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書評雜燴
關於鬱達夫的爭議，近百年來一直不斷。
有人說他是大作家，有人說他隻是個好色之徒；有人說他是抗日誌士，有人說他是妥妥的“渣男”……
而當我們剝離了這些標簽，我們就會發現爭議的根本在於：到底如何用一個詞、一個屬性，為鬱達夫這一曆史人物“定性”？
或許讀了這篇文章，讀者心中自有答案。
壓抑的少年時代
1896年，鬱達夫出生在浙江省富陽滿州弄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在鬱達夫出生時，鬱家的經濟條件尚可；然而，在他父親因意外去世後，家道迅速中落，支撐整個家庭的重擔都落到了他的母親身上。
出身書香門第的母親，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
自鬱達夫孩提時代起，母親便對他嚴加看管，幾乎不允許他玩耍，事事由母親做主；而鬱達夫更是知道母親持家的不易，早早懂事，勤奮好學，在學校的成績十分優秀。
然而，過早失去父親，母親的控製欲，家中貧苦到連買一雙新布鞋都要四處借錢的生活，都使鬱達夫的性格變得內向、敏感、孤僻、自卑。
他的童年，是壓抑的；而他的天性，又是愛自由的——從他讀大學預科時，十分反感學校教會式的管教，便可見一斑。也正是這樣的性格，影響了他的一生。
留學日本，卻因中國人身份而痛苦
時間轉眼到了1913年。這一年，鬱達夫的人生迎來了一個轉折點：離開家鄉，遠赴日本留學。
話還要從20世紀初說起。彼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已然結束，曾經的“彈丸小國”迅速發展起來，令人生畏。
一些有誌之士提出，應當由政府出資派遣一些優秀的青年赴日，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製度。
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鬱達夫……無數曆史名人都曾受此政策裨益，日本的一些先進思想與文化也的的確確由這些留日學生傳播到了祖國。
十七歲的少年鬱達夫，來到日本後，更是大開眼界。
這是一個與自己生活的國家完全不同的國度：滿街的櫻花，和洋並存的建築，比祖國先進得多的設施，在國內從沒讀過的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是，有無數美麗溫柔的日本女子。
一個長時間處於壓抑狀態下的人，來到一個全新的、不受管束的世界，往往會在“自由”這匹脫韁的野馬的驅使下，時刻都想做出比常人更出格的事情。
鬱達夫顯然也是如此。在那裏，他覺得他獲得了許久沒有獲得的自由：他可以成日讀閑書而不學習，可以喝酒交朋友；而作為一個正值青春期的男子，可以結交日本女友，甚至去妓館……想一想那些日本女子，她們身著和服，笑靨如花，三兩成行地走在街上，細膩豐白的後頸與腿在和服中若隱若現，青年鬱達夫曾一次又一次地為熱情奔放的她們所傾心。
然而，他卻並沒有獲得他想要的理想生活。在學校裏，憂鬱壓抑的他疑心別人是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疏遠自己；在生活中，他先後與後藤隆子等幾位女性戀愛，均無疾而終。自由的快樂逐漸退潮，他又回到了原點；而救國的心潮，卻一發又一發地在他的胸腔裏湧動了起來。
在他的自敘傳小說《沉淪》裏，那個與他身世經曆極其相似的主人公可以看作是他的縮影。
小說的末尾是這樣的：主人公在孤獨的生活中，鬼使神差來到了有陪酒女的酒館。在那裏，他麵對陪酒女曖昧的招待，恐懼，緊張，害怕得直哆嗦，又懷疑對方是看不起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憤怒地想要“複仇”。
他在那裏酩酊大醉，酒醒後，他在罪惡感、挫敗感與無盡的矛盾與痛苦中，跳海自盡了。死前，他痛苦地呼喚：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盡管《沉淪》並不盡然是鬱達夫的經曆：他不僅沒有像小說結局那樣自殺，還靠著它賺得盆滿缽滿——但是，這段描寫卻暗示了鬱達夫作為“弱國子民”，在侵略過自己祖國的日本所經曆的自卑與痛苦。
因為他是一個中國人——不似魯迅當年所寫的麻木的“看客”般的中國人，而是一個覺醒了的，有著強烈民族意識的，不願被看輕、被歧視的中國人。
然而，他又像魯迅所說的“出走之後的娜拉”——沒有救國的出路和方向，甚至連自己的自卑和憂鬱都克服不了。
娜拉若是沒有出路，那麽要麽回去，要麽墮落。因此，鬱達夫越來越沉溺於尋花問柳。這既是一種放縱，更是一種痛苦的無奈。
戀上“杭州第一美人”
1927年，鬱達夫在大學任教時，在結識了當時身為女學生的王映霞。
彼時20歲的王映霞，明豔動人，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稱。看看她的照片，模糊的像素掩蓋不住流暢的麵部線條和深邃的眉眼，在一眾女學生中的確光彩照人。
而她並不是頭腦空空的“花瓶”：外祖父王二南是南社社員，自小便教她讀書與琴棋書畫。
佇立於風景旖旎的西子湖畔，她的美貌仍不遜色，堪稱“淡妝濃抹總相宜”，舉止談吐更是不俗。鬱達夫很快迷上了她。
即使自己相貌平平，還比對方大了十幾歲，他仍然對她展開了不懈的追求，希望自己能夠憑借才情和熾烈的愛打動她。
他給王映霞的信中這樣寫：
“人生隻有一次婚姻，結婚與情愛，有微妙的關係，但你須想想當你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你情願做家庭的奴隸嗎？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盡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放棄……”
這樣的說法，其實不禁推敲：難道與鬱達夫在一起，就不需要結婚嗎？就不需要生兒育女，不需要麵對家庭的柴米油鹽了嗎？
大概，誓言隻有在說出來的那一刻最有價值。那一刻，或許鬱達夫是真的相信，自己可以讓心中的女神自由地生活——也或許，在他的生活中，已經有發妻替他完成這一切。
畢竟，此時他還未與家鄉的原配妻子孫荃離婚。
鬱達夫家鄉的這位發妻孫荃，後人將她與魯迅的妻子朱安、郭沫若的妻子張瓊華、徐誌摩的妻子張幼儀同稱“民國四大棄婦”。
某種程度來說，她們是封建製度的犧牲品，更是當時舊式女性悲劇命運的縮影。然而，與其他三位原配不同的是，孫荃曾經一度與鬱達夫萌生過情感。
鬱達夫在日本留學時，她不僅為鬱家人代筆與他通信，甚至還寫詩詞給他。而鬱達夫也願意指點一二，留日歸來後甚至與孫荃生了兩個兒子——盡管當初，他迎娶孫荃時，全無拜堂紅妝，僅一頂小轎與幾桌酒席而已。
這，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言歸正傳。王映霞漸漸被鬱達夫的真誠情感所打動，特別是鬱達夫“《沉淪》作者”的身份令她又吃驚，又崇拜。而他一封接一封的情書，更是使她春心萌動。
然而，唯有一點令她遲疑，令她的家人不滿：她知道了孫荃的存在。
出身清白，畢業於師範院校，有著新派思想的王映霞，不願意與有夫之婦結合，更不願做鬱達夫的妾室。
而鬱達夫麵對心儀的美人果斷決定：與孫荃離婚。
任由孫荃以死相逼，仍然沒有挽回鬱達夫的心。當時，他們的第三個孩子，才僅僅出生幾個月。1928年，鬱達夫依舊與王映霞在西湖畔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柳亞子甚至贈詩雲“富春江上神仙侶“。
才子配佳人，這在當時的杭州都是一段佳話。
“富春江上神仙侶”，卻落得勞燕分飛
時任大學教授的鬱達夫，手頭還算寬裕。而生性風流的他，更是舍得為自己的“佳人”一擲千金。兩人過著不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宣稱“比魯迅家過得還好”。
然而，或許是因為抗戰爆發，或許是因為生活水平的下降，或許是因為兩人性格本就不合……總之，感情很快出現了罅隙。
婚後，王映霞不僅發現自己的名分在鬱達夫的老家不被承認，還發現他常常花錢買醉，甚至有一次兩人爭吵後，他跑回孫荃那裏住了十幾日。這無疑為兩人之間的矛盾火上澆油，王映霞氣得掉眼淚。
而鬱達夫這邊，抗戰爆發後，他移居福建工作，滿腔愛國熱情的他不斷宣傳抗日，寫了大量的抗日文章鼓舞人心，越來越忙碌，逐漸分散了對家庭的注意。
一次，他偶然發現了一封自己的舊交，教育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聯想到一些關於妻子和許紹棣的風言風語，鬱達夫不禁勃然大怒，與妻子大吵一架，氣得王映霞離家出走投奔朋友。
其實，來自許紹棣的情書並不是證明妻子出軌的充分證據，王映霞也說自己與他的往來是在為自己的閨蜜孫多慈牽線。這個孫多慈，就是徐悲鴻曾經的學生和戀人。
然而鬱達夫仍然一口咬定妻子與他有染，懷疑妻子與情夫私奔。最終，被猜忌衝昏了頭腦的他在報紙上刊登了這樣的消息：
“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正常。汝與某君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現款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這樣的行為在當時，並不算難以理解；然而“攜去之細軟衣飾現款契據等”一句，卻所言有虛，更何況最看不起王映霞的鬱母，怎會對她“想念甚殷“？
甩鍋加道德綁架打感情牌，將王映霞徹底刻畫成一個水性楊花、愛財不愛子的“壞女人”，直擊大眾痛點，更顯得鬱達夫不夠豁達和成熟。
幸而，王映霞最終回來了，並解釋了一切。矛盾一解除，鬱達夫立刻又在報紙上發文，宣稱自己當時頭腦發昏，喪失理智，向妻子和天下人道歉。
這條“反轉”一出，一片嘩然。可以想見，當時的人會如何評價這兩個人——反正，大概不會再是“神仙侶”了。
這件事裏的鬱達夫，在現代人看來實在是幼稚。
然而，想一想，一段關係中，更為幼稚，更熱衷猜疑，總是在腦海裏不自主地放大事實不信任對方的那個人，往往是更加自卑的那一個。他的自卑與敏感，從來沒有走遠。
如果之後，王映霞沒有再做出讓鬱達夫猜疑的事情，或許他們之間仍會甜蜜如初。然而，不幸的是，她最終真的成為了戴笠的情婦。
在汪靜之的回憶錄裏，他曾提到，妻子的好友王映霞曾趁鬱達夫不在家，登門請求閨蜜的丈夫陪自己去墮胎。
事情告一段落，她又眉飛色舞地和他們講起，戴笠的小汽車接她走，戴笠的房子有多麽富麗堂皇。
汪靜之心頭一冷。
他知道自己正在了解事情的真相，然而懾於戴笠的權勢，他斷不敢告訴鬱達夫。
然而，鬱達夫何等敏感和多疑，怎會不發現一點端倪？又氣又恨的他，最終以《毀家詩記》20首，指控王映霞與許紹棣有婚外戀。
而王映霞更是悲憤不已，立刻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發起回擊。
這種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式，隻會消磨兩人之間的感情，成為吃瓜群眾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不久，這對曾經的“富春江上神仙侶”，還是勞燕分飛。
投身抗日，最終客死他鄉
自古，家國之恨就都是連在一起的。
或許當年的留學經曆，就已經在鬱達夫心裏種下愛國主義的種子；而家門不幸，更使得鬱達夫迸發出更多抗日救亡的激情。
早在抗戰剛開始時，他便與其他愛國作家一同發表《告世界書》，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革命文化團體支援中國抗日戰爭。
此後，他更是在新加坡發表了近500篇關於宣傳和支援抗戰的政論。縱觀他的文字，一掃往日的苦悶憂鬱，變得慷慨悲憤，字字鏗鏘。
從前那個以“零餘人”自居的自敘傳小說家鬱達夫，儼然變為了革命戰士鬱達夫。而他極富影響力的文字，自然也引起了日寇的注意。
1942年，新加坡淪陷，鬱達夫化名為趙廉，逃到蘇門答臘島開設酒廠，兼任日語翻譯，從事地下工作。
在當時的蘇門答臘，日語翻譯極其稀缺，鬱達夫每日接手的情報數量之大可想而知。
他勇敢地在敵人眼皮下，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開展工作，不僅傳遞了許多關鍵情報，更保全了無數抗日同胞的生命與安全。
然而，就在勝利前夕，鬱達夫的真實身份終究還是被憲兵隊發現。1945年，鬱達夫在蘇門答臘島失蹤。
種種調查表明，他被日軍暗殺，犧牲在了蘇門答臘島，年僅49歲。
在他去世前三年，他曾經摯愛的王映霞與鍾賢道成婚，一代交際場上的美人最終還是回歸了家庭，與一個平凡的人終老一生。
而他的原配妻子孫荃，還在自己的家鄉養育著她與鬱達夫的三個孩子。她告訴自己的孩子們，他們的父親是一個英雄，是為了救國才離開他們。
她希望孩子們長大後，成為像父親那樣報效祖國的人。
而最令人唏噓的是，在他死後不到一天，他與第三任妻子何麗有最小的孩子剛剛出生。這個幼小的生命不知道，她已經永遠地失去了父親。
結語
每一位曆史人物，都是曾有血有肉，真實存在過的人。他們身上有過人之處，也可能有令人難以忍受的缺點——究其原因，正因為他們是“人”：有人性，有人情。
而也正是這份“人性”與“人情”，才能使他們走下神壇，被後世的我們觸及。
就如同鬱飛對父親鬱達夫的評價，或許也適用於對每一個曆史人物的評價：
“我的父親是一位擁有明顯優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於衝動，以致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麽聖人，隻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醜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