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我們要做既清醒又誠實的人

 

人為什麽存在？

文｜木心

 

在本世紀，存在主義是件思想界的大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存在主義是在法國興起的文學流派。以薩特為代表，後來成了二十世紀現代文學主潮，席卷西歐，波及南美北美，二戰後，勢焰更盛。

 

“存在主義已像大氣壓一樣，到處存在，成為知識分子中占統治地位的精神潮流。”匈牙利學者盧卡奇說。

 

存在主義初為哲學界的一個哲學名詞，概念限於哲學。薩特出來後，研究克爾凱郭爾、胡塞爾、海德格爾、雅斯貝斯等人的“存在”學說，以他豐富的別具一格的文學著作、政治論文，從存在主義哲學原理，形成一種文學觀點、政治態度、寫作方法。他本人還參與很多社會活動。

 

當時社會正期待這麽一個人物，一個宗師，需要有人出來，對戰後不知如何是好的青年說話，引路，正好薩特是這麽一個人物。

 

現在不太有人提存在主義了。當時，可不得了。

 

中國，七八十年代有一群青年人偷偷在講存在主義，很信服，硬把我也拉進去，我說，我不是。

 

什麽是存在主義文學？以存在主義哲學為核心的文學活動。存在主義的內核，是存在主義哲學，存在主義的外形，是存在主義的文學。一個哲學概念和一個文學流派一起發生，發展，這在文學史上沒有過。

 

存在主義的鼻祖是誰？不是薩特，是十九世紀的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這位哲學家很特別，用小說、散文來間接傳達他的哲學觀點，不直接用哲學方式寫。

 

所以存在主義一出世，就和文學結下不解之緣。我的說法是，存在主義這個嬰兒，是穿著衣服誕生的。薩特的文學成就，我是佩服的，他的《牆》（Le mur），實在是寫得好。

 

薩特是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者，克爾凱郭爾是基督教的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是從有神論慢慢過渡到無神論的，在這過程中，有個過渡的人物，胡塞爾（Edmund Husserl）——我們往往不知道胡塞爾的過渡、克爾凱郭爾的起緣——薩特曾在胡塞爾門下做學生，後來成就超過前輩。

 

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薩特之外，還有加繆（Camus）、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薩特有好幾大聰明：他和德·波伏娃那麽好，但不結婚，聰明！諾貝爾獎給他，他不要，聰明！他這些聰明，是非凡，所以我稱他是當代的騎士。

 

他長得難看，又崇拜“WG”，我起初討厭，後來看了作品，還是佩服他。

 

還有雷蒙·蓋蘭，本雅明·豐達納。這兩位在法國也很有名，但屬存在主義邊緣作家。此外，意大利、秘魯、印度、日本，都有存在主義作家。《大英百科全書》把卡夫卡也列入存在主義作家。

 

五十年代加繆思想轉變——整個說來，存在主義是“左傾”的——他和同誌們辯論，“右傾”了。六七十年代，存在主義日薄西山。1980年薩特死，存在主義思潮亦結束。

 

但作為影響，存在主義對將來還會不斷有影響。

 

在法國，存在主義分三派：薩特，無神論的存在主義。梅羅·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加布裏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1889—1973），基督教的存在主義。薩特、龐蒂，有所相通，加布裏埃爾是克爾凱郭爾的繼承人。薩特勢力最大。所以主要講薩特。不要講起存在主義以為隻有薩特，不是的。

 

薩特的存在主義有三項（或謂原則）：存在先於本質。自由選擇。世界荒謬，人生痛苦。

 

很多至理名言，如果心領神會，不多嘴，是蠻有味道的，然而人總歸要求解釋。一解釋，就跌價，味道不對了。我愛寫作，不愛演講，一講，就跌價——現在要講，隻好跌價。

 

人存在著，自己做選擇。後來呢，本質顯現出來：世界是荒謬的，於是痛苦——這是我的通俗解釋，大跌價。這裏是粗粗講講。

 

1943年，他發表《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建立了自成一家的存在主義體係。書中提出“存在先於本質”，後來人們從各種不同角度解釋。這個公式，我年輕時看到，覺得不新鮮——佛家的因果律，唯物主義的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還有笛卡爾的公式“我思故我在”，倒一倒，就是“我在故我思”——都可參考。

 

他又講：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他講，人存在，首先遇到自己。人之初，是空白的。後來露麵，要造就自己。人不是上帝造就的。人是自我感覺到，然後存在。總之，存在先於本質。

 

我覺得也講得通，但有什麽意思呢？平淡無奇。

 

 

而且，人是決定自己的嗎？我想成為鋼琴家，環境不允許，於是自己無法決定。可是後來，音樂修養還在，我和音樂還是同在，這不也決定了嗎——哲學就是這個東西，講來講去，怎麽講都可以，所以我厭倦了哲學。

 

我少年時為了學哲學，吃足苦頭，一字一句啃經典，不懂的地方總認為自己笨，隻好死讀硬讀。特別是黑格爾，一次又一次讀，後來關在地牢裏，花三個月，第三遍讀完了《小邏輯》，書上被我批得密密麻麻，好像有點悟了。

 

不要以為哲學裏可以找到真理。那是黑房子裏捉一隻黑貓。哲學家不過是想盡辦法說，說得別人相信。黑房裏捉黑貓，還是比喻不對，是一群哲學家在黑房子裏你撞我，我撞你，黑貓呢，從來就沒有過黑貓。

 

這就是我的哲學。要是說得文縐縐，叫做“無真理論”。

 

第二項核心，被認為是薩特的精義所在：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他反對任何決定論，在任何環境都可以自己選擇。如果不能自己選擇、決定，就不算存在。

 

從內心講，你可以批判、對抗，沒人可以控製你的頭腦，但碰上“文革”，你能選擇嗎？能決定嗎？不過薩特不是指這些環境決定。他指的是他通過自己判斷來決定選擇，然後他要對自己的選擇和決定負責。

 

這段看起來很對，但很片麵。薩特，你有律師嗎，如果你犯了罪？

 

現代知識分子，二戰後，極度混亂。老子哲學起了良好作用，但隻限於一小撮人。老莊是出世的，而存在主義是入世的。所以從曆史角度來解釋存在主義，它有功。它通俗易懂，將人生難題一把抓起來，在當時是有用的。所以我說存在主義是擺地攤，比到大公司買東西實惠。

 

哲學是個拐杖，藝術家是舞蹈家——也有用，拐杖有時可以打人，打狗。

 

我用拐杖是為了風度，拍照需要。

 

薩特在文學上不愧為好樣的。在政治上參與，有時瞎起勁，幫倒忙。中國沒有受存在主義好處，也沒有受存在主義害處。

 

存在主義，我以為是大眾哲學，勵誌哲學。為什麽？對二戰後的歐洲起過安撫作用。進取性很強。所以我會很不禮貌地把存在主義指名為“大眾哲學”、 “勵誌哲學”。1949年前上海流行所謂“勵誌哲學”，民主人士還成立“勵誌社”，社址好像就在淮海路、雁蕩路那裏——這就是我不反對存在主義的原因。

 

叔本華認為自由是不可能的——意誌是自由的，人不自由，可是悲觀主義不實用。薩特的存在主義，說穿了，是實用的悲觀主義，悲觀主義的實用主義——但隻能下麵說說，不能說出去。爭也爭不過來。

 

超人哲學是個人的，英雄的。借佛家語，是小乘。薩特的哲學可謂大乘。我以為大乘是對小乘的誤解。小乘真實，是個人自己超度自己。

 

尼采的道德觀，就分偉人道德、奴隸道德。

 

現在來講薩特哲學的第三原則：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第一原則，是理性分析。第二原則，從悲觀裏跑出來。第三原則，又回到悲觀主義。

 

這是硬撐起來的麵子：人不是神創造的，所以要自由選擇。但薩特忘了、或不提“命運”——比如俄狄浦斯，他殺死作為敵方的王，自己選擇了王位，又選擇了王後，哪知所殺的是他父親，所娶的是他母親，最後他把自己的眼睛挖了。當然，這是俄狄浦斯的最後一項自由選擇。

 

命運，高於一切，高於神。

 

第二原則，隻能看做鼓勵士氣，讓青年奮鬥，談不到真理、哲學。一個年輕時代的存在主義者，到晚年會滿意自己的選擇麽？

 

哲學是什麽？哲學家的遁詞無非和科學家的結論一樣：科學家說，宇宙是無限的，也是有限的。那麽，哲學家的選擇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但哲學家不講後麵這句話。

 

康德的二律背反，實際上已經講出了真理是不存在的。康德是客客氣氣的無真理論，我是不客氣的無真理論。但說出去，要圍攻的。圍攻不怕，但無聊。

 

薩特三原則：第一，孤立的。第二，搖擺的。第三，否定的。

 

但第三原則最真實——世界荒謬，人生痛苦——否定了第一第二原則。這是不能改變的。薩特蠻老實的，他知道“自由選擇”可以使人選擇為善，也可以使人選擇作惡。他悲傷地說：

 

明天，在我死後，有些人可能又打算建立法西斯，而別的人可能變得很懦弱，隨隨便便，聽憑他們為所欲為。那樣，法西斯主義又成為人類的真理了。

 

薩特不但老實，而且聰明。他明白，自由選擇的那個人是沒有支撐點的。我存在，別人也存在，每個人都有他的思想和意誌，都有“主觀性”。所謂社會，就是“主觀性”的森林，人人都是其中的孤獨者。

 

我看到存在主義時想：存在主義行，薩特不行。他那張臉你看看。

 

第三原則最真實。

 

他的三原則，是三條直線。單憑這三原則，是成立不了哲學體係的。二戰後存在主義之所以成為青年人的思想主潮，是有其深意的。存在主義試圖恢複已經失去的人的價值，要求人選擇和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有好處。他要把上帝、命運，都否定掉，重新規定人的本質、意義、價值，由人自己的行動來證明、來決定、來判斷。重要的是在於行動。他說：

 

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成為懦夫，英雄把自己變成英雄。

 

 

這是對的——在座都從苦難中出來，本來是應該被埋沒的，當個小市民，但大家都有一番成績，將來不同程度前程遠大，這，就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我自己出國，根本就是結結巴巴，好不容易，細節上處處作假，隻為了出來。我的意思是說：所謂自由選擇，我們的選擇之苦、之難，薩特哪能了解。但我們每個人的經曆，都說明自由選擇是有的，可能的，《浮士德》的主題，永不休歇。中國的《易經》早就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尼采的超人哲學，是一種高貴的欣賞品，一種美味的滋補品，但存在主義是實用的救濟品。

 

所以不要宣傳悲觀主義，可以宣傳存在主義。不要忘記存在主義產生的年代：二次大戰先後牽涉六十多個國家，世界人口五分之四卷入戰火，數以千萬計的死者傷者，精神文化的遺產被摧毀。而在存在主義同期，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抗戰剛結束，大家忙於重建家園，我所看到的，沒有人思考根本的徹底性的問題。有種的，去延安，沒種的，參加國民黨所謂“戡亂”救國，既不去延安，也不去“戡亂”的，就在時代邊緣跑革命的龍套，跑得很起勁。我當時就是這樣。

 

說這些，說明中國當時根本沒有思想家。

 

當時羅曼·羅蘭在法國，西方根本沒人讀，中國卻在大讀特讀。等到大量譯介存在主義，已是“WG”結束後的八十年代。中國的封閉落後，說來話長，現在再趕，趕得上嗎？

 

二次大戰，起因、結束，十年光景。戰後幸存的一代知識分子，知識很有限，因此很苦惱，這就是常說的“迷茫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什麽是人的存在？人在世界上占何種地位？人應該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薩特的可貴，是拿存在主義理論去回答這些問題。存在主義確實適應了戰後的精神需要，使精神苦悶又不甘沉淪的青年找到支撐。

 

法國人當時有句俏皮話，把存在主義叫做“咖啡店裏的特種飲料”。一個普通的法國人，口頭也掛著存在主義的詞匯。直到今天，法國人還是感謝那個時代。

 

中國近代的大思想家，梁啟超、康有為、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瞿秋白、胡適、魯迅，想的都是如何救中國，中國國民性是什麽，等等。但是，戰後西方人的大問題——什麽是人的存在？人在世界中占何種地位？人應當如何看待世界——這些思想家很少想到。

 

中國的教育家，啟蒙師，思想家，是誰？

 

最傑出的是魯迅，但他把生命問題縮小了，是“救救孩子”，他要救的那些孩子，就是後來申請入黨、開除出黨、又恢複黨籍、又退黨，如何如何……這些“五四”時期的老人，後來連“救救孩子”也不說了。

 

一句話，我老是講：宇宙觀決定世界觀，世界觀決定人生觀，人生觀決定藝術觀、政治觀、愛情觀……但是中國的政客是從政治觀出發，決定人生、世界、宇宙觀，然後拿來為他們的政治觀服務。

 

可是老莊就是從宇宙觀開始一路決定下來。

 

魯迅他們，是從人生觀半路殺出來的，世界觀不成熟，更沒有宇宙觀。他們往往容易為政治觀說服，拉過去。

 

國民黨的“仁義禮智信”，“新生活運動”，都是政治需要的倫理把戲。政治家，清一色都是樂觀主義。我謂之“不要臉的樂觀主義”。

 

列寧知道愛因斯坦出了相對論，焦急萬分，問黨內有沒有人可以駁倒相對論。

 

魯迅的世界觀、宇宙觀，有一度和佛教“touch”（觸摸）了一下，就避開來。尼采也碰過一下，避開來。他們都急著要去建立他們的人生觀。

 

 

為什麽政客，有政見的人，都從來不問宇宙？避而不談世界？避不開時，像孔孟一樣敷衍幾句？他們要欺騙人。進化論，樂觀主義，都是要騙人。研究宇宙、世界，必然涉及衰退、毀滅，必然導致悲觀主義。

 

文學家的樂觀主義是糊塗，政客的樂觀主義是欺騙，商人的樂觀主義是既糊塗，又欺騙：目前的世界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呢，要做既清醒又誠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