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加拿大華裔學者，加拿大楓葉出版社社長。四川師範大學外語係77級，曾在四川大學外語學院教書多年，後赴澳大利亞留學。移民加拿大後，以治學為生，研究興趣廣泛，現為加拿大多家華文報刊專欄作家。近年來與國內數所大學開展學術交流，常回國講課，並受聘為客座教授。
回望曆史，1950年5月，新生政權建立後的第一部《婚姻法》頒布實施。當年，國際國內有多少大事，有多少棘手的難題函待解決，各行各業百廢待興，卻不知為何，率先推出了《婚姻法》。今天的讀者或許好奇，起草這部《婚姻法》的都是些什麽人? 何以能在開國幾個月時間內拿出那麽一部關係到當時有五萬萬人口的法律文本?
如今尚可查閱到的史料記載，毛澤東捐棄前嫌，任用賢才，指定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本名陳紹禹）擔任第一屆政務院法製委員會主任，並委托他負責起草《婚姻法》。王明雖然不是學法律的專才，但當年他在延安分管過婦女工作，負責處理過陝北地區的不少家庭婚姻案例，後來又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由此看來他已積累了豐富的法律事務經驗。
同年4月1日，早一個月，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王明就代表法製委員會向會議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並作了“草案”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對這一部分，如今學界沒有爭議，因為這是事實。但對起草這部婚姻法典的主筆人是不是時任政務院法製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明，長期以來仍有歧義，主要因為1955年經最高層同意，患有嚴重心髒病和肝病的王明去蘇聯治病和療養，遲遲未歸，最後客死他鄉，這一人生結局從此被斥為“叛徒”或“叛國”，話語一邊倒。從此曆史篇章被改寫，至今尚未以正視聽。
這讓我想起了中國郵政史冊裏的開國大典郵票，原創油畫上的前排人物，隨著政治運動的風向標變化，人頭被不斷地多次塗抹和置換，張冠李戴，曆史被扭曲和閹割，令人唏噓不已。說來有趣的是，有關王明是否參加起草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一個原本很清楚的問題，居然引發爭議長達大半個世紀，延續至今。
2001年8月2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轉載了《毛澤東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一文。2002年3月2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羅瓊談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起草前後》。作者羅瓊（1911—2006）是經濟學家薛暮橋的夫人，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她說：“婚姻法起草和修改過程中的大量工作是在鄧穎超同誌主持下由中央婦委進行的，她本人也是參與起草者之一，王明沒有參與起草，也沒有參與討論。”
1931年12月頒布的早期中華蘇維埃政府婚姻條例
體製內的黃傳會寫過《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誕生紀事》，也采納這種觀點。如今似乎已成定論，將王明說得一無是處。然而事實上，王明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經“組織”同意，就已離開北京，去了蘇聯治病，直到1970年代去世，20多年作為“邊緣人”，早已失去了話語權，任由後人評說。難道遠在異國的他還依依不舍《婚姻法》，聲稱享有版權？說來荒誕，值得商榷。細讀這些文章裏的結論，都回避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真相：王明本人作為法製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由他領導的法製委員會，授權在製定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過程中，他到底做了哪些工作並發揮了什麽作用？
近年來對王明的評價出現了一些正麵的敘事。2008年11月修訂出版的《王明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11月版，戴茂林、曹仲彬著）述及：“實際上，在建國前，王明在中共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期間，就在山西臨縣開始著手準備婚姻法草案的製訂。”這是目前可看到的最新官方出版社說辭，符合當時的真實情形，應為信史。
這本書中還寫道，為了製訂好婚姻法，王明和法製委員會的同誌們不僅“認真研究了黨在戰爭年代製訂的這些婚姻條例，還研究了幾十份人民法院的報告、專題總結、判決書、調解書、案例、統計材料等，又翻閱了有關婚姻問題的報刊資料，並進行婚姻問題的實地調查等項工作。”
中共黨史文獻裏記載，戰爭時期的王明對理論頗有偏愛，做事情喜歡引經據典，他和法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還學習了馬、恩、列、斯關於婦女問題和婚姻、家庭和社會發展問題的學說，以及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中的論述”，同時還“學習和參考蘇聯、朝鮮、東歐等國家的經驗。王明親自帶頭翻譯了俄文新版的《蘇聯婚姻、家庭和監護法典》。”
另外，《王明傳》一書的作者曹仲彬、戴茂林先生曾在1980年代專門采訪過當時參加婚姻法起草工作的法製委員會委員李光燦先生（1918—1988年），知名法學家。據李先生回憶，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王明代表法製委員會作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這份報告的初稿是由王明口述並由李光燦當場記錄的。李光燦說，這篇23000字的報告初稿，王明在近17個小時裏幾乎一氣嗬成。
李光燦先生的這一細節描述帶有明顯的讚譽，但從當年其在中國法學界德高望重的人品口碑看，他絕不會蓄意編造，尤其是王明後來“赴蘇看病，然後不複返”的經曆，李光燦先生沒有必要為其歌功頌德，因此真實性極高。這從一個側麵看出王明的文字口述能力和對婚姻法內容製定的詳熟。
其後，法學家周大偉先生在《王明的那點兒“婚姻法律問題”》一文中也披露，我們無論如何無法想象，一個“既沒有參與起草，也沒有參與討論”的人，怎麽可以憑空寫出如此邏輯條理清晰、內容理據兼備的“婚姻法草案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我認為也是言之有理的。
1950年審議婚姻法草案時，除了公開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外，王明還有一份沒有公開發表的內部口述報告。
印象最深的是，王明在這份內部口述報告中講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段子”。他說，在建國初期，各地為了搜捕隱藏的國民黨敵特和反革命分子，晚上經常組織民兵在田野中巡邏。但各地紛紛報告說，民兵們在玉米地裏時常抓到一對對“野合的未婚青年男女”。結果各地的敵特反革命分子沒有抓到多少，村公所裏倒是關滿了這類“不法男女”。
對於這樣一個今天看來再容易定性不過的問題，當時就連國家的“立法大臣” 王明也不知所措。史料記載，王明在口述報告中說，他們特地為此事請教了蘇聯專家。蘇聯專家的意見是，這類問題屬於道德領域內的問題，適合采用批評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法律製裁的方法。聽了蘇聯專家的建議，王明等終於如釋重負。
1935年8月，共產國際10執委在莫斯科郊外。左起前排：馬蒂、季米特洛夫、陶裏亞蒂、弗洛林、王明。後排：莫克文、庫西寧、哥特瓦德、皮克、曼努伊爾斯基
當年。新生政權很重視婦女工作，成立了女子大學，創辦了《中國婦女》雜誌。毛澤東認為把這兩件事交給王明負責，並由他來領銜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個很好的思路，當然王明的上麵還有董必武掛帥，這《婚姻法》的工作交給王明去具體操作，最高層完全不用擔心會出現什麽紕漏。史料記載，1949年以後的《婚姻法》曆經41稿修訂，於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王明代表法製委員會向會議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並作了“草案”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會議通過這部八章27條的《婚姻法》，毛澤東主席隨即發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國實行。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這就是紅色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曆史沿革。隻因後來王明去蘇聯治病，遲遲未歸，70年代客死他鄉，被戴上了“叛徒”或“叛國”的帽子，按照官場慣例，不能再擺他的好，如今還有不少賣乖的學人出來撰文，移花接木，精心抹去了王明的這一段德政，延續至今。
王明的晚年，大都是在輪椅和病榻上度過的，病魔纏身，即使躺在病床上，仍然心緒不寧，沒有停止關注國內的形勢。1972年8月前後，王明心髒病時常發作，有時肝膽腸胃病同時並發，他抱病寫下《病豪》一首，自我慰之：“卅載受災毒未盡，遍身皆病藥難良。兩遺一飯強廉頗，千蕩尤持傲武王。已見叛徒永遺臭，彌彰真理更留芳。還期華夏妖氣靖，年近古稀還故鄉。”可謂他的真實心境寫照。
當年，王明還強撐病體，將晚年撰寫的幾篇文章修改擴充，編輯成冊。該書主要圍繞“文化大革命”展開，貫穿了中國共產黨50年的曆史，其間不乏個人的真知灼見。全書四篇12章29節，近20萬字，後來定名為《中共五十年》。1974年3月27日，王明編寫完此書後的第四天，病逝於莫斯科，終年70歲。據他的妻子孟慶樹說，王明曾準備從哲學角度寫一本關於毛澤東的書，終未能遂願。看來，王明是帶著深深的遺恨離開這個世界的。王明去世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
當年對於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僅《參考消息》上略有見聞。蘇聯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王明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3月28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刊載了王明去世的消息，並開設專欄，配發照片，登載悼念文章。蘇共中央《追悼王明同誌》一文，稱讚王明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戰士，中國共產黨著名活動家”，“是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
王明去世後，蘇聯政府將其安葬在“新聖母公墓”。新聖母公墓位於莫斯科西南郊的列寧山下，從1923年起，這裏成為名人公墓，安息在此的都是蘇聯人熟知的麵孔，顯赫的人物。有文學巨匠果戈裏、屠格涅夫，前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緊挨著王明墓地的，是蘇軍元帥裏昂諾夫。
王明的墓碑上用俄文寫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家”。碑座上的雕像出自蘇聯一位著名雕刻家之手，其作品還有克裏姆林宮牆外墓地的勃列日涅夫雕像。王明去世後，雕塑家先在其臉上用石膏做了一個模子，再參考生前的照片，幾經修改而成。前些年，我曾借去俄羅斯旅遊觀光的機會，專程前往莫斯科，拜謁了這位中共早期領導人的墓園，並尋找到王明後人，了解到不少真實的王明晚年人生故事。
左起博古（秦邦憲）、王明、周恩來1937年在漢口合影
1975年，王明的遺著在蘇聯用中俄兩國文字出版。中文版印數極少，俄文版對原書的內容進行了修改。1980年，國內現代史料編刊社，將俄文版翻譯成中文，內部出版，改書名為《中共五十年》。讓我想起了張國燾的加拿大晚年，也寫過一本長篇傳記《我的回憶》，主要記述他與同輩黨人的故事，與王明的個人傳記頗有異曲同工之處，是研究現代中國曆史，尤其是中共黨史繞不過去的曆史篇章，不僅可讀性高，真實性也很高。
在那場空前的“文革”浩劫期間，王明和妻子及子女雖在蘇聯莫斯科，但每日都獲悉國內輿論和紅衛兵對他的批判，聲勢浩大，雖未觸及肉體折磨，但精神上卻飽受驚擾。國內的家人難逃厄運，慘遭橫禍。“文革”伊始，王明繼母黃蓮舫便被趕出京城孟公府2號，送回原籍金寨縣，當地革命委員會接收黃蓮舫後，每月給她13元生活費，並撥給她一間房屋居住。1970年，黃蓮舫病逝，縣民政局撥款130元，安葬了這位老人。這樣的結局，還算幸運。相比之下，王明的嶽父嶽母就慘淡得多。
黃蓮舫離開北京不久，孟公府2號被看管起來，王明的手稿和藏書悉數被抄走，王明的嶽父嶽母也被勒令搬出。1968年王明嶽母病逝，嶽父孤身一人，生活艱辛，含冤死去。王明的弟弟陳紹煒，在天津慘遭紅衛兵毆打，險些喪命。妹妹陳映民是老紅軍女戰士，當年浴血沙場，何等堅強。可她後來談起“文革”中的遭遇，未曾開口，淚流滿麵。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慘無人道的批鬥，當場氣絕身亡。
紅衛兵同樣也沒有放過王明的父親陳聘之，這位曾為早期中共做過許多有益工作的“亡魂”，葬在八寶山，也沒能躲避過那場浩劫，狂熱的紅衛兵們高喊著“砸爛王明狗父親”口號，衝進墓園，毫無顧忌地將其墓碑砸成三截。行筆於此，不由得讓我想起了王明和張國燾的人生結局，在異國安度晚年，子女孝順，都是一家三代人的和美大家庭，盡享天倫之樂，最後無論生老病死，都應是善終。如果不走出國內亂局，遠離政治，注定逃不過曆次運動的整肅及那場浩劫帶來的滅頂之災。
王明孟慶樹夫婦
值得一提的是，王明的妻子孟慶樹也是1949年後第一部《婚姻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擔任了當時中國法製委員會資料室主任。她出道很早，是1925年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第五期女子學員，也就是黃埔五期。那一年年底，國民政府統一了軍官培訓製度，各地自辦的講武堂以及軍校全部被取消，統一合並於黃埔軍校，並且還將陸軍軍官學校改為中央軍校。1926年3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在武漢成立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成立後首次招收女子學員，一位年芳15歲的漂亮女子應征入伍，後來成為了王明的妻子。此人就是孟慶樹，以她的資曆，應算是將軍級別的大人物，絲毫不輸楊子烈、蔡暢、康克清、鄧穎超等同輩女革命家。這裏提及的楊子烈是張國燾妻子，曾任中共一大時期的第一任婦女部部長。
孟慶樹出生於1911年，她是安徽壽縣人，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孟慶樹自小長得亭亭玉立，稍微長大後更是出落得美麗動人。她雖然是一介弱女子，心中卻有不遜於男子的豪情壯誌。1927年，經組織安排，孟慶樹前往蘇聯留學，在蘇聯留學期間，她結識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
1930年，孟慶樹從蘇聯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從事婦委工作。此時王明已經從蘇聯返回國內一年多時間，他一直追求貌美如花的孟慶樹。不過孟慶樹作為那個年代的“白富美”，卻沒有看上其貌不揚的王明。王明身高不足一米六，與博古站在一起還不到博古的肩膀。
轉機發生在1930年下半年，孟慶樹在從事婦委時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王明通過各方活動，使得孟慶樹於當年11月出獄。孟慶樹出獄後不久就嫁給王明，而王明自從迎娶孟慶樹後就走上人生巔峰，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幫助下，王明成為了當時的中共領導人。
1931年年底，孟慶樹與丈夫王明一起前往蘇聯，之後王明一直留在蘇聯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孟慶樹也陪同丈夫生活在蘇聯，直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才返回國內。返回國內後的孟慶樹先後擔任了統戰工作會委員以及法律委員會委員等職務，與蔡暢，康克清，鄧穎超等女革命家交往甚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孟慶樹擔任了法製委員會資料室主任，繼續從事法律工作。王明常年有病，需要定期前往蘇聯治病。1950年，王明到蘇聯治病，在此期間，孟慶樹一直陪著王明生活在蘇聯。1953年，孟慶樹與王明返回國內，王明的身體依然沒有好利索。1956年，孟慶樹再次陪同王明前往蘇聯治病，之後夫妻二人一直滯留蘇聯，沒有返回國內。
王明去世後，孟慶樹竭盡全力，著手搜集整理《王明詩歌選集》，全書收錄王明創作的詩歌399首，1979年莫斯科進步出版社用中俄兩種文字同時出版。孟慶樹終於了卻自己的一樁心願。晚年的孟慶樹主要與子女們生活在莫斯科，最終於1983年9月5日因病去世，撒手人寰，終年72歲。孟慶樹去世後，隨丈夫王明葬在莫斯科的新聖母公墓。
王明和孟慶樹，生育二子一女，這三個孩子全部加入了蘇聯國籍。長子名王丹芝，他在蘇聯娶了蘇聯女子為妻，一直從事研究工作，如今居住在莫斯科。次子王丹丁也加入了蘇聯國籍，以研究中國文化為主，一生未婚，如今也居住在莫斯科。唯一的女兒名叫王芳，也叫王芳妮，上世紀30年代出生於莫斯科，外貌極似其母。她從未到過中國，也不會講漢語。1937年末，王明夫婦回延安時，將其過繼給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王明夫婦非常思念自己惟一的女兒，1947年寫過一首小詩：“一別十年久，時艱音問稀。雙親常夢女，多半訴離苦。”
當年王明夫婦常居蘇聯莫斯科，王芳時常看望父母。她生前學航空工程專業，後來當了一名飛行員。王芳身體一直虛弱，患低血壓，1985年1月27日早逝，終年53歲，與孟慶樹合葬於新聖母公墓。
長子王丹芝，乳名明明，1939年生於延安。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後，在遠東研究所當了一名工程師，後與一名蘇聯姑娘結婚。蘇聯解體後，他下海經商，在一家俄國貿易公司工作。
次子王丹丁，乳名亮亮，後改名為王丹金，1945年生於延安。1975年從莫斯科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畢業，曾在一家著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機構工作了11年。1986年，他從原單位辭職，從事中國傳統文化、氣功、武術、太極拳的研究和傳播，目前主辦一家中國文化中心。至今王丹金孑然一人，沒有結婚。他住在莫斯科東北部一棟公寓裏。他的氣功、武術在當地頗有名氣，不少人慕名拜師。人們知道他是典型的中國人，鮮有人知道他是王明之子。
王丹金曾兩次應邀去波蘭參加人體科學會議，並為人發功治病，引起轟動。王丹金是跟著王明開始學氣功的，他說父親長期用西藥治療，效果一直不好。母親出身中醫世家，對中醫情有獨鍾。多虧母親的中醫和針灸，再加上後來開始練習氣功，父親才能活得那樣久。近幾年來，王丹金常回國尋根。2004年夏，他回到金寨問祖，受到父老鄉親的熱情迎接。他說，他的最大願望是能從事“王明研究”，將父母在俄羅斯居住的故居，建成王明博物館。
王明的一生雖已成為過去的一頁，但他的故事並沒有完結。隨著前蘇聯和共產國際檔案的解密，隨著曆史真相逐漸浮出水麵，越來越為人們所了解，人們不再以盲從的眼光看待領袖人物，不再用定勢化、臉譜化的眼光對待曆史，王明作為一位早期中共領袖人物的身影越來越清晰地走到我們的麵前，如同他的同輩黨人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博古（秦邦憲）、張聞天等人，雖然先後都做過黨內老大，後來成為了紅色政權的邊緣人，但他一生的功過，與他在1949年以後留在北京主持起草的第一部《婚姻法》，是矣非矣，也都留待曆史重新評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