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加拿大華裔學者，加拿大楓葉出版社社長。四川師範大學外語係77級，曾在四川大學外語學院教書多年，後赴澳大利亞留學。移民加拿大後，以治學為生，研究興趣廣泛，現為加拿大多家華文報刊專欄作家。近年來與國內數所大學開展學術交流，常回國講課，並受聘為客座教授。
作者：桑宜川
劉仁靜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年輕的一位代表，參會時年方19歲，同時也是“一大”代表中活得最久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他的一生經曆豐富，但多劫難。他曾是北大學生，熱血青年，向往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與許多同輩黨人一道，遠赴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由於個人觀點傾向與斯大林相左的托洛斯基，並與之有師生之誼，回國後因言獲罪，被開除中共黨籍；抗戰勝利後，他賦閑在家，不問政事，靠編書賣文為生；1949年後與留在北京城裏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1890-1966)，包惠僧(1894-1979)，紅色中國早期領袖王明，張國燾麾下紅四方麵軍政委，後來的西路軍將領陳昌浩等一大批元老皆成為新政邊緣人，備受各種運動的羞辱。1987年8月5日，劉仁靜在北京新街口大街上過路時，不幸被一輛公交車撞翻，另一說是撞車自殺，喋血倒地，結束了他85年的坎坷人生。1966年“文革”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湧，每個中國人都身不由己地置身其中。劉仁靜由於曆史原因，曆次運動屢受批判，此次當然也在劫難逃，受到批鬥、抄家、勒令打掃胡同，清潔廁所等“待遇”自不在話下。最後更因他在胡同口牆上揭下一張炮轟劉少奇的文革傳單，因為眼睛視力差，想帶回家細看，而被紅衛兵發現後毆打，批鬥收審，並於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罪名是“有顛覆政府的活動”，隨即被關入秦城監獄，後移送到勞改農場，1978年歲末方得以平反，無罪釋放。那年月，劉仁靜曾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但是好景不長。次子在南京的一家工廠任職，一直極力在政治上和父親劃清界線。然而“文革”中還是被對立一派以“黑五類”家庭出身為由揪了出來，慘遭毆打，還一度關在水牢裏。這時劉仁靜夫人陸慎之的處境亦十分困難。老伴被捕，次子杳無音信，女兒劉文瀾遠在上海。陸慎之沒有生活來源，孤零零一個人，還要每天麵對鄰居的異樣目光。她向戶籍警要求到上海與女兒團聚，回答是“組織上不同意”。於是長子隻好從每月微薄的工資中擠出20元接濟母親，逢年過節另加5元。如此苦苦挨了幾年。1971年“有關方麵”終於同意讓劉仁靜夫人到上海，於是她就把抄家剩餘的衣物一股腦兒都帶上，舉家從京城南下，到上海與子女團聚。孰料世事多變，1972年4月劉仁靜在上海的子女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要求母親回北京照顧他的生活。這一來母親想不通了，她說：“沒聽說有老頭子坐牢，還叫老太婆作陪的，我不去。”此後劉仁靜的子女又收到了第二封，第三封，內容和第一封都差不多。再後來，上海的戶籍警都上門來催了，劉仁靜夫人陸慎之氣得生病。最後無奈中隻好由長子陪母親一起返回北京。
早年的劉仁靜與陸慎之夫婦
那一年，劉仁靜的家眷被送到地處北京城外延慶的一處勞改農場，在那裏他們見到丈夫和父親。據長子回憶，那是一座所謂的“獨院”，地處勞改農場的一個角落，內有兩間平房，另加一間小廚房，一間廁所。看守人員住在對麵，約有兩三間房屋，他們另有出入通道。而劉仁靜沒有“陪伴”是不能出院門的。當然外麵還有勞改農場高高的圍牆、哨兵和電網。對於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書生，猶如一道天壤之別的屏障，無法洞悉外麵世界的動蕩與喧囂。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終於迎來了1978年，時代變遷開始了。當年夏末，公安部的幹部在北京的江蘇飯店宴請劉仁靜夫婦，席間正式宣布，劉仁靜從此自由了，回原人民出版社工作，任特約翻譯。至此長達12年的“監護”生活終於結束。又過了8年，1986年，中央統戰部找劉仁靜夫婦談話，通知他將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10月任命正式下達。對於時年84歲的劉仁靜來說，這似乎是一個遲來的好消息，但畢竟是落實政策的體現，也是一種安慰。隻可惜好景不長，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因車禍不幸逝世，中共一大代表，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就這樣默默走完了自己的路。劉仁靜於1902年3月出生在湖北應城。他小時候在應城小學讀書，1914年春考入武昌博文書院，兩年後升入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就讀。武昌中華大學在當時是比較開放的學校，學生在完成規定的課程之外，允許學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間和接觸社會的機會。因此，劉仁靜利用自由時間，閱讀了一些當時比較進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學生雜誌》《科學》等。劉仁靜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新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從陳獨秀的大聲疾呼中，劉仁靜明白了許多聞所未聞的道理，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衷心的讀者。
他於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春，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和鄧中夏創辦並主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同年9月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繼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在上海任團中央書記，主編《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他曾於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出獄。1948年發表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中共曆史上，劉仁靜曾是“一大”代表中最年輕的一個，當時年僅19歲。這位來自湖北應城的熱血男兒，懷著滿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滾滾的革命洪流，人生航船經曆了許多風風雨雨、艱辛而又曲折。他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1924年3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部分與會者在上海合影，後排左1劉仁靜
早在1917年，劉仁靜就曾與中共領導人惲代英有過密切的交往。惲代英成立了“互助社”。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引起了思想活躍的學生青睞。劉仁靜也參加了這組織，並和惲代英一起組織活動。當時，惲代英比劉仁靜大6歲，在各方麵劉仁靜都得到惲代英的幫助和照顧。在惲代英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十點至十一點為養初（劉仁靜的號）改文。告養初力戒輕躁之習，求莊重和藹，與朋友交而敬之。”從日記中可以看出惲代英對劉仁靜關切之心。
隨著時代的發展，給“互助社”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活力，承擔起宣傳新文化的任務，組織了一些愛國活動，如上街調查國貨，宣傳人們不忘國恥。劉仁靜在“互助社”的實踐活動，為其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1918年7月，劉仁靜中學畢業。他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別“互助社”，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係。就在劉仁靜進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19年5月4日，中國爆發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五四運動”。北京大學組織了講演團，劉仁靜與同學們一道，每天上街向群眾宣傳，號召廣大人民群眾起來鬥爭。在這場運動中，劉仁靜被警方逮捕，判刑一個月。刑滿釋放後，回校繼續讀書，並轉入哲學係學習。
那時候，北京大學上課方式非常靈活。學生可以去聽課。也可以不去聽課，自己學習。所以，劉仁靜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圖書館。他在那裏結識了學生會主席張國燾，每逢陳獨秀授課之時，他每次都要去聽課。他閱讀了一些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如《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由於受馬克思主義和“五四運動”影響，劉仁靜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地升華，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0年春，劉仁靜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經鄧中夏、羅章龍的介紹，劉仁靜又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即中國共產黨的前身。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開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劉仁靜被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選為“一大”代表，和張國燾一起，出席了“一大”會議。
中共“一大”閉幕以後，劉仁靜激情高漲，一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忠實追隨者。回到北京，與鄧中夏等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潛心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與此同時，還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刊物《先驅》，1922年1月15日，《先驅》創刊號出版問世。由於當時《先驅》刊物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北大傳達室就成了《先驅》對外聯係和發行的接待點。之後，《先驅》刊物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1923年7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劉仁靜被推選為團中央總書記。為激勵青年的愛國熱情，劉仁靜做了大量工作，先後在《中國青年》、《向導》《民國日報》等刊物發表近百篇鼓勵青年積極向上，與世俱進的文章。他曾在一篇文章裏寫到：“我願剖腹來喚起民眾的覺醒……”家國情懷，拳拳之心，可圈可點。後來，劉仁靜以參加北京大學畢業考試為由，離開了團中央，由任弼時接替團中央總書記職務。
影響了中共“一大”老人劉仁靜一生命運的三位前蘇聯領袖人物：斯大林、列寧、托洛斯基
1922年11月，共產國際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這次會議。陳獨秀從上海來到北京，向劉仁靜轉告團中央的決定，派劉仁靜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因此，他們一起從北京動身，途經奉天、哈爾濱、滿洲裏來到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共國際三次會議結束後，劉仁靜和陳獨秀一起又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四次會議。會議安排了大會發言，大會規定發言須用英語。由於陳獨秀不會英語，因此，由劉仁靜代為在大會上發了言。參加此次會議，劉仁靜大有收獲。不但親耳聆聽了列寧的報告，更值得劉仁靜激動不已的是，結識了當年的二位蘇聯革命領袖人物，列寧和托洛茨基。
少共國際三次會議的部分代表，前排右2劉仁靜
1926年9月，劉仁靜再次受中共派遣，赴蘇聯莫斯科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同時在那裏學習的還有蔡和森、彭澤湘、吳玉章、董必武、王若飛等早期中共領導人。就在劉仁靜學習期間，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以斯大林勝利為結局。1927年11月4日，蘇共中央開除了托洛茨基的黨籍，1929年又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鬥爭異常殘酷。劉仁靜得知這一消息後感到震驚，甚至對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劉仁靜在列寧學院學習結束，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護照。他沒有直接回國，自作主張尋訪托洛茨基的下落。於是，劉仁靜離開莫斯科，踏上了去歐洲的征途。當年托洛茨基浪跡歐洲，飄泊無定。為尋找托洛茨基，劉仁靜從蘇聯啟程，經波蘭、捷克，1929年6月來到德國的柏林，在一個皮匠家中住下。尋訪工作毫無進展。一天，劉仁靜在街頭買了一份小報《民意報》，邊走邊看。突然，他驚喜地發現這竟是一張托派報紙。劉仁靜如獲至寶，經查明《民意報》的報址後，按照報紙上的地址，劉仁靜找到了辦報人烏爾班斯（德國人），並向烏爾班斯說明來意。烏爾班斯熱情地接待了劉仁靜，並向劉告知了托洛茨基的下落。劉仁靜興奮不已，在烏爾班斯陪同下，參觀了一些德國革命紀念地。大約半月餘，劉仁靜告別了烏爾班斯，離開了德國，經羅馬尼亞，來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劉仁靜顧不上旅途疲勞，隨即趕到太子島，終於見到了托洛茨基。兩人見麵後，激動的心情難以言狀。托洛斯基與劉仁靜用俄語進行了親切地交談。托洛茨基興奮地說：“你是我認識的唯一中國朋友，很高興有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者。”為了二人會麵的方便，劉仁靜搬到托洛茨基附近的一個小旅館住下。每天早餐後，劉仁靜來到托洛茨基家，多半時間在托洛茨基家吃午飯。托洛茨基當時正在忙於寫自傳，給報紙寫文章，賺點稿費，除了用來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還得留下一部分作為活動經費，生活過得很艱苦。為了維持生計，托洛茨基整天在工作室寫作。工作室不大，陳設也非常簡陋，桌上堆滿了書稿，還在桌上擺放著一張列寧的二寸照片。劉仁靜在土耳其住了大約一個月。在那些日子裏，每天上午是他們會談時間，下午大多兩人一起到島上散步或者劃船。他們交談的內容，主要是國共合作問題和反對派的任務。托洛茨基主張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應該單獨幹革命。其次，他們還討論一些國際問題。
臨別之前，托洛茨基送給劉仁靜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中國目前政治形勢和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在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總結了中國過去的革命並提出於今後的任務設想。後來，這篇文章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1929年8月16日，劉仁靜回到上海。惲代英找劉仁靜談話，不久，中共喉舌《紅旗日報》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明確指出：限劉仁靜三天內在報紙上公開交代訪問托洛茨基一事。劉仁靜不從，甫久即被開除了黨籍。從此以後，劉仁靜，一個不合時宜的書呆子，退出了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的旋渦。如今，托洛茨基已是一個被淡忘的人物。每當人們提到前蘇聯國家領導人，地位僅次於列寧，後被斯大林排擠開的托洛茨基，就會想起以他為首的“托派”。在過去的大半個多世紀裏，“托派”作為一個政治標簽，是“反動派”或“反革命”的代名詞。隨著國際共運史研究的深入，如今中國共產黨終於對托洛茨基已有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中央黨校的教材裏已開始出現正麵的文字敘事。過去提到托洛茨基及“托派”，人們往往是談虎色變。這並不奇怪，因為早在1929年10月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麵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文字表述。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他。人們知道蘇聯十月革命，卻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人們知道蘇聯紅軍，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蘇聯紅軍的締造者，並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幹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知道1924年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經濟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們知道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的地位原本僅次於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曾經並排懸掛；人們知道蘇聯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性，卻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間，托洛茨基就在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抬頭，防止希特勒上台；人們知道新版《列寧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達150卷之巨，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藝術、教育等等幾乎一切領域。就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中國大陸學界以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至下個世紀才能解決的時候，1999年人民出版社的《毛澤東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其中第六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均有對托洛茨基的重新注釋，對其作了正麵的評價，肯定了他在蘇聯革命運動中的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托洛茨基及“托派”在中國的故事終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至此，中共終於對托洛茨基有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是，想要扭轉幾十年來根植於人們頭腦中被歪曲的觀念，恐怕比修改毛著中的注釋更艱難。這需要有擔當的史家秉直書寫，讓曆史中被遺忘，被扭曲的人物逐漸還原，這是當代史應該弄清楚的事情。
作為觀照，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背負一生的托派曆史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盡管他幾十年被籠罩在托洛茨基及“托派”二字的陰影之下。筆者三年前應邀到北京參加文化部舉辦京倫會議，曾當麵請教過俄羅斯國家社會科學院的科洛琴娃教授，詢問托洛茨基在當代俄羅斯的曆史待遇，她坦言，“遠勝過斯大林。”誠如斯言，應為信史。如今官修的前蘇共和中共黨史裏，托洛茨基已經不再是一個“敗走麥城”的負麵人物，劉仁靜的人生故事中與托洛茨基的過往交集，師生之誼是兩國友好的見證，也將日益彰顯出精彩的華章。1949年後，劉仁靜從上海來到北京。劉少奇曾親自找劉仁靜談話，希望他為新生政權做點事情。後來，劉仁靜被安排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同時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女兒劉文瀾繼承父業，是英語翻譯家。1950年，劉仁靜還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土改工作結束後，為更好地發揮他的一技之長，調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他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名劉若水。1966年“文革”開始，劉仁靜受到運動衝擊，被抓捕關進秦城監獄。據說後來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發話說：“有些老托派，像劉仁靜，不要關了吧。”不久之後，劉仁靜從秦城監獄被放出，移送勞改農場多年。1976年“文革”結束，1978年劉仁靜被“平反”，這時他已是74歲的老人，曆盡人生滄桑，終於得以與家人團聚，安度晚年。
1981年，中共成立六十周年，“七一”前夕，新華社記者采訪了當時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並特發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說：“……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才如夢初醒，拋棄反動立場，站到人民方麵來。從1951年到現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十幾部重要的文獻資料和著作。”文章最後述及劉仁靜的感想：“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如今讀之聞之，一位讀書人的內心懺悔，是矣非矣，難以言說，仍然令人欷歔不已。相信多年以後，嚴謹的史家亦將會疏理其中曲直，給劉仁靜一生以一個客觀的評價。史料記載，劉仁靜的專訪見報之後，許多黨史和史學研究者慕名前往，造訪者絡繹不絕，給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幾分樂趣。每當回首往事，如同恍若隔世。劉仁靜常常感到愧疚和遺憾，更多的是幸運。然而1987年8月5日，一場意想不到的車禍奪去了劉仁靜的生命，這位中共“一大”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曆程。劉仁靜逝世後，8月12日《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大報紙對此都作了報道。1987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消息：“國務院參事劉亦宇（原名劉仁靜）同誌8月5日不幸逝世，終年85歲。劉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劉亦宇遺體告別儀式，今天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甫久，人民出版社和國務院參事室為劉仁靜舉行了追悼會，雖然沒有悼詞，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中共“一大”代表，北大同學劉仁靜（上排左4）與張國燾（上排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