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威，1983年出生於沈陽，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脫口秀俱樂部創始人；原創民謠歌手，專輯有《狼北方》。
講述 張威
主筆 團團
這是我第二次逃去日本。第一次是19歲，而這一次，我已經33歲。
離開北京時，我一無所有。我甚至想好了，這次去日本，找個穩定的工作，然後結婚、生子，碌碌一生。
經曆一次又一次失敗，夢想什麽的，已經跟自己無關。文藝的夢，就做到這吧，該醒了。
我像條喪家犬般，走在日本繁華的街上。人來人往中，隻有我一個失意的身影。
這一整條街都是賣樂器的，我讀書時常常獨自來逛。
似乎有一種莫名的力量，指引著我來到這裏。
不知不覺中，我邁步進一家裝潢老舊的小店，牆上掛著的都是幾十年前的中古吉他。
有一把和我年齡相當，是80年代初的morris老吉他，成色很好，價格也合適，我一眼看中了。
半夜，在小單間的榻榻米上，我抱著老吉他開始換弦，調弦，磨琴橋、琴枕。房間裏燈光很暗，安靜得隻能聽到琴弦被拉緊時發出的“嘣嘣”聲……
一個念頭冒出來：如果在之後幾十年的無聊生活裏，能彈彈吉他解悶，也是好的。
就像當年的父親一樣。
我和父親
01
從幼兒園開始，我就住長托了，一禮拜回一次家。
父母總是吵架、砸東西，父親甚至會動手打人。
記憶裏最美好的畫麵，是停電的夜晚。
家裏點上蠟燭，在微弱、搖晃的火光下，父親拿出他的老吉他。
他其實不太會彈吉他，每次停電，都隻能彈出一段簡單的旋律——來自一首俄羅斯的曲子。
黑暗中，燭光把父親的臉映照得紅彤彤的。他笑著問我，還想聽什麽曲子？
“小星星！”小小的我，隻知道這首歌。
“好。”父親抱著吉他，很認真，在第一根琴弦上，一個音一個音地彈著……
02
13歲，父母離婚。
母親一個人離開家，離開沈陽，去了日本。之後很多年，我們再沒見過，隻有我過生日的時候，會收到她托人捎來的禮物。
從幼兒園到小學四年級，我學了6年書法。
我挺喜歡音樂的，問母親，為什麽不送我去學鋼琴，她說，鋼琴多貴啊，學書法便宜。
童年裏，父親的老吉他就是我的玩具，我時常抱著它，胡亂撥出幾個音。
這把老吉他當過倉鼠的籠子，翻過來就是我寫作業的小桌子，它也是我和表哥打架時的武器……
初中，我開始瘋狂著迷Beyond樂隊，迷戀到自己用水彩筆在家裏的白牆上塗鴉了“BEYOND”六個大寫字母。
有一次，學校文藝匯演，我鼓起勇氣報名參加了。
選節目時，我抱著父親的老吉他，上台唱了一首beyond的《AMANI》。
教導主任跟我說：“你唱得不錯，就是這個彈吉他的聲音能不能再大一點？”
“老師，真的不能再大了，我已經很用力撥弦了……”我一邊極力解釋,一邊使勁地用撥片去刮最上麵的那根弦，都快刮斷了。
最後，沒能選上，我挺傷心的。
03
初中畢業的暑假，我和父親說想去學吉他。
父親同意了，他給我買了一把新吉他，220塊錢，吉他課的學費是150塊。
第一節課，吉他老師說，我們今天學一首歌《痛哭的人》。
“一下午就能學一首歌嗎？”我驚訝地問。
“沒問題的。”老師笑著說：“好，我們先來彈第一個和弦……”
看老師演示，我完全傻掉了。原來還能兩根弦同時按？我從來不知道。
父親彈吉他隻有單音，我也就認為吉他隻能彈單音。原來和弦的聲音可以這麽大，而且有這麽多旋律……
這一刻，我突然知道自己為什麽會在文藝匯演落選。
跟著老師學了一個多小時，整首歌我都會了。
我氣衝衝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給父親展示：“我給你彈首歌，叫痛哭的人，你聽著。”
看我表演完，父親點點頭說，彈得挺好。
我揚起下巴，輕蔑地對著父親說：“這才叫彈吉他，你懂嗎？”父親什麽也沒說，轉身做飯去了。
“如果不是你什麽都不會，我就不會彈得這麽爛，哪怕你會彈一點點的吉他，多教我一個和弦，那次文藝匯演也不會落選了。”我心想。
少年時期的我，打心底裏責怪父親，甚至有點兒瞧不起他。
04
高中時，我在班裏組了個樂隊，就叫“高三6班樂隊”。我們四個人，一個吹長笛，一個彈鍵盤，一個彈華彩吉他，我是主唱兼吉他手。
我經常用父親的老吉他練習彈唱，甚至想在上課的時候也練練吉他指法，但是這把吉他太大，沒法帶去學校。
於是，我把父親的老吉他，鋸斷了。剩下的琴箱，被我一腳踩碎。
咣……重重一聲，琴弦斷了，老舊的木料碎得四散紛飛。琴把鋸斷之後，上麵沒有琴弦，它再也派不上什麽用場。
我拖著老吉他的殘骸，出門，下樓，抬手往垃圾堆裏一丟。它落在一堆五顏六色的垃圾中間，和它們一樣破破爛爛。
幾天後，我一邊彈著新吉他，一邊隨口跟父親提起：“你的老吉他我砸了，它太爛了。”
“好好的，砸它幹什麽呢……”父親看了我一眼，居然沒有罵我，甚至沒有發火。
“反正你也不彈，丟在櫃子裏積灰。我彈著不順手，聲音太差，不想要了，還是新的好。”我撥弄著新吉他，頭也不抬地說。
父親什麽也沒說，轉身做飯去了。
這個事就這樣過去了，沒人再提。我以為它在我心裏也就這樣過去了，許多年，我都沒有想起一次。
日子過得太快了，我一個勁兒往前跑，來不及回頭看。
05
高中畢業，我想出國留學，打定了主意要去。
父親說出國讀書太貴。我說我自己打工賺學費，不花你一分錢。
青春期的我和父親“水火不容”，沒說幾句話就能吵起來。
換個環境，也許會有不一樣的改變吧。
去哪裏呢？第一個出現在腦海裏的國家，日本。
嗯，媽媽也在日本，說不定能找到她。已經好幾年沒有見過她了。
我準備邊打工邊讀一年語言學校，再考大學，目標是早稻田大學。
坐在飛機上，看著沈陽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遠，我暗下決心：終於離開這兒了，我一定要在日本混出個樣子來，給你們看看。
2002年10月7日，19歲的我獨自前往日本。
到橫濱吃的第一頓飯是房東請的，吉野家最便宜的牛肉飯。
剛到這兒，我覺得日本什麽東西都貴。我和另一個女孩，不約而同地把盛牛肉飯的泡沫碗用水刷幹淨，準備當作平時吃飯的碗。
它一直在櫃子裏，沒用過。半年後搬家時，我收拾東西，一打開櫥櫃，看到這個洗得幹幹淨淨的碗，心裏五味雜陳，差點哭出來。
06
我們的宿舍在橫濱的郊區，出車站，還要走路翻一個小山坡，走上20多分鍾才到。
我們這個“寮”（宿舍）是一座日本民宅改建的，原來的屋主破產了，房子被中國房東收來做留學生宿舍。
10幾個人住在一個“寮”，兩個人睡一間臥室，上下鋪，廚房、客廳、衛生間和院子是共用的。
我白天在語言學校上課，晚上就自己找地方打工，人生地不熟的我日語也說得不好，我連找了幾天都沒結果……
大家經常為一個職位搶得“頭破血流”。我問了一圈才知道“內幕”，留學生想找到工作，有時還得給中介塞錢。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刷碗，在一家叫“金臨門”的香港料理店，它位於橫濱市中心一座摩天大樓“yokohama sky”的頂層。
刷碗工一小時的薪資是760日元，相當於60多元人民幣。
我每天4點半下課，6點前趕到餐廳，一直幹到晚上11點，再坐地鐵回宿舍。
跟你們說一件很好玩的事。
這家餐廳裏最貴的菜是烤鴨，但其實是“假烤鴨”，隻是用大油鍋炸了一道，根本沒烤。因為店裏根本沒有烤爐！
“炸鴨子”由服務生端上去，在客人麵前片好，他們隻用鴨子背部的一小方塊肉，包成4個鴨餅，其餘部分就端走，直接丟掉。
我覺得太浪費了，問後廚的人能不能把鴨子給我，他們欣然同意了。
於是，我每天下班拎著兩隻鴨子回家。左手一隻鴨，右手一隻鴨。
我上鋪的大哥之前做過廚師，每回他從我手裏接過鴨子，都要笑嘻嘻地說一聲：“您辛苦了。”
日本的肉很貴，大家都不舍得買，而每晚帶回免費鴨子的我，被他們尊稱一聲“鴨哥”。
深夜，一屋人子圍著剛出鍋的熱騰騰，冒著肉香的鴨子大快朵頤，真是太滿足了。
07
10月來到日本，一晃就進入了橫濱的冬天。
這裏的氣候和沈陽完全不一樣，有屬於沿海地帶的溫暖、潮濕，難見積雪。
1月，快過年了，來到這裏三個多月，我有點兒想家。
大年三十在宿舍裏過的，一幫人鬧哄哄的，做了不少菜。
這天晚上，其他人都接到了家裏打來的問候電話，唯獨我沒有……父親明明有我在日本的號碼。
這個年過得挺冷清的，還是一樣每天上課、打工。
之後給父親打電話，才知道他是搞不清怎麽打越洋電話。別的父母都能學會的事，為什麽偏偏你就不會呢？打一個電話，問問人，就這麽難嗎？
一堆埋怨在我心裏堵得慌，像係上了一個死結，很多年都解不開。
08
為了自己賺夠學費，我開始拚命打工。
第二個打工地點是一家“現象所”——洗膠卷的工廠。工廠在偏僻的郊區，坐電車去要一個多小時。
我的工作時間是晚上6點半到淩晨2點。因為趕不上最後一班車，我隻能在廠裏呆到早上。
我每天的任務就是操作一個大機器，把膠卷放進去，再等著照片洗出來。
工廠很大，夜裏有上百人在工作，大多是中國人和斯裏蘭卡人。
淩晨，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了，我一個人在休息室坐著，有時也在卡拉OK裏呆一整晚。
第二天一早，我掐著點坐第一班電車回去，補個覺就趕去學校上課。
這還不是最瘋狂的，考大學前一年，打了一年的夜工。
我找到一份羅森便利店的夜班工作，每天晚上9點幹到第二天早上7點，一周6天。
在店裏值通宵夜班，沒地方睡覺。一般12點之後就沒什麽客人了，我趁著夜裏的時間看書、刷題。
早上下班，回家睡一會，緊接著要坐一個小時車去學校上課。下午5點放學後，再眯一個小時，就得趕去便利店上班。
這一年裏，我每天睡覺的時間不到4小時，臉色很蒼白，黑眼圈重得嚇人。
我和父親兩個月通一次電話，他一直以為我在日本過得很好。
可他不知道的是，我每天光給人鞠躬就要上百次。到了夜裏，腰和脖子都疼得要爆炸了，腿又酸又麻，眼睛也累得睜不開……
我不想父親擔心，再苦再難，一個人咬咬牙就熬過去了。既然出來了，就要拚命混出個樣子。
09
2005年1月19日，我收到了早稻田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考上了教育學部。
為了這一天，我用心準備了整整兩年半。
其實我也不確定自己能考上，但讀不了好大學，就找不到好工作，而且簽證也快到期了……
為了在日本活下去，我沒有退路，隻能放手一搏。
考上早稻田，父親是以我為榮的吧……如果母親也能知道這個消息就好了。
發榜當天，我剛下夜班，連宿舍都沒回，直接坐車到早稻田的校園。
教育學部前麵立著一個告示牌，我擠進人群去看發榜結果。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麽是金榜題名。
興奮和激動的心情很快褪去，迎接我的是開學的第一筆費用“90萬日元”，包括半年的學費和入學金。
交完錢，我全身上下隻剩1000日元了，而距離下一筆兼職工資入賬還有10天。
幸好，我在宿舍囤了很多吃的，靠存糧餓不死，也能捱過10天了。
我每天都會去宿舍樓下的ATM機查詢卡上的餘額，數字一直顯示是1000零幾塊。我不敢再提款，這我最後的財產。
直到第四天，我突然看見屏幕上顯示“19800”，以為自己眼花了。
我又定睛一瞧，原來不是“19800”，是“198000”！
哪裏來的錢，怎麽可能？這簡直是一筆巨款！
我一次性把錢都取出來了，高興了半天，但不敢亂花，總覺得是某黑幫的詐騙，之後要敲詐勒索我……我隻買了一點零食和飲料改善改善生活。
4月，開學後的第三個月，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來自早稻田大學的郵件，上麵寫著：因為你入學成績優異，所以我們將入學金的一部分退還給你，作為獎勵。
原來是獎學金，而且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還是我自己做的……
在早稻田的四年是快樂且自在的。
打工之餘，我參加了學校的搞笑社團，開始表演小品。
大二和大四時，我報名參加了日本的喜劇綜藝選秀比賽。
我一個人演過日式幽默短劇，也兩個人演過漫才，雖然海選第一輪就被淘汰，但都是很有趣的嚐試
空閑時，我會去看線下的喜劇表演，也喜歡去街頭，看日本音樂人唱歌。
喜劇和音樂有一種共同的魅力，讓人沉浸，也使人放鬆。
10
2009年4月，在“三菱重工”專屬的溫泉度假村裏，我和近100個二十出頭的大學畢業生一起參加入職典禮。
除了包括我在內的兩三個中國人，其餘都是日本各地來的優秀年輕人。
慶祝宴上，大家在一起碰杯，他們高聲大喊：“接下來的30年請多關照！”
說實話，我嚇到了。
三菱重工作為日本知名企業，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廠”“頂流”。
他們費盡千辛萬苦考上好大學，就是為了找到這樣一份收入穩定、社會地位高的工作。一旦入職，就要“效忠”企業一輩子，他們從沒想過自己還會離開。
這個工作確實不錯，但我不能確定自己會幹多久。難道從此刻起，未來的人生就一眼看到頭了？我心裏有點發毛。
三菱重工在東京品川有一幢摩天大樓，和其他幾個日本著名企業共占著這一塊商業要地。
我所在的部門是做大型壓縮機透平機的，雖說是“部門”，但它實在太大了，算上地方的工廠，各個環節的人，得有幾千人。
而我隻是眾多“螺絲釘”裏的一個，負責中國大區的銷售對接。
下班後一個人的夜晚，我時常在家自彈自唱，許多孤獨寂寥的日子是音樂陪伴了我。
但我也知道，自己的歌唱得挺一般的，也許“說話”和“搞笑”更適合我吧……
11
日本的經濟愈加不景氣了。
2010年夏天，整個部門從東京撤出，調回到廣島地方工廠。
我一時間難以適應，這麽多年來積累的人脈，東京多彩便利的生活，多元的活動，還有女朋友……都離我遠去了。
廣島的太陽很毒，我穿著背心走在路上，汗珠都在紫外線的照射下變得滾燙，滋滋作響。
工作是枯燥無聊的，下班之後，我除了逛超市，就是在公司的社員寮裏用PPS看節目，正值中國的《快樂女聲》開播。
這時候還沒有微信，日本的“小春論壇”我經常玩。
上麵有一個人發帖子說：現在國內怎麽了，“快女”裏有一個叫“曾軼可”的，唱歌這麽難聽，居然還這麽火？然後粘貼了幾首歌的鏈接。
我點開之後一聽，雖然不能說唱得很好，但作曲確實有自己的風格。
我回帖子支持她，遭到很多網友的圍攻。
不過，看到節目裏這麽多年輕人上台唱歌，勇敢展示自己，我挺羨慕的。
節目看多了，甚至覺得，自己是不是也能去試試……
12
之後的一天，我聽說了一個消息：有個新社員從宿舍6樓跳下來，自殺了。
屍體被很快抬走，連血跡也清洗得幹幹淨淨。
我和他不是特別熟，甚至沒說過話，隻知道是和我同期入職的。在入職的慶祝宴上，也許我們還一起碰過杯……
追悼會上，我們去了200多個人，大家都穿著黑色西裝，沉默不語。
逝者的父母和弟弟坐在棺木的旁邊，一直低聲啜泣。
走出冰冷的殯葬大廳，外麵的太陽還是一如既往地毒辣。沒一會兒，汗水便順著臉頰流進脖子裏，我西服裏麵的襯衫很快濕透了。
我突然覺得渾身上下疲憊不堪，有一股冰冷的東西在體內散開，不禁打了個寒戰。
隻能選擇死了嗎？如果不死的話，還有很多可能的吧，為什麽不再試試呢？
這突如其來的“自殺事件”就像一個“暗示”，不斷在我腦海裏盤旋。
就在這個酷熱的夏天，我下定決心從三菱重工辭職，回國。
離開廣島之前，寮長叫住了我，他疑惑不解地問：“你確定要從三菱重工辭職嗎？”
他的潛台詞是：這麽好的工作，怎麽會有人想離開。
我點點頭，笑著對這位滿頭白發的日本老三菱說：“我要回中國，去追夢”
13
2010年冬天，我在北京首都機場下了飛機，一個人背著兩個大包，推著巨大的行李箱，還拎著一個提包。
走出機場，我用力吸了一口北京的空氣，冰冷、渾濁，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從2002年10月獨自去日本留學到這一天，八年裏，我是第二次回國。
第一次是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我回了一趟沈陽老家看望親人。
五年多不見，父親又老了許多，但脾氣還是一如既往，幾句話，我們爺倆就能懟起來。
我一個人悄悄去了大舅家，憑著兒時的記憶，找到了他們家的老房子。沈陽都拆得不像樣了，我差點迷路。
一開始敲錯了門，鄰居說是旁邊那棟。
進了大舅家，我說明了自己的來意，還留下在日本的電話。我和大舅說：“如果母親願意聯係我，就讓她打這個電話吧。”
大舅的表情有點猶豫、遲疑，他們一直和母親有聯係，但不願意告訴我。
是怕我給母親添麻煩吧……相比我這個侄子，他更需要保護自己的妹妹。
回到日本後沒幾天，我就接到了母親的電話。
我們在東京見麵，她說自己一開始來日本也吃了很多苦，後來一邊打工一邊慢慢紮根，現在又成立了新的家庭。
母親的樣貌和我記憶中的模糊印象緩慢重疊，最後變成了如今的新樣子。
小十年沒見，我們母子倆都有點拘束，不知所措。
我和母親說，我在早稻田上學，一切都好。
母親笑了，欣慰中透著一絲尷尬，尷尬中帶著一絲無奈。
最初選擇去日本留學，也有母親的原因，19歲的我懵懵懂懂的，隻想著逃。
一個人逃離，一個人打拚，一個人在日本站穩腳跟，然後，又有了新的生活……我們母子倆的路，何其相似啊。
但這一次，我是遵從自己內心的真實意願回國的，雖然身邊人都極力反對。
相比平靜如水的日本，中國有浪，一股接一股的大浪。我也想乘著這大浪，任性地追一回夢。
14
我回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國BON藍海電視台做實習生。
我想自己做一個英文脫口秀節目，名叫“Panda Panda”。
一個人窩在攝影棚裏寫稿、錄製、剪輯，我滿心想推出一款自己的作品。但最後這個節目直接被台裏斃掉了，自己確實能力有限。
不久後，我去參加了北京衛視的一個求職選秀節目“勇闖娛樂圈”。
在舞台上，我一個人表演了幾個日式小短劇，評委們都很喜歡，我入選了。
終選環節，我麵對的兩家公司分別是“開心麻花”和“光線傳媒”。
我毫不猶豫選擇了電視行業的“大佬”——光線傳媒。滿懷欣喜，我以為自己入職了傳媒界的“天花板”，未來定是前途似錦，風光無限。
看著公司牆上的一眾娛樂節目主持人：謝楠，柳岩，大左……我夢想著成為他們。
但我還是太幼稚，對這個行業根本一無所知。
一整年時間裏，我隻是明星訪談節目“最佳現場”的一個邊緣人員，坐在角落裏，鏡頭很少。
我不是主持專業出身，隻能偶爾吐槽幾句。很快，我被“無限期冷藏”了。沒有節目，就沒有工資收入，我像一個頂著“光線傳媒”光環的無業遊民。
在這裏，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深深的挫敗感。
15
閑來無事的時候，我去過幾次北京的線下脫口秀開放麥。
由北京脫口秀俱樂部組織，在鼓樓東大街一個中老年的活動室裏，因為場地免費，屋子挺小的，隻有十幾平米。
老年活動室裏零零散散擺著五六張椅子，前麵是一個直立著的麥克風。主持人介紹完，大家就輪番上去講自己的段子。
觀眾兩三個，演員五六個。第一次上台時，我抱著尤克裏裏上去，邊唱邊講，場子很尬。
但喜劇我是發自內心喜歡的，我是一個“表達欲”爆棚的人。
自己在家的時候，會忍不住對著鏡子自言自語，半夜想到一個好玩的事兒，也會馬上跳起來，對著鏡子“吐槽一番”。
體內好像有很多能量需要釋放，有很多話想說給人聽。喜劇和音樂，是我僅有的“出口”。
16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我開始頻繁參加各種選秀節目。
2013年，我去參加山東衛視的“中國星力量”，邊彈尤克裏裏邊唱了一首英文歌。
評委是瞿穎，她委婉地說：“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我相信你做其他行業也可以很好。”
太婉轉了，婉轉地像一把刀子。
我不甘心就這樣放棄，似乎總有一團火，在身體裏上躥下跳，發不出來，又咽不下去。
我又陸續參加了“黃金100秒”“快樂男聲”“星光大道”等比賽。
在“星光大道”現場，我注意到一個中年男子，他拽著一個大行李箱風塵仆仆地趕來。
海選上，他拿著自己的葫蘆絲和二胡，演唱了一首民歌。他跟評委說，上星光大道是他一生的夢想。
但評委隻有冷漠的一句答複：對不起，你沒有過。
下台後，我走過去跟他聊天，他說是江西人，現在在貴州電力係統工作。這邊表演結束，他連夜就要坐火車趕回貴州上班。
他快速收拾完自己的樂器，扛起大包，滿頭大汗地離開了。
看著他的背影，我內心深處被觸動了，這是一個多麽失意，又落寞的背影啊……
可我沒想到，這個失意的背影，在之後的日子裏，會無數次在自己身上重演。
17
最後一次參加唱歌選秀比賽，是在北京衛視。
初賽，我表演了一段喜劇RAP，觀眾的反應很熱烈，我PK掉了另一個專業歌手。
評委是戴玉強，他對我說：“我覺得你具備了所有流行歌手要具備的素質。”
第二輪，我唱了一首張學友的歌。有幾個高音部分我都是用嗓子喊上去的，也許是評委發現我沒專業學過唱歌，我被淘汰了。
所有這些比賽，我都覺得力不從心。
之後，我離開北京到蘇州電視台工作，做了一檔節目叫做“樂活六點檔”。
在體製內上班，與我的脾氣個性格格不入，我時常因為一些想法和領導爭執不下。
2014年9月，我辭職了，離開了蘇州。
原本來這兒的時候，是來“圓夢”的，一個正式做主持人的夢。
原本在這兒，我甚至想過結婚生子，就在這個美麗的城市定居，安安穩穩一輩子。
如果我不辭職，留在蘇州，應該可以做一輩子的夢，因為，夢已經實現了不是嗎？
離開的這一天，蘇州下著瓢潑大雨。傍晚五點，天灰蒙蒙的，我沒帶傘，背著兩個大包，還拖著行李箱。
到車站時，我渾身都濕透了，人和行李都不斷地往下滴水，狼狽不堪。
江西男子的背影又出現在我腦海中，都是失敗的追夢人，我們沒什麽不同。
許多人都勸我，能得到一份編製內的工作不容易，別人擠破腦袋都進不來，你卻輕而易舉地就走了。
我真的是一個很任性，又很魯莽的人吧。我發現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除了離開，我想不到該如何湊合著過下去。
還是太年輕了。
決定回北京前，我接到了“開心麻花”的邀請，他們想和日本的娛樂公司聯合做一檔節目，要找一個會日語的演員，剛好就想到我了。
我覺得這簡直是“天意”，要召喚我回到北京。但在北京等著等著，最終等來的消息卻是“這個項目被砍掉了”。
晴天霹靂。幾個月的等待付之東流。我發現自己對文藝圈真的一無所知，我真的太傻，太天真了。
想起一句歌詞：“我曾滿懷希望也滿懷悲傷等到天亮，我曾豪情萬丈又失落迷茫沒有方向。”
我心灰意冷，跟自己說，到此為止了，再也不碰這一行。
又和朋友做了一段時間生意，虧光了老本，我內心充滿了挫敗感，它們都快溢出來了。
心灰意冷，我決定去日本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結婚生子，碌碌一生。這就是未來的打算。
18
2016年6月，33歲的我走在日本的街頭。是的，這一次，我又逃來了這裏。
當時在日本找了一家小公司上班，下了班沒事，就去聽街邊的歌手唱歌。
在橫濱靠海的地方，有一個車站叫櫻木町。站前有一個廣場，這裏總有樂隊在演奏。他們唱著自己原創的歌，順便賣自己的原創CD。
在這裏，大家都要靠自己的作品說話，很少有人翻唱別人的歌，他們都盼望著有一天自己的好東西，會被人欣賞。
這裏沒有輸贏，沒有名利，也沒有競爭，人們隻是享受音樂，享受它的陪伴和治愈。
看著他們賣力的演唱，我也想起了高中組樂隊的那段日子，可我分明已經很多年沒有碰過吉他了。
也不知道為什麽，當年砸壞父親吉他那一幕，經常浮現在腦中，我產生了一個念頭：當年我砸壞了他的吉他，那就再給他買一把老吉他吧。
自從買回這把老吉他，我一發不可收拾，在日本舊貨網站上淘各種各樣的老吉他：60年代的鈴木，70年代的雅馬哈，1875年的德國古典琴……
可這些琴都是日本琴，都不是當年陪伴父親長大的那把破國產琴——它雖然破，卻承載了父親青春時期的記憶。
也許，父親根本不在乎那把吉他……
我曾對父親旁敲側擊地詢問：“你平時還彈吉他嗎？你還記得以前那把吉他嗎？”
他回答的時候，仿佛在尋找一段遙遠的記憶，看他的神情越迷茫，我心裏的負罪感就越小。
有一次回沈陽時，我無意中走進了一家飯館，這家店隻賣燉牛肉米飯。
飯館的裝修很複古，堆滿了80年代的錄音機、電視機、毛主席像章、縫紉機，居然還有一把破得不像樣子的老吉他。
店主是一位70多歲的老人，我問他那把老吉他是誰的，他說是他兒子的。
“你兒子現在還彈吉他嗎？”我問。
“早就不彈了，就他上學的時候玩了一陣子，這不都放在這裏當擺設了。”
我聽了之後，心裏一陣釋然，我最害怕的是當年砸碎父親的那把老吉他，會不會就徹底斷送了他的音樂之路？如果我沒有砸碎他的吉他，他會不會成為第二個汪峰？老年版的……
想到這，連我自己都覺得離譜了，父親怎麽會成為老年版的汪峰呢？他連和弦是什麽都不知道。
但至少，我也剝奪了一些屬於父親東西……我想試著補償回來。
“你還記得以前那把吉他是什麽牌子嗎？”我問父親。
“翠鳥！”不到3秒鍾，父親就幹脆地答了出來。
這讓我非常驚訝，砸吉他的事已經過去了快30年，他是怎麽一口答上來的？
知道牌子，我想在閑魚碰碰運氣，一搜還真有，而且出品地幾乎都是遼寧沈陽市附近。
這就對上了，70年初，中國做吉他的廠子就那麽幾個，在東北那邊的廠牌，就叫“翠鳥”。
翻了半天，有一把“翠鳥”映入眼簾，和父親當年的那把是一個款式。它已經壞得不像樣子，我價都沒還，就買回來了。
我怕弦太硬了，拉壞了這老身子骨，又換了一套超低張力的弦。拿在手裏，我撥了個和弦，嗯？不對。
我又故意把琴弦胡亂鬆了幾度，再撥，嗯，對了！這才是當年那把老吉他的味兒。
因為，父親是不會調弦的，他的弦，從來就沒準過。
19
老吉他的美好，小時候的我不懂，但現在，我好像漸漸懂了。
無論是走在街上，還是宅在家裏，隻要腦海中有旋律蕩漾，我就第一時間記錄下來。然後用吉他反複彈奏，琢磨裏麵的節奏和樂感。
斷斷續續的，我在語音備忘錄裏留下了幾百條旋律。它們都是我原創的，來自於對生活的觀察，有感而發。
我能清晰地感覺到，關於音樂的一切，隔了這麽多年，正在回歸。
第二次回日本上班的時候，我最大的娛樂就是宅在家裏玩遊戲。遊戲過程中，我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看著隊友一次次為我獻身，保我不死，場麵可謂壯絕激烈。
贏得比賽之後，我情緒激動，潸然淚下，心情久久難以平靜。
正好看到手邊那把70年代的老日本古典吉他，隨手拿起來，就彈奏出了我的第一首原創歌曲“蒼風吟”的主旋律：
“多少人來到北方 不再追求 熱淚盈眶，
我站在 紅土襯蔥蘢 狼的北方 ，
蒼風青 長城長 黑牛間白羊，
絲路接遠疆 歎北風狂掀黃河巨浪，
七海八疆皆孤獨 星野盡蒼茫，
大漠映昆侖 隔離北方於塵世喧囂啊，
桃源鄉格桑旁 和你席地而唱，
天圓地方 東海浩蕩 看潮落潮漲 ，
你肉身何處安寧，靈魂在哪安放……”
這首“蒼風吟”的詞曲都是我自己創作的，我把它收錄進專輯《狼北方》。
我還計劃創作20首歌，作為自己的第一個原創作品集。這20多首歌連在一起，講述的是一個戰爭故事的不同階段，用音樂描繪兩個部落在荒原之上的大決戰。
20
也許，真的有一種東西叫“蝴蝶效應”。
從兒時砸壞父親的的那把老吉他，到我的音樂之路，每一步，都有跡可循。
第一首歌的成品費盡周折出來的時候，我欣喜若狂。
但當我把歌發給父親的時候，隻打了幾個無聲的字：這是我寫的歌，聽聽。
他說我的歌很好，他喜歡。
父親年輕時，也是有過“音樂夢”的吧。
奶奶說，父親初中畢業之後沒事幹，她怕父親學壞，就給他買了一把吉他和一身藍色運動服。
那把“翠鳥”吉他花了奶奶一個月的工資。父親閑著沒事兒就穿著藍運動服，抱著吉他站在家門口撥弄。
我沒跟父親提我淘老吉他的事，也沒告訴他我買了一把70年代的“翠鳥”。
隻是有意無意的，我問過他一次：“你還記得我砸你吉他的事嗎？”
父親說，忘了。
那把老吉他也曾是父親的慰藉吧，我在真正喜歡上音樂，喜歡上彈吉他之後，才知道琴的意義。
它陪伴了我這麽多歲月，怎麽能沒有感情。
它曾陪伴了父親那麽多歲月，又怎麽能沒有感情。
父親是個念舊的人啊，家裏的老冰箱用了幾十年都不舍換。
吉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件物品吧，隻是它承載過的青春記憶，我不得而知。
我像“贖罪”般地不停收集老吉他，似乎當年那一砸，讓父親失去了琴，也剝奪了他的熱愛。
能做些什麽來挽回呢？好好做音樂，用心寫出好歌，是我唯一的方式。
一切都像老天爺設好的局，他讓年少無知的我砸了父親的琴，又讓中年追夢的我，再次踏上音樂之路。
我的每一首歌，每一句詞，每一個音符，都像曾被深埋的種子，經曆了無數風雨，才一點點萌發，破土，終得以見光。
現在，我的原創專輯《狼北方》中已經有五首歌：蒼風吟，嘯天歌，龍狼謠，夢咿呀和君出塞。
從第一首歌的誕生，到創作完成第五首，一晃五年過去。填詞、編曲、混音，每一個細節我都無比用心對待，它們就像是我的孩子。
21
2017年6月，我回到了北京，這是第三次入京。
隻在日本待了一年，回來之後，我就像突然“開了竅”，知道自己要什麽了。
在北京，我一邊在“笑果文化”做線下脫口秀，一邊繼續創作我的民謠。
我曾是“笑果”線下脫口秀“噗哧”的北京區負責人。
我回國的第二天，就和史炎、ROCK、思文等人一起演出，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很多。
我也在北京、沈陽、杭州開過個唱，最多的時候有一百多人，少的時候二三十人。當自己的歌被人傾聽，被人喜歡，是最開心的事。
對我來說，人生的高光時刻，就是在舞台上對著麥克風，彈著吉他，沉浸著一直唱到高音；或者當你講完一個段子，觀眾們哄然大笑的時候。
當舞台上的我和台下的他們，都無比投入的時刻，一種特殊的共鳴就產生了，而這種共鳴能帶給我無限能量。
2020年7月末，我在杭州和朋友一起成立了自己的脫口秀俱樂部“空手笑”。
白天寫段子，晚上演出，生活談不上規律，倒也算充實。
用手機備忘錄記旋律的習慣還是沒變，靈感乍現時，我會隨手記下幾句段子，或者一段音符。
如果人是一個核桃，那我的外殼是“喜劇人·胖達威”，而內核是“民謠魂·弓長紫”，它們都擁有我人性最深處的特質。
“弓長紫和胖達威”就是我的精神世界，無論是喜悅抑或悲壯，這都是我。
22
今年7月，我帶著父親一起去新疆旅行，這算是我們父子的第一次“正經出遊”。
小時候，父親帶我去過不少地方，現在，該我帶他出去轉轉了。
在喀什古城裏亂逛的時候，我突然看到路邊有一塊東西似曾相識，湊近一看，是一塊破舊的地毯。
神奇的是，它的花紋和小時候我們家30年前擺的那一塊地毯，一模一樣。還記得我經常趴在上麵看書、玩遊戲，每次洗完澡都喜歡濕著腳上去踩……
三十年了，我至今清楚記得它的樣子。
恍惚間，就像踏進了平行時空。我和父親，坐在新疆古城的路邊，一塊如家般熟悉的地毯上。
後來，我又特意帶父親來到了“和田”。
父親喜歡玉，在老家每每路過玉石攤子，他都要停下來看，沒事兒還總和我顯擺他手上帶的那串玉石手鏈。
於是我帶著他來到和田的一條河邊，他興致勃勃在河邊低頭尋摸了半天，想撈一塊價值百萬的玉石。
結果，一無所獲。
他死心了，說：“河邊也沒有玉。和田都沒有，再上哪裏能有呢？”
一個多小時後，父親找了幾塊類似於東北醃酸菜的大石頭，寶貝似的準備帶回沈陽……
隻要他高興，怎麽都行。
旅行途中，我和父親還是如十幾年前一般“水火不容”，幾句話就能懟起來，好幾次差點動手，也許這就是我們父子倆的“相處之道”吧。
回到喀什的晚上，吃完飯也沒啥事兒幹，我和一個新疆小夥兒在民宿街邊的沙發上，開始了新疆傳統藝能：飯後茬琴。
他彈著都塔爾，唱了一首新疆民歌。我給他彈唱了我的原創：山神調。
唱到嗨的時候，他也一起拿著都塔爾給我伴奏，我們還熱烈地討論著漢族歌和維吾爾族歌各自的風格與局限性。
“你看維吾爾族的歌啊，通常就是這幾個和弦，所以表達悲傷情緒的時候，不如漢族歌來得細膩……”我說。
他不服，又一首接著一首彈。
我們一起談天，彈琴，喝酒，大笑。
無意中，我看到坐在旁邊的父親露出了笑容，他始終很安靜，不說什麽說話。
他的笑容，是那種自己孩子說些什麽完全聽不懂，但就感覺很高興的笑容。
可能父親根本沒想到的是，我是因為他，因為他的那把老吉他，才走上音樂道路的。
我很確定，如果沒有當年我砸壞他的那把吉他的負罪感，就不會有我現在的這些歌。
我們好像總是在互相虧欠，又不斷彌補。
這麽多年，我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大概可以用趙本山的那句台詞來形容：“湊活過唄，還能離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