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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的交往

(2021-11-11 12:36:31) 下一個

 

作者簡曆

張家康,文史作者。福建《黨史月刊》特約作者。著有《新青年,時代巨變中的人與事》(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全國報刊上發表了諸多文章,多篇被一些叢書收入。

 

 

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的交往

 

作者:張家康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受到共產國際的指責,作為錯誤路線的領導人,幾乎承擔了全部的責任。對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當他獲悉托洛斯基的政見與其一致時,便有意引為知音,開始進行黨內反對派的活動。然而,當托洛茨基提出以蘇聯為軸心,保衛蘇聯的口號時,他便質疑問難,與之格格不入了。發展到後來,終與托洛茨基分道揚鑣,成為一個左衝右突、天馬行空的獨行客。

 
困惑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距此半個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陳獨秀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批評,並在會上作了檢討,往日的“領袖”風采已喪失殆盡。瞿秋白曾在《多餘的話》中說:中共五大時,陳獨秀雖然仍當選為總書記,“但是,對於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7月12日,鮑羅廷執行共產國際訓令,重新成立臨時中央局兼常委,陳獨秀被排斥於外。

 

他對大革命失敗的慘痛事實深自愧疚,在一封給中央的信中說:“自1927年中國革命遭受了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後,我因親自負過重要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同時,他又表示,自己沒有“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共產國際文過飾非,推卸責任,這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

 

他雖已離開領導崗位,但是,仍對政治前景傾注了關切的熱情。當他看到左傾盲動錯誤將要危及黨的前途時,便再也不能甘於寂寞,不聞不問。他給中央常委寫信說:“我見到於革命於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  他多次去信中央,闡述自己的意見。然而,他的意見不僅不被采納,反而作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鬱悶至極,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擠他這個“老頭子”。

 

他與中央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從不服輸的他,總以為真理在自己一邊,甚至天真地提出將他的信件,“全部都在黨報上發表出來,”在未經中央許可的情況下,他竟在黨內自由散發給中央的信。於是,他當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嚴厲批評,告訴他,“這是列寧黨所不能寬恕的破壞黨的行為”,警告他,必須“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今天,我們重讀陳獨秀給中央的意見信,重讀中央對其的批駁文件,仍能體悟到他與當時中央的緊張關係。作為曆史的過來人,他們都已成為曆史,作為曆史的閱讀者,我們可否假設,誠如陳獨秀所要求的,“平心靜氣”“詳細審查”他的意見信,並“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也誠如中央所警告的,他能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規勸,那麽,曆史又將會是怎樣的一種走向呢?

 

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央負責人決然不會聽從一個“機會主義者”的絮叨。而陳獨秀又自以為黨的創始人,倚老賣老,無視黨的鐵的紀律,進行自由主義活動。他所表述的政治主張,又恰與托洛茨基的取消主義相吻合。於是,事情的結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

 

當時,中共黨內不少人,對於簡單、生硬地對待陳獨秀的態度,都曾表示過不滿,如,王若飛、易禮容等。瞿秋白後來也認為,“現在隻能說他個人犯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陳獨秀雖然離開領導崗位,卻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奉為旗幟性的人物。張國燾就曾向他建議“創造新黨”,彭述之等則自標為“陳獨秀派”,慫恿他去奪瞿秋白的權。然而,這一切都為他所不為。正如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所說:陳獨秀“不是搞陰謀詭計的。” 

 

      此時,共產國際內部出現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蘇共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直接影響中國革命,也極大地改變了陳獨秀的政治命運和曆史形象。斯大林在順利地清除托洛茨基,並將其驅逐出境後,開始過問起中國黨的問題。他在與張國燾、瞿秋白談話時,便表示即使象陳獨秀這樣的老同誌,隻要有不滿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這樣,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在中共黨內興起一般反對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風,首先開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並送請共產國際糾正其錯誤。左傾錯誤使中國共產黨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筆者走筆至此,十分痛心的告訴讀者,中共的許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難於此時,如楊殷、何孟雄、林育南、惲代英等。

 

這時,他的外甥吳季儼由莫斯科東方大學歸來,向他宣傳說托洛茨基是列寧的戰友,是傑出的革命家、思想家、軍事家和外交家,在蘇共黨內很有基礎;斯大林是“專政暴君”“紅色沙皇”等等。外甥還建議他讀讀托洛茨基的著作,會對中國革命有個全新的認識。當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時,吳季儼的到來和提示,促使他盡快接觸托洛茨基的觀點,以從中找出可以詮釋、化解縈繞於胸中的種種疑案和迷團。於是,他的另一種政治經曆開始了。

 

接納

 

中國托派起源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留學生,他們的人數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個托派組織在上海成立,全稱是“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因其機關報名《我們的話》,故而在後來的托派內部紛爭中,又叫做“我們的話”派。

 

陳獨秀通過尹寬,從歸國留學生王一平手中,讀到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等文件。他特別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對加入國民黨,和加入後又要求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張不謀而合。托洛茨基說,共產國際“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援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領袖”,中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最為“酷烈”,中國革命的失敗是“在共產國際錯誤指導下”造成的。

 

他總算找到了知音,不無感慨地說,當共產國際“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誌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托洛茨基同誌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同年8月,他和彭述之與“我們的話”派相商,要求加入或與他們重新建立一個統一的組織。但是,“我們的話”派一直鄙視他為“老右”,不願接受他們,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須服從一個先決條件,即承認其機會主義的錯誤。他憤怒了,一氣之下,於9月間,與彭述之、尹寬等人自行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列寧派”,這個組織因其機關報《無產者》,而稱為“無產者社”派。

 

托洛茨基極為關注他的情況,從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給中國托派和他寫了22封信,其中直接談他的信件就有17封。托洛茨基讚同“我們的話”派的先決條件,認為現在,“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對他始終堅持“工農民主專政”的立場,而不接受其“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一直不快,認為與這樣的人統一,“便是不可饒怒的輕率。” 

 

他與“我們的話”派鬧僵,並單獨建立組織。托洛茨基知道後十分擔憂,唯恐剛剛蜂起的中國托派運動,因內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複信,表示歡迎並為之開脫說,他在“那幾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馬爾丁諾夫的政策”。托洛茨基還在信中說,希望能讀到陳獨秀“綱領式的聲明書”。

 

不久,他發表《告全黨同誌書》,說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是斯大林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他的錯誤僅僅是“忠實的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的做了斯大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黨,未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都應該負責任的。”這封信還鼓動全黨,“毫不隱諱的站在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旗幟之下,堅決的、不可調和的、不中途妥協的和國際的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奮鬥到底。” 

 

托洛茨基終於讀到這份“綱領式的聲明書”,評價它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指示中國托派,“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誌們所沒有的。”他甚至高興地說: 

 

“當我們有了象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麽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象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革命)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輕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誌學習。” 

 

托洛茨基還讓劉仁靜轉去對陳獨秀的親切問候,並說,他的《告全黨同誌書》,“我非常喜歡,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  

 

托洛茨基

 
統一
 

陳獨秀離開領導核心後,難以接受新的中央路線和策略,並欲訴諸全黨公開討論。這種天真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絕。恰逢此時,他驚喜的發現,托洛茨基關於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與他竟是不期然而然的相似。於是,他的傾向托洛茨基便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他又是個具有獨立思維的個性人,就在他傾向托洛茨基時,中國和蘇聯之間發生了中東路事件,這一事件深深的挫傷了他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這一事件中的態度,又為他們日後的政治關係設置了重重陰影,隻是由於此時的他,在政治上獨往獨來,形單影隻,如今好不容易覓得知音,當然不願輕易放棄,於是,矛盾也就隱而未發。

 

中東鐵路是沙俄帝國侵略我國東北的罪證,它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至滿洲裏,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它是19世紀末,清朝政府出股金五百萬兩,由沙俄帝國政府修建經營的。

 

早在二十世紀初,中東鐵路行將竣工時,年輕的陳獨秀就指出,它是沙俄在東三省罪惡的起因,並向國人發出呐喊:“東三省從俄人造鐵路以來,東三省的土地,還算得是中國的土地嗎?”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曾經聲明,中東鐵路將“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但是,到了1924年,蘇聯又單方麵宣布,中東鐵路暫由中蘇“共管”,接著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托洛茨基便是這個委員會主席。時隔五年,張學良受命以武力接管中東鐵路,逮捕、驅逐蘇聯駐中東鐵路人員,中蘇兩國釀起紛爭,震驚一時的中東路事件爆發了。

 

中東路事件後,中共中央提出“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過左口號。他對此厭煩至極,給中央寫信說,這些口號“太說教了,太超群了,也太單調了”,如果再宣傳下去,是“不能夠動員廣大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中東路事件不久,托洛茨基便指示中國托派,“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保衛蘇聯,對此,“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不僅自己要保護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護它。”陳獨秀沒有加入“保衛蘇聯”的大合唱,而是自成風骨,保持民族獨立和尊嚴的嚴正立場。

 

中國托派主要有四個小組織,即“我們的話”派、“無產者社”派、“十月社”派、“戰鬥社”派,他們在反對斯大林路線方麵是統一的。但是,他們又各以正統自居,互相指摘、爭論不休。他們對曾是他們領袖的陳獨秀,也是極盡嘲諷、侮辱之能事,從不認知他的政治地位,隻是由於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才爭得一席之地。 

 

1930年5月,俄、法、德、西、比、美、奧、意等國托派,組成共產主義反對派臨時國際(即第四國際前身),托洛茨基為總首領。托洛茨基對四分五裂的中國托派非常焦慮,一再催促“召集一個統一的大會”,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中國托派各自為王,自以為是,要在這班自命不凡、資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領袖人物,實在太難。托洛茨基深思熟慮,覺得唯有陳獨秀尚可孚眾。於是,便有意把他推到中國托派的領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個托派小組織在上海秘密召開統一大會,決定中國托派正式的統一名稱,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列寧派”,陳獨秀當選為總書記。

 

他雖然和托洛茨基合而為一,並曾有過默契和合作,但是,這種關係是在不協調的基礎上尋找和諧,在不統一的前提下強求一致,可謂背本趨末,謬之大矣。他與托洛茨基在很多問題上,有著難以彌合的分歧,如他的“二次革命”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不和諧;托洛茨基始終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而他認為蘇聯已不是“工人國家”,甚至認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蘇聯已是“法西斯主義格柏烏政治”的國家。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對托洛茨基不切實際的左傾口號,更是不以為然。托洛茨基卻自以為了解他的思想精髓,對他的一些觀點,采取妥協和苟且的態度。他則大不一樣,與生俱來的桀驁不馴的個性,使他容不得外國團體和個人對中國革命、中國事務指手劃腳、發號施令。大革命時的驚世駭俗之論,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言猶在耳。由此論定,現在的容忍和統一,隻能是暫時和表麵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貌合神離的統一和聯合,必然是要破產的。


陳獨秀在江津的臥室

拋棄        

他擔任中國托派總書記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剛剛拉拉扯扯統一的中國托派又群龍無首,陷入無休無止的爭爭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後極為擔憂,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來到中國。李福仁背著他,重組臨時中央常委會。他對此提出嚴重警告:“外國同誌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兒戲的。” 

 

他在獄中還過問中國托派的活動,這種自作多情,不僅沒有一點號召力,相反,卻屢屢召來警告,上海托派甚至揚言要將他開除出組織。托洛茨基通過美國托派分子伊羅生,知道了這一情況,感到非常不安,指示伊羅生,對陳獨秀的批評是“大大地誇大了的,”我“絕不相信”陳獨秀是機會主義,至於開除陳獨秀,那當然是“不允許的。”並說:陳獨秀“是知名的,而且是業已證明為絕對可靠的”,“我們現在正創立第四國際……無疑陳獨秀同誌是應當加入總理事會的。” 

 

他對托洛茨基還是有著一種由衷的感激之情,在與中國托派的多次無聊的爭執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寬容和關懷。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還時時牽掛著遠在中國的他,這使他深受感動。他思忖良久,覺得有必要給托洛茨基去封信,以無情地揭露中國年輕的托派的“極左派的傾向”,他在信中說:“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者主要究竟是誰…‥ 

 

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   

 

托洛茨基很欣賞他的坦誠,在給中國托派的指示中說:“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幹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本質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    

 

出獄後,他即投身全民的抗日熱潮,已無意於日見衰落的托派活動。當有人勸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時,他明顯表示出厭倦的意向,並毅然由南京往武昌,他說:“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戰爭,全體民眾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並鄭重宣布:“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他與托洛茨基在對蘇聯的評價上,有著嚴重的分歧。托洛茨基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或者是“蛻化的工人國家”。早在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時,他就認為蘇聯不再是工人階級的國家了。1939年8月,蘇德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對他刺激最大,他更堅定自己的認識,指出蘇聯已“實際站在希特勒方麵”,在文章和講話中已將德俄並稱為:“法西斯主義及格柏烏政治”。他對托洛茨基一再強調的“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口號,已完全失望,認為如若這樣,“事實上隻有幫助納粹勝利”。他是“始終讚成聯合英美向納粹進攻”。曆史已經證實,他的這一觀點與托洛茨基相比,不乏真知灼見,也正是在這點上,他對托洛茨基采取了否定的態度。

 

托洛茨基和他從未謀麵,而且,他們中間“含有若幹可能的分歧”,但是,托洛茨基一直將他視為老朋友,表示“能夠同他經常合作。”托洛茨基根據莫斯科的經曆,擔憂他的人身安全。1937年8月至1939年2月,托洛茨基多次指示李福仁,第二次國共合作一當實現,斯大林和蔣介石“將殺死陳獨秀”,所以,要在中國發起一個“護陳運動”。

 

至於陳獨秀的歧見和悖論,托洛茨基指示:“不應該通過非常魯莽與非常嚴厲的手段”與之決裂。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關心的問題是陳獨秀的人身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我毫不懷疑斯大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殺他。……他應該到美國去。” 耐人尋味的是,陳獨秀沒有死於非命,托洛茨基卻難逃厄運,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殺。

 

他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說:“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嚐正確。”現在應“重新估定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內)之價值”。他便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一種政治思想接受的快,拋棄的也快。對此,他有過驚人的言論:“自來之論,喜根據曆史現在事變發展,而不喜空談主義,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為立論之前提”。“故而見得第三國際道理不對處,便反對他”,對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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