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那些年，範曾是如何陷害沈從文的？

來源：畫廊

 

沈從文和範曾，都是當代中國文化界的大佬。前者，以文學創作、文物研究名世；後一位，則昂然以書畫巨匠、學問宗師、當世大儒自居不疑。表麵上所事行業、所攻領域都不同，實際上曾是師徒關係。

 

他們兩人之間，整整相差36歲，屬兩代人，乃前後輩。年輕時的範曾，初出茅廬，不名一文，內無奧援，外無幫助，為此曾異常恭謹地拜沈為師，而沈從文亦極看重這位青年才俊，引舉譽薦不遺餘力。也正是在沈公的著意栽培下，範先生如願以償，得以供職於“中國曆史博物館”，並逐步踏入京城上流文化圈。

 

後來，“丙午丁未年之劫”降臨，範先生“真是快人”，不僅陡然變臉，立即與沈從文割恩斷義，甚至投井下石，主動密告誣害，師徒二人遂徹底決裂。沈從文晚年，曾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談到，這是他後半生最感憤然的一件事了。此後，任何公開場合，他再也不願提及範曾的名字了。

 

沈、範師徒的反目，是當代文化界很著名的一起公案。嘮叨舊事，既是出於公心表達愛憎，更意在重溫，在那個驚魂動魄的時代，所有人其實都在失去尊嚴的悲音。

 

從現有材料看，沈、範二人能相識，並且結下師生情緣，主要是青年範曾主動、刻意及努力的結果。

 

1949年後，僥幸躲過生死線的沈從文，被安排進入彼時的中國曆史博物館。一代文壇大家，就此改弦易轍，轉換主業從事文物探究，尤其是注目於周公交付給他的職司使命，即“中國古代服飾史”研究。

 

到了1960年代前後，逃離烽火口，識趣默存的沈從文，境遇實已逐漸改觀。據“沈學專家”淩宇《沈從文傳》一書記錄，早在1958年，彼時掌舵文化界的周揚，甚至擬請沈出任北京市文聯主席，隻是為沈所婉拒；他還有單獨受到某巨公接見與鼓勵的無上殊遇。

 

這些年，社會上一直流傳一個說法，說他自解放後就不再從事文學寫作雲雲，幾成定論。這其實多半也是以訛傳訛的誤解。最好的反證，自然是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的40卷本《沈從文全集》——在這套書中，明顯可以看到，他1949年之後的文學作品，依然占據很大篇幅，不過再無名作罷了。

 

總之，這一切都可證實，當時的沈從文，已有再度受到重視的態勢，起碼是有點話語權的。

 

沈從文的這番變化，天生百樣玲瓏的範先生，也許早就看在眼裏了。據陳徒手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一文披露：1962年，25歲的範曾，行將從中央美院畢業。為能謀得個好去處，範曾“天天給沈從文寫信”，表達橫無際涯的崇仰之意。

 

在這批意在投贄的書信中，範先生甚至曾動情傾述說，有一回“夢見沈先生生病，連夜從天津趕來”，感人肺肝之態，著實令人毛發皆聳。這份謙恭至極的表白，的確讓沈從文甚為感動，熱心為之聯絡疏通，幫助他如願調入曆史博物館美術組，成為自己的助手，給中國古代服飾做插圖。

 

以上所述，範先生在日後的《範曾自述》一書中，大體也是這麽講述的。這就是二人早期關係的定位：沈從文對範曾有照拂提攜之恩，倆人一度是親密的師生關係。

 

沈從文誠篤君子，陋於知人心，他不知道的是，這種手法，範先生早先就屢試不爽。同樣著名的一段學界掌故：幾乎是同時，即將畢業的範曾，以《文姬歸漢圖》為結業作品。

 

畫成，他四處打聽到了郭沫若的住址，腋下夾畫每日守在其門外。有一日，終於逮到郭下班回家，他立即趨前請求題詞。郭一看是年輕人，畫也確實不錯，揮筆就是一首四十八句五言古風詩。

 

拿到郭沫若題畫詩的範曾，一夜成名。這事也在中央美院轟動一時，傳得沸沸揚揚。但這種求名心切，不惜走終南捷徑的格調，卻也讓範曾當時的指導老師蔣兆和、係主任葉淺予極為不滿，認為他心術不正，意在借郭的名頭逼壓校方，是“靠名人光芒愚弄觀眾，虛抬自己的投機行為”。開始，葉淺予堅決不讓此畫參展，經人說情，才以“郭先生題字必須蓋掉”為條件，得列1962年央美的畢業展覽，並最終被該校美術館收藏。

 

可惜，好景不長。這一對才華蓋世的師徒，“蜜月期”不過隻維持了4年左右。時間來到了1966年，中國大地翻雲覆雨，什麽都將是未知數。沈從文與範曾，往日弦歌堂內的師弟子，關係也陡然生變，直到勢同水火的破裂。決裂的原因，一般公論，是因為範先生向壁虛造的中傷，與必至死地的構陷。

 

歸納起來，則無非有二：1、範先生陸續貼出10多張大字報主動揭發、陷害沈從文。這起是非的關鍵證據，除了“知情者說”之外，主要還來自於當事人沈從文彼時及此後所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張大字報稿》、1969年11月的《致張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畫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都在《沈從文全集》第18～26卷中能找到。

 

在這批書信中，沈從文感傷說道，“揭發我最多的竟是範曾”，“說是丁玲、黃苗子、蕭乾等，是我家中經常座上客，來即奏爵士音樂，儼然是一小型裴多菲俱樂部”，總的罪狀就有“幾百條”，分布在“12大張紙上”，其中隻要“十大罪狀已足夠致人於死地，範曾一下子竟寫了幾百條”，可是“無中生有”、“無一條成立”。

 

2、範曾幸災樂禍投阱下石，處處不忘公開羞辱前恩師沈從文。沈從文曾在《致張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私人書信中有過言評，認為範曾這人，“為人陰險”，喜歡“損人利己”，學識欠缺嚴重，“業務上常識不夠認真學”，“善忘”，而且特別自負，“太隻知有己，驕傲到了驚人地步”。最後，是一句斷言，說範到曆史博物館10年，“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

 

他對範先生的好攀附名人亦表鄙夷，說他“大畫家”的名頭，跟“名人”身份，都是到處設法而來，說他隻是“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他這種觀點，實際上李苦禪大師辭世前評價如出一轍的：“我沒有範曾這個學生，子係中山狼，得誌變猖狂”。

 

對範先生，盡管在親友書信中，沈從文偶有義憤流露，可在公開場合，他實際一貫保持沉默。唯一的一次例外，大概是劫難過後，有回接受學生黃能馥采訪時曾感慨萬千。

 

那日，沈從文與這位愛徒閑聊往事，不知怎地，談到了範曾。他說，有回範曾畫了一幅屈原像，沈見後，善意提出一點服飾上的謬誤，不料範突然勃然大怒，“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的那套，我這是上頭批準的，你靠邊吧”，沈黯然而退。

 

這種來自昔日高足的羞辱，顯然讓以寬厚著稱的沈從文，終身不忘。他舊事重提，是為了借機叮囑眼前這位同樣敦厚的白發老學生，日後招手弟子時，也需要慧眼識人，避免自己的慘痛教訓再度上演。據黃能馥回憶，閑談最後，沈從文還意味深長地感歎了一句，“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

 

這些，都是流傳了幾十年的陳年舊事了，是非曲直也早有公斷。再後來，名滿天下的範曾大師，終於寫出《我與沈從文的恩恩怨怨》麵對非議。對於外界那些指控，他倒大體都大方承認了，隻是辯白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錯，是“大家同樣概莫能外地在層出不窮的運動中顛簸所導致的”。

 

範曾先生到底是絕頂聰明之人呀！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歸功給了自己；而所有的荒謬，他都樂善好施地推給了一個叫“時代”的玩意。

 

 

沈從文對範曾的回複

 

 前天，因事到館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見到你去年為安徽某報繪的商鞅畫像，佩了一把不帶鞘的刀，覺得不大妥當。因為共同搞了服裝十多年，怎麽您還不知道戰國末年還不佩刀，隻用劍。劍用玉作裝飾，劍柄劍珥用玉，劍鞘中部也用玉，即過去人說的“昭文帶”，而應當叫做“璏”。劍名“轆轤”即可以上下，如取水井上轆轤作用。平時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時再提起，過長，拔不出時，必向後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緊急中聽彈箏宮女的歌聲，才應急救了自己。

 

您還畫過沂南漢墓列士傳，很不錯，我說明也寫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說明，才弄錯。不想想秦國法律嚴極，哪容商鞅露刃上殿議事！作曆史畫，一個參加過服裝史的骨幹畫家，常識性的錯誤，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鬧笑話，有什麽使你生氣理由？

 

……你說你負責，正因為你不懂得什麽叫“集體”，也對於業務上常識不夠認真學，才告你錯誤處，仔細想想看，是幫助你還是束縛你？若這是使你天才受約束不易發揮，回想回想你當時來館工作時，經過些什麽周折，一再找我幫忙，說的是些什麽話，難道全忘了嗎？你可以那麽自解說，這是一種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學校打算，下放鍛煉幾年，去掉不必要的驕傲狂妄。其實對你長遠說，大有好處。

 

經過十多年同事看來，學校當時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錯的倒是你的老師劉先生，一再向我推薦，保證你到我身邊不僅業務上能得到應有的提高，以至於在工作態度、學習態度、做人態度上也有幫助。我由相信劉先生所說，他和我相熟四十年，總比你懂得我多許多。不然就不會把郭慕熙和大章同誌向我推薦了。他相信我到這個程度，而事實上他兩人和我共事前後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很好。私人可以說毫無關係，一切都從工作出發，保持了很好的友誼和理解，從來不感到我比他們高一著，一切工作都合作得很好。

 

此外，之檀、李硯雲、張毓峰、老史……大都前後共事快廿年了，總能保持到很好的工作關係，為什麽你倒恰恰相反？這倒很值得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麵，還是我的責任？對別人那麽好，對你卻會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認真想想，來博物館時候經過種種，由於你隻圖自保，不負責任的胡說，損害我一家人到什麽程度。現在照你昨天意思，以為我“垮了”，在館中已無任何說話權，甚至於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卻已得到成功，滿可以用個極輕蔑態度對待我。即或是事實，也太滑稽了。你那麽善忘，容易自滿，蠻得意開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處說些什麽？我既然早就垮了，無可利用處了，你要我寫字幹嘛？是對我還懷了好意，還是想再利用作為工具？還是對永玉明天也會照對待我那麽來一手？

 

範曾老兄，你實在太隻知有己，驕傲到了驚人的地步，對你很不好。從私說，我對你無所謂失望或生氣，因為我活了七十多歲，到社會過獨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見事見人太多了，什麽下流、愚蠢、壞人都接觸過，同時好的也同樣接觸過，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麽能設想，由標點符號學起，用不到十年，就寫了六七十本小說？而由小學生身份，轉到國立大學去教寫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而且把多少“襲先人之餘蔭”的在大學裏習文學、教文學的“大作家”，幾幾乎全拋到後麵去了。若果你處到我這個地位，怎麽辦？或且得意到真正瘋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脹到不易設想！

 

沈從文在1977年4月4日寫給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對這件事難以忘懷：

 

我們館中有位“大畫家”，本來是一再托人說要長遠做我學生，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館中的。事實十年中，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卻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也可說“中外知名”。有一回，畫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帶一把亮亮的刀，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會有這種刀，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這位大畫家真是“惱羞成怒”，竟指著我額部說：“你過了時，早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

 

大致因為是“文 化 革 命”時，曾胡說我“家中是什麽裴多斐俱樂部”，有客人來，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黃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心中過意不去，索性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現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傳奇，還以為早已踏著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過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為聰敏的蠢事，哪會把這種小人的小玩意兒留在記憶中難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

 

——摘自《沈從文全集》第2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