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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伊兵衛的遺作:中國1963-1973

(2021-09-05 10:20:45) 下一個
 
 

 

 

 
 

 

編輯夏楠按:

一個多月前的7月16日,身在東京的美帆,發來微信給我說,田沼武能先生已經看到了樣書。並轉達老先生的話:「辛苦了!非常感謝!有機會請再來家裏聊聊吧。」

那時我們討論的第一個要點是,複刻1974年朝日新聞社的《木村伊兵衛寫真集  中國の旅》,照片部分原本保留,那封麵是否需要變化?田沼先生一邊將牛皮外殼取下,一邊說:「複刻版就不要再有這個了。」後來回想這一點,雖然田沼先生自己並不作解釋,我揣測,大概緣於日本在七八十年代出版黃金時期製作了相當大量的豪華裝幀風格的攝影集,而今回頭看,也許造成了不必要的資源消耗。「如果能簡單,就不要複雜。」這也是我們謹記的設計規範。

 
 
1974年版朝日新聞社《中國の旅》
 
此後,《中國の旅》複刻版的計劃便提上日程。由田沼先生擔任監製。過程中對於圖片的顏色校正,經曆了往複三輪,頗為複雜的程序。田沼先生自身也是著名攝影家,也是首位以攝影家身份被授予日本文化勳章的攝影界重要人物,今天仍活躍於第一線。正因如此,時隔47年以後重新製作和出版《中國の旅》,田沼先生在其中的指導作用十分關鍵。1973年,木村伊兵衛的最後一次中國之行也有他的陪伴。那麽,身為弟子,田沼先生又是如何看待木村伊兵衛以及他的這部遺作?木村伊兵衛究竟對中國懷有怎樣的情感?就此我們進行了深度采訪。
 
在銀座偶然碰到的田沼武能與木村伊兵衛 1973年
圖片提供:田沼武能
 
Q=青艸堂

A=田沼武能

 
Q:請問您是如何成為木村伊兵衛先生的助手的?
 
A:1949年,我從東京攝影工業專門學校(東京工藝大學前身)畢業,入職太陽新聞畫報社。這是名取洋之助先生創辦的公司,初衷是出版像美國《生活》(Life)雜誌那樣的攝影周刊。當時他們在發行《周刊太陽新聞》。因為是名取先生擔任重要職位的公司,所以我很想在那裏工作。萬萬沒想到的是,我剛入職,《周刊太陽新聞》就停刊了。而且名取先生決定和岩波電影製片廠合作出版岩波攝影文庫,從太陽新聞畫報社離職了。然後,我遇到了當時在太陽新聞畫報社擔任顧問的木村伊兵衛先生。
 
那時,木村先生已經被稱作「日本第一的攝影家」了,所以我很積極地毛遂自薦,希望能成為他的助手。在我之前還有一位叫園部先生的助手,但是他和名取先生一起去了岩波攝影文庫,所以這個職位有了空缺。即便如此,在一開始我也沒能如願,他堅稱自己不需要助手」拒絕了我。後來,小幫小忙日積月累,由我擔任助手一職漸漸成為事實,我也就順其自然地得到了這份工作。
 
無論是身為攝影家還是普通人,木村先生都魅力十足。可是他從未教授我任何攝影技術。這裏不是學校,所以我不會教你。你自己觀察我的行為,隻偷師有用的就好。有兩個我也不行啊。就算你成了第二個木村伊兵衛,工作找的也不是你。和我做一樣的事是無法超越我的,去創造屬於你的世界吧。這些都是他告訴我的事,也是於我而言最重要的教誨。
 

不僅是攝影技術,身為攝影家的覺悟、與人相處的方式、對世界形勢的看法與攝影家應有的姿態等等,我都是從木村先生身上學會的。

 

 

故宮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天安門廣場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照相館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天安門前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故宮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古董店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王府井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市內 197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市場 197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頤和園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天安門廣場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故宮博物院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紡織廠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紅星人民公社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北京兒童醫院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白毛女 1972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毛女 1972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Q:當時您從太陽新聞畫報社離職了嗎?
 
A:沒有。那個時期,我同時做著三份工作——木村先生的助手、太陽新聞畫報社的工作、受《藝術新潮》委托的工作。身為太陽新聞畫報社的員工居然接受其他公司的委托,這在當時是不被容許的。不過太陽新聞畫報社因為效益不好,給不出合理的工資,對此事也未有過抱怨。
 
我沒有離開太陽新聞畫報社,是因為在那裏從事紀實攝影的工作可以積累經驗,這對攝影師來說是有好處的。並且那個時候電話還未普及進一般家庭,但公司有電話,我用公司的電話接了不少出版社的工作(笑)。當時公司有大約50名員工,即使公司拿不出工資,也不見有人辭職。當然,對我而言,我在那裏的最大收獲,就是與木村先生的相遇。
 

在太陽新聞畫報社,田沼武能與木村伊兵衛 1950年

 
Q:木村先生對待攝影的態度是怎樣的?
 
A:所謂攝影,不僅僅是拍攝行為,重要的是如何捕捉拍攝對象,怎樣使用攝影媒介進行表達,絕對不是隻需要按下快門這麽簡單。這是一種如果不能一目了然看出這是木村伊兵衛拍的就不行的態度。即便如此,他也不會告訴我為了達到這一效果應該怎麽做。我是一邊觀察木村先生看待拍攝對象的角度、與之相處的方式,一邊學習如何創作作品的。這些都無法用語言表達。
 
漸漸地,我在很多地方積累了工作經驗,開始經常聽到你現在在做的隻是被委托的工作,不為自己拍照可不行這樣的勸誡。他還說:傳媒領域都是冷酷的,隻在需要的時候吹捧你。若是不需要了,就和嚼口香糖一樣,嚼不出味道了就吐出來丟掉。所以一定要拍自己的照片。
 
雖然木村先生也沒有給我工資,但這不是錢的問題。我以弟子的身份陪伴他左右,直至他過世。在我之後還有一位名叫佐佐木的助手,不過木村家的私人事務一直是我在幫忙。
 
Q:1973年,木村先生過世的前一年,您和他一起去了中國。
 
A:有一個我自己的項目,是用近十年的時間拍攝世界上的孩子。我想,如果要把這個項目做成攝影集當然不能少了中國,於是找遍各種方法,希望能去中國。可是因為我給美國的《生活》(Life)雜誌工作,這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很難接受,所以一直沒有機會。
 
田沼武能攝影集 《構築未來的世界上的孩子》
 
1969年還是1970年的時候,我有過一次機會。我通過中國旅行社製定了出國計劃,在參加為出國者召開的會議時,我發現出席的全是我認識的記者。結果,其中有人告發了我,說這家夥在為美國人工作。就在出發前,中方給中國旅行社發了一封電報,寫著:現在還不是時候,等情況好轉了再來吧。中國旅行社給我看了這份電報。那份電報是用數字寫的,就像暗號一樣,我完全看不懂(笑)。所以那個時候我也沒去成。
 
在那個時期,我與作家有吉佐和子女士關係很好。她和中國的重要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所以我試圖通過她表達自己想入境的願望,但始終沒有得到許可。木村先生受邀去過中國好多次,但是我從未向他提出任何請求。
 
要說為什麽,是因為木村先生非常討厭利用自己的權利優待身邊的人。所以我可能在各種意義上都有點吃虧。不管有什麽好事,在來找我之前,木村先生都會以還早為由替我拒絕。所以在去中國這件事上,我也完全沒有拜托過他。不過我猜測他應該是從別人那裏聽說了我想去中國的事。
 
1973年,中國攝影家協會說要邀請木村伊兵衛推薦的所有攝影家。在組建團隊的時候,他把我也列入其中。他沒有告訴我理由。但其實就在前一年,木村先生在《朝日相機》編輯部因心髒病發作或其他病症倒下了。在接下來的一段時期,他一直在接受治療。所以當時的11人攝影家團隊中,會有我、園部和佐佐木,這三名他的弟子。木村伊兵衛竟然會做這樣的事,真是令人難以想象。
 
Q:這是因為他預見了自己的壽命嗎?
 
A:可能是吧。所以當他說要帶我一起去中國的時候,我甚至想過木村先生可能會在旅途中過世。有這種想法的應該隻有我一個人,但這也說明了這件事本身非常不符合他的一貫作風。當然,能去中國對我而言真的非常值得慶幸。
 
當時我們分為兩組,從北京出發,一組去往延安和西安,一組去往蘇州和上海。我其實是想去延安的。如果要拍中國,絕對不能略過延安和西安。但是,木村先生在去往蘇州、上海的小組,而且他說了我要和他一起走,所以當時我沒能去延安。不過我拍到了中國的孩子,這對於在拍攝「世界上的孩子」的我來說,也算是有收獲了。

 

 

街角 197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街角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曹楊新村托兒所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曹楊新村托兒所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少年宮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少年宮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庇護工場 197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小賣部 197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早市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上海機床廠精密機械工廠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上海機床廠精密機械工廠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上海機床廠精密機械工廠 197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留園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留園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刺繡研究所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Q:在那次中國之旅中,木村先生的狀態如何?
 
A:剛到上海的時候他看起來非常疲憊,似乎身體狀態不太好,告訴我他已經想回國了。我說:我已經拍到照片了,隨時都可以回去。聽到我這麽說,他似乎安心了一些。最終他沒有選擇中途回國,而是按原計劃從上海前往廣州,再經由香港回去。
 
第二年,有一天木村先生的女婿給我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去一趟,我就去了,結果發現木村先生經常什麽也不吃隻臥床睡覺,當時已經沒有多少力氣了。那時我說著「不好好吃飯可不行啊」之類的話,一周之後木村先生就過世了。

 

 

西湖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西湖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禪寺 靈隱寺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珠江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珠江風景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珠江風景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佛山的陶瓷工廠 197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象牙雕刻工廠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市場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少先隊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聾啞學校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Q:和木村先生一起工作的時候,有什麽讓您印象深刻的事嗎?
 
A:他本來就不是帶著很多助手、拍照時陣勢很大的人。因為工作時他隻使用一台徠卡相機,所以其實根本不需要助手。包裏隻有一個替換鏡頭和四五卷膠卷,隨時都是輕裝上陣。無論是讓助手拿著行李四處晃悠,還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他都十分厭惡。
 
一起去中國的時候也是這樣。訪問小學的時候總會受到熱烈歡迎吧?孩子們敲著鼓唱著歌出來迎接,他一直說希望不要這樣。但是,中方不做這個就無法進行到下一步(笑)。總而言之,木村先生討厭誇張的事情,他到最後都在抱怨,說自己隻想拍普通人生活的樣子。不過他就是這樣的人,在任何方麵都是如此。
 
Q:在中國拍攝的時候,有過什麽困擾的事嗎?
 
A:因為攝影家協會說可以隨意拍攝,我們就上街去了。可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為什麽日本人在這裏拍照?馬上就會有人舉報。於是攝影家協會慌了手腳,說就拍到這裏吧,然後轉移去另一個地方。不過都被告知基本上什麽都可以拍了,所以我認為木村先生在中國是相當受信賴的。畢竟他還是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的創立者之一。

 

 

韶山 毛澤東故居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前來參觀毛澤東故居的人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湖南省刺繡工廠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湖南省刺繡工廠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湖南省戲劇學院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湖南省戲劇學院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Q:木村先生對中國有什麽特殊感情嗎?
 
A:他不是會主動說這些話的人。雖然我沒有直接聽他說過,但我想應該是有特殊感情的。他應該思考過日本在戰爭中犯下的過錯,或許也背負著身為日本人的負罪感。因為在那個時代,有很多知識分子因自己戰時的反省而自負,並且擁有社會主義思想。隻是他本人什麽也沒說,所以不知道真實情況如何。
 
Q: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嗎?
 
A:那倒不是。聽他說話比聽落語還有趣,所以他其實是很擅長說話的,隻是不說自己的事。他對我們真的隻說重要的話。即便關乎攝影,他對業餘愛好者的作品也總是不吝讚美之詞,絕對不會說讓對方不快的話。但是給我們建議的時候,就會吐露嚴厲的真心話。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讓別人成為和自己一樣的攝影家,這是他不願做的事。不過,他對在我之後成為他弟子的佐佐木先生說:田沼給世界上的孩子拍了很多好照片,讓他給你看看吧。我從佐佐木先生那裏聽說這件事的時候高興壞了,即便木村先生沒有直接告訴我。
 
Q:木村伊兵衛和土門拳是公認的昭和時代的兩大攝影巨匠。田沼先生認為,木村伊兵衛最偉大的功績是什麽呢?
 
A:當時是現實主義攝影的全盛時期,紀實性讓攝影逐漸成為新聞報道的主角,木村先生正是走在了這個領域的最前端。當被問及你的職業是什麽時,他的回答是報道攝影家。所以我認為,無論是外界還是他自己,都認可了他是先驅者這一事實。
 
日本的攝影產業之所以如此發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攝影愛好者變多了,我想木村先生一定是功臣之一。提到紀實攝影,很多人會把它和畫報雜誌的新聞報道聯係在一起,但是木村先生的誌向,在於含義更廣泛的報道攝影。
 
雖說攝影分為藝術攝影和報道攝影,但攝影的基本功能就是記錄。通過記錄將情形四處傳播就是攝影的使命。我認為,正是因為忠於這一基本,木村先生創造了一個世界。不僅僅是戰爭,以市井之人為拍攝對象的照片也是記錄,也是報道攝影的基本。木村先生率先表達了這一觀點,開拓了這條道路。
 
土門拳也提倡現實主義,與木村伊兵衛一起吸引了大批業餘攝影家,為普及攝影雜誌、繁榮相機產業做出巨大貢獻。相機銷量增加,相機廠商壯大,這也促進了攝影文化的開花。從這方麵來看,兩位巨匠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路上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路上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街角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街角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街角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街角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招牌店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鍾表修理店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Q:木村先生從事這類攝影的契機是?
 
A:木村先生在30多歲的時候接到花王肥皂廣告部的工作,當時擔任廣告部長的太田英茂先生是在昭和初期被稱為廣告之神的藝術總監,我想木村先生應該從他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太田先生是無產階級藝術(proletarian art)的推手。在拍攝廣告照片時,他讓木村先生不要拍攝把肥皂擺放得很美麗的照片,而是拍攝用肥皂洗得雪白的、晾在晾衣杆上的襯衫。這在當時是極具創意的想法。木村先生從他那裏學到了現實主義和紀實攝影的本質。
 
另外,當木村先生看到齊柏林號飛艇的指揮者雨果·埃克納脖子上掛著徠卡相機的時候,他自己摸索著找到了那是什麽?的答案。開始使用35mm相機拍攝,也是木村先生邁入新世界的契機。
 
當時是暗箱這種全畫幅相機的鼎盛時期,木村先生是第一個使用35mm相機選取角度、以自由的新視角捕捉人物的人,他逐漸成了肖像攝影的先驅者。他和朋友一起發行名為《光畫》的攝影雜誌,在那裏發表視角與先前略有不同的照片,獲得了作為攝影家的名聲。在工作中使用35mm相機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
 
木村先生後來也一直在用35mm徠卡相機,有時也會使用6×6的祿萊相機。拍攝這本《中國之旅》時,他使用的是徠卡和尼康。當時正好是尼康進軍相機市場的時期。

 

 
西安郊區人民公社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上學路上的小學生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運棉花的人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街角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街角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西安人民公社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人民公社的子女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西安幹部學院 做貢獻的人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西安幹部學院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Q:拍攝《中國之旅》的時候,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這本書中能看到安然存在於那個時代下的平淡生活,真的是能讓人感到些許欣慰的作品集。
 
A:對木村先生來說,傳達平民生活的狀態就是現實主義。他堅決不願拍攝被策劃好的、事先準備好的照片。
 
Q:這次重新整理底片,您有什麽新發現嗎?
 
A:也不僅限於這次的作品,他總是在被對方發現前若無其事般地進行拍攝。我覺得那個決定性瞬間的捕捉方式真的很厲害。即便沒有讓對方擺出特定姿勢之類的誘導,也能找準最好的時機拍攝。
 
我還是他助手的時候,我們在東京拍攝快照。當拍攝擦肩而過的人的時候,目標人物走到哪裏、背景是怎樣的,他能在一瞬間計算好構圖。在那個人經過的時候按下一兩次快門,拍攝就結束了。對方連自己被拍了都不知道,但是木村先生已經像用電腦計算過一樣,在腦海中清晰浮現出拍攝對象和背景的狀態。人物真的會出現在最為恰當的位置,不禁讓人思考到底要怎麽拍照才能拍出這樣的效果。不僅如此,照片中背景的使用方法、隱去攝影家存在的手法都很厲害。這應該得益於多年的經驗吧。能夠準確捕捉想按下快門的瞬間。我覺得這真的很厲害。

 

 
街角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拖拉機工廠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拖拉機工廠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拖拉機工廠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龍門石窟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國の旅》
 
Q:這就是他被譽為徠卡高手」的原因吧。在攝影集的最後,有一幅田沼先生為木村先生拍攝的照片。您是以怎樣的心情拍下它的?
 
A:在開往廣州的列車上,木村先生正在透過車窗拍照。他一直保持著好奇心,不想放過任何一個精彩瞬間。那時我覺得我必須把這樣的他記錄下來。我很少給木村先生拍照,但當時覺得這是我必須要記錄的」,所以按下了快門。

 

 

木村伊兵衛肖像。1973年6月15日、從廣州往深圳的車中。

攝影:田沼武能  

 
田沼武能 Tanuma Takeyoshi
 

1929年出生於東京淺草的一家照相館,是6個兄弟中的次子。1949年畢業於東京攝影工業專門學校(東京工藝大學的前身),入職太陽新聞畫報社。師從木村伊兵衛。1950年協助成立日本攝影家協會。1953年跳槽至太陽通訊社。1959年成為自由職業者。1965年成為美國時代·華納出版公司的簽約攝影師,從這個時期開始拍攝世界上的孩子,訪問了120多個國家和地區。1984年至2014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黑柳徹子進行親善訪問時,隨行拍攝當地的孩子。1990年獲授日本紫綬褒章,1995年任日本攝影家協會會長、東京工藝大學教授。2003年獲文化功勞獎。2015年卸任日本攝影家協會會長。2019年成為首位以攝影家身份獲授日本文化勳章的人。已出版的攝影集有《東京我的殘像》《印刻時代的風貌》《構築未來的世界上的孩子》(crevis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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