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廬山會議：風暴中的各封疆大吏的差異化麵譜

 

作者/吳鎮  （時任 江渭清 秘書）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與彭德懷的交惡，影響了一整個中國的命運。

 

一

 

1959年7月底，中央召開的廬山會議結束了前段的神仙會議，即將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在八中全會召開前夜，江渭清從廬山上打電話至江蘇省委，通知我立即上廬山。第二天我就登上了長江輪船。上船以後，我看見南京軍區的唐亮、許世友兩位將軍正坐在輪船前頭的大休息室裏，我與他倆早就相識，他們也是剛接到中央的通知去廬山參加八中全會的。七月的江麵，正值盛夏酷暑，空氣悶熱，江水混濁，船行緩慢。我的心情也很迷茫，不知前麵等待我的是什麽。輪船慢慢地靠近了九江碼頭，隻見巍巍廬山鬱鬱蔥蔥，雲霧繚繞，的確是難識其真麵目。

 

一上碼頭，我就看見來接船的江渭清的機要秘書金靖中，我們兩人很快上了汽車，沿著環山公路一路上了廬山。在車上，金靖中跟我咬耳朵，說廬山出了大事，彭德懷拋出一份萬言書，批評大躍進和三麵紅旗，毛主席已經開展了對他的批判。金靖中還說，柯慶施整天費神操勞，心髒病發作了，毛主席派專機去上海接了專家來給他看病。聽了這番話我心頭一驚，汽車繞著公路一圈一圈地上山，我的心中感到一陣一陣的寒冷。到了牯嶺華東地區代表居住的別墅區，金靖中說先去看一下柯老吧，這樣我們就一起去了。

 

我們走進柯慶施住的別墅的大會客室時，他正坐在會客室中央一把藤椅上，身上披了一件浴衣，不像有什麽大病，但神態非常凝重。一見到我他就沒頭沒腦地斷喝一聲：“吳鎮，你們年輕人不懂階級鬥爭！”我像是迎頭被潑了一盆冷水，一時不知所措，無言以答。當時，可以說我對廬山會議上階級鬥爭形勢基本不了解，隻知道事態比較嚴重。向柯慶施問候了幾句後我就匆匆離開去見江渭清了。

 

柯慶施領導的華東局六省一市，上海陳丕顯、江蘇江渭清、山東譚啟龍、福建葉飛、安徽曾希聖、浙江江華、江西楊尚奎，他們都住在柯慶施所住的別墅周圍，我也都與他們有過接觸。見到江渭清以後，他也沒多說什麽，隻是講，看看簡報，多了解情況。然後金靖中便帶我前往下榻的別墅。出乎意料的是，別墅裏還住著張春橋，他先期到達。我和張春橋素不相識，但相互間早有所聞。見麵後簡單寒暄幾句，我便回了自己所住的房間。

 

幾天以後，中央八中全會召開。我們作為省裏的高級秘書人員，不能列席參加這個會議，隻能在會外看看會議簡報和毛主席的重要講話，由於毛主席都是深夜工作，所以他在會上的重要講話，一清早就打印出來分發給代表了。從簡報上我了解到會議的一些情況，也能看出會議上的鬥爭非常激烈，涉及到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黃克誠等人。在簡報上我沒有看到江渭清有什麽發言，隻聽說，在前段會議上，由柯慶施主持的華東小組討論會對張聞天的糾左言論多有責難。我曾經在別墅的周圍看到張聞天，當時他穿著一套白嗶嘰的中山裝，戴一頂白草帽，正獨自一個人在散步，隻有一個隨從人員跟著他。

 

上了廬山以後，平時沒什麽事可做，我們各省市的秘書人員都待在自己房間裏看材料。張春橋這人寡言少語，麵部瘦削、陰沉，沒有任何表情，所以我跟他幾乎沒有什麽交談。他有時會到柯慶施那裏要香煙抽。但凡中央開會，柯慶施都會從上海帶去幾大箱特製的熊貓牌香煙，都是24支裝的扁平的那一種，供毛澤東和中央主要領導同誌享用。

 

柯慶施請了上海大賓館的經理和高級廚師，為中央委員也包括我們這些高級秘書人員提供服務。還專門在會上設立了一個餐廳，不僅幹淨整潔，服務也周到。它的特點是不管是誰，什麽時候去都可以點菜，隨要隨到。隻要報一個菜名，廚師馬上就去炒。一旁的桌子上陳列了各種酒類、飲料，貴州茅台，山西竹葉青、汾酒，浙江紹興黃酒，青島啤酒等應有盡有，客人隨時可以根據需要取用。在那吃了幾次後，我就發現了一個特點：在此就餐的大多是中央委員，照理彼此都很熟悉，但他們相互之間從不交談，空氣非常凝重、冷淡。張春橋似乎認識其中很多人，但也沒有哪個人跟他打招呼。吃飯都是在毫無生氣的沉靜中默默完成，吃完就走，一天三頓都是如此。

 

二

 

閑來無事時，我一直想著剛上廬山見到柯慶施他給我的那聲斷喝，有時就不禁回想起柯慶施在江蘇時，我在新華日報工作時和他的一些接觸。

 

1952年至1954年，柯慶施在江蘇擔任省委書記，他非常重視抓輿論工作、抓“筆杆子”，也非常善於判時勢、看風向。他曾要求省委常委中的江渭清、邱一涵、李樂平等主要領導幹部及當時新華日報主要的兩個“筆杆子”石西民、楊永直都集中到西康路33號後三樓去辦公。他當時作出的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把《新華日報》編輯部搬到西康路33號，也就是搬到省委的身邊去辦公。

 

 

當時我在《新華日報》主持工作，編輯部到了西康路33號，而排字房、印刷廠、經理部等都還在新街口原國民黨《中央日報》的大樓裏。按照他的指令，每天都要把稿子從西康路拿到新街口去發排。

 

柯慶施還規定，每天清早報紙一從滾筒機上出來，還沒有進入郵局的發行係統，就要把第一張報紙送給他。我們報社有一輛摩托車，就是負責每天清晨把第一張油墨未幹的報紙送到柯慶施的家裏。他還要求出早報，並且要送到每個家庭的早餐桌上。

 

他常說：“我的門前沒有棍子，你們可以直接來找我；你們不要過橋，直接來找我。”他意思是不要經過省委宣傳部。這種做法在我看來，柯慶施是把新華日報變成他自己的寫作班子，把新華日報作為在他思想指導下的輿論工具，並根據他的工作方式方法來運作新華日報。當年，柯慶施來編輯部視察工作，一位編輯正在寫一個關於“三反五反”鬥爭的綜合報道，柯慶施看了以後大加讚賞，說寫得好；而對報紙上曾經發表的“客客氣氣的官僚主義”和“要發家，種棉花”這樣的文章，則大為不滿，進行了嚴厲批評。他還直言不諱地說：“你們用這些人，將來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是怎麽掉的。”

 

當時，新華日報學了蘇聯《真理報》的做法，把社論作為黨報的一麵旗幟，社論的題目經常是由柯慶施親自出。當時石西民是他身邊的第一秀才，他也真不愧是一個老報人，隻要柯慶施出了一個題目，他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裏，馬上寫好一篇千把字的社論交給柯慶施審閱。當然，也不是回回都滿意，一旦柯慶施覺得不合他思路時，就會表現出極大的不滿，拿著筆拚命地在紙上亂戳。等經過石西民重新修改以後，我就負責把定稿拿到新街口付印。柯慶施就是這樣抓報紙的。有一次我們向柯慶施提出，請他隻看社論，不要看短評了。他眼睛一瞪說，為什麽不看，社論是評論，短評也是評論，都要看。我有一次問他，我說：“柯老有人說你見過列寧，是嗎？”他眼睛一瞪不說話，既不說見過也不說沒見過。毛主席非常欣賞柯慶施，說他文章寫得好。柯慶施也說過崇拜毛澤東要到迷信的程度，因此曾有一些文章稱“柯慶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學生”甚至一度成了柯慶施的代名詞。

 

柯慶施待人嚴厲，批評起來更是毫不留情。他會突然想起一件什麽事，馬上就把人叫來，隨傳隨到。比如，他把水利部門的人叫來詢問當時蘇北的雨情，讓這位負責人站在他的麵前匯報情況，要是答不出來馬上就會挨訓。他會在新華日報的頭版頭條上指名道姓地批評部門的負責同誌。有一件事很讓我印象深刻，當年省文化部門把大華電影院旁邊的東風劇場修繕了一下，由於違背了中央不準修建樓堂館所的指示精神，柯慶施大為憤怒，勒令文化局長鄭山尊寫出書麵檢討，還把檢討用毛筆寫成大字裝上鏡框，掛在東風劇場的門廳裏，讓每一個進去的人都讀到這份檢討。

 

三

 

在廬山會議期間，我經常一個人在房間裏沉思默想。我不明白柯慶施為什麽要那麽嚴厲地對我說年輕人不懂階級鬥爭。我不斷地問自己，我到底懂不懂得階級鬥爭？我是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的，當時我隻有15歲，剛剛初中畢業。1938年我參加中共地下黨，我的入黨介紹人程恩樹把《共產黨宣言》介紹給我學習，並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對我做了最早的啟蒙教育；我還學習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知道了什麽是階級，什麽是階級鬥爭，什麽是剝削……再以後經曆了長期的軍旅生活，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調進報社、省委工作，都一直深受黨的教育，也始終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正確的光榮的，黨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黨中央如磐石般地團結。中央在反饒漱石、高崗的鬥爭中作出的加強黨的團結的決定，是把團結看得像保護眼睛一樣重要，我是堅決擁護的。可是當我置身廬山會議時，我真是無法理解。黨內的階級鬥爭這樣殘酷這樣複雜，我不僅聞所未聞，更是從未經曆過。那年我37歲，與老同誌比起來雖然算是年輕人，但已經入黨20多年。我真不明白，彭德懷的一份萬言書為什麽就招來滅頂之災？為什麽會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定罪為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毛主席不是說彭德懷是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嗎，他不是百團大戰的有功之臣嗎，不是“擊敗美國野心狼”的抗美援朝司令員嗎？為什麽要對這樣一位剛正不阿、對黨忠誠的同誌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呢？

 

當然令我更沒有想到的是，更嚴酷的階級鬥爭還在後麵，1962年我又跟隨江渭清參加了北戴河會議，會上毛主席作了有關階級、形勢、矛盾的重要講話，提出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致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使得黨內階級鬥爭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65年柯慶施去世。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青雲直上，成為中央文革首長，而我則受到了殘酷的打擊，被張春橋、姚文元點名，說吳鎮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死敵，是國民黨反動派，被作為“頭號反革命分子”批鬥。直到1979年三中全會以後，我才得到了徹底平反。

 

 

四

 

廬山會議最後曲終人散，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我們就登上了東行的長江專輪，大家歸心似箭，心事重重。江渭清陪同中央部分領導同誌坐在上層船艙，我們秘書人員坐在下麵三等艙裏。我看見江渭清獨自從上層船舷走了下來，手裏拿著把蒲扇邊搖邊走，便起身迎了過去。就這樣，他和我一起靠在船舷邊，在江輪行駛中作了一次難得的交談。他問我：“你看順元怎麽樣？”劉順元是省委的一位書記，德高望重，生活樸素，平易近人，好讀馬列著作。當時我思想毫無準備，但我意識到回去以後的反右傾鬥爭將會涉及到省委班子裏的一些人。我如實地說：劉老書讀得很多，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很高，但是，還需要多聯係實際。這確實是我當時內心的真實想法。江渭清對我說，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點了劉順元的名字，說劉順元是黨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意思是要對他開展批判鬥爭。他還說，毛主席是相信我們軍隊幹部的。我也是一名軍隊幹部，跟著江渭清多年南征北戰，出身入死，他是跟我交了這個心。江渭清還說，他在會上和毛主席見麵時，毛主席意味深長地說：“渭清啊，天下大亂囉，你回去打算怎麽辦啊？”江渭清對毛主席說：“我們回去就貫徹執行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啊。我是江蘇省委的班長，我要負主要責任。我們省委有右傾思想，應該檢查，但是沒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席講：“好啊，你就這麽辦吧。”

 

多年來，有些同誌經常問起我，在廬山會議上我和江渭清在一起，他都幹了些什麽；還說江渭清是不是口袋裏放了兩種材料，左麵口袋放的是反左材料，右麵放著反右材料，反左了就拿出左麵口袋裏的材料，反右了就拿出右麵口袋裏的材料。我在這裏要鄭重地說明，這不是事實。真實情況是，江渭清參加廬山前期會議時帶去的材料，確實是我負責綜合、整理，最後定稿讓他帶去的。這個材料基本上是糾左的，在當時所謂的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針對江蘇的大煉鋼鐵、大辦養豬場、大辦食堂，反映了民間的一些真實情況和疾苦。而我上廬山時並沒有再帶任何材料，江渭清也沒有交待準備另外的材料。

 

回南京以後，為貫徹落實廬山會議精神，江渭清分別找了劉順元、惠浴宇、陳光等省委領導個別談了話，取得了一致意見。省委確定，由江渭清原原本本地宣讀彭德懷的萬言書和毛主席的重要講話，原原本本地傳達會議情況，讓大家自有公論。當時省委的做法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麽反什麽，有多少反多少，為此也保護了大批幹部，這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廬山會議以後，在黨內掀起了反彭德懷、反右傾機會主義的軒然大波，江蘇也不例外。但是，以江渭清為首的省委領導保護了幹部，做了一件好事，全省省市縣各級主要領導幹部沒有一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劉順元曾說過一句肺腑之言，他說：“在我看來，在全國各省市委第一書記中，渭清同誌是較好的一個。”我認為這是符合實際的。

 

我們的黨經曆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經曆了“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年月，我但願今天的年輕人隻從曆史教科書上讀到這些，而不要親身經曆這樣的苦難。這是我，一位九十歲高齡的老人發自內心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