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往事
——憶胡誌明主席
1961年胡誌明在河內主席府接見陶斯亮一家（左起陶斯亮、曾誌、胡誌明、陶鑄）
胡誌明對中國有特殊感情，他不僅會講中國話(特別是粵語)，而且與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都是朋友，來中國如同走親戚一般頻繁和自然。這濃濃的中國情結由何而來？它緣起於大革命時期，胡誌明在中國，特別是在廣州，以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與中國共產黨人並肩戰鬥，一起走過血雨腥風的艱難歲月，為中國的民主富強做出了無私的奉獻。在此期間，他創立了越南共產黨，之後返回祖國，領導越南的救國運動形成熊熊燃燒之勢。
胡誌明主席於1959年在廣州與陶鑄、曾誌合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胡主席常來廣州，因此與我父親也建立了深厚友情。1961年3月，應胡主席邀請，我們全家訪問了越南。在河內主席府，我們受到胡主席的熱情會見。他先跟父親熱烈擁抱，再與母親緊緊握手，最後給我來了個“吻頰禮”。胡誌明年輕時曾留洋法國，所以懂得這些洋禮節。但我那時不懂事，對胡伯伯的“吻”覺得不好意思，輕輕嘟嚷了一下。父親悄聲對我說“讓老人家親一下有什麽關係麽！” 胡伯伯確實喜歡孩子，他經常邀請一些孩子來主席府玩耍。這次為了我，他又找來了好幾個越南青少年充當小主人，讓我們一起看越南畫報，一起參觀主席府(一棟並不恢宏的法式建築)，並在主席府台階前合影。這是一次家庭式訪問，沒有繁文縟節那一套，從頭至尾都親切自然，有種賓至如歸感。我們在河內遊覽了獨柱寺、還劍湖等名勝古跡。又進入越南腹地參觀了高品位的鐵礦和一些企業，最後來到人間仙境下龍灣。下龍灣的景色與桂林相似，但是無論氣勢還是規模都更勝桂林一籌。那是因為它的石灰岩山峰全都聳立於海麵之上。試想啊！在碧波萬頃的大海裏，散布著1600個豐姿秀儀的獨立山峰，要不是上天的傑作，人間哪有如此奇觀？我們中國客人個個對眼前的景色驚歎不已。
下龍灣管理處的同誌請中國客人題詞，父親沒有推辭，第一個留言，他的字好，那筆“陶式”狂草贏得一片掌聲。母親字也好，剛勁有力。最後越南朋友客氣地、但是不容回絕地讓我也寫幾句話，我那時的感覺是恨不能有個地縫讓我逃跑，因為我的字醜得不能看，用父親的話是“鬼畫符”，如今這洋相要出到外國來了！
我四處哀告，可連父親都笑著鼓勵我“這麽美的風景，你就寫幾個字吧！”無奈抓起筆來，但腦子一片空白，一個字都蹦不出來。看我呆若木雞的樣子，中南局大秀才、宣傳部長王匡出麵解救，他說：“你就寫‘人人都說蓬萊好，如何比得下龍灣！’” 眾人皆喝彩。於是我用毛筆哆哆嗦嗦地寫下了這行字，唉，整個一個慘不忍睹啊！由於要上學，我必須提前回國，於是獨自從下龍灣返回了河內，準備經南寧回廣州。當天傍晚，我被告知：胡伯伯明早要請我共進早餐，我當時除了有點驚訝外，並沒有什麽其他感覺，反而現在回憶起來心潮難平。第二天大約七點鍾，我被接到胡伯伯住所。胡伯伯是個沒有家室的人，他住在一棟小小的傣樓風格的小木屋裏，樓下的涼亭是開會的地方，樓上是他的居所。我受寵若驚地被胡伯伯邀請到樓上去坐。樓上隻有臥室和辦公室兩間小房子。作為一國元首，沒有哪個能比胡誌明更簡樸。他的辦公室內隻有一張桌和一把椅，根本沒有沙發之類的家具。
胡伯伯拉著我席地而坐，一老一小無拘無束地聊天。記得最請楚的是胡伯伯問我未來的誌向，我說父親想讓我當一名眼科醫生，大學畢業後可通過交換生的方式到中山醫學院眼科醫院工作，從師著名眼科專家毛文書教授。“很好，當眼科醫生好。” 胡伯伯笑眯眯地說。若不是文革浩劫，我的眼科醫生夢真沒準能實現。近距離端詳胡伯伯，發現與照片上的他一模一樣。精瘦精瘦的身軀，蘊藏著無窮盡的力量，清臒的臉上蓄著白胡須，眼含笑意，無比慈祥。身上穿著的，是所有他的照片上從來不變的那套灰色布衫，腳上是雙越南特有的用橡膠輪胎做的涼鞋。我從越南帶回一雙這樣的涼鞋，在上海二醫大，由於實在忍受不了解放鞋的燒腳而穿了一次，誰想竟受到批評，可這就是越南農民穿的鞋啊！我和胡伯伯，就我們倆人，坐在地板上開心地聊著，我完全忘了眼前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越南至高無上的“國父”，覺得他就像一位鄰家老伯。如今回味，方覺胡誌明有著強大的人格魅力，他散發的氣場能讓人愉悅放鬆， 心靈互通， 同時又有崇高非凡之感。五年後，1966年國慶節，當我在天安門城樓見到毛主席時，興奮緊張得語無倫次，那感覺與見胡誌明完全不一樣，毛主席是高山仰止，而胡誌明是大地堅實！胡伯伯送了我三樣禮物，一個是蘇聯伏羅希洛夫元帥送給他的小巧的不鏽鋼日曆架，一個是印尼蘇加諾總統送給他的象牙裁紙刀，還有一個是越南手工鑲嵌的漆盒。胡伯伯將這麽珍貴的禮物送給我，我本應珍惜有加，可惜文革中家被抄了九次，小日曆架和裁紙刀都丟了，所幸那隻漆盒保留至今。
1961年陶斯亮在河內與越南靑少年合影步行到主席府去吃早餐，一張很大的西餐桌，我們坐在桌端。雖是西式早餐卻是非常簡單，一杯牛奶，一個煎蛋，僅此而已。看來胡伯伯頓頓早餐都是這樣的，而且都是一個人吃。回國後不久就收到胡伯伯寄給我的一個大大的包裹，還未及拆開看，父親就讓我轉送給了我的一位生病且又家貧的同學，所以包裹裏是啥東西我至今不知。禮物雖沒留下，但總要給胡伯伯寫封感謝信啊！我坐在桌前冥思苦想，搜腸刮肚，總算寫了一紙對胡伯伯崇敬與感謝的話語。嗯，結尾一定要給力，要有“神來一筆”！但那驚人之語無論怎樣抓耳撓腮就是想不出來。偶一抬頭，見房間裏有張宣傳畫，畫上有一行字“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眼前一亮，就抄下這句話做了結尾。
我很得意地拿信去給父親過目，看到後麵他皺起眉頭來，指著結尾那句話說：“用詞不當！這句話你不能用！” “怎麽不能用？本來就是知己麽！” 我跟父親強，我的潛台詞是，你們誰也沒有從胡伯伯那裏得到過如我般的待遇，因此我與胡伯伯就是“知己”！父親見我如此不開竅，更嚴勵地說“胡主席是越南黨和國家的領袖，你一個小孩子家怎麽能稱胡主席為‘知己’？胡鬧！這句話必須改！” 如今回憶起當年的這個不當用詞，不禁莞爾，但胡伯伯能給我一種“知己”之感，一個鄉裏鄉親的老伯之感，而不是神一般的一國之尊，也說明了胡誌明特有的氣質，在他的胸懷裏，不僅有江山，更有人間！
轉眼到了1963年，學校放暑假，我去鄭州看望正在那兒開會的父親。父親讓我每天到郊區農村走訪，看看農民的真實生活，增長社會見識。每天一吃完早飯，秘書便帶著我騎自行車到郊區四處轉悠。可能是此時農村已經從大饑荒中挺了過來，也可能城郊農民的日子好過一些，所以這次下鄉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反倒是文革中，在大西北看到那觸目驚心的貧窮讓我痛哭流涕。在我眼裏河南人真挺好！每戶農家對我們都既熱情又真誠。雖飯菜一般，但西瓜真甜，至今垂涎。我上交給父親的考察報告叫《河南老鄉》，弄得父親泣笑皆非。8月上旬，河北和河南暴發了特大水災，有的地方四年的降水量在四天內一瀉而下，河北、河南變成一片汪洋。到8月下旬，開學在即，我必須趕回上海，但坐火車已不可能，於是父親破天荒給我買了一張從鄭州飛上海的機票，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民航機。當時都是小飛機，往往要經停幾個城市，加油和上客人。我坐的是從北京起飛，經鄭州飛上海的航班。登機後，發現機上的旅客主要是一群越南人。我被一位美貌的越南女子所吸引，她身材高挑，五官秀麗，皮膚白皙，穿一身越南民族服裝，更顯婀娜。我在欣賞越南美女時，自己也被身旁的一位越南中年男子所打量，看到他那疑惑不解的神情，我不禁心裏暗自發笑，他一定在猜想：這個中國女孩子是什麽人呢？看上去像個學生，拘束、樸素，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軍裝，腳上是雙露趾的破布鞋，拎一隻廣東不論城鄉都最常見的舊藤箱。可這麽普通的女孩子怎麽能乘飛機呢？要知道六十年代能乘飛機的人，比現在坐“賓利”的土豪更稀罕。
就讀於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時的陶斯亮他開始跟我搭話了，原來他會說中國話，而且說得很好。他告我他是越南電影局局長，率代表團去蘇聯參加“莫斯科電影節”，那位漂亮女子就是越南參賽電影《侯四姐》的主演。此次是回國途中，受上海電影廠邀請去上海訪問。範局長主動介紹完自已後，就開始套我了，我哪兒是他的對手啊！三下五除二，沒用多少時間就把我了解個底掉。不過旅途中有這樣一位健談的鄰座還是很開心的。飛機降落上海機場後，從舷窗我看到一群人走過來，我一眼就認出了《紅色娘子軍》中吳瓊花的扮演者祝希娟，她因這個角色而紅遍中國。讓我吃驚的是角色與演員本人反差太大了，眼前的祝希娟清純秀氣，穿一件粉紅色連衣裙，捧著一束鮮花，一點怒目圓睜的吳瓊花的影子也沒有。趁範局長被中國同行簇擁之際，我悄悄溜了。過了沒幾天，我收到範局長的信，是封翻譯成中文的信。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父親寫給我的那麽多信都被紅衛兵無情奪去，而這封信居然能保存至今，也算是個奇跡了。在那個荒誕歲月，若這封信落到別有用心人的手裏，足以定我個“裏通外國”罪。範局長的信是這樣寫的。我在上海的這些日子裏一直等候著你給胡伯伯寫的信，可是沒收到。如果胡伯伯接到你的信的話，我想胡伯伯一定會很高興的。假如你還沒有寫，我希望你趕快寫吧！別再猶豫了。信可寄給我，我會替你轉給胡伯伯的。今天當我向上海告別時，遺憾得很，沒能見到你。我在上海的時間很短，但是在我心靈深處已銘刻下了許多美好印象。這是我永遠忘記不了的中國共產黨誕生和魯迅先生鬥爭過的城市。正要告訴你，我很榮幸地見到了剛接好斷手的青年工人王春梅同誌(注：應為王存柏)。我極為欽佩和尊重他。這是醫學界的榜樣。希望你今後也能這樣為人民做出巨大貢獻。別忘了我對你說的話，多寫日記，這是提高自已思想和培養共產主義國(際感)情的好辦法。有時間應多看些文學作品。我很高興的你也是一個愛好文學和電影者。我希望能收到你的信和相片。雖然你是我剛認識不久的一位中國青年，但我很喜歡你並永遠忘不了。我將向我的女兒和越南青年人講述你腳上穿的一雙補丁鞋(原信譯者注：說的乃生活樸素)。
看罷範局長的信，我笑著對同學說：“想不到我一雙破布鞋還為國爭了光呢！”
越南河內主席府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胡誌明主席領導下的越南，與中國豈止是“同誌加兄弟”，簡直是鮮血交融、生死與共的一家人。沒有胡誌明，越南就打不垮法、美兩大強敵，也就不可能實現統一。沒有胡誌明，中國也不會不計代價地援越。中國先後派各兵種32萬餘人秘密參戰，犧牲上千人，傷上萬人。援助越南200億美元(六七十年代絕對是巨款)，其中93·3%為無息貸款。而中國在長達11年裏的這些付出，隻是在1979年中越關係惡化後，《人民日報》才披露出來。時光荏苒，在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裏，我與越南不再有聯係。胡主席和毛主席先後去世，中越關係大起大落，友敵交替，甚至兵戎相見。在經曆了一場血腥戰爭後，兩國關係又慢慢回暖，因此我才有了第二次越南行。
胡誌明故居2001年12月，我隨一個旅遊團再次到訪越南。此時的越南也已開放改革並初步繁榮，街麵上的雜亂與精致的法式建築混搭成一副特殊景象。主席府與胡主席故居已向遊人開放，我得以重溫青年時代引以為傲的那一幕。啊，依然是那個掀開一角桌布的餐桌，依然是那座傣式木樓和那兩間小屋，小屋內依然擺放著一桌一椅，一切竟與我記憶中一模一樣。但我突然間明白了，一般胡誌明是不會邀請客人上樓的，因為他沒有多餘的椅子供客人坐，而我沒關係，可以席地而坐，才有此殊榮。中國遊客在觀看時，有的驚歎，有的小聲議論，都為胡誌明簡樸到清貧的生話所感動。
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對胡誌明說：“你說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沒見過。無官不貪，隻有多少之別，沒有真正的清官。”(見中共中央文件，國防大學編三卷本文革資料)。如果說毛主席徹悟到人生而有貪欲，從而要嚴加防範那是對的，文革前的幹部隊伍基本廉潔是不爭的事實，而當下的腐敗也印證了毛對官吏本質的洞察。但防貪反腐不從建立法治社會來解決，而是靠搞群眾運動，什麽“三反五反”，什麽“四清”，這些都是鋸箭療傷，治標不治本。再說毛澤東說得也太絕對，世上沒有絕對的東西，他麵前的胡誌明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清官。如果僅僅將胡誌明當成一個清官，那就看低他了！他非凡的偉大，是我在寫這篇回憶文章時頓悟到的。五十年代末或是六十年代初，從父母的交談中，我不經意地，斷斷續續聽到些有關胡誌明個人感情的議論，當時根本沒往腦子裏去。但現在將這些記憶的碎片拚接起來後，覺得十分震撼，一個聖人在我腦海裏站立了起來。
胡誌明1923年在蘇聯一般人都知道胡誌明沒有婚姻，沒有家庭，沒有子女。其實共產黨不是清教徒，早期共產黨人都是最具有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一批年輕人，胡誌明也不例外，何況他還相當地英俊。從他在蘇聯拍的一張相片看，西裝革履的他，有一張輪廓鮮明的臉龐，黑而大的眼睛異常明亮而深邃，即便用今天的眼光也是很帥的。
大革命時期在廣州，他曾有過一位中國妻子，回國後，投入到越南的民族解放事業中，殘酷的戰爭環境，不允許他維持這段異國婚姻。待胡誌明當上越南共產黨主席後，和平的環境讓他蒙生了想要一個家的願望。
以他至高無上的權力，什麽樣貌美如花的越南女子找不到？但他心中偏偏裝的是一位中國老戰友，一位老大姐，可見胡誌明是用情多麽深的一個人，這份感情在他心中究竟珍藏了多久？不是十年八年，而是幾十年啊！
他向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家庭的要求，中方樂見其成。但越南勞動黨中央卻以組織的名義反對胡誌明結婚，理由是胡誌明已成為國家象征，民族英雄，人民領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了越南，在人民心中有著“聖人”的地位，如今突然要結婚，且是一名中國女姓，恐怕越南全黨全民都無法接受。胡誌明無條件地服從了越共中央的決議，一直到1969年79歲去世時，都一直過著“有國無家”的清廉生活。“清清白白皆為民往，忙忙碌碌皆為國來”，他真正做到了為越南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所以至今是越南人民心中永恒的偉人。全世界的國家元首，能做到像胡誌明這樣的絕無僅有！你也許可以說聖雄甘地的苦行僧與禁欲主義可比得上胡誌明，但我要說，甘地遠遠還沒有嚐到最高權力的滋味，而胡誌明已在權力的顛峰之上了！權力，才是對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最好試金石。
周誌興按
那天參加《胡耀邦》（三卷本）出版座談會，我恰好坐在陶斯亮大姐旁邊。我利用主持人的職權之便，點名請陶大姐發言。因為我知道，她對耀邦有著很深的感情，也很了解。她說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她說，我媽媽眼睛多毒啊，她說耀邦是黨內最真的人。
讀書會上的陶斯亮大姐
陶斯亮的父親陶鑄，是黨內重要的領導同誌，她的媽媽曾誌，也是在戰火和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自然有一雙火眼金睛。陶大姐本人又何嚐不是有一雙火眼金睛呢！她當過醫生，在中央統戰部當過副局長，當過市長協會的秘書長，現在還當著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主席。當著這個主席，聽力自然是好的了，其實眼力也好，從她在會上的發言看，她對於人物的理解，入木三分。
其實，陶斯亮的大名，最早是和她的一封信有關，那封信，是寫給她的父親的。那是在1978年12月，一篇長達萬餘字的《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在《人民日報》發表，引起轟動。女兒對含冤而逝的父親的無盡思念，勾起了無數飽經亂世離合者的共鳴。陶斯亮因而聞名全國。《胡耀邦》（三卷本）出版座談會後，陶斯亮大姐對我說，我有一篇寫胡誌明的文章，想發給你看看，能不能在共識網發表？她很謙虛地說，共識網的文章思想性都很強，也許我的這篇不合格。我當然很高興，正好共識網的副總編袁訓會在場，我把訓會介紹給了大姐。第二天，訓會就收到了陶大姐的郵件，開頭寫了一封信，也很讓人感動。她是這樣說的：今將回憶胡誌明一文投寄“共識網”。“共識網”是網絡思想高地，發表文章多以政論和理論文章著稱。而我寫的是篇散文，不知合乎貴網風格？請斟酌。因頸椎病的緣故，我一般不伏案寫作，都是用“e人e本”靠在椅上寫的，所以版式很不規範，請你修改調好後再請周誌興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