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出版的《劍橋文學指針·加繆卷》序言中說：“在《局外人》大受歡迎之後，加繆成為崇拜對象，他的名聲跟一係列處境、事業和關切交織在了一起：青年人的世界、衝動和反抗、存在主義的焦慮和對抗邪惡的鬥爭、虛偽的影響、對盲從的擔心、個人的奮鬥。”
文 | 薛巍
加繆29歲時寫出了小說《局外人》，44歲時便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托尼·朱特在《責任的重負》一書中說：“到1960年1月4日因車禍去世，加繆的聲譽已呈直線下跌之勢，哪怕3年前他剛拿了諾貝爾文學獎……
“說起在批評界的聲譽下降，加繆本人也難辭其咎。他為了趕時代潮流，投入到一種他極不適且也資質平平的哲學思考中去——就算囊括了那麽多擲地有聲的格言警句，《西西弗的神話》仍然難稱成功。加繆去世後的多年裏，他的聲望繼續走低。在巴特、羅布-格裏耶、列維·斯特勞斯以及福柯的世界裏，加繆被甩在了後頭。”
阿爾貝·加繆（1913.11.7-1960.1.4）
加繆的小說則一直被學校列為必讀的經典。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說，他17歲時開始讀加繆的書，此後不斷重讀，“戰後法國的樂觀主義使得加繆把《局外人》中一個法國人謀殺一個阿拉伯人的行為當做一個哲學問題，而非殖民地問題。當一位擁有哲學學位的傑出小說家說到一位憤怒的傳教士、一位攫取名聲的藝術家、一個騎上自行車的瘸子，或一個跟情人一起去海灘玩耍的男子時，他能夠上升到令人目眩神迷、富有啟發性的哲學高度。
“在小說中，加繆像一位煉金術士一樣還原了生活中平凡的細節，把粗糙的材料變成了精致的哲學敘述。在這背後，是加繆所屬的法國漫長的哲理小說傳統。加繆的非凡之處在於，他輕鬆地將這一傳統——尖刻的風趣和一點書生氣、專製的腔調——跟海明威式的短句和現實主義的敘述結合起來。”
1957年，加繆和他的兒女
加州大學法語教授戴維·卡羅爾曾出版《阿爾及利亞人加繆》一書。他說，加繆的文學作品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局外人》中提出應該承認和尊重那些被認為是陌生人或他者的人，《鼠疫》描述了人類麵對死亡威脅時的自發性抵抗和應該對政治行為施加的限製。
2006年夏天，白宮發言人說，美國總統布什在假期裏讀了加繆的小說《局外人》。人們對布什為什麽選擇讀這部小說提出了各種猜測，卡羅爾說，不管布什因何而讀這部小說，媒體大都誤解了這部小說的主題，幾乎隻看到了它最聳人聽聞的一麵：謀殺一位阿拉伯人。
而卡羅爾在專著中關注《局外人》的章節是，默爾索被關進監獄、失去作為一個自由法國人在殖民地社會的特權後，思想發生了激烈的轉變。
“他最終被判死刑不是因為他犯了謀殺罪，而是因為他被認為沒有靈魂，因而跟審判他的法國人比起來是異類或屬於低等種族，但審判他的人同時又為他代言，將他排除在他自己的受審過程之外。這部小說不是為殖民暴力做辯護，而是描繪了殖民地正義的不公正。被判死刑的默爾索是法國殖民社會的他者，跟被他殺死的阿拉伯人處於同等地位。他們的命運都是悲劇性的。”
法國100本“20世紀最好的書”投票，《局外人》位列第一。
初看上去，默爾索是一個冷漠、對人生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的人：把母親送到養老院生活，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哭；他“大概不愛”瑪麗，但如果瑪麗希望與他結婚他就結。
加繆在1955年《局外人》美國版的序言中說，默爾索遠非麻木不仁，有一種深層的激情讓他充滿活力。默爾索選擇做局外人是因為他“拒絕撒謊，拒絕為自己的情感戴上種種麵具，於是社會立刻覺得受到了威脅。他不是一個邊緣人，隻是一個一無所有、赤裸裸的人，鍾情於不會留下陰影的太陽”。
這樣一個拒絕撒謊的人，在死亡來臨之前，對生命荒誕本質的體驗讓他覺得自己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一點也不後悔，因為他掌握著自己的命運，他對他的生命和那即將到來的死亡都有把握。“是他主動迎來了這一切。在懷有希望的精神遭到毀滅性懲罰時，他仍能夠平靜地，甚至是滿懷幸福地接受自己的命運。”
《局外人》中經曆到人生之荒謬的默爾索在社會中屬於少數，但《西西弗的神話》中說：“在每一個街角，荒謬感都可能從正麵震撼任何一個人。”
在這種受到震撼的時刻，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習慣被打破，突然覺得人生沒有意義，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人就會覺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為無所依托的流放者，因為他被剝奪了關於失去故土的記憶，而且喪失了對未來世界的希望。這種人與他的生活之間的分離、演員與舞台之間的分離，真正構成荒謬感。”
荒謬感源自人的能力和生命的有限性，源自懷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裂；肉體的需要對使之趨於死亡的時間的反抗；世界本身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為不可能的那種厚度和陌生性。
加繆提出的“荒謬”這一概念的內涵比漢語翻譯這個詞的本義要廣。在漢語翻譯的這個詞義中，部分行為被認為是荒謬的，比如一個赤手空拳的人向荷槍實彈的隊伍進攻，因為二者力量對比懸殊。
加繆所說的荒謬則是每個人的存在都麵臨的情形，而且在他看來，荒謬不是一個貶義詞，體驗到人生的荒謬具有積極意義，更積極的則是做一個荒謬英雄，不因為感到人生的荒謬而絕望，在荒謬中獲得幸福。連要反複把巨石推上山頂的西西弗也是幸福的：他的命運是他自己創造的，他比他搬動的巨石還要堅硬，“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讓一個人心裏感到充實”。
人類對理性、和諧、永恒的渴望與向往，和自然社會生存有限性之間的“斷裂”，人類的奮鬥作為，與徒勞無功這一後果之間的斷裂，就是加繆想要描述出的荒誕。
加繆提出的反抗道路是學會珍惜時光、品味生活，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生的美好自在。加繆補充說，對那些如此活的人而言，生活的關鍵差別是時間長短。
“感受到他的生活、他的反抗、他的自由，而且是盡可能地感受，這就是生活。唯一的障礙，是由過早的死亡確定的。任何深邃的思想、任何情緒、任何激情、任何犧牲，在荒謬的人看來，都不能使一個40年的意識生活與一個貫穿60年意識生活的清晰性等同起來。”
新澤西州學院哲學教授理查德·坎伯說，“這一發人深省的聲明頗有些辛酸的味道，因為患結核病的加繆時常擔心自己會過早地死去。但上述見解過於草率而難以令人信服，雖然熱愛生活的人都想長壽，但很少有人會同意加繆那種重數量而輕質量的看法。比如說，40年在朋友與家人的陪伴下做自己想做的事，與在牢房裏孤獨的60年相比，很少有人會選擇後者。”
加繆論述中最薄弱的環節，是他提出的“不思未來的創造”。在《局外人》的結尾，默爾索沉思道：“所有一切彼此之間不再有高下優劣的差別了，未來的生活並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真切實在。”這一見解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我們永遠不會完全漠視未來，如海德格爾與薩特所言，人類的存在具有不可避免的時間向度。
如果西西弗是幸福的，普通人的生活更是勝過西西弗那樣的永恒輪回。加繆說：“今天的工人終生勞動，終日完成的是同樣的工作，這樣的命運跟西西弗的命運一樣荒謬。”
坎伯說，這種比較是不正確的，一位工人的生活也因許多平凡的未來而有意義。盡管工作重複單調，他通常也會盼望著完成手頭的工作：填滿一個凹坑，或裝滿一輛貨車。他在心裏打算著：支取薪水，吃晚餐，到酒館喝杯啤酒或周末去郊遊。或許他還夢想有一天能買一幢自己的房子，送兒子上大學。一位工人的生活雖不一定有多麽遠大的目標或多深刻的意義，但是變化、多樣以及與他人的友情等等，都會充實他的生活。盡管人的生活簡單而貧窮，但與西西弗的生活相比，仍要豐富得多。
加繆提出的自覺接受命運確實比宿命論強不了多少。貝爾納·亨利·列維說：“人們也許仍然認為加繆是對的：幸福、快樂，與事物友好相處，和諧、享樂，對世界充滿好感，喜歡現實，以眼前的利益為道德標準。薩特則把世界說成漆黑一團，支離破碎，目光緊盯著人與人關係中隨時可能出現的憎恨和下流行徑。
“但從另一種意義說，我們很難不認為薩特是對的。如果一種道德觀重視的是幸福，而不是正義，那麽這還是道德嗎？如果一種政治隻滿足於崇拜世界，瞻仰世界，唯唯諾諾地接受世界，祝福世界，這還算得上是一種政治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