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 無恥帶來“解放”

作者：韓少功

 

無恥帶來解放

 

劉索拉是80年代的著名作曲家，以下簡稱拉拉，他的父親劉景範是中共元老劉誌丹的弟弟，所以她的出身好，文革期間也追求進步，積極靠攏組織，可要想加入紅衛兵，就得“當著所有的人，說出隻有在公共廁所牆上才有的話”。

 

於是，她在家裏苦練基本功，練了幾天之後，她信心滿滿地跟一個叫汀汀的女同學來到“八一八”司令部——她們班唯一的紅衛兵組織——五年級一班的教室報名。一個五年級的小男孩問她們會不會說“他媽的”，拉拉和汀汀都張不開嘴。男孩又問她們敢不敢打人——敢不敢“用鮮血捍衛紅色政權”？她們又都卡了殼。

 

在考官們的譏笑聲中，她們逃到操場上。怎麽辦？一個字，練！二人來到牆角，汀汀先說，拉拉跟著學，比賽看誰說得好。二人循序漸進：

 

他媽的——你媽的——你他媽的——你他媽的蛋——你他媽的混蛋——滾你媽了個蛋——你他媽的王八蛋！——

 

當罵到最高級的時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氣，小聲地：“你媽——BI——！”拉拉跟著學，隻說了“你媽”，就說不下去了。汀汀給她做榜樣，“兩腿叉開，大笑著衝操場運氣，像是準備跳水。”“你媽——你媽——你媽——BI——I——。”最後一個字像炸彈一樣，把“八一八”司令部的小男生們都嚇得伸出腦袋往窗外看。

 

拉拉不甘落後，回家插上衛生間的門，對著鏡子，從“他媽的”練起，一直練到“操”。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敢大聲說了。可英雄無用武之地——練了半天，竟不知道應該用在什麽地方。

 

終於，在她哥哥燒郵票的時候，她恰當地“操”了一回。哥哥大為讚賞，獎勵了她一件繭綢男式軍裝。

 

學罵中還伴隨著心理和生理的反應：汀汀從小聲地說“你媽BI”，到大笑，到衝著操場大聲喊。拉拉對著鏡子練習罵人時，臉紅了，出汗了。

 

 

北京中學紅代會核心組組長，“四四派”頭頭，原北京25中66屆高中畢業生李冬民，在“文革”發動四十年後，講了當年小女生們學罵人的事——

 

我同學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們有天在一起說那時候學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語言，比如像“他媽的”。她們就要從語言上，從風格上開始探討革命，說“他媽的”是革命的口頭語。這些挺可愛的、才十幾歲的女孩子，也裝模作樣的，這個“媽的”，那個“操”的，連怎麽罵，都罵不利落，但是還要罵。

 

在她們原有的觀念中，罵人是可恥的。但是，革命打倒了舊道德，罵人不再可恥。革命建立了新道德，罵人成了一種資格和光榮。當汀汀大聲喊出來“你媽BI”的時候，當拉拉脫口而出“操”的時候，她們沒有了羞恥心。

 

無恥是什麽感覺？是一種解放感。它使我們掙脫了道德的枷鎖，扔掉了規矩、習俗、輿論合製的緊身衣。因此，她們體會到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品味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愉悅。這種奇異而美妙的感覺，在葉維麗的回憶中隱約可見——

 

我還跟別的幹部子弟一起唱過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詞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記得到最後一句，大家都有點兒唱不出口，不約而同地停了下來。後來終於齊聲唱出來了那句罵人的話，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衝破了一個無形的禁錮。

 

這個“無形的禁錮”就是人類幾千年來形成的道德規範。它來自父母長輩，來自街坊鄰居，來自老師課堂。它，點點滴滴，日積月累，在人心中築成了一道堤壩。使人們有了羞恥心，知道了好壞、美醜、善惡。

 

史無前例來了，它用與原來相反的道德，摧毀了這個堤壩。於是，解放感油然而生——“我們終於大聲唱出髒話，覺得挺好玩，挺痛快。”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學一群“祖國的花朵”的感受。

 

粗口與小資情調

 

思想革命化，就要拿自己開刀，揭批的重點就是檢討自己身上的小資情調。

 

最常見的小資情調是多愁善感、溫情主義。當年好多中學生為此做檢討，尤以女生為最。北京女八中的馬笑冬就有這樣的經曆：“我記得有個電影叫《黨的女兒》，裏麵有個叛徒叫馬家輝，他成為叛徒後良心受到譴責，很痛苦。我一開始還挺同情馬家輝的，後來把這個電影批得一塌糊塗，說是美化叛徒，我就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來，要愛憎分明。要革命就要講立場，你要麽站在這邊，要麽站在那邊，沒有中間路線。我腦子裏一有點兒柔情的東西，就想是不是有問題了，我常有一些小資產階級情調，這種情調一冒頭，我就使勁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這種邏輯早就在延安存在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文藝整風中，好多文藝家都為它挨過批判，做過檢查。1951年，喜劇導演呂班就把喜歡“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一類的詩詞歌賦，寫到檢查裏，為自己嚴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而沉痛萬分。

 

1952年，蘇聯紅旗歌舞團到濟南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陝北民歌《二月裏來》，《大眾日報》的副刊主編孔孚聽了大為動情。寫了一首詩《給尼基丁》，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濕濕”，受到嚴厲批判。六位記者聯名寫文章，斥責他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社裏的《業務學習》還專門出了一期批判文章專輯，並由一編委主持召開批判會。“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是不會流眼淚的，不管是什麽樣的眼淚。”

 

 

陳毅的兒子陳小魯有這樣兩件逸事。“文革”初，他聽說，有些幹部子女跑到彭真家裏去造反，鬥彭真，讓彭真的夫人張潔清在地上爬。他心裏特別難受——“他們都是長輩啊，過去我家和彭真這些人家裏的關係也是挺好的，見麵都要叫他們叔叔阿姨的。”

 

當他率領“西城糾察隊”在北京站維持秩序時，看到一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被掃地出門，遣送回家。他又難受起來：“他們什麽也沒有，拉家帶口的，回去怎麽生活呀。”他為什麽會產生這種情感呢？他分析，“可能是那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感覺在裏頭。”

 

如果紅衛兵們知道陳小魯如此小資，會不會砸爛他的狗頭？如果他們下不去手，他們的狗頭是不是也該砸爛？

 

李書磊在一本談文化變遷的書中提到這樣一件事：“1953年蘇聯專家普希金在評議中國小學語文課本中《紅領巾》一課的觀摩教學時，尖銳地批評了語言和文學因素過少而思想政治教育過多的傾向。

 

他認為中國教師常把語文課教成政治課。”鄭也夫在摘引了上述文字之後評論道：“蘇聯專家其實是希望思想政治向語文教學滲透的……但就是這樣的專家，批判我們的語文課成了政治課，可見我們的語文教育走到了何種田地。”

 

然而，很多人對這種田地仍大不滿。1957年，江西省長邵式平給周恩來寫信，對中學語文教材提出批評：古典文學太多，解放後的作品太少，反映革命傳統教育、勞動教育的也太少。

 

這位當年北師大史地係的高材生，憂心忡忡地告訴總理，“柳永的《雨霖鈴》、《八聲甘州》文辭很美，但內容上卻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多愁善感的情調。這同我們今天教育青少年要樹立社會主義的人生觀、自覺的革命紀律性，準備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熱鬥爭中去的要求相差多麽遠啊！”因此，他強烈要求將毛主席著作收入教材。

 

此後的十年中，語言教育成了政治教育的一個分支。多愁善感的古人遠離了中學生，遠離了天生就心軟且溫情的女孩子們。

 

不美就是美

 

198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作者張蔓菱，寫的是她插隊的經曆。主人公“我”反思道：“人們曾經用一種不美就是美的理論教育我們，我常常無緣無故地反複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顯得陳舊些……”

 

循著“工農化”的足跡，我們發現了這樣的邏輯鏈條：工農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知青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要將後者改造成無產階級，就必須將他們“工農化”。以不美為美的教育，就是“思想革命化”運動中深入人心的。

 

愛美是資產階級，不愛美是無產階級。愛美往往與講衛生連在一起，講衛生就要遠離肮髒，而工農是不怕髒的，於是怕髒就被納入小資的“驕嬌”二氣之中，飽受鞭笞。

 

與此同時，優雅和禮貌也因為不夠工農化而被拋棄。於是，講衛生與優雅禮貌成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標誌，不講衛生與粗俗、粗野成了無產階級的光榮。

 

 

清華大學畢業的張連起清楚地記得，1964年7月31日，北京高校和中專畢業生五萬多人，在體育場聆聽周總理和彭真市長的講話。彭真告誡大學生們，“要會勞動，要和工農兵打成一片。”他還批評知識分子嫌農民不刷牙不講衛生。“可他們拚命勞動創造世界，也養活講衛生的知識分子。”

 

新中國第一位電視播音員呂大渝談到，在密雲“四清”的時候，她最怕上廁所。“房東二嫂家的廁所和豬圈在一起。每次上廁所的時候，既要忍著一團團的綠頭蒼蠅，更要時時提防著拱上來的小豬。

 

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滿地的屎尿和泥漿混在一起，更是難以下腳。有的廁所雖然挖了坑，但白蛆和屎尿混在一起，也是惡心之極。”但是，四清工作隊員絕不能流露出對農村廁所的絲毫畏懼，連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說成是長了“革命蟲”。

 

原《人民日報》的女記者劉衡講過這樣一件事，1958年4月8日，她和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莊農場勞改。走到四分場的場部，已經是深更半夜了。場部給他們每人發一個新買的大碗，帶他們去吃飯。劉衡發現，那大碗的底上有一層灰塵，她本想洗洗碗再盛飯，轉念一想，“這是我脫胎換骨改造的開始呀，不能再資產階級了，就盛上大米飯，和著灰塵吃起來。”

 

“文革”中，中央音樂學院第一任院長、音樂家馬思聰被打，家被抄，人被關進牛棚。其妻王慕理帶著兒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關照馬思聰的廚師賈俊山傳來消息，馬思聰可能想自殺。王慕理急忙帶女兒回北京。在火車上受到紅衛兵的盤問，“幸虧女兒馬瑞雪做出粗魯的樣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動作粗俗，這才使紅衛兵相信她們是勞動者的農村婦女。”

 

審美觀也好，衛生觀也罷，都是對社會人生的認識，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習慣於髒服亂發的人，恐怕也不會把“請”“謝謝”掛在嘴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