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眼中的陳延年：“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

Author 李傳璽  作家文摘 

“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這是魯迅先生在說到陳延年時對他們倆關係的親切表達。他們倆有直接聯係麽？不僅有，且對魯迅先生思想根本性轉變產生了關鍵性影響。就我們黨來說，開啟了我們黨直接同魯迅交往做魯迅工作的先河，也成為我們黨聯係黨外代表人士的一個成功範例，就陳延年來說，於他諸多革命功績之外，又多了座思想文化方麵的豐碑。

 

陳延年：一定要把魯迅請來中山大學任教

 

1927年1月18日，魯迅從廈門大學來到廣州，開啟了中山大學任教並擔任文學係主任兼教務主任的旅程。

 

這是所孫中山先生親自創辦的學校。1924年3月，孫中山先生親自籌措資金，幫助籌備建立由廣州地區多所高校整合形成的國立廣東大學。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廖仲愷提議將廣東大學更名為中山大學，10月獲國民政府批準。1926年7月17日正式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

 

魯迅怎麽會來中山大學任教呢？根據有關史料和回憶，完全是陳延年推動的結果。

◆陳延年

 

從時間上看，中山大學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建立的。由此，中山大學也有著濃重的國共合作的色彩。不僅當時校內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四五百名，在學校領導的擔任問題上，兩黨也要進行協商以達到一致意見。學校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後，學校領導機構也更改為委員會製。由誰擔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兩黨協商的結果是由戴季陶擔任。時任中山大學中共黨總支書記的徐彬如回憶說，“因當時中大我黨勢力大，戴季陶不同我們接頭，不得我們允許，是進不了中大的。”戴季陶此時在上海，跑去同陳獨秀協商，陳獨秀同意他來中山大學，但又對戴季陶說，你必須滿足廣州我黨組織有關條件才行。於是隨即通知廣東區委及區委書記陳延年：讓戴進中大當校長，他到廣東後，你們要和他談判、提條件。

 

此時郭沫若擔任中山大學文學係主任。他開始向黨組織提出申請要求入黨。陳延年聽到匯報後，經過考慮並和惲代英商量，對代表區委在中山大學公開工作的畢磊說，建議郭沫若再參加一下實際工作的鍛煉，最好是參軍到黃埔去從事一段時間宣傳工作。郭沫若很高興接受了建議。當時正準備北伐，區委隨即決定派郭沫若到鄧演達擔任主任的北伐軍政治部去工作。郭沫若離開後，中山大學的文學係主任由誰來擔任呢？

 

陳延年對魯迅是非常了解的。正是父親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及和胡適先生一同開創並推進的新文化運動，促使魯迅先生拿起了筆開始了文學創作，並和陳獨秀等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新文化運動陣線分裂後，魯迅用他的筆仍然在同腐舊勢力進行著不妥協的鬥爭。此時魯迅南下廈門大學任教，聽說工作得非常不愉快，那何不請魯迅先生前來呢？

 

陳延年的意見得到了大家的讚同。

 

陳延年派惲代英、鄧中夏和畢磊去和戴季陶談判。一再強調工作必須獨立自主，一定要把魯迅請來任教。

 

經過兩三次艱難的談判，戴季陶基本上答應了廣東區委提出的條件，並同意請魯迅前來任教。最後一次談判時，徐彬如回憶，上述三人之外加上了他，“其時實際上條件都已談好，因為我是中大總支書記，讓我去見見麵的；惲代英、鄧中夏、畢磊是代表區委。去前陳延年很嚴肅地告訴惲代英，要和戴季陶鬥，要大罵他一頓，思想鬥爭是不能讓步的，界限必須劃清”。戴當時住在東山中山大學醫學院內一座小洋樓裏，經過我們的批評，“他假裝很誠懇地向我們說，你們有什麽要求我都可以答應，我聽共產黨的話。還說，現在國共合作，你們幫助國民黨呀！你們要有人專做國民黨工作，不然國民黨要垮台啦！” “現在還有什麽別的理論呢，隻有馬列主義理論才是理論。”

 

“我能見見陳延年麽？”“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

 

魯迅來後，如何做好魯迅的思想引導工作，成了陳延年以及廣東區委急需考慮和急迫要做的問題。

 

針對魯迅當時的思想狀況，陳延年給魯迅做了個“政治定位”。他對區委和中山大學黨組織的負責人說，魯迅是“自由人”（注：指知識分子），但不是一般的“自由人”，而是徹底反封建的“自由人”，因此我們應該好好地做工作，團結他，同右派進行鬥爭。為此，陳延年專門召開區委會議，就魯迅來之後如何做好他的工作進行研究。惲代英、鄧中夏、李求實、畢磊等人參加會議。會上分析了魯迅反帝反封建的戰鬥思想和戰鬥業績，肯定了魯迅是能夠與共產黨共同戰鬥的。陳延年特別指出，魯迅到廣州後，一定要盡快幫助魯迅了解情況，了解當前的政治局勢。

 

首先是要求廣州黨組織做好魯迅來時的歡迎工作。當時廣東黨組織一共辦了三家刊物，《人民周刊》《少年先鋒》《我們的生活》，中山大學黨組織也辦了兩個刊物，《做什麽？》《支部生活》。會議要求黨的這幾個刊物都要寫文章表示歡迎。比如《做什麽？》第一期即刊登了堅如（即畢磊）所寫的《歡迎了魯迅以後》，《少年先鋒》2月2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十五期就刊登了一聲寫的《第三樣世界的創造》。二是要求召開歡迎會。根據魯迅日記，1月24日，“徐文雅（注：即徐彬如）、潘考鑒來”。25日，“下午往中大學生會歡迎會，演說約二十分鍾畢赴茶會”。這個歡迎會就是中山大學黨組織以學生會的名義召開的。24日，朱家驊曾代表學校當局前去向魯迅表示學校想召開歡迎會。魯迅給予拒絕。徐等人隨後提出召開歡迎會時，魯迅先說了對學校召開歡迎會的拒絕，對學生們的提議也委婉地勸阻，但由於他一貫熱愛青年的態度，最後還是答應了同學們的請求。第二天魯迅在畢磊的陪同下前來，並發表了二十分鍾的講話。在講話中，他既表示了對革命策源地的向往，“我為什麽要來這裏呢？因為這裏是‘革命的策源地’”。但通過一來的直觀，又表示了深切的擔憂。“按照我的眼睛看來，廣東比起舊社會，沒有什麽特別的情形。我覺得像紅布標語中寫的白字那樣，‘紅中夾白’，我感到對革命有點不放心。”魯迅實際上是在警醒廣大青年學生，要看清並警惕當前革命的形勢。

 

其次是確定專人做好魯迅的日常思想工作，並要求常常去求教魯迅，按時將黨組織的刊物送給魯迅。陳延年覺得畢磊敏銳、沉著、堅定，又擔任廣東區學生運動委員會副書記，在中山大學又是公開的中共黨員，於是先確定畢磊一個人。陳延年對畢磊說：“魯迅是熱愛青年的，你要活潑一點，要多陪魯迅到各處看一看。”隨後又根據徐彬如建議加派了徐輔國（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被捕犧牲）。有時徐彬如也參加。他回憶，魯迅到了後，到“四一五政變”時，畢磊和徐輔國幾乎天天都和魯迅見麵，他自己也到魯迅那裏去過十多次，“第一次是畢磊帶我去的，魯迅好像事先已知道我的身份，對我非常誠懇熱情”。陳延年還要求他們每十天給魯迅送一次刊物。徐彬如說他去魯迅那裏主要就是送黨的刊物。他給魯迅送過《人民周刊》《少年先鋒》《做什麽？》等。第一次送刊物過去時，“魯迅接到中共刊物，雙手捧著，高興地表示，‘這，我是要很好看看的。’他熱情地請畢磊等人就座，並拉開抽屜拿出路上帶來的糖果招待他們”。1月31日，畢磊他們將《少年先鋒》第１卷十二期合訂本送給魯迅。

 

《少年先鋒》封麵上印著列寧的畫像和革命火炬，魯迅對此印象很深，於是在當天日記記道：“徐文雅、畢磊、徐輔國來並贈《少年先鋒》十二本。”

 

◆1927年1月2日，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在南普陀的留影。

 

其三是陳延年同魯迅親切見麵。有一次徐彬如去見魯迅，交談時，魯迅突然問道：“貴黨在這裏的主要領導是不是陳延年啊？”徐彬如點點頭，是的。魯迅仰著頭，眼睛盯著嫋嫋升起的香煙，似乎在回憶著什麽，說：“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他人很聰明啊！”徐彬如回來立即向陳延年作了匯報。陳延年一聽，沉吟了一下，然後抬起頭來說，“我是那麽想見到他並得到他的教誨啊。要是平時，我早就主動去拜見他了。他是我最尊敬的‘父執’啊。”再次見到魯迅時，徐彬如也把陳延年的這個態度對魯迅說了。過了幾天，魯迅再見到畢磊時，試探地問畢磊，“我能見見陳延年麽？”畢磊說，“我抓緊時間向陳延年同誌匯報，此事一定能行，爭取讓你們早點會見。”陳延年聽了畢磊的反映，在征求區委同誌們的意見後，立即表示同意。之後不久的一天晚上，在畢磊和陳延年秘書任旭的安排下，兩人秘密作了一次會見。當魯迅前來時，陳延年早站在約定的地點熱情迎候。由於是秘密性質，又由於隨後陳延年離開廣州前往武漢，並於6月底在上海被叛徒出賣犧牲，這一會見的經過和會談內容，我們無從得知。但這次會見的確存在，並給魯迅產生了極大影響。此時跟在魯迅身邊的許廣平先生後來回憶說：“魯迅深深感到孤獨的悲哀。幸而黨的領導像明燈一樣照耀著每一塊土地，魯迅在此期間，見到了一些黨的負責人，如陳延年等同誌。”通過這次會見，陳延年對魯迅的認識也進一步提高，他對大家說，“我們黨要用正確的態度對待魯迅，我們要研究魯迅，越研究魯迅的著作和思想，你會越覺得他是那麽深刻，通過我們的工作，魯迅的思想發展得很好，已經是我們的人了。”

 

目睹共產黨人被大肆屠殺，魯迅的思路因此轟毀

 

從魯迅1月18日到達廣州，到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發生，雖然這中間隻有近乎三個月的時間，但陳延年等共產黨人的工作，對魯迅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促成了魯迅思想的根本性轉變。

 

第一次與共產黨人直接全麵的接觸，使魯迅對共產黨人有了直觀且真切的認識，並迅速投入到對黨的事業實際支持中來。兩位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曾是他的好朋友。在《憶劉半農君》中，魯迅說了陳獨秀留在他腦海中的印象，此時，當得知李大釗在北平被張作霖逮捕後，他在《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中深情而又憂慮地說道：“想到香港《循環日報》上所載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圓圓的臉和中國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現在怎麽樣。”但魯迅與他們的交往基本集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且都定格在學術文化層麵。他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是陳延年等共產黨人的動議和堅持，來了後，通過與共產黨人的直接交往，他對共產黨人有了全麵真切的認知。他說，“我在廈門，還隻知道一個共產黨的總名，到此以後，才知道其中有ＣＰ和ＣＹ之分。”李濟深在廣州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魯迅來後一直擔負同魯迅交往工作的畢磊被逮捕且被用鐵鏈鎖住裝入麻袋投入珠江而犧牲。

 

魯迅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雖然仍處在大逮捕高潮時期，仍在有關文章中表達了對他的深切懷念，“現在還記得《做什麽？》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曾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裏麵則分明是共產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注：應是十五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由此，魯迅把握到了什麽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員精神。

 

許廣平後來回憶，“接見學生和青年，接觸共產黨方麵的人物，他都很好的留出時間……可以斷定這一時期的他，是受什麽方麵的鼓舞，得到了多少革命力量的啟發，是難以計量的。”認識的轉變必然產生行動的轉變，魯迅開始自覺投入到對黨的事業的支持中來。中共廣東區委為了適應革命任務的需要，加強思想理論戰線的鬥爭，決定在中山大學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

 

研究會1926年12月24日成立。參加研究會的200左右青年學生自力更生湊集經費開展活動，魯迅得知後，積極支持。在學生歡迎會後的第三天即27日即前往演說，並於3月31日和4月13日兩次為研究會各捐了十元。也是由於這種對共產黨人的認知和思想的轉變，促使他在“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爆發後，立即召集會議，要求學校當局出麵營救被捕學生，並給被捕學生捐款表示慰問。當看到營救要求遭到學校當局拒絕，而廣州反動當局的大逮捕大屠殺仍然愈演愈烈，他很快並毅然於4月21日辭職，之後又6次拒絕中山大學的挽留，用堅定的不合作來表示抗議。

 

◆1928年3月22日攝於景雲裏寓所。

共產黨人的引導，使魯迅對廣州的形勢尤其國民黨反動派的真麵目有了愈來愈深切的認識。魯迅初到廣州，即在學生會的歡迎會上警醒大家，這裏是“紅中夾白”。當看到學校當局對進步學生的壓製，學校內“樹的黨”（注：英語stick的音譯，手杖、棍子的意思。國民黨右派勢力孫文主義學會操控的一個反動學生團體，其成員手裏都拿著‘樹的’，並在校園裏囂張跋扈。因此被進步青年學生稱為‘樹的黨’）的橫行無忌，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中國學生學什麽意大利，以趨奉北政府，還說什麽‘樹的黨’，可笑極了。別的人就不能用更粗的棍子對打麽？”由此，魯迅得出結論：廣州“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現在地方上的一切還是舊的，人們的思想還是舊的，這些都尚沒有動手改革”，“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裏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當廣州開始慶祝上海和南京被北伐軍收複的時候，魯迅卻嚴正呼喊，“慶祝和革命沒有什麽相幹，至多不過是一種點綴。慶祝，謳歌，陶醉著革命的人們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時也會使革命精神轉成浮滑”，“以至於消亡，再下去是複舊”。終於“四一二”“四一五”等反革命政變連續爆發，魯迅看清了國民黨右派的真麵目，忍無可忍地對朋友們說，“國民黨把有為的青年推進了陷阱。最初他們說，共產黨是火車頭，國民黨是列車；由於共產黨帶著國民黨，革命才會成功。還說共產黨是革命的恩人……所以青年們都很感動，當了共產黨。而現在又突然因為共產黨的緣故。把他們統統殺掉了”，“而國民黨采取的辦法簡直是欺騙；殺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來，對於騙人做屠殺材料的國民黨，我怎麽也感到厭惡，總覺得可恨”。

 

共產黨人的引導，使魯迅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魯迅開始自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分析批判現實。《少年先鋒》是共青團廣東區委的機關刊物，1926年9月1日創刊。斯大林1924年1月所作《論列寧》的演說，僅過兩年多，《少年先鋒》就在第八期做了翻譯並刊登。魯迅拿到《少年先鋒》第１卷合刊後，認真做了學習。在《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一文中，魯迅就引用了其中列寧的教導，並用以分析當時的局勢。

 

魯迅說：“記得在一種期刊上，曾經引有列寧的話：第一要事是，不要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它長久是屬於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隻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而蔣介石國民黨右派集團的背叛革命和對共產黨人的大肆屠殺，終於轟毀了魯迅原先的認識與思路。

 

魯迅說：“我是在27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這種思路的轟毀，許廣平先生評價為：“這時他有了突變，從量變到質變，一切從階級立場、觀點出發，就看問題也容易迎刃而解了。於是他否認了進化論的偏頗，投入了階級論的洪爐去鍛煉自己，去向革命隊伍中當個小兵。”《魯迅傳》作者林誌浩也認為：“他認識到不能再把進化論作為觀察社會問題的一種武器，因為社會分成彼此對立的階級。青年也不例外。他們同樣要受階級鬥爭規律的製約。

 

因此魯迅認為，不僅要掌握宇宙間新陳代謝的普遍規律，尤其要掌握人類社會階級鬥爭的特殊規律；離開了後者，根本不能正確解釋任何社會問題。這說明魯迅正在實現他思想發展中的重大轉折，從此，他在戰鬥實踐中，便轉到了無產階級立場上來。”這些觀點基本上代表了魯迅研究對此段時間魯迅實現根本轉變的共識。此時的魯迅從本質上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魯迅思想上的飛躍，陳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

 

魯迅先生的根本性轉變，是陳延年及其所領導的廣東區委努力引導的結果，其中，陳延年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同時，這本身，也具有多方麵很深刻的曆史意義。 

 

◆1930 年，上海，在“ 左聯” 舉辦的“ 魯迅五十壽辰慶祝會”上。

創造了我們黨做好代表性知識分子工作的光輝範例。魯迅到來時，麵對青年，無論左右，一律給予熱情接待。國民黨右派也是極盡拉攏魯迅，歡迎會上不僅大肆吹捧，一些頭麵人物甚至試圖通過送禮宴請方式來接近魯迅。但漸漸地，魯迅同共產黨人越走越近，對國民黨右派包括右派青年由冷淡、疏遠到排拒、鄙視甚至用筆開始批判。2月9日，魯迅拿到了《做什麽？》創刊號（周刊，2月7日創刊），他非常欣賞封麵的設計，先是一個字一個字讀著上麵的英文標題，“WHAT TO DO?”然後又認真把中間用紅色線條框著的這一期目錄讀了一遍，再看下麵的通訊處，聯係人和地址都是畢磊的，他抬起頭來笑著對畢磊和徐彬如等人連聲表示稱讚。看到共產黨人出了本《做什麽？》，國民黨右派非要對著幹，兩個星期後以“革命文學社”名義做了本旬刊《這樣做》，但魯迅看到後，卻是“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這樣做》第二期上刊登了《革命文學社章程》：“本社集合純粹中國國民黨黨員，提倡革命文學……從事本黨的革命運動。”魯迅看到後，直斥其本質：“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是紙麵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魯迅何以能夠迅速認知接受馬克思主義，走近走向共產黨人，在送給他的黨的刊物中，他讀到了黨的先進思想先進方針，在同他密切交往的青年共產黨人身上，他看到了真正的共產黨員的精神與風采。

 

開啟了我們黨同魯迅密切合作共同戰鬥的先河。自此之後，魯迅就成了我們自己人。到達上海後，雖然他處在更為嚴重的白色恐怖包圍之中，但他始終同我們黨同呼吸共命運。黨先後派出了瞿秋白、李立三、馮雪峰同他聯係，向他傳達黨的方針政策，聽取他的意見，爭取他的聲援與支持；方誌敏同誌犧牲前，懷著對魯迅先生的無比信任，把自己《可愛的中國》《清貧》等文稿輾轉托付給他，請他轉交黨中央；作為左翼文化戰線的主將，他前後組織並參加“左聯”等革命文化團體，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對黨的文化圍剿。正是由於此，毛澤東才高度稱讚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而魯迅實現思想上的飛躍，正是在廣州開始的，正是廣東區委努力工作的結果。徐彬如後來在接受訪談時這樣說：“我們黨最早做魯迅的工作並不是30年代以後的事，魯迅最早和我們黨接觸，陳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 

 

奠立了陳延年具有文化思想史意義的又一座革命豐碑。陳延年到廣州後，一開始是協助周恩來處理區委日常工作，健全區委領導機構；接替周恩來擔任區委書記後，大力發展黨的隊伍，狠抓黨的建設；為聲援五卅運動，和蘇兆征、張太雷等人一起領導組織了省港大罷工。正是由於此，毛澤東、周恩來才如此稱讚他是“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廣東黨開疆辟地的拖拉機”；當他於1927年6月26日在上海被捕後，對他恨之入骨的吳稚暉才會這樣叫囂：“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產黨之巨頭，若李立三、若蔡鶴孫、若羅亦農，皆陳延年在法國所造成。彼在中國之勢力地位，恐與其父相埒……尤屬惡中之惡。”而他倡議推動魯迅來中山大學任教，並部署黨組織做好魯迅工作，促成魯迅思想產生根本性轉變，這一曆史功績，我們一直忽視。但它無疑是陳延年革命生涯的又一座豐碑。它不僅具有革命史意義，更由於“魯迅”以及促成“魯迅思想轉折”的關鍵性作用，在現代文化思想史上閃爍著令人景仰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