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出版社於2012年4月出版了《飛將軍蔣鼎文》。2013年10月第九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在廈門舉行，《飛將軍蔣鼎文》被台灣華藝學術出版公司相中，一舉購買繁體版權，海峽兩岸相繼出版了內容完全一致、不加刪改的國民黨重要軍政人物傳記。該書傳主曆經國共兩黨鬥爭和合作的不少曆史大事，本文以蔣鼎文授受軍銜為例展開，對那批風起雲湧的民國重要軍政人物作了節點式描述。
幾乎沒有一個士兵不夢想當將軍，幾乎沒有一個將軍——這裏特指戰爭年代的將軍，不是從戰火中摸打滾爬、衝殺出來的。將星的摘取，固然是軍人的“功成”，然這一“功成”又豈止是萬骨的堆砌？故此，軍銜的授任、“座次”的排列須有章可循，法理有度。
國民政府軍隊的軍銜製度，在1935年之前是比較紊亂的，尤北洋時期的國民政府及孫中山時期的南方政府和武漢政府，“將軍”之銜授予不大嚴肅，甚至過於寬泛，象薛嶽、熊斌、孫連仲、鹿鍾麟等已獲上將之銜，軍事參議院裏更是上將排排座。為改變這種軍階過濫的現象，時任軍政部長何應欽遵照蔣介石的旨意，於1935年初， 以“陸軍官階過濫，殊非尊重名器之道”為由，呈請國民黨中央，提出減少上將員額，對一些名實不符的上將下調至中將，對中將、少將晉升進行嚴格控製。這一報告在國民黨中政會上表決獲得通過。稍前，國民政府又規定：“上將需經實職年資已滿並於國家建設有殊勳的中將晉任”，又加上二道門檻。
1935年3月，《國民政府公報》公布了《特級上將授任條例》、《上將任官施行條例》，明確規定“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為特級上將”；而符合晉升條件的“陸軍上將分一級、二級。”
其時的中國，蔣介石認為中央紅軍已被他趕入絕境，徹底消滅隻是時間遲早而已；地方實力派已無翻江倒海之力，再施收買，天下英雄就盡入彀中；日軍在窺測時機，中日難免大戰。故軍隊的整頓調度、將領的論功行賞、名器之道需作法理程序上的調整，以便屆時匯聚戰力，統一軍令、集中指揮，重整江山期有時。
於是根據國民政府頒布的兩個條例，在1935年4月1日，蔣介石被國民政府授任為“民國史上唯一陸海空軍特級上將”。
4月2日，授任陸軍一級上將8人，為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陳濟棠。
4月3日，授任陸軍二級上將20人，為陳調元、何成浚、朱紹良、韓複榘、宋哲元、劉湘、劉峙、萬福麟、何鍵、白崇禧、劉鎮華、顧祝同、商震、傅作義、徐永昌、於學忠、楊虎城、蔣鼎文、龍雲、徐源泉。
4月13日至4月22日，授任黃傑等230多人為陸軍少將。
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時候還沒有“上將”、“上將銜”一說，這兩個級別是因為後來職多額少，矛盾突顯，作為一個過渡而追加的。還有一點也需要說明，這時公布的將領，除一級上將、二級上將之外，其他的中將、少將人數當不止這一些，尚有少數將領未經公報公布，但大體是如此了。故而1935年4月公布的首批上將、中將、少將，是頗具“含金量”的。
何應欽時任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軍政部長，是8個一級上將中唯一的嫡係，其他7人，除朱培德外，都是地方實力派的一號實權人物，他們與蔣介石或明爭暗鬥，或殊死搏殺，至授任時亦未止息。蔣介石還是這樣安排，用意自明。
蔣鼎文與何應欽、朱培德的關係之深不用多說；與李宗仁的關係也不淺，他們並肩作戰過，以至7年多以後，李還出麵調停蔣鼎文與湯恩伯之間的矛盾。蔣鼎文與馮玉祥、閻錫山的單獨交往，迄未見有更多的記載，隻不過在戰場上時常兵戎相見，由此前推5年的中原大戰中，馮玉祥調集5個師，欲一舉將蔣的第九師聚殲，蔣鼎文險些被包了“餃子”。與閻錫山的直接交道，為閻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時，蔣鼎文、朱德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與張學良交往次數不多，然相識相談很深，兩人在交心的同時，還有一次意外的“流血交往”經曆，又平增友誼。西安事變前夕，蔣介石派蔣鼎文與張學良搭擋“剿共”，兩人相知相交投緣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與陳濟棠，蔣鼎文不是一般的熟悉，而是私誼相厚。
在首批一級上將中，相對說來，陳濟棠的資曆或許最淺，起點也最低，但風雲際會，特別是“福建事變”的突發，使陳濟棠坐享漁翁之利，其軍事實力得到迅猛發展，乃有“南霸”一方，檄調全國地方武裝之勢。在“平閩”與“剿共”中，蔣、陳兩人頻頻相晤，共謀會商，合作不少。不過一年以後，陳濟棠欲在兩廣武力反蔣，蔣介石乃令蔣鼎文將部隊開駐粵邊。蔣鼎文在3天之內，便集結了5個師的兵力，向閩粵邊境挺進，同時致電陳濟棠：“你革命多年，屢立戰功，中央俾以東南重任，可謂厚矣！你妄圖變心，使人民遭受塗炭，於心何忍。且中央大軍，已雲集邊境，如不亟早懸崖勒馬，李濟深前車之鑒當不遠矣。希兄痛改前非，弟當致電中央，確保你一切安全及出洋考察。”陳濟棠即複電函：“吾兄金玉良言，深為感謝，方命尊辦，特複。”如若不是“六一事變”和平解決，蔣鼎文的部隊即為入粵討陳的先鋒。
這裏有必要宕開一筆，既用張發奎的回憶來證實此事，又說明張發奎有時也自我拔高。張發奎回憶說：“當陳濟棠、李宗仁發動兩廣‘六一事變’後，蔣先生決定分兵幾路征剿。他指定我為前敵總指揮。於是我率領兩個師與其他單位，自江西進擊粵北，羅卓英擔任我的副手。我對蔣先生說我不想參加內戰，建議羅卓英取代我的職務。他不勉強我，說我可以掛前敵總指揮的名義，讓羅卓英執行。他要我去福建協助蔣鼎文，他正準備進攻廣東的東江地區。我的職位蔣先生沒有發布正式任命，他隻是簡單告訴我去協助蔣鼎文，但是事實上蔣鼎文必須聽我的，因為我的職位比他高。”
曆史的事實是在兩廣“六一事變”時，蔣鼎文出任二級上將已一年多，軍事要職是駐閩綏靖區主任，兵多將廣，手握重權。而其時的張發奎是一個中將，且沒有真正掌握兵權，蔣介石讓張去福建僅讓他去“協助蔣鼎文”。但張的“回憶錄”遊離了時也勢也的背景，玩了一點點虛榮。
張發奎是一代名將，北伐尤有殊勳，因追隨汪精衛，所以蔣介石施展權術解除了張的第四軍軍長職務，僅僅給了軍事參議員的虛職上將（院長唐生智），到1935年4月授銜時，又將其上將銜擼到中將，名實都剝離。蔣介石稍後為籠絡張發奎，讓他去接替衛立煌出任“閩、贛、浙、皖邊區”的“清剿”軍總指揮。然此時中央紅軍早已北上，蔣介石的軍事重心已不在此，張發奎本人也心意闌珊。
對於自己僅僅是一個“中將”銜，張發奎還是耿耿於懷。他繼續回憶道：“有一次我去南京時，何應欽告訴我，蔣先生後悔已往待我甚不公平，但遺憾的是，二級上將的名額已經用完了。我從歐洲回來後，正逢國軍將官授銜。條例規定，掛四顆星的一級上將有8位，掛三顆星的二級上將有 22 位（按，張回憶有誤，實為20位），五星特級上將僅1位。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陳濟棠、李濟深、張學良當上了一級上將（按，張回憶有誤，有點張冠李戴，此時李濟深非一級上將、白崇禧是二級上將，張漏列了唐生智、朱培德這二位一級上將），蔣是唯一的五星特級上將。邊區‘清剿’總指揮本應授二級上將軍銜。鑒於我的資曆（當過孫中山衛隊營長），二級上將也已經偏低了。我完全有資格當戰區司令長官，但我從不求官。我告訴何應欽，我不在乎。我被授予中將，加二級上將銜（按，時間誤，張遲至1936年9月12日才中將加上將銜），何允諾一旦出現空缺，我會立刻真除上將銜。”
直至10年以後的1945年10月3日，張發奎的陸軍“二級上將”終於實授，自此直至以終都是如此。
其實，從軍銜晉級這個角度看，錢大鈞、陳儀、湯恩伯等似乎“更虧”些，這句話當然有笑談的成分。錢1936年9月為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陳儀1937年9月為中將加上將銜，湯恩伯1946年2月為中將加上將銜，他們的資曆和閱曆在此也不展開了，但直至以終這三人都未實授“二級上將”。
再回到主題上來，二級上將計20位，這當中，真正屬於蔣介石嫡係的隻有朱紹良、劉峙、顧祝同、蔣鼎文四人，占比五分之一。其他的二級上將大多來自各個地方實力派係，在較大派係中是二號實權人物，在較小派係中為一號實權人物；還有個別將領為原非嫡係，而此時已為蔣介石所重用的軍事實掌者。
不難看出，第一批的一、二級上將授任是在平衡各個派係，甚至有所“照顧”非嫡係。這種平衡術或者說凝聚技能反映出蔣介石作為政治家的非凡手段。軍銜的授予，是其時黨政軍一元化人物的畢生追求和人生成就體現，如若授受不公，立會引發尖銳的矛盾衝突，乃至意想不到的政治風雲變幻。
中央軍嫡係的一、二級上將共計5人，其中何應欽比其他4個人資曆、官階均高一級。何應欽，字敬之，貴州興義縣人，1890年4月出生，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入黃埔軍校前任過團長、旅長、雲南講武堂教務長、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等職。進入黃埔後，任軍校戰術少將總教官，建立黃埔軍校教導團時為教導團第一團團長，第一師師長。1926年7月，蔣介石辭去第一軍軍長後，由何應欽接任，其後何又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軍政部長兼武漢行營主任、鄭州行營主任等職。何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軍政部長。這次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各軍授銜，具體由他經辦。而何對軍部下獎賞，軍銜晉升，嚴格按製度辦事。曾有當事者發出感歎：“大家常常私下竊竊議論，何（應欽）將軍對幹部的升獎，不是用大秤來稱，而是用小天平過量，差一絲一厘都不行。”何應欽是除蔣介石以外的國民黨政軍界的第二號實權人物，他出任一級上將實至名歸。
再來說說四位嫡係二級上將。朱紹良是4位二級上將中唯一不是黃埔出身的嫡係將領，但他卻是蔣介石的老同事、老戰友。朱紹良，字一民，原籍江蘇武進，出生於福建福州，1891年生人，早年入日本振武學校，並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任黔軍司令部參謀長、代理總司令，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任大本營高級參謀。北伐後，曆任師參謀長，總司令部武昌行營參謀長、第九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蔣介石下野後，朱亦去職。蔣複職後，朱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政廳長。1928年7月軍隊編遣，任第八師師長。至1929年3月，朱紹良出任重新編配的第二軍首任軍長，其時蔣鼎文的第九師即歸該軍所屬。朱又任中原大戰時右翼軍總指揮。參予指揮對中央紅軍進行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紅軍時，朱紹良為甘肅省政府主席。這次授予二級上將，朱紹良任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正在追堵長征中的紅軍和圍攻西北方麵的紅軍。所以朱紹良雖非黃埔係出身，卻是深得蔣介石信任的嫡係將領，直至以終。
劉峙是“福將”之說，在社會上流傳甚廣，即或連劉峙本人也知道。他曾自我解嘲地說：“有人恭維我是福將，因之所向無敵。假如世界上確有所謂福氣可以擊敗敵人的話，那麽這個福氣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與膽識，再加上百分之一的機遇，和其他的因素。”
確實，劉峙的二級上將是他在烽火硝煙中實打實打出來的，而不是“福氣”所致。劉峙，字經扶，號天廬，江西廬陵（今屬吉安）人，1892年出生於一個農村家庭。留學日本不成被遣返回國，後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步科。畢業後先後在粵、川、滇軍中服役，曆任營長、團長等職，任過孫中山北伐大本營第一遊擊大隊長，建國粵軍上校軍事參議等職。黃埔軍校創建之初，被校長蔣介石聘為少校戰術教官。黃埔軍校教導團東征時，任教導第一團第二營營長，第一次東征後，升任團長；第二次東征後任副師長兼參謀長，至北伐開始，為第一軍第二師師長。蔣鼎文即為該師所屬的第五團團長，當劉峙升為第一軍軍長後，蔣鼎文則為該軍的第一師師長，當劉峙升為軍團總指揮時，蔣鼎文遞任為第一軍軍長。
劉峙在討伐唐生智和中原大戰中均任一方麵的總指揮，尤在中原大戰中戰功輝煌，因而獲勝後，蔣介石任命劉峙為河南省政府主席，稍後改任駐豫綏靖公署主任。劉又任過“圍剿”鄂豫皖蘇區的中路軍副司令官（總司令蔣介石兼），因同紅軍作戰有功，蔣介石在河南新建一縣，命名為“經扶縣”（一為安徽以衛立煌命名的“立煌”縣）。以生人冠名，世所罕見，亦可見蔣對劉的器重和籠絡。劉峙授予二級上將時，擔任駐豫綏靖主任一職。
與朱紹良、劉峙的資曆相比，顧祝同稍淺。但黃埔起步，顧又比劉略高。顧祝同，字墨三，江蘇安東（今屬漣水）人，1893年出生，家境貧寒。在當地縣城高等小學畢業後，投考南京陸軍小學第五期，讀書從軍反複幾次，後保送至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次年畢業。曆任連長、營附職。與蔣介石相識後，先後在粵軍任中校副官、上校參議。黃埔軍校成立時，被蔣介石聘為中校戰術教官，又兼代軍校管理部主任。黃埔軍校教團二團成立時為第一營營長（團長王柏齡）。第一次東征結束後，調升為第二團參謀長；第二次東征結束後，任第三師上校參謀長，旋升為第三師少將副師長，北伐開始不到半年升為第三師師長。1927年9月後任第九軍軍長兼第三師師長。蔣鼎文其時還在寧波浙東警備司令任上，直到同年10月，蔣介石策動何應欽任命蔣鼎文為第一師師長。
蔣桂戰爭之時，顧祝同任第一軍軍長兼第二師師長，中原大戰中任隴海路前敵總指揮。戰後顧任陸海空總司令洛陽行營主任，後又改稱潼關行營主任。1931年12月調任江蘇省政府主席，任職不到兩年，調任“贛、粵、閩、湘、鄂”5省“剿匪”軍北路軍總司令，與蔣鼎文搭擋，蔣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自此後，顧、蔣在同一職位上有過多次交集機會，但隻有一次成功交接，對此下文還將提及。
蔣介石與蔣鼎文、陳誠等合影
不過，在此前顧祝同與蔣鼎文有二次“生死交往”，雖不是發生在戰場上，但聽來還是驚心動魂。
一次是1931年初春，顧祝同在潼關任行營主任，蔣鼎文在洛陽兼任警備司令。未幾，顧到洛陽與蔣商量軍事部署，兩人談得十分投入。事畢，由鐵甲車司令蔣鋤歐安排顧乘鐵甲車返回潼關。顧因此行僅警衛、隨員十數人，故鐵甲車隻掛了一節車廂。車行至隴海線最高點觀音堂車站時本須降速，因為自觀音堂向西全是下坡，且下坡線路有幾十裏之途，然司機不熟悉隴海線這一段的地理狀況，依然以爬坡的動力前行，於是鐵甲車越行越快，司機頓時緊張，但又不敢刹車，恐導致傾複。顧等一行驚惶失色，隻有雙手抓緊柵欄，順憑鐵甲車快速下行，如此直瀉幾十多裏到達峽州站。車站值班之人見車速如此快捷，趕忙扳開車閘放行，鐵甲車又向西衝了10多裏，直至平坦地段才慢慢停車，然後再緩速開至潼關。顧等躲過這場無妄之險。蔣鼎文事後聞悉，忙電話壓驚，二人額手慶幸。
還有一次則是飛機遇險，時在1934年10月中旬。當時蔣鼎文的東路軍未能按照蔣介石的時限攻取福建長汀，引起蔣介石不悅，即令顧祝同率韓德勤、郭懺兩位參謀長由南昌起飛至龍岩，實地察看情形，並分析是何原因遲至。顧、韓、郭分乘3架小飛機前往，顧先行，韓、郭後隨，然韓、郭已抵達，顧的飛機始終不見來。蔣等焦急萬分，四處電訊也未有消息。顧的飛機是資深飛行員、航空第三隊隊長張有穀駕駛，他們在南城停搭加油後繼續飛行，不意機件發生了故障，乃采取緊急迫降措施，然機下並無平坦之地，隻有迫降於山間梯田，為田埂所阻，飛機翻滾幾圈後才停住。顧、張兩人隻是輕微受傷，身體並無大礙，隻不過所處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不知身在何方。正當他們一籌莫展時，宋希濂部的哨兵在巡邏時發現了他們，即把顧、張帶到營部，迅即電話告知龍岩，第二天顧乘汽車抵達。蔣鼎文告訴顧祝同，所迫降地點恰是紅軍控製區域的邊緣，如果飛機稍微偏離，則成紅軍的戰俘無疑。
如此化險為夷的經曆，也增添了兩人之間的話題和別樣的情誼。
顧祝同
可見與朱紹良、劉峙、顧祝同相比，蔣鼎文的資曆還是要淺一些。之所以蔣鼎文能取得一個二級上將席位，還是他的戰功在發揮重要作用，按照當時國民政府的官方語言是：他當屬“於國家建設有殊勳的中將。”
其實，蔣鼎文入黃埔軍校之前起點並不算低。浙江講武學堂畢業後，憑借他血氣方剛的膽魄，以小小排長策動浙江獨立。其後與蔣尊簋、王文慶等長一輩軍人在廣東、福建奔走，策動赴閩浙軍起義，投奔孫中山陣營，曆任西南軍政府和護法軍政府中校、上校參謀等職。
蔣鼎文與蔣介石於1918年8月相識於福建長泰，蔣介石時任粵軍第二支隊長。當時蔣鼎文的頂頭上司王文慶不大認同蔣介石，認為蔣介石這個人“難纏”，不值得深交，並叮囑蔣鼎文注意。或因此之故，“二蔣”在黃埔軍校之前交情泛泛，並不深厚。
而蔣鼎文認準了人生方向，以上校之身報考黃埔軍校學生區隊長職位，此職初隻有中尉銜，稍後才為上尉。他在人生路上重新起步，誠不愧為順潮流、識時務的俊傑。
軍校教導團組成立之初，蔣鼎文任教導第一團第一營副營長（營長沈應時）兼第二連連長。第一次東征時適逢一營營長受傷，蔣代理營長指揮淡水之戰，顯露出色的作戰指揮能力，繼在棉湖之役，蔣所率第一營幾乎以一當十，擊退陳炯明勁旅，而蔣鼎文身負重傷，依然衝鋒不退，使蔣介石認識到其英勇。未幾，任二師五團團長。又在中山艦事件中，充分領會蔣介石的意圖，起到了一石三鳥的震懾作用。當北伐進入中期，傷兵鬧事層出不窮，蔣介石感到頗為棘手，又是蔣鼎文恩威並施，把一批恃功居傲的各路傷病官兵訓練成一個出色的國民政府警衛團，讓蔣介石感到其獨立的組織統兵才能。
蔣介石第一起下野之時，把蔣鼎文安排到其家鄉寧波，出任浙東警備司令，蔣鼎文奉其意圖又與時任浙江軍政界的首腦人物周鳳岐鬥法。當蔣介石赴日本前夕，與何應欽商定，任蔣鼎文為第一師師長。由此蔣鼎文在軍事舞台上顯示出全麵作戰的軍事才能，蔣馮、蔣桂、蔣唐戰爭以及稍後的中原大戰，蔣鼎文的“飛將軍”稱號得以一步一步成名。
蔣介石手令致蔣鼎文，就紅軍改編國民革命軍番號事宜
蔣鼎文在黃埔軍校僅以中尉起步，所以他在其後的軍人生涯上是“奮力追趕”，至1928年7月整編時，他出任了整編後的第九師師長，與朱、劉、顧職銜大體齊平；至中原大戰結束，由於戰功卓著，且是主力第一師的“中興”師長，第九師的創立師長，資曆、戰功漸趨完備，已基本可與朱、劉、顧平起平坐；第三次“圍剿”後期，由於對方誌敏紅十軍“清剿”得手，又給蔣介石進獻“進剿”方略，故而蔣介石讓蔣鼎文出任第五次“圍剿”時的主力部隊北路軍前敵總指揮，讓其帶領人數最多的主力部隊衝鋒陷陣。
適逢“福建事變”發生，蔣鼎文實際所指揮的15個師在短短的2個多月時間內就平定“閩變”，從而使蔣介石在“圍剿”紅軍部署中取得戰略上的主動。蔣介石決然從北路軍分出東路軍，並讓蔣鼎文出任總司令。蔣鼎文率部從福建向西進攻中央蘇區紅軍，下長汀，占會昌，克瑞金，終於使蔣介石達到了預期的軍事政治目的。
到1935年4月，蔣鼎文被授予二級上將時，他的職位為駐閩綏靖區主任，已完全可與朱、劉、顧平駕齊驅。蔣鼎文的戰功，在國民黨軍史中評價甚高。台灣史書吳相湘《民國百人傳·蔣鼎文》中開頭即謂：“蔣鼎文在國民革命軍戰史中保有勇敢善戰的紀錄。”
1940年民族掃墓節蔣鼎文（中）等祭黃帝陵合影
十年，無疑是人生的一個周期。如果以黃埔師生為例，那麽1935年就是這批風雲人物的重要節點。回頭盤點一下10年以前的黃埔軍校教職員名錄，在教官中，何應欽、劉峙、顧祝同脫穎而出，錢大鈞、陳繼承、陳誠、張治中緊隨其後，而蔣鼎文，則是上升速度最快、風頭強勁的二級上將。
當然，在這眾多教職員中，也有政治信仰、作戰犧牲，或其他原因中途分手，分道揚鑣，致使無從比較的，但細數起來，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不帶普遍性。
4個二級上將中，顧祝同赴台後依然在軍中任職，1954年7月晉升為一級上將；朱紹良到台灣次年退出軍界，1963年12月病逝，追晉為一級上將；蔣鼎文抗戰勝利後不再在戰事第一線衝鋒陷陣，至20世紀50年代初退出軍界，1974年1月逝世後被追晉為一級上將；劉峙於淮海戰役慘敗後，瞬間淡出，至1971年1月病故，這位老資格的嫡係將領止步於二級上將，在他死後蔣介石沒有給予追晉。
蔣鼎文在河南抗日戰場絕命家書手跡（1944年5月26日晚）
按照傳統的主流說法，蔣介石手下有“八大金剛”和“五虎上將”及“三鼎甲”。“八大金剛”除了上述何應欽、劉峙、顧祝同、蔣鼎文四個上將外，乃將朱紹良換成了資曆相當的錢大鈞，另加了陳誠、陳繼承、張治中，顯係全為黃埔出身。而國民黨軍方還有一種說法，抗戰以前，軍中的“三鼎甲”為劉峙、顧祝同、蔣鼎文，尤蔣因作戰勇猛善戰，又叫他小趙雲、拚命三郎。
如果將黃埔軍校作為“八大金剛”的軍人起點，那麽蔣鼎文起步還是最低。何、劉、顧前已略述，而錢大鈞、陳繼承是中校級的軍事教官，陳誠是校長室的上尉官佐，張治中雖晚來半年，但其開步即是黃埔軍校的上校副代理總隊長。到了1935年4月正式授受將軍職銜時，這4個人的官職，錢大鈞為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參謀長，軍委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張治中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陳誠為駐贛綏靖軍預備軍總指揮，軍委會宜昌行轅副主任；陳繼承為駐贛第四綏靖區司令官。特別是錢大鈞、張治中的資曆，錢是1926年的師長，次年的軍長，乃至整編後的第三師師長；張是1928年的軍政廳長，次年的軍長。但1928年7月部隊整編時陳誠、陳繼承與蔣鼎文拉開了差距，陳誠在1927年當上了師長，在整編時為第十一師副師長。1928年7月的軍隊大整編，這是國民黨老資格軍人非常看重的門檻，他們的戰功、資曆都在其時得到集中體現；其後陳誠又在蔣鼎文所屬的第二軍任師長；至中原大戰後，陳誠出任第十八軍軍長。第四次“圍剿”時，陳誠出任中路軍司令，雖被打得灰頭土臉，但依然為蔣介石信任，到第五次“圍剿”時，陳誠繼蔣鼎文出任北路軍前敵總指揮，與紅軍打得風生水起，為蔣介石“圍剿”紅軍立下戰功。陳繼承亦然，早在1927年當上了師長，但次年整編時變成了副師長，兩年後再出任軍長，然後出任綏靖區司令官。
陳誠
竊以為，如果一定要將“八大金剛”排個座次，那麽時間節點要相同，如果起點不同，就是時空不同、環境不同、對象不同，會造成名與實的疏離，所謂比較，無疑要從戰功、資曆、服役年限等方麵綜合考慮。1935年4月國民政府第一次統一授銜時，錢大鈞、陳誠、張治中、陳繼承都是中將；前三位是1936年9月實職中將領上將銜；陳誠於4年以後提為二級上將；張治中於10年後再提為二級上將；而錢大鈞未再提銜；陳繼承則止步於中將。“八大金剛”或可依次排成何應欽、劉峙、顧祝同、蔣鼎文、陳誠、錢大鈞、張治中、陳繼承。
這種“座次”排列，不意在國民黨軍中當時的資料中也得到印證。1940年2月，何應欽50壽辰，中央軍黃埔係高級軍階將領為其祝壽，並由“黨國文膽”為何應欽撰寫了《何公五十壽敘》，壽文由書法名家沈尹默書就。由於書法精妙絕倫，至今公開傳世甚廣。上署祝壽者9人，依次為顧祝同、劉峙、蔣鼎文、陳誠、錢大鈞、張治中、陳繼承、王懋功、俞飛鵬。所謂的“八大金剛”全在上麵，而王、俞二人的資曆幾可與何應欽齊驅，但在風頭正勁的“八大金剛”麵前也隻得忝陪末座。
在“八大金剛”中，蔣鼎文與何應欽、劉峙、顧祝同、錢大鈞談得來，相交合拍。與何應欽之間，不僅在公幹層麵，私下亦相和睦。然西安事變期間，兩人一度產生誤會，以致互不交心，直至抗戰勝利後，才冰釋前嫌，重歸於好。與劉峙、顧祝同、錢大鈞更貼近一些。劉峙輾轉到台灣後頗顯落魄，而蔣鼎文處境較好，積極為劉峙奔走，在醫療診治待遇和經濟上有所照拂；與顧祝同則兩心相印，按照顧的原話，他與蔣銘三“在公是義同一體，在私則情若昆弟”；與錢大鈞的關係，錢是這樣說的：“我與銘三兄訂交五十年，患難與共，甘苦共嚐”，越到後來“情益篤而誼益深，至死不渝”。蔣鼎文曾詩贈錢大鈞：“東征北伐告成功，五十年來休戚同；各負創傷都不死，並經幽縶脫樊籠。”
與陳誠之間，前麵已述，陳原為蔣鼎文的下級，然兩人性格不大相合，且時不時有爭吵。陳誠手腕高明，人又精明勤奮，舉止行為乃至生活方式都迎合蔣介石的心理，常常越級報告，在政治舞台上可謂長袖善舞，於是陳誠的地位不知不覺間就超過了蔣鼎文；而高傲的蔣鼎文則逆勢而行，你權越大，我則越疏離。
對於張治中，蔣鼎文認為他是個軍事理論人才，而不是第一線的統兵戰將，在“平閩”時，張屬蔣鼎文指揮，兩人關係不深不淺。張治中後來走向光明之道，則是“八大金剛”中真正識時務者也。
而陳繼承，與蔣鼎文並肩作戰不少，北伐時，兩人同為劉峙師所屬團長；打張宗昌時，兩人又同為何應欽第一路軍的師長。至於在私誼方麵未見記述，因而就不妄加議論了。
“八大金剛”中，何應欽、張治中年齡相同，顧祝同、錢大鈞、陳繼承都生於 1893 年，而劉峙則比他們大一歲，蔣鼎文與陳誠年紀最輕。宿命的安排是最年輕的陳誠離世最早，最年長的何應欽去世最遲。
至於蔣介石的“五虎上將”，通常的說法是指劉峙、顧祝同、蔣鼎文、陳誠、衛立煌。如果以1935年4月授銜時為起點，其時的陳、衛還是中將，不能歸屬“五虎上將”之列，陳、衛是四年以後的1939年5月，才同時提升為二級上將的，在這之前，陳、衛不可與劉、顧、蔣相提並論。至於軍事生涯的縱向比較，就應由一種方式來界定時間節點。劉峙一度是顧、蔣、陳的上級，而陳、衛曾是蔣鼎文的直接屬下，尤其是陳誠，歸蔣鼎文指揮的時間還不短。五人之中，劉、顧、蔣、衛是比較典型的軍人，而陳誠則抱遠圖宏誌，跨越軍界，俯仰不移，凡事立言，注重曆史感，期在汗青上占席謀地，客觀上也成為有一定影響的政治家。當然，所謂國民黨“五虎上將”指向上述五人，依然是一種主流說法。
還有一個曆史事實值得注意，在國民政府首次統一授銜時的89名中將中，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隻有3人（沒有第二期及其以後屆次的），即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其他大多是國內外軍校如日本的軍官學校、保定軍校等畢業，或各個實力派係中的資深軍官，包括張發奎、張治中、餘漢謀、孫連仲、蔣伯誠、錢大鈞、陳誠、衛立煌、薛嶽、湯恩伯、陳儀、黃紹竑等資格非常老的軍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不少知名高級別軍官在當時被授予少將軍銜，如黃傑、黃維、宋希濂、陳琪等，或稍後才被授予，如範漢傑、鄭洞國、宣鐵吾、石祖德等。顯然，胡、李、李明顯比同輩學生高出一截。然這3人中，胡宗南、李延年均是蔣鼎文在第一師和第九師師長任上舉薦才得以提升。胡、李被授中將銜時，分任第一師、第九師師長，可見這兩個師在國民政府軍隊中位置之重要。還有一個被譽為“又文又武李默庵”，其時是蔣鼎文屬下的師長，龍岩綏靖區司令。“二李”被授中將銜時均在蔣鼎文掌職的福建綏靖區任職。
曆史當然不能假設，如果黃埔一期生樓景樾不是在1933年病逝，那麽其豐富的經曆，蔣介石的器重，又是顧祝同、蔣鼎文舉薦的軍事幹才，如日中天的主力師資深師長，當是黃埔第一期學生中又一個首批授予的中將。
在這次全國統一的將領授予過程中，我們可領略到蔣介石的政治平衡能力和其領軍統帥的藝術水平，客觀地說，蔣介石對嫡係軍人以忠誠能幹為度量，對地方派係則以軟化感召為吸納，他還是在搞“五湖四海”，而不僅僅是蔣記一家，從而緩釋了各地軍閥的擁兵自重。其時的蔣介石還不像李宗仁先生所說——蔣介石先生的“夾袋中人物”隻有“陳誠、顧祝同、蔣鼎文、劉峙、張治中、張群等人”，至少其時的蔣介石還是如此。
同年11月，在國民黨第五屆大會上，蔣鼎文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旋又當選為全國國防會議委員。至後連任三屆中央執委，直至國民黨退出大陸舞台。
從這一年開始，蔣鼎文已集中央大員、封疆大吏於一身。
《飛將軍蔣鼎文》2012年大陸版（左），2015年台灣版（右）
台灣“中研院”院士朱雲漢教授為台灣版《飛將軍蔣鼎文》作序，刊《文匯讀書周報》2016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