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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既是徹底的不公平，又是徹底的安慰。”
曆史的斷裂與遺忘
文｜艾江濤
北京大學法語係主任董強，上世紀90年代初曾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追隨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學習為期兩年的課程“小說與音樂”。
他向我比較普魯斯特與昆德拉的區別：“簡單來說，普魯斯特的生活沒有出現斷裂，他通過追憶逝去的年華，創造了未來，自己變成一個藝術家。他最偉大的地方，好像是做一個回溯的東西，其實在往前走，從自己的過去、現在超越出來，建成一座大教堂一樣的作品，讓人在20世紀再次感受到文學的救贖力量。
昆德拉經曆了斷裂，他對自己有強烈的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又得去回首。所以他在遺忘這個問題上有很多追問，到底我們該不該遺忘，遺忘了什麽，遺忘之後還能做些什麽？這是他最關注的，而不是回憶什麽，很多東西他其實不願意回憶。”
1968年8月21日，50萬蘇聯大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三天前，39歲的昆德拉剛剛寫完短篇小說集《好笑的愛》的最後一篇。此前，在布拉格電影學院教授世界文學的昆德拉，已出版長篇小說《玩笑》還有兩部題為《好笑的愛》的短篇小說集，他評論捷克小說家佛拉迪斯拉夫·萬丘拉的著作《小說的藝術》，還在1964年獲得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獎。
蘇聯軍隊的入侵，改變了一切。“布拉格之春”事件後，昆德拉被永遠開除捷克共產黨黨籍，電影學院的教職也被解除，他的所有作品從書店與公共圖書館消失，同時還被禁止發表任何作品。
“人僅需與自己靈魂中的魔鬼搏鬥的最後和平時代，也就是喬伊斯與普魯斯特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在卡夫卡、哈謝克、穆齊爾、布洛赫等人的小說中，魔鬼來自外部世界，即人們稱之為曆史的東西；這一曆史已不再像冒險家的列車；它變得非個人，無法控製，無法預測，無法理解，而且沒有人可以逃避它。”
這是昆德拉自己在《受到詆毀的塞萬提斯遺產》一文中所說。他還有他的寫作，正是這樣無可避免地卷入曆史這頭怪獸帶來的斷裂之中。如果說在那最後的和平時代，普魯斯特探索無法抓住的過去的瞬間，喬伊斯探索無法抓住的現在的瞬間，那麽在曆史的斷裂之處，昆德拉所探討的主題，反而是遺忘。
米蘭·昆德拉
作品無法出版，昆德拉的生活來源僅靠以前出版《好笑的愛》與《玩笑》時積攢的一些稿費，包括妻子維拉私下教英語的一點收入，他自己有時也會偷偷以別人的名義寫點東西換錢。但他並未停止寫作，在1969～1973年短短幾年裏，接連寫出長篇小說《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和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
與此同時，昆德拉嚐試在國外出版他的小說。1973年，他的《生活在別處》在巴黎出版並獲得法國美第奇外國小說獎。兩年後，他獲得了法國雷恩大學助教職位的邀請，便離開了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法國記者安托萬·德·戈德馬爾的采訪時，昆德拉談到離開祖國時的情形：“我們，我的妻子和我，帶著四個手提箱和幾個紙箱的書，坐車走了。這就是我們帶走的全部東西。”
《生在別處》書封
似乎隻有離開自己的國家，才能更好地處理遺忘與記憶。那就是昆德拉1979年在法國出版的小說《笑忘錄》。在這部標誌他“法國時期”開始的小說中，昆德拉開始成熟地運用一種借鑒自音樂變奏曲的小說創作手法。統攝七個獨立篇章的敘述的東西正是笑與遺忘的主題，小說中，每個故事的背景，都指向1968年的曆史事件。
《笑忘錄》寫完後，他與好友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聊天時便談道：“當一個大國想要剝奪一個小國的民族意識時，它采用的方式就是‘有步驟的遺忘’。這就是目前波西米亞所發生的事。畢竟還有點價值的捷克當代文學已有12年得不到出版；200名作家，包括死去的弗蘭茲·卡夫卡，遭到了放逐；145名捷克曆史學家被解除職務，曆史被改寫，紀念碑被拆毀。”
然而，昆德拉更關注作為存在命題的遺忘。在1986年出版的《小說的藝術》中關於小說創作的67個詞中，“遺忘”條目下這樣寫道：“遺忘的意願在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之前，首先是一個存在問題：很久以來，人們就感到需要重寫自己的生平，改變過去，抹去痕跡，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薩比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人物）沒有任何理由去隱藏任何事，然而她受到忘記她的非理性欲望的推動。遺忘：既是徹底的不公平，又是徹底的安慰。”
《笑忘錄》第一部分《失落的信》中，男主角米雷克想從前女友那裏拿回年輕時可笑的情書，遭到拒絕，結果在回家途中發現被抄家，不但所有東西被充公，自己也被抓進了監獄。在與遺忘的抗爭中，米雷克發現自己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公平。
哭之笑之的記憶
昆德拉是一個刻意隱去個人生活的小說家。這當然與他一貫的看法有關：一個作家、一個小說家的存在價值，就在於他的作品本身。隻是，當他1975年到法國生活後，對過去生活的記憶，成為一種多少讓人感到悲哀的悖論。
1979年《笑忘錄》出版後，捷克政府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昆德拉在一次談話中回憶起這一幕：“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短信，通知我說我的公民身份已被剝奪。……一旦你的公民身份被取消，按照法律捷克人就再不得同你有任何聯係。突然之間，同捷克民族的一切接觸都成為非法的。對於他們來說，你已不再存在。”盡管兩年後，昆德拉就拿到法國總統密特朗的親筆簽署，成為法國公民，但對他來說，捷克自此隻能成為記憶。
另一方麵，在法國開始新生活的昆德拉，拒絕向人們回憶和展示自己過往的生活。董強回憶，和昆德拉在一起時，他從不談論自己的過去，尤其不願意談捷克的政治體製，“米蘭·昆德拉最大的特點是不願意被人看作靠自己的生活經曆而被看重，他是一個藝術家，有自己藝術的升華，反感被標簽化”。
一則軼聞足以說明這一點。1980年，西方某電視台舉辦昆德拉小說創作研討會，會上有人談到《玩笑》一書時，稱這部小說是“對斯大林主義的有力控訴”。在座的昆德拉馬上插話：“請別用你們的‘斯大林主義’難為我了。《玩笑》是一本愛情小說。”
然而，曾經在那裏生活4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始終是昆德拉小說中故事發生的重要環境。隻有在小說中，他才願意帶著溫情地觸碰作為背景的布拉格記憶，所指仍是人類關於記憶與遺忘的悲哀話題。
1960年的布拉格街頭，那時的昆德拉已經出版了三部詩集，前一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我，悲哀的上帝》，開啟小說創作生涯。
如果說對普魯斯特而言，那些飄忽不定的無意識的記憶，可以通過特殊的氣味與情境得以蘇醒，那麽在昆德拉那裏，記憶則充滿了限度。“昆德拉認為，人的記憶有很大問題，是有限度的，裝不下那麽多東西，所以人是一個很可笑的動物。他對人有一種哭之笑之的態度。很多時候他對人充滿憐憫，很多東西人記不住，記不住以後，會采取什麽辦法？一旦被遺忘，人的存在到底有什麽意義？他探討的是這些問題。”董強說。
《笑忘錄》中同樣命名為《失落的信》的第四部分，與第一部分如同鏡子一樣的對位：米雷克找回過去的信，是為了遺忘；塔米娜找回過去的信，則是害怕遺忘，遺忘對他來說，就像走向死亡的虛無的過程。
《笑忘錄》書封
塔米娜與丈夫一起非法離開波西米亞，到國外生活。丈夫去世後，她絕望地發現過去越來越蒼白，甚至丈夫留下的證件上的照片也變得模糊起來。害怕遺忘，“每天，她都在這一照片麵前進行一種精神操練；她努力去想象她丈夫的輪廓，然後是一半的輪廓，然後是四分之三的輪廓。她讓他的鼻子和下頜的線條重生，但是她每次都驚恐地發現，那想象的速寫總會出現一些疑點，勾勒著它們的記憶在這裏駐足不前。”
盡管如此，她發現依然很難，因為她的記憶所使用的顏色是不真實的，用這些顏色無法描摹人類的肌膚。為此，她發明了一種特殊的紀念手段：“當她坐在一個男人麵前時，她把那男人的頭部當成一種雕塑材料：她目不轉睛地看著這一頭部，在腦海中把它當作臉部的模型，給它加上更深的膚色，填上雀斑和贅疣，把耳朵縮小，給眼睛塗上藍色。”
然而，一切都是徒勞，丈夫的形象仍然離她而去。正因如此，她才瘋狂地想找回落在波西米亞婆婆家中記錄他們過去生活的信件。然而就像卡夫卡筆下的土地測量員K難以進入城堡一樣，塔米娜始終無法找回那些信件。記憶無可挽回地離開她時，在小說第六部分《天使們》，塔米娜在帶有被剝奪記憶象征意味的兒童島上死去。
昆德拉200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無知》中關於懷舊的討論，一度讓我著迷。大約在一次聚會上，聽著我絮絮叨叨地談論往事，一個朋友開玩笑地說：“你老了啊，這麽喜歡回憶。”
確實，在一般人的認識中，年紀越大越喜歡懷舊，然而昆德拉並不這麽看。他寫道：“我們身後遺棄的時間越是久遠，召喚我們回歸的聲音便越是難以抗拒。這句格言似乎毋庸置疑，然而卻是錯誤的。當人們垂老，死期將至，每一刻都彌足珍貴，便沒有時間可浪費，去回憶什麽了。應該明白懷舊之情數學意義上的悖論：往往在年少時，過去生活的曆程微不足道，人的懷舊之情才是最為強烈的。”
後來讀到米沃什60歲時寫作的《禮物》：“多麽快樂的一天。/霧早就散了，我在花園裏幹活。/蜂鳥停在忍冬花的上麵。/塵世中沒有什麽我想占有。/我知道沒有人值得我去妒忌。/無論我遭受了怎樣的不幸，/我都已忘記。/想到我曾是同樣的人並不使我窘迫/我的身體裏沒有疼痛。/直起腰，我看見藍色的海和白帆。”
這首詩無疑是對昆德拉上述洞見最好的確認：回憶或者懷舊，正是出於生的熱望還有對豐饒未來的期許，當未來不再許諾時，回憶便成為板結的土地。
切斯瓦夫·米沃什
然而，就算記得又怎樣？在《無知》中，當伊萊娜帶著最後的憧憬和記憶中自己喜歡的男子約瑟夫上床後，當她從包中掏出珍藏已久的對方送她的煙灰缸，驚恐地發現對方已根本記不起她。那一刻她陷入絕望與瘋狂。
即使是人們選擇性殘留的可憐的記憶，也同樣荒誕，你如何確定你在意、你記得的，也是別人所記得的？這是一種永恒的悵惘。就像《風箏》中，當魯迅想為少年時故意踩壞弟弟的風箏而道歉時，發現對方壓根兒就不記得這件事。
既然如此，遺忘又有什麽可怕？然而，生的熱望鼓動著人們不斷回憶，拒絕遺忘。小說中，約瑟夫麵對妻子的死亡，采取了與塔米娜截然不同的做法，他拒絕回憶，同時拒絕遺忘，決絕地開始一種新的生活：跟死去的她共同生活。妻子喜歡清潔，曾因他把東西弄亂而生氣，現在，他一個人仔細地做著家務；妻子喜歡在窗台一側擺放一盆花，另一側放一盞燈，他們不在的時候讓燈開著，這樣他們回家時，遠遠地從街上就能看見。如今，“他尊重這所有的習慣，精心照料，讓每一張椅子，每一個花瓶都擺在她喜歡的位置”。
記憶，作為想象的擴充
1984年，昆德拉在法國完成他最重要的長篇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部小說的開頭，首先拋出尼采提出的哲學命題——“永劫回歸”，即命運隻有是輪回的，才有重複，才有規律和意義，否則就會像德語裏的說法：隻發生過一次的事情像壓根兒沒有發生過。
昆德拉反其道而行之，認為正是由於“永劫回歸”的荒謬，人隻有唯一的一次生活，問題在於：人既然隻能活一次，人們經曆的一切還那麽重要嗎？既然它已經隨風而逝，還有什麽可以後悔、追求？
1988年上映的電影《布拉格之戀》劇照。這部電影改編自米蘭·昆德拉最著名的長篇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正因如此，昆德拉拒絕追憶。董強引用魯迅一篇文章的題目《為了忘卻的記念》來闡釋，“這個概念用在昆德拉身上挺好。為了忘卻，忘卻所處的自己並不認同的時代，壓製個性或者好笑的時代。同時這個時代作為個體的記憶，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但人作為個體，肯定有自己豐富的世界，這個世界體現在哪裏？他就開始尋找，結果是某種程度上與自己相通的人或者時代。所以，我更多認為他的記憶，是一種個人想象的擴充。比如跨越18世紀直接與狄德羅對話，跨越空間到南美洲與富恩特斯對話，像天上的彩虹一樣，跨越自己個人那種小經曆、小經驗的記憶。”
毋寧說，昆德拉所追求的正是一種文學的集體記憶，為此，他不惜刻意重寫了一部小說史，在不同曆史時期追尋自己的文學家庭，這正是他念茲在茲的對於歐洲或者中歐小說的建構。這種探尋，伴隨著真實的布拉格的逐漸遠去，在他到法國生活的幾年裏變得越來越明顯。
在向法國記者安托萬·德·戈德馬爾談起他寫作中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背景時，昆德拉說：“一切造就人的意識、他的想象世界、他的頑念，都是在他的前半生中形成的，而且始終保持。因此，所有我關注的題材，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與布拉格和我經曆過的一切聯係在一起。
另一方麵，我越來越少把布拉格看作布拉格，而是越來越多地把它看作代表歐洲的一座虛構的城市。布拉格變成歐洲命運的想象中的模式。我感覺到這一點已經很久了。在《生活在別處》裏，我已經把年輕詩人傑羅米爾的命運比作歐洲詩歌的命運，尤其把他比作蘭波。對我來說，傑羅米爾是歐洲詩歌曆史的可笑的尾聲。當我談到布拉格，我談的是歐洲。……布拉格就這樣越來越成為想象中的城市。要證明這一點，那就是我開始忘記城市的地形、街道的名稱……”
《布拉格之戀》劇照
昆德拉所講的歐洲小說，並非一個地理概念，更代表一種小說精神，那就是他所激賞的奧地利小說家布洛赫對小說本質的理解：“發現隻有小說才能發現的，這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如同記起的才有價值，小說隻有對存在有所發現，才能進入昆德拉所說的歐洲小說的範疇。
《布拉格之戀》劇照
中歐對昆德拉來說，不僅在於地理的親近，還在於精神血脈，他稱自己與中歐五位偉大的小說家卡夫卡、哈謝克、穆齊爾、布洛赫、貢布羅維奇，共處同一美學觀念的屋脊之下：反對浪漫主義；對前巴爾紮克小說與自由主義思想深表欣賞；他們麵對曆史以及對未來的狂熱表現出警惕；他們的現代主義超越於先鋒派的幻覺之上。
其中，布洛赫對昆德拉尤為重要。“布洛赫的《夢遊者》三部曲告訴人們，人到現代以後，被時代所驅使，作為一個個體，經過挖掘以後已沒有什麽站得住的東西。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人的個體內在性的消失。這種內在性，在普魯斯特和喬伊斯那裏還很強。在昆德拉那裏，更多是一種可笑的姿態。他不太相信個體的內在性，更多相信想象，更多相信夢。《笑忘錄》中就有很多超現實的夢境，跨越性的對話，這些東西對他來說才是真正的詩性。”董強說。
對小說家來說，這種文學集體記憶的構建並不少見。隻是，對於被祖國拋棄而失去根的昆德拉來說，意義尤為重要。昆德拉最初希望在法國文學中找到根脈，後來逐漸失望。董強記得，1992年，當他在課堂上第一次見到昆德拉時，昆德拉對他說：“有一天你會發現不能太崇拜法國文學。”後來他才意識到，昆德拉不太喜歡一般意義上的法國文學，很大程度因為，“法國人過於看重個人主義，他認為個人私密性的東西，不值得太多講述”。
對集體記憶的尋找，使昆德拉在斷裂之後，走向了國際化。“相當於走出自己小小的星球，走向一個大的星球，尋找共性的東西，昆德拉的現代性就在這裏，他的世界聲譽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董強說。
隻是，布拉格真的隻是一個浮現在小說中的遠景了嗎？那些不管他遺忘也好記憶也好的過往生活，真的離他遠去了嗎？或許對昆德拉來說，遺忘或記憶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早已內化到他的血液中。這也是董強在閱讀昆德拉201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慶祝無意義》時的感受：“表麵上在講巴黎，講盧森堡公園，卻讓人無時無刻不感受到那種捷克斯洛伐克的味道。不用刻意回憶，他已經把記憶內化了。”
布拉格
這似乎與昆德拉在《無知》中說出的懷舊悖論相吻合。當人們垂老，沒有什麽可以浪費，回憶也不再需要，一切歸於平靜。
兩年前，現任捷克總理訪法期間，拜訪昆德拉並表示希望歸還他捷克國籍時，昆德拉並沒有如以往那樣斷然拒絕，而是笑而不答。2019年11月28日，捷克駐法大使代表捷克政府，將捷克國籍正式歸還昆德拉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