘等頗為感傷，覺得學界逝去了一個重要人物。後來《浦江清文錄》問世，收有《八仙考》、《宮蕊夫人宮詞考證》、《詞曲探源》、《詞的講解》、《評王著〈元詞律〉》、《論小說》、《談〈京本通俗小說〉》、《〈逍遙遊〉之話》、《評江著〈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屈原》、《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等文。尤以《八仙考》引人，文筆之好與見解之深，可謂古調獨談。

　　

汪曾祺談八仙，在資料使用上受到了浦江清的影響無疑。觀點也有接近的地方。他說：

 

八仙是反映中國市民的俗世思想的一組很沒有道理的仙家。

　　

這八位是雜湊起來的班子。他們不是一個時代的人。張果老是唐玄宗時的，呂洞賓據說是殘唐五代時人，曹國舅隻能算是宋朝人。他們也不是一個地方的。張果老隱於中條山，呂洞賓好像是山西人，何仙姑則是出荔枝的廣東的增城人。他們之中有幾位有師承關係，但也很亂。到底是漢鍾離度了呂洞賓呢，還是呂洞賓度了漢鍾離？是李鐵拐度了別人，還是別人度了李鐵拐?搞不清楚。他們的事跡也沒有多少關聯。他們大都是單獨行動，組織紀律性是很差的。這八位是怎麽弄到一起去的呢？最初可能是出於俗工的圖畫。

……

八仙後來被全真教和王重陽教拉進教裏成了祖師爺，但他們的言行與道教的教義其實沒有多大關係。他們突出的事跡是“度人”。他們度人並無深文大義，不像佛教講精修，更沒有禪宗的頓悟，隻是說了些俗得不能再俗的話：看破富貴榮華，不爭酒色財氣……。簡單說來，就是拋棄一切難於滿足的欲望。另外一方麵，他們又都放誕不羈，隨隨便便。他們不像早先的道家吸什麽赤黃色，餌丹砂。他們多數並非不食人間煙火，有什麽吃什麽。有一位叫陳瑩中的作過一首長短句贈劉跛子（即李鐵拐），有句雲：“年華，留不住，觸處為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火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總之是在克製欲望與滿足可能的欲望之間，保持平衡，求得一點心理的穩定。達到這種穩定，就是所謂“自在”。“自在神仙”，此之謂也。這是一種很便宜的，不費勁的庸俗的生活理想。（《汪曾祺全集》四卷86—87頁）

 

汪曾祺談八仙，還顯得簡單，浦江清則是深切的，考據與思想都有，確有跨俗的氣象。《八仙考》雲：

 

此八仙的構成，有好多原因：（一）八仙空泛觀念，本存在於道家。（二）唐時道觀有十二真人圖等，為畫家所專工，此種神仙圖像可移借為俗家祝壽之用，因此演變成此八仙圖，至久後亦失去祝壽之意，但為俗家廳堂懸畫。改為瓷器，則成擺設。其用意與“三星”同，祝主人吉祥長壽之意。（三）戲劇本起於宴樂，《蟠桃會》等本為應俗家壽宴之用的，神仙戲亦多用以祝壽。其中八仙排場最受歡迎，適合戲劇的組織。（四）此八人的會合，約略始於宋元之際。（五）此八人的會合並無理由，在繪畫方麵，猶之唐宋道家畫《十二真人圖》，南宋板畫雕四美人，宋元俗畫《七賢過關圖》的隨便組合。戲劇方麵，名錄頗有出入，也從演變而漸漸固定的。從這樣看來，八仙的組成與真正的道教的關係很淺。隻有鍾、呂兩人有兩重人格，一是神仙，二是教主。所以他們一邊加入為民俗藝術所采用的神仙集團，一邊被全真教推尊為祖師。然則全真教應該隻尊鍾、呂為祖師了，但後來又容納另外數仙，而認為別派。此是晚起，顯係化於民俗。（《浦江清文錄》14—15頁）

 

大凡對八仙感興趣的，都是民俗意味濃的人，而且對民俗學有所研究者，能悟出諸多話題來。在這個意義上說，汪曾祺和自己的老師很有接近的地方。不過浦先生畢竟是學者，從他的文章能看出來受到陳寅恪的影響很大，也多少受到王國維的暗示。但文章的寫法卻是周作人式的古雅。隻是他不是像苦雨翁那樣小品心態，其考據與作品解析走的是陳寅恪的路子。浦江清的學問沒有虛幻的那一套，乾嘉學派的東西是有一些的。在文章的格局上，他比周作人要大氣，史學與詩學的因素結為一體。思想上不及周氏深遠，多少能看出俞平伯式的韻致。所以，我猜想汪曾祺注意到這位前輩是自然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浦江清是個有文體意識的人物。他對文言與白話的關係有著獨到的理解，是少有的文學史家。他在《詞的講解》中說：

 

何以中國的文人習用文言而不用他們自己口說的語言創造文學，這一個道理很深，牽涉的範圍太廣，我們在這裏不便深論。要而論之，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字是意象文字而不用拚音符號（一個民族自己創造的文字，應該是意象文字，借用外族的文字方始不得不改為拚音的辦法），所以老早有脫離語言的傾向。甲骨卜辭的那樣簡短當然不是商人口語的忠實的記錄。這是最早的語文分離的現象，由意象文字的特性而來，毫不足怪。以後這一套意象文字愈造愈多，論理可以作忠實記載語言之用，但記事一派始終抱著簡潔的主張，願意略去語言的渣滓。隻有記言的書籍如《尚書》《論語》，中間有純粹白話的記錄。而《詩經》是古代的詩歌總匯，詩歌是精煉的語言，雖然和口頭的說話不同，但《詩經》的全部可以說是屬於語言的文學。所以在先秦的典籍裏實在已有三種成分，一是文字的簡潔的記錄，二是幾種占優勢的語言如周語、魯語的忠實的記錄，三是詩歌或韻語的記錄。古代的方言非常複雜，到了秦漢的時代，政治上是統一了，語言不曾統一，當時並沒有個國語運動作為輔導，隻以先秦的古籍教育優秀子弟，於是即以先秦典籍的語言作為文人筆下所通用的語言，雖然再大量吸收同時代的語言的質點以造成更豐富的詞匯（如漢代賦家的多采楚地的方言），但文言文學的局麵已經形成，口語文學以及方言文學不再興起。(《浦江清文錄》110頁)

 

浦江清對文言與白話的理解，很是透徹。他看到了漢語的意象性，看法頗為有趣：

 

文言的性質不大好懂。是意象文字的神妙的運用。中國人所單獨發展的文言一體，對於真實的語言，始終抱著若即若離的態度。意象文字的排列最早就有脫離語言的傾向，但所謂文學也者要達到高度的表情達意的作用，自然不隻是文字的死板的無情的排列如圖案畫或符號邏輯一樣；其積字成句，積句成文，無論在古文，在詩詞，都有它們的聲調和氣勢，這種聲調和氣勢是從語言裏模仿得來的，提煉出來的。所以文言也不單接於目，同時也是接於耳的一種語言。不過不是真正的語言，而是人為的語言，不是任何一個時代或一個地方的語言，而是超越時空的語言，我們也可以稱為理想的語言。從前的文人都在這種理想的語言裏思想。至於一般不識字的民眾不懂，那他們是不管的。（《浦江清文錄》111頁）

 

這篇文章寫於四十年代，考慮的問題之深不亞於胡適當年的論斷。四十年後汪曾祺談論語言的問題，和浦江清多有相似的地方，更有作家的意味，體味很深。隻是沒有老師的深切周密，意思大體相近。所以，汪曾祺在八十年代橫空出世，不是空穴來風。他的前輩的卓識，比他要深厚一些，那是自然的了。

　　

民國以後，在白話文裏體現出明清筆記風韻的人很多。文人隨筆大致有幾種寫法。一是周作人式的學術小品。一是浦江清那樣的隨筆式的考據論文。前者有點思想的漫步的意味，後者是純粹的學術文章。汪曾祺是介於兩者之間，多的是作家的風采。現代以來的作家在文學的路上走得很遠，文體越來越白，似乎少有風采。浦江清那樣的文字，因為太深，讀者知之甚少，殊為可惜。倒是汪曾祺把文學意味和古雅的學問運作在一起，影響擴大了。周作人那樣的小品要有智慧才行，浦江清的文字是邏輯與詩的，都不好學。汪曾祺得其一點，點染成片，遂成大勢。但一麵也弱化了思想，不及周氏多致，也無浦氏深厚。他兼得前人的神采，自成一路，中斷的傳統在此被銜接上了。

　　

周作人、俞平伯、浦江清寫文章喜歡引用野史雜記裏的東西。浦江清對非正宗的文化頗多興趣。這是五四後的文人的新眼光，把內容搞得美妙回旋，而敘述上不失古人的雅態。在許多地方，汪曾祺和這位老師有相似的一麵。都喜歡民間的謠俗，對野史雜記頗有心得。浦江清論文裏引用的明清文人雜書，汪氏也愛看，經常入眼，且幻化於文中。彼此在趣味上很是接近。近來談汪曾祺的文章漸多，比較兩人的關係者卻少，這是個題目，我們細細體味，還有不少趣談呢。

　　

西南聯大的歲月往矣，連汪曾祺的墓木已拱，早已草色漸萎了。但那些因汪氏的描述而留下的曆史片影，卻那麽深地留在我們的記憶裏。汪曾祺的昆明是柔美的色調建築的，他把那段生活拉到了一塊精神的高地上，讓我們知道知識分子還可以那樣的生活，青年學子也可以散漫地遊泳於思想之海。不迷功利，鮮及厲害，無偽地沐浴於智慧的光澤裏。有時候憶及他筆下的昆明，我就想，今天的學生，所入學校很是氣派，走到舒適之所了。而就精神的快慰而言，與那時候的人比，在有些地方，真的是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