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爾的尷尬訪華

來源：作家文摘 

中國人有句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1924年這一年，來了一位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但卻似乎，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麽樂。

 

1

 

1924年4月12日上午11點20分，由香港駛來的“熱田丸號”客輪，在上海的匯山碼頭緩緩靠岸。

 

碼頭上人山人海，擠滿了前來歡迎的上海文化界人士，足足有600多人，其中包括：徐誌摩、瞿菊農、鄭振鐸等文化界名人，也包括上海文學研究會、上海青年會、江蘇省教育會，以及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各大報紙記者。

 

如此大的陣仗，說明搭乘此船前來的人物級別必定不低。事實也確實如此，在這艘船上，有一個小規模的訪華文化代表團，他們是：梵文學者沈謨漢(Kshitimohan Sen)、畫家南達拉·波斯(Nandala Bose)、加爾各答史學館教授卡利達斯·納格(Kalidas Nag)、社會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

 

當然，這些人都不是主角。

 

真正的主角，是這個小小文化代表團的領頭人：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

 

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這是泰戈爾第一次應邀到訪中國。

 

在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瞬間，泰戈爾是興奮的——他一直很渴望來中國。

 

隻是，他這次的訪華之旅，可能和他當初期待的會不太一樣。

 

泰戈爾與徐誌摩（右四）、張君勱（右三）、鄭振鐸（右二）等歡迎者合影

 

2

 

泰戈爾期盼來中國很久了。

 

出生於印度婆羅門高種姓家庭的泰戈爾，從小享受著優渥富足的家庭生活，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在23歲時離開城市去鄉下管理祖傳的佃戶之後，就對貧苦的人民生活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並開始致力於印度民族獨立、抵抗英國殖民的運動。

 

同為古老的文明大國，泰戈爾對中國一直充滿感情。

 

早在1881年，才20歲的泰戈爾就在《婆羅蒂》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鴉片：運往中國的死亡》。在文中，他公開譴責英國：

 

“英國坐在亞洲最大文明古國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點一滴地注入它健全的肌體和靈魂，推著它走向死亡。一方麵從它那裏獲取暴利，另一方麵讓它損失慘重，如此殘忍的強盜行徑，真是曠古未聞。”

 

年輕時的泰戈爾

 

1913年，憑借自己的作品詩集《吉檀迦利》，52歲的泰戈爾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了亞洲曆史上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聲名鵲起的泰戈爾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重視，而他對東方文化的捍衛以及頌揚，也開始為更多人所知曉。

 

1916年，泰戈爾受邀訪問日本，但他依舊沒有忘記中國。訪日途中經過香港，在看到中國工人勤勞工作的景象後，他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當這樣的巨大力量獲得現代化交通工具時，也就是一旦掌握了科學時，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現在，那些享用著大地財富的國家害怕中國的崛起，妄想推遲這不受他們歡迎的一天的到來。”

 

而即便站在日本的國土上，泰戈爾也並沒有給東道主麵子。他在日本發表演講時，公開譴責當時日本侵略山東的行徑。

 

同樣來自亞洲的文明古國，同樣遭受殖民和侵略，同樣追求獨立和自強，又是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樣的一個泰戈爾，很容易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

 

一開始，也確實是這樣的。

 

3

 

對於泰戈爾，中國知識分子曾經非常推崇。

 

先來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

 

陳獨秀是第一個將泰戈爾詩集翻譯到國內的人，並且也是第一個著重推薦他的人。

 

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誌》（《新青年》前身）上專門撰文，寫下這樣的文字：

 

“吾願青年之為托爾斯泰與達噶爾（即泰戈爾）。”

 

當時托爾斯泰早已是世界公認的文壇巨匠，陳獨秀把泰戈爾與其並列，可見對他的推崇。當年10月的《青年雜誌》1卷2號上，陳獨秀又用五言的方式翻譯了泰戈爾《吉檀迦利》詩集中的四首詩，並在注釋中寫道：

 

“達噶爾，印度當代之詩人，提倡東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Nobel Peace Prize（陳獨秀這裏誤把泰戈爾所受的諾貝爾文學獎寫成“和平獎”，饅頭注），馳名歐洲，印度青年尊為先覺，其詩富於宗教哲學之理想。”

 

然後來看郭沫若。

 

1915年，當時還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第一次接觸到了泰戈爾詩歌的英譯版本，頓時如癡如醉。在他的自傳《沫若自傳》中曾有這樣的話：

 

“不料我在一高預科時無心之間和印度詩人太戈爾（即泰戈爾，饅頭注）的作品接近了。……我把來展讀時，分外受著清新而恬淡的風味，和向來所讀的英詩不同，和中國的舊詩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有區別。從此我便成為了太戈爾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詩集和戲劇我差不多都是讀過的。”

 

郭沫若還翻譯了一部《太戈爾詩選》，寄到國內出版社求出版，但因為當時泰戈爾在國內還不算熱門，所以吃了閉門羹。但郭沫若還是以此為豪，稱“最先對太戈爾接近的，在中國恐怕我是第一個”。

 

郭沫若在日本時的全家福

 

還有茅盾。

 

茅盾堪稱是中國國內最早關注和報道泰戈爾的雜誌編輯。1921年，他擔任《小說月報》主筆時，專門寫過一篇《印度文學家太戈爾的行蹤》。而在1920年1月，茅盾就翻譯了泰戈爾的小說《骷髏》。

 

正是在這批人的翻譯、介紹和推崇之下，泰戈爾在中國開始慢慢形成了一股熱潮，而“請泰戈爾先生到中國來看一看”這個想法，也正式被提上議程。

 

早在1920年，蔡元培等知識界人士就向泰戈爾發出過邀請，但因為對方事務繁忙而未能成功。1922年，以梁啟超的“講學社”為邀請單位，再一次邀請泰戈爾訪華並承諾承擔所有費用，這一次泰戈爾答應了，但因為後來身體健康原因，最終推遲到了1924年的4月成行。

 

4月12日那一天，泰戈爾剛剛踏上中國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說：

 

“朋友們！我不知道是什麽緣故，到中國就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及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密的兄弟。”

 

這是泰戈爾發自肺腑的話，倒也並不是討好東道主的客套之言。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此時的中國，和十年前的中國已經不太一樣了。

 

4

 

很快，泰戈爾就感受到了那種異樣的氛圍。

 

4月20日淩晨2點，在遊覽了杭州之後，泰戈爾一行在眾人陪同下坐船溯長江北上，來到了第一站演講地——南京。

 

南京原先不是泰戈爾計劃停留的城市，但東南大學的校長郭秉文不願意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再三邀請泰戈爾駐足。當時的東南大學是南方唯一一所堪與北大比肩的學校，所以泰戈爾最終答應了。

 

當天下午3點，已經64歲的泰戈爾出現在了東南大學的體育館內，麵對近7000名從各處趕來的聽眾——期間還差點壓垮了體育館二樓的樓板——侃侃而談了一個小時。

 

體育館舊址

 

泰戈爾用的是英語，翻譯是徐誌摩。在談話中，泰戈爾特別強調：

 

“今世界障害文化之惡魔勢力如猛獸者甚多，排除責任，在於青年，排除方法，不在武器，當以道德勢力，精神勢力，相團結，發揮偉大之感化力，以貫徹人類和平親愛之主旨。

 

近世文明，轉尚物質，並不為貴，亞洲民族，自具可貴之固有的文明，宜發揚而光大之，運用人類之靈魂，發展其想象力，於一切文化事業，為光明正大之組織，是則中印兩國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

 

泰戈爾這番話的核心有兩點：第一，道德和精神是有力的武器；第二，亞洲民族的文明很可貴，要發揚光大。

 

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體育館內開始有幾個學生在人群中散發起了傳單，而傳單的內容並非對泰戈爾的歡迎，而是對泰戈爾觀點的批駁，乃至直接提出了訴求：

 

讓這位老人快點回國去吧！

 

這就讓演講場麵非常的尷尬。

 

但是，這種尷尬氣氛，早在泰戈爾訪華之前就開始濃厚起來了。

 

首先對泰戈爾訪華提出質疑的，就是當初對泰戈爾“如癡如醉”的郭沫若。

 

1923年10月14日，郭沫若聽聞泰戈爾即將受邀訪華，就在他與成仿吾、鬱達夫一起創辦的《創造周報》上撰文，題目為《太戈爾訪華之我見》，裏麵寫到：

 

“（泰戈爾的思想是）一種泛神論的思想，他隻是把印度的傳統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

 

……

 

（泰戈爾）平和的宣傳是現世界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傳隻是有產階級的護符，無產階級的鐵索。”

 

然後是曾一直醉心於翻譯和介紹泰戈爾作品的茅盾。

 

針對泰戈爾的訪華，茅盾在《國民日報》的副刊《覺悟》上相繼發表了兩篇署名“雁冰”的文章，一篇是《太戈爾與東方文化》，另一篇是《對於太戈爾的希望》。在後麵一篇文章中，他明確寫道：

 

“我們決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的太戈爾；也不歡迎創造了詩的靈的樂園，讓我們的青年到裏麵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太戈爾。”

 

而眾多反對聲音中，最響亮且最激烈的，恰恰是第一個將泰戈爾的詩翻譯到中國的陳獨秀。

 

在泰戈爾訪華前和訪華期間，他相繼在《中國青年》《向導》等一係列刊物中發表了20多篇文章，如《太戈爾與東方文化》《太戈爾與梁啟超》《詩人卻不談愛情》《太戈爾與金錢主義》等等，不僅批駁太戈爾的觀點，還極盡嘲諷之能事，比如他在《天下沒有不吃飯的聖人》一文中揶揄：

 

“印度詩聖太戈爾倘沒有豐厚的家產和諾貝爾獎金，又如何能見天冥想三小時，到處吟風弄月，隻營求心靈生活而不顧慮物質生活？”

 

甚至在太戈爾到北京訪問後，陳獨秀還直接以一句有侮辱人格嫌疑的話做標題寫了一篇文章：《太戈爾是個什麽東西》。

 

泰戈爾訪華期間，林徽因和徐誌摩一直常伴左右

 

不僅僅是這三人，惲代英、吳稚暉、瞿秋白、沈澤民等一大批知識分子，在泰戈爾訪華期間，連篇累牘地在各類期刊報紙上發表反對乃至攻擊泰戈爾的文章，一時之間，“倒泰”與“捧泰”一路並行，讓人摸不著頭腦。

 

從熱捧到痛貶，這一切的轉化，為什麽發生得如此之快？

 

5

 

從某種意義上說，泰戈爾確實來得有些“不是時候”。

 

雖然泰戈爾和他的作品在中國曾經受到過熱捧，他的印度出身和讚美“東方文明”的觀點也頗受中國人認同，但自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民主與科學”席卷中國知識界，麵對急需發憤圖強改變落後麵貌的中國人，單純講“精神和道德”——這其實也並非泰戈爾的本意——已不再有廣闊市場。

 

尤其是1923年中國知識界爆發的“科玄之爭”，更是讓泰戈爾的訪華處於微妙境地。

 

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圍繞一個“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這個問題，分成了三大派別。

 

第一派是“玄學派”，以梁啟超和張君勱為代表，堅持認為人有自由意誌，科學隻能用來指導物質生活，而哲學才能指導精神生活。

 

張君勱，中國政治家、哲學家，曾留學日本和德國學習政治經濟與哲學。回國後推崇唯心主義哲學，被稱為“玄學鬼”。

 

第二派是“科學派”，以胡適、吳稚暉為代表，認為這兩方麵是統一的，科學也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而哲學不過是空想的“玄學”。

 

兩派之外，還有個第三派，那就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唯物史觀派”，他們認為人生觀（也就是精神生活）是由物質生活決定的，不存在什麽“自由意誌”。

 

這三派爭論的其實就是一個當時困擾中國人的大問題：

 

能救中國的，到底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

 

“玄學派”認為，物質文明屬於西方，精神文明屬於東方，精神文明要比物質文明更重要，但“科學派”認為應該繼續向西方文明學習，而“唯物史觀”派認為隻有唯物史觀是科學真理，才能救中國。

 

“科學派”和“唯物史觀派”雖然觀點有分歧，但總體都是支持“科學”的，所以經常一起聯手對戰“玄學派”。

 

把這層關係理順了，就不難看出：泰戈爾的中國之行為什麽會遭遇尷尬了。

 

泰戈爾是“講學社”出麵邀請的，而“講學社”正是“玄學派”領袖梁啟超聯合蔡元培、林長民等人成立的——“科學派”和“唯物史觀派”自然認為，泰戈爾是“玄學派”請來站台的一杆大旗。

 

而泰戈爾在當時也確實喜歡講東方文明固有的道德和精神，並呼籲以此來抵禦西方物質文明的入侵和破壞，這也很容易讓人相信他就是應邀來“助拳”的。更何況，泰戈爾抵達北京後又去了法源寺，還專門拜訪了遜帝溥儀，這更讓陳獨秀等人擔心泰戈爾成了“舊文化”的代言人，會助推中國的“倒退”，所以這也是陳獨秀急火攻心寫出《太戈爾是個什麽東西》這篇文章的一個主要動因：

 

“請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太戈爾！謝謝你罷，中國老少人妖己經多得不得了嗬。”

 

泰戈爾訪華期間，與辜鴻銘（前排坐者右一）也有過交流

 

但對於在中國發生的這一場思想爭辯，泰戈爾在來華前其實並不知曉，他認為自己隻是來做一場文化交流之旅，來尋求中國和印度的溝通和交流，所拜訪的也隻是自己感興趣的中國文化，卻不料身陷這場爭論的旋渦之中。

 

從4月12日泰戈爾抵達中國開始，一路北上到達北京，沿途伴隨他的當然不乏鮮花和掌聲，但也充斥著各種要他回國的傳單以及批駁的文章，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在這個過程中，當時中國文壇的另一位“大佬”，最終也參與了進來。

 

6

 

1924年5月7日，是泰戈爾64歲生日的“正日腳”。

 

泰戈爾其時已經到了北京，這場“壽宴”自然由中國人操辦。這場宴會極其隆重，京城各路知名文化人士幾乎到齊，而其中也有一位“冷眼旁觀”的客人：魯迅。

 

 

胡適作為主持人，以大會主席的身份贈與泰戈爾十幾幅中國名畫和一件名貴瓷器，並且正式宣布了梁啟超為泰戈爾起的中國名字：“竺震旦”——“天竺”是中國對古代印度的稱呼，而“震旦”是以前印度對中國的稱呼。

 

之後，還上演了泰戈爾的名劇《齊德拉》以示慶賀。

 

在這個過程中，魯迅一直是以一位旁觀者的身份參加，沒有過多言語，但卻也沒有堅持到終場就走了。

 

兩年之後，魯迅在他的《馬上日記》中提了一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塗（“榻”為原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

 

一句“一榻糊塗”引發不少人的聯想，以至於後來有人認為這其實是魯迅在嫉妒泰戈爾在中國風光無限。

 

但事實上，魯迅雖然有些觀點與泰戈爾確實不同，但總體上對泰戈爾還是保持尊敬的，他所不滿的，是他看不慣的那些文人——以徐誌摩為代表的“新月派”，也就是“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對泰戈爾的“造神”運動。

 

這在魯迅1934年的雜文《罵殺與捧殺》中的一段即可看出：

 

“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有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誌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紹介了：‘纛！嘰哩咕嚕，白雲清風，銀磐……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於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

 

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於還糊塗，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製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於他是不至於如此隔膜的。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由此可見，魯迅當初的那句“一榻糊塗”說的不是泰戈爾，而是他身邊的那群人——這與魯迅向來“不摻和”的性格倒也是相符的。

 

無論是反對還是冷眼，泰戈爾其實多多少少自己也都感受到了。

 

所以，原本他在北京要演講六場，結果他要求縮減到了三場。原本他在中國計劃待更長一段時間，但最終在5月底就選擇離開。

 

在離開中國的時候，一直陪伴的林徽因請泰戈爾給自己留一首詩，早就看出徐誌摩有情林徽因但後者無意的泰戈爾，寫了一首《贈林》：

 

“天空的蔚藍，

愛上了大地的碧綠。

他們之間的微風歎了聲，

唉！”

 

這首詩泰戈爾雖然影射的是徐誌摩對林徽因的感情，但用來形容他自己的第一次中國之行，倒也無不可。

 

林徽因和泰戈爾

7

 

1929年，泰戈爾又來了兩次中國。

 

3月下旬，泰戈爾去美國講學，6月中旬，去日本講學。兩次旅程，泰戈爾分別選擇在上海逗留了3天和2天。

 

泰戈爾住在徐誌摩給他安排的上海四明村公寓裏，沒有對外公布任何消息，也沒有外出，沒有講學，隻是談詩。

 

經曆了1924年的中國之行後，這應該是泰戈爾自己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