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女兒賀曉明：在和平裏5號樓的日子

作者/楊敏

提要：劉少奇的孩子們當時住在木樨地，但劉源常常來和平裏玩。他曾撰文回憶過這一段：“我們一群孩子常聚在那裏，引起派出所和居委會的關注，不分白天黑夜，就來個‘突然襲擊’‘查戶口’。我們或藏在箱子背後、壁櫥架子上，或蹬窗上樓頂，小時候在軍隊裏學會的隱蔽、攀登、越野本領都派上用場，練到爐火純青。”

 

1947年，賀龍與薛明、兒子賀鵬飛、女兒賀曉明在山西興縣蔡家崖

 

1967年1月下旬的一個周末，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一年級學生賀曉明騎了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去城外萬壽路的“新六所”(建國之初為中央領導人所建的辦公和生活的地方，未完工，隻建了六所房子)見父親賀龍和母親薛明。為了安全，他們由周恩來安排暫居此地。

　　

與賀曉明同去的，還有在清華大學讀二年級的哥哥賀鵬飛和在景山中學上學的妹妹賀黎明。一家人在一起度過了一個周末，氣氛還算安寧。

　　

走時，賀龍囑咐三兄妹：“要聽毛主席的話，在大風大浪裏鍛煉……”像是有許多話想講，卻又沒說下去。

　　

“沒有太擔心，心裏很坦然，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覺得毛主席和總理早晚會給他做一個結論的。”在北新橋附近的一處院子裏，67歲的賀曉明告訴記者。她一身黑色，衣著簡單，笑起來眼睛一彎，眼尾上揚，神似賀龍。

　　

就在這次團聚幾天之後，賀龍和薛明被送往西山一處僻靜的院落，遭到軟禁。兩年後的1969年6月9日早上七點，軟禁中的賀龍因糖尿病惡化被送往解放軍301醫院，當日下午去世。

　　

那個平常得令人想不起來的周末，成為賀曉明三兄妹與父親生前所見的最後一麵。

　　

1967年11月中旬的一天，賀曉明接到總參服務局的搬家通知。兄妹幾個找了紙箱子，簡單收拾了被褥、臉盆、毛巾和衣物等家當。第二天一早，一輛大卡車連人帶箱子，將他們從北京東交民巷8號院，拉到了和平裏五號樓。

 

　　

改名換姓

　　

1966年底，北京東交民巷8號院開始不平靜。8號院解放前是奧地利公使館，之後，羅榮桓、賀龍、陳毅幾位開國元帥及其家人居住於此。

　　

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頻繁受到國家體委造反派的滋擾。12月26日，與他私交甚好的周恩來讓他暫時搬到“新六所”，“家中事情我來管”。

　　

沒過多久，他的行蹤被造反派得知。他聽說解放軍政治學院的造反派要結隊前來揪鬥他，決定主動去城裏與造反派當麵對質。途經中南海時，他和薛明決定去趟西花廳。周恩來讓秘書臨時搭了床，留他們住下來。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時，周恩來和李富春一起，與賀龍正式談話。

　　

周恩來告訴他：“我從林副主席那裏來，他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曆史上有問題，說你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後他不放心。”

　　

賀龍幾次想插話，都被周恩來製止。周說：“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並向他保證，會照顧他的孩子們。

　　

次日淩晨四點，賀龍夫婦被一輛吉普車送往西山一處三麵環山的幽靜院落。這裏隻有一條路可以出入，除了賀龍、薛明以及看守他們的警衛戰士以外，什麽人也看不到。

　　

此時，在東交民巷，他們的家已被紅衛兵抄了，大字報滿天飛。

　　

不得已，賀曉明三兄妹住進了廖承誌位於東直門的小院。廖承誌已被周恩來以寫檢查為名請到中南海保護起來，其夫人經普椿接待了他們。“他夫人對我們照顧得特好，說別走，就在我們家躲起來，這個院子他們不敢進來。”賀曉明說。

　　

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除了賀龍的問題，賀鵬飛是清華大學“八九派”的頭頭，太惹眼。

　　

為了不連累廖家，兄妹三人商量，將年齡小、身體弱的賀黎明留在廖家，賀曉明和賀鵬飛兄妹倆則出去避風頭。為了安全，賀鵬飛改名叫吳亮，賀曉明改為李列，賀黎明改為李紅。

　　

賀鵬飛很精明，讓賀曉明冒充外地的革命群眾給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打電話，稱要揪鬥賀鵬飛，問他在不在學校。對方回答不在，還沒回學校。賀曉明問，他回來你們打算怎麽處理他?對方說，把他抓起來。

　　

兄妹倆知道，學校回不去了。

 

　　

飄蕩40天

　　

1月23日，兄妹倆決定騎自行車去天津。他們的眉眼跟父親都很像，怕造反派認出來，決定白天到紅衛兵接待站休息，晚上騎車趕路。

　　

“騎車騎累了就休息。他抽煙，我就在堤坡上躺會兒，他說那不凍死你，我說不會，我還唱‘紅軍不怕遠征難’。我們兄妹關係特別好。”賀曉明告訴記者。

　　

就這樣，停停走走，一周後才到塘沽。

　　

在塘沽，他們上了一艘開往上海的運輸輪，做些雜活，換取食宿。賀曉明什麽活都幹過：在航海圖上標注船隻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輪機艙裏給船加油；給廚師打下手；刷油漆、敲鐵鏽。每次船在塘沽靠岸，他們都會偷偷給廖家打電話，向妹妹賀黎明報平安，並打聽父母的消息。

　　

此時，賀龍久久聯係不上孩子們，托周恩來幫忙尋找。不久，周恩來得知了消息，讓賀黎明轉告他們回學校。

　　

2月15日，在外飄蕩了40天之後，他倆回到了北京。

　　

他們位於東交民巷的家已經一片零落。所有的家具都已被搬走，父母之物被總參服務局封存，家裏隻剩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他們收拾好東西，各自回了學校。

　　

賀黎明也從廖家搬了出來。她怕造反派再來抄家，不敢一個人住在家裏，隻能住在朋友家。

　　

回到北大，賀曉明發現，關於她的大字報從宿舍、食堂一直貼到了教學樓。貼在宿舍門上的大字報勒令她交代罪行，在她的名字上，還打了大大的叉。

　　

賀龍的侄孫賀興洲從小在賀家長大，當時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在串聯途中，他得知賀龍被打倒，急忙趕回北京的家裏，幾經打聽，才與賀鵬飛等聯係上。

　　

賀鵬飛也挨了鬥，但顯得很平靜。“老爺子的事情，我們幾個人心裏都挺坦然的。”賀興洲告訴記者。

　　

這年“五一”，賀家兄妹和賀興洲都回到家中。家具沒了，就將褥子鋪在地上睡覺，做點簡單的飯吃。

　　

此時，學校各派造反派的鬥爭已經白熱化，但他們幾乎不再參與，在一起時也很少談政治，隻抱著一個簡單的信念：父親是沒問題的。

　　

但不久，這個空蕩蕩的家也不能再給他們提供庇護了。他們被掃地出門，勒令搬家。

 

　　

和平裏5號樓

　　

他們的新家，在和平裏5號樓一區五層的501室。

　　

這是一套小三居。朝北的一間做飯廳兼儲物間，朝西南的兩間，一間賀曉明姐妹住，一間賀鵬飛和賀興洲住，塞進兩張大床和一張桌子後，就隻剩下立腳的地方了。為了“照顧他們的生活”，原來賀家的炊事員和八號院傳達室勤務員也被派來，就住在他們對麵的房子裏。

　　

賀曉明和妹妹每月能從勤務員手裏領到20元生活費，賀鵬飛能領到30元，因為他抽煙。這些錢都從賀龍夫婦的工資裏扣除。賀曉明常常把自己的生活費省下來，給哥哥買煙。

　　

不久，賀鵬飛發現，派來的兩人在監視他們。他指給賀興洲看。“兩人趴在窗台上看著我們呢。”賀興洲說。

　　

當時的和平裏五號樓一區，除了賀家，被打倒的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國務院副總理烏蘭夫和中央黨校校長林楓的孩子們都住在這裏。

　　

呂正操家住賀家樓下。兩家孩子在路上碰見了，會心照不宣地點點頭，但麵上淡淡的，以免留下黑幫子女串聯的把柄。私下裏，他們也有來往。呂正操的兒子呂彤羽下放農村後，家裏隻剩下小妹妹呂彤岩。她膽小，不敢一個人過夜，賀曉明還曾下樓去陪她。

　　

在這些黑幫子女中，21歲的賀鵬飛算年長的。他跟父親一樣，個性直爽，身邊很快聚集起一堆朋友。據賀曉明估計，在和平裏的那兩年時間，家裏來往的朋友不下百人，大部分都是父母被打倒的黑幫子弟。

　　

漸漸地，和平裏5號樓一區成為遠近聞名的“黑幫樓”。和平裏派出所和居委會的幹部常冷不丁來個突擊檢查，咚咚咚大聲敲門，稱是查可疑分子，借機警告和敲打這些落難的黑幫子弟。

　　

有一天半夜，賀鵬飛被警察帶到派出所問話，賀曉明姐妹等在派出所門口，緊張不已，好在沒什麽事。“他就是找茬，逮個機會敲打你，意思是，你們數吧，全中國最差的幾戶人家就是你們了。”賀曉明說。

　　

羅瑞卿被打倒後，羅點點一度無家可歸，是林楓家的常客。她回憶，不管什麽時候去，都有一雙筷子和一碗飯，吃得最多的，是炸醬麵。有一晚，警察又搞襲擊，睡夢中的她被林楓的女兒林京京拎起來，塞進了大衣櫥裏。

　　

劉少奇的孩子們當時住在木樨地，但劉源常常來和平裏玩。他曾撰文回憶過這一段：“我們一群孩子常聚在那裏，引起派出所和居委會的關注，不分白天黑夜，就來個‘突然襲擊’‘查戶口’。我們或藏在箱子背後、壁櫥架子上，或蹬窗上樓頂，小時候在軍隊裏學會的隱蔽、攀登、越野本領都派上用場，練到爐火純青。”

 

　　

在北苑少管所

　　

1968年暑假，賀鵬飛和賀興洲帶上賀黎明，又邀約了幾個朋友，準備去天津等地玩一趟。賀曉明剛從天津回來，所以沒去，一個人留在和平裏的家中。

　　

在天津遊玩後，他們又買了船票，準備去上海玩。但一上船，就被警察盯上了。他們被北京市公安局的軍管人員押回了北京，關進了北苑青少年管教所。

　　

北苑青少年管教所位於北京立水橋附近。文革時期，這裏設了“可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被打倒的老幹部的子女以各種名義被關押在此，被要求與父母劃清界限，並揭發他們。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葉劍英、譚震林、李井泉的子女都曾被關押在這裏。

　　

賀鵬飛一夥人被懷疑想從大連偷渡到朝鮮去，證據是身上帶著遊泳褲。賀興洲的檔案裏寫進了“投敵叛國嫌疑”，這讓他日後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嚴重影響。

　　

幾個月裏，賀曉明失去了兄妹們的音訊。直到入冬，才終於等來了消息。

　　

“我那時候有預感，一進門就覺得我有信。果然，地上就有封信。我一打開就流眼淚。”信是賀鵬飛托一位看守人員帶出來，從門縫裏塞進來的。

　　

信裏簡單地敘述了他們在少管所的情況，囑咐她送秋冬的衣服和生活用品來，在什麽時間、走什麽路線都寫到了，還附了路線圖，並要求她戴一條紅圍巾。

　　

她約了一個朋友，騎車去了少管所。少管所的門口有一條很長的通道，兩邊都是樹。一過這條通道，她就看見了正在地裏勞動的賀鵬飛和賀黎明。“他們一看見紅圍巾就往外跑，我們倆拚命往裏騎，在中間被看守人員擋住了。”

　　

經過看守的應允，賀曉明在接待室見到了賀鵬飛、賀黎明和賀興洲三人。

　　

不久之後，賀曉明又收到了賀鵬飛的信，讓她去一家醫院見麵。在被關押期間，他的肝功能受到影響，被帶到這家醫院看病。去的那天，她自己也正在發高燒。賀鵬飛瞅看守人員不備，從衣服、靴子裏拿出一紮又一紮的信來，她暈暈乎乎地接過來，塞滿了背著的軍用挎包。“就跟搞地下工作一樣。”她歎道。

　　

信是關在少管所的人偷偷寫給親友的。寫信人大多是她熟悉的，像陸定一的兒子陸德、廖漢生的兒子廖曉禮和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等。信封上已經寫好了詳細的收件地址。

　　

為了避免引人注意，寄信時，她每個郵筒隻敢投三五封。那些從靴子裏拿出來的信更是敏感，她怕通不過郵政檢查，就趁著晚上一封封親自送到收信人家裏去。

　　

1969年初，賀興洲、賀鵬飛和賀黎明相繼從看守所出來，回到和平裏的家中。

　　

父母親一直沒消息。但是，沒有消息也許才是好消息。

 

　　

賀龍病逝

　　

1969年6月9日下午，賀曉明一個人在北大籃球場邊，看人打球。她早已習慣了被所有人劃清界限的孤獨。

　　

就在這時，北大軍宣隊的幾個人來找她，說來了兩名軍人，要接她出去談話。她一見這兩個軍人，心裏立刻“咯噔”一下。上車後，其中一人告訴她，你爸爸病重，我們接你去看看。

　　

車一直開進了解放軍301醫院，將如遭五雷轟頂的她帶到了外科大樓的醫生辦公室。哥哥賀鵬飛已經沉著臉坐在裏麵了。

　　

中央專案組負責賀龍專案的一個高個子男子介紹了搶救治療的情況。賀鵬飛要了煙，一根接著一根地抽，他冷靜地提出，想見母親薛明。

　　

在301醫院一間陰暗的儲藏室裏，他們終於見到了母親。她坐在床板上，目光有些呆滯。已經是夏天，她還穿著毛衣，戴著一頂黃色的帽子，帽子下的頭發都白了。她講話也有點困難了，隻是機械地重複：我很好，很好……趁專案人員不注意，她悄悄對賀曉明說：“我要襯衣襯褲，沒穿的了。”

　　

在去看遺體的路上，她一直抓著賀曉明的手，要她堅強一點。

　　

在14病室17號床，他們見到了賀龍。白被單一直拉到他的鼻子，遮住了那兩撇標誌性的黑胡子，隻露出額頭和灰白的頭發。

　　

這也是薛明第一次見到賀龍的遺容。她陪著他在西山度過了遭囚禁的最後兩年時光，但最後他病危被送往醫院時，專案組人員拒絕她陪同前往。

　　

不久，薛明被送到貴陽磊莊空軍機場附近的“五七幹校”勞改。賀鵬飛畢業分配到甘肅武都汽車修配廠當了工人。賀興洲去山西當了煤礦工人。賀曉明被分配到貴州雷山縣教育局工作，與母親距離很近，但她們相互並不知道。

　　

“我是怎麽撐下來的?一個希望就在媽媽身上。至少我知道，我媽媽活著。”賀曉明眼裏閃著淚光，“還有一個原因，我那時候對林彪恨透了，心想你要是不把我整死，我就跟你耗到底，我看你是怎麽死的!很簡單的原因，就撐著我活下來了。”

　　

最小的妹妹賀黎明去了陝北誌丹縣插隊。“賀黎明要去插隊了，給我發了個電報，我就從山西回來了，把家裏有用沒用的東西塞進了兩個大木箱子。”賀興洲對記者回憶，語氣平淡。他一直將賀黎明送到了誌丹縣。兩個大木箱子，一個30多公斤，一個50多公斤，先托運到西安火車站，他再扛到汽車站，托運到誌丹縣。

　　

因是黑幫子女，賀黎明插隊時挨過打，腰上留下了永久的傷病。那段生活，她再也不願對人提起。

　　

因為人都散了，和平裏五號樓的房子被收回。他們從此離開了這裏。

 

　　

平反

　　

兩年後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飛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1974年9月29日，中央發出了25號文件《關於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

　　

1975年6月9日，賀龍去世六年之時，中央為他舉行了追悼會，周恩來帶病主持，見到薛明時，滿麵淚水地說：“我沒有保護好他!”在賀龍遺像前，他深鞠了七個躬。

　　

但對於中央的平反通知，薛明持保留意見。通知說：“中央當時認為，把賀龍同誌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在提到去世原因時，隻簡單地寫了“因病逝世”。薛明表示，前者是在為林彪等人開脫罪行，後者隱瞞了賀龍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當時‘四人幫’還在，能做到這個程度已經非常好了，主席和總理是盡心了。但我媽媽就是不接受這個文件，她要為父親徹底平反。”賀曉明對記者回憶。

　　

林彪事件之後，薛明被周恩來接回北京，暫住南鑼鼓巷的一處小院。一天，她在家裏接待了一位王姓護士。當年在西山“新六所”時，此人曾奉命收走賀龍的藥物，並對他們苛刻以待。“他讓我媽媽向他所在單位反映，說他在西山，沒有迫害我爸爸。我媽媽很生氣地批評了他。她說，你說的和當時的事實不符合，你知道他有糖尿病、缺鈣、感冒、摔跤那麽多次，還收走我們的藥品，你一個醫務人員沒有盡到責任嘛！”

　　

1979年3月2日，薛明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軍委秘書長耿飆寫報告，請求在賀龍83歲生日前後，發表她寫的追憶賀龍的文章《向黨和人民的報告》，同時請求中央對1974年的賀龍平反報告重新斟酌。

　　

3月29日，《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都刊發了薛明的追憶文章。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看過文章之後，責成總政保衛部成立聯合調查組，調查賀龍死因。

　　

三個月後，中央保健委員會組織專家對賀龍的治療經過進行了詳盡分析，結論是：由於“在醫療上限製、拖延和反治療”，使賀龍的糖尿病惡化，引起一係列並發症而死。

　　

1982年10月16日，中央發出《關於為賀龍同誌徹底平反的決定》，重新為賀龍的曆史問題和死因作結論，徹底為其平反。《決定》寫道：“1969年6月8日，在賀龍同誌病情惡化後，林彪、江青一夥不但不采取應有的搶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惡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賀龍同誌於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決定》宣布，撤銷1974年的《關於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

　　

2009年6月27日，按照賀龍生前願望，經中央批準，薛明帶著孩子們將其骨灰遷往他的家鄉湖南張家界賀龍公園安葬。

　　

2011年8月31日，薛明去世。賀曉明姐妹向中央申請獲批後，將父母合葬在了一起。

　　

在位於北新橋附近的院子裏，賀曉明為父親設了一個紀念室，裏麵陳列著父親的遺像和一些老照片。她還搜羅父親用過的老物件，專門辟出一個角落，還原了父親的工作環境：一盞落地燈，一席單人沙發，和一個放著毛澤東著作的小邊桌。家人每天都會泡杯茶，放在桌上，就好像他仍在那裏，陪著他們，給他們力量。

 

賀曉明在北京北新橋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