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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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熱門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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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晃：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國啃的一嘴泥

(2021-04-09 07:39:13) 下一個

這是我期待已久的時刻：臉上做出非常嚴肅認真的表情，把不大的眼睛瞪圓，小嘴巴噘起，薄薄的嘴唇緊閉，身體不時搖擺以便顯示我在從各個角度觀察麵前的選擇，像專業人士一樣。這是1998年11月，我頭一次為《iLook世界都市》挑選封麵。

康明手裏有兩張封麵：左手舉著的是金黃色調，一個純潔的女孩肩上扛著麥穗，白色的衣服幾乎是圍在身上的，有點像古羅馬的裝束，女孩的臉是個側麵，有一個像蒙娜麗莎的笑容掛在嘴角上，頭上有一個用柳樹枝編的花環。右手的截然不同，一張模糊的黑白照片上麵有一個蓬頭散發的女孩，雙眼警惕地凝視前方，一種緊張的神態，身上黑色的衣服沒有任何細節，兩隻胳膊半張，也是一種神經質的姿勢。

“你覺得哪個好？”我問利豐雅高分色部的頭兒，潘先生。

“這個嗎，要看你嘍。”小潘是那種可以去外交部禮賓司當司長的商人，說話滴水不漏。

“你覺得哪個更好？”我追問道。

“這個金黃的嘛，和你原來《iLook世界都市》的風格比較近似；那個黑白的嘛，比較有個性。”在他的腦子裏話已經很清楚了，這句話的意思是：“這兩張都不能當封麵，金黃的這個還湊合，和你雜誌勉強有點關係，那黑白的純屬於瞎胡鬧，想都別想。”可那個時候我還是屬於熱血沸騰的階段，不具備聽明白這種話中話的能力，我當時的理解是，這個看過無數封麵的香港人覺得我兩個封麵都不錯。

“你說呢？”我問康明。

康明是我們的美編，他是一個小個子，說話有一絲非常好聽的四川音。他還會眯眯笑，而他笑的時候你是絕對不可能拒絕他的。這時候他笑眯眯地說：“你說了算嘍，我都喜歡。”

我這時候才意識到，當主編真牛，能讓一張破照片掛滿全國成千上萬個街頭。

我剛接手《iLook世界都市》的時候，我們整個後期幾乎都是在印刷廠做的。現在想想，利豐真是很照顧我們。我們每次都是大隊人馬殺到蛇口，有美編、責編、主編，美編還經常是兩個兩個地派去。到了就去利豐的分色車間，霸占兩台上好的蘋果機，把還沒有排完的刊物就地做完。一般這時候美編身後還坐著一個責編或主編什麽的，沒完沒了地下修改指令，“這個再往上點”“那個再往左點”“把這個模特的腿再修細點”……

已經是半夜兩點多了，我還是決定不了到底哪張照片當封麵。潘先生和康明困倦得直揉眼睛。我們當時坐在利豐為客戶準備的小會議室裏麵，這個房間有一麵玻璃牆，外麵是像足球場那麽大的利豐辦公室，而現在已經是黑漆漆的一片，隻有一個看守的保安，哼著粵語流行歌曲在外麵走來走去。我其實也應該是疲憊不堪了，但是興奮讓我根本沒有累的感覺。

“明天封麵必須要出來了，”潘先生提醒我，“我先回去了，你慢慢看吧。”

他走了之後我又把封麵放到會議室的書架上，那上麵有很多女性刊物，全國彩色印刷的刊物中有80％以上都是在利豐印的。

“是不是黑白的更顯眼一些？”我問康明。他打了個哈欠，“嗯”了一聲。

“那就是它吧，”我說，“咱們就得有點個性。”

刊終於出來了，我的第一個封麵。一個模糊的、神經質的女孩兒，一副恐慌的表情出現在280克銅版紙、過UV、加膜的封麵上。我驕傲地把刊物交給我的夥伴。

“啊，”他驚訝地看著封麵，“誰選的封麵？”

“我。”

“謔。”他想了想又說，“顯然，《iLook世界都市》馬上要起來了。”

“真的？！”聽了這話我高興得像被打了一針強心劑。

“肯定。”他笑著，堅定不移地說，“因為我沒見過這麽難看的封麵，《iLook世界都市》已經跌到底了，所以隻能往上走了。”

從國外回來的人剛開始都有點優越感，走在王府井茫茫人海中，我們總覺得比別人高一截。一般來說，這種優越感在兩年內會被撞得支離破碎，如果你還能保持你的自信，還能堅持下來，那你就說不定能混出來了，真的能出人頭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為有三條感覺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著不懂法文的人，我可以非常輕鬆地看懂所有英文刊物，所以我做內容策劃是沒有問題的。二來我在紐約上的中學，每學期去三次當代藝術博物館，聽一次大都會的歌劇，我上的大學是羅斯福和肯尼迪兩任美國總統夫人的母校，還出過兩個女文豪，在這種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裏？就更不用說我這個書香門第的出身了。最後，我有十幾年的商業經驗，知道什麽是現金流，而國內哪個編輯又能夠如此精通商務？看樣子辦刊真是非我莫屬了。

而實際上我的辦刊能力是王府井街頭任何書報攤販能一語道穿的。我到現在都後悔自己沒有能夠早點覺悟，辦刊交的學費遠遠超過了留洋的學費。

我的大學，瓦瑟大學，坐落在紐約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個工業小鎮上。這個學校和她的環境格格不入，外麵一片蕭條，除了快餐，連個像樣的餐館都沒有。而希臘船王的後代經常開著敞篷奔馳在鎮子附近飆車。全鎮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經失業、痛恨另類和移民的“紅脖子”，而我們學校40％的男生裏麵有一半是同性戀，瓦瑟大學是美國唯一一個沒有橄欖球隊的大學。

馬修·瓦瑟先生是學校的創始人，他是一個啤酒商，發財以後於1861年建立了這個女校。原來應該是培養夫人完成學校，英文叫Finishing School，就是給有錢人家的女孩再塗上一層文化外衣，完成一下。我是瓦瑟大學84屆的畢業生，而我上學的時候，這個學校已經和其創始時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遠了。

瓦瑟的改變在二戰以後，上個世紀60年代的時候瓦瑟大學出了一個作家，瑪麗·麥卡錫。她寫了一本書叫《THE GROUP》（《群體》），裏麵描寫了四個瓦瑟大學畢業生走出校園之後在社會裏混蕩的故事。當然，書裏最尖銳的是麥卡錫冷酷地形容這四個人形形色色得逞和沒有得逞的性活動。由於這本書的轟動效應，瓦瑟大學女生從此得到了比較“開化”的名聲。學校的看家學科和其形象也非常吻合，藝術史、英文是全美國都叫得響的。

1981年我入學的時候從來沒有聽說過瑪麗·麥卡錫是誰，也不知道這藝術史到底教什麽東西，我去瓦瑟大學是因為學校給了我全額獎學金。

我是9月的一個下午扛著鋪蓋卷入校的。由於是轉校生，沒有來得及選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個拐角裏的小屋子。後來我才知道，酷人都要住主樓，至少要住男女生混合宿舍樓，最不酷的乖乖妞和女同性戀死黨才會選擇住女生宿舍樓。

這裏和我原來上的州立學校簡直天壤之別。每個宿舍樓都有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裏麵。學生們叫她們為“白衣天使”。據說這些人都是退休護士，這樣能照顧學生。她們幫我們這些沒錢在宿舍裏裝電話的學生接電話，有任何生活問題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們還有一些“綠衣天使”，她們是打掃衛生的阿姨，通常有很濃厚的東歐口音。每個樓裏有一個共用的客廳，客廳裏有一台小三角鋼琴。學校的主樓裏有一個很大的鋪著深紅色地毯的客廳，叫玫瑰廳，每天下午4點可以在那裏喝下午茶，吃黃瓜三明治。而我原來的學校，宿舍大堂裏麵隻有缺胳膊斷腿的桌椅板凳和滿牆的塗鴉之作。在瓦瑟大學這種環境中讀書，你一輩子都有一種擺脫不了的優越感。

我總覺得優越感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兩者中讓我選一個，我想自信更實惠一點。家庭、相貌、文憑都可以予以優越感，但是這和本人沒有什麽關係，瓦瑟大學給我的優越感來自於她的三角鋼琴、紅地毯和黃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來自於瓦瑟大學給我的教育。

梁喜輝教授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老師，至於他是一個中國人完全是個偶然，因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會講中文。大三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了歐洲近代史，當一個瘦瘦的亞洲人走進課堂，我多少有點失望，我當時期望著一個我能愛上的紳士教這門課。梁教授講課就是講故事，他有一口標準德國口音的英國英語，下課前總結幾句，然後就把一班學生派到圖書館的典藏室看書去了。他在黑板上寫的東西根本無法做筆記，如果這堂課時間再長一點，他在黑板上的塗鴉就和傑克遜·波拉克的畫有一拚了。

期中考試前，我們有一道作業，就是一篇叫“What if ”（假設）的作文。梁老師要我們假設二戰中如果任何一個參戰的國家改變其立場，會對近代史有什麽影響。我選了中國，因為我知道梁老師曾經寫過一本書講述德國軍官在國民黨軍隊中所進行的培訓及由其產生的影響。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觀點總結得非常好，他的書我至少看了三遍，結果他給了我個F——不及格。

我幾乎瘋了，非要梁教授給出個理由來，他請我去他家吃晚飯。

進了客廳，我一眼就看到一個介於實驗室和小孩玩具之間的裝置。

“這是什麽？”我問。

“這是歐洲近代史。”梁教授笑著說，“你看，最上端這個球掉下來就是南斯拉夫的槍殺，噢！球順著滑道滾到這個坑裏就會彈起來一麵沙俄宣戰的小旗，小旗起來的時候旗杆就會把裝紅色液體的瓶子打翻，這樣血就會流遍歐洲，液體流進這個坑的時候，這個不倒翁的列寧就會漂起來……俄國革命……我還沒做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悶的腦子上麵開了個天窗。

“來，”梁教授說，“你來看看我的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像一個三維的小人書。梁教授把二戰前柏林的地圖非常形象地畫滿了衛生間的牆壁、房頂，連馬桶的抽水缸都沒有放過。他告訴我戰前的柏林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他地圖上的每一個小店、酒吧都是根據他小時候的記憶和曆史資料標畫的，名稱、門牌號碼、掛的招牌的圖案、老板的形象都是有考證的。梁教授說這很不容易，因為柏林的很多資料已經在二戰中消失了。

這頓飯吃了什麽，後來又談了什麽，我都記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記得從梁教授家出來的時候，我已經非常明白，教育的價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夠問“為什麽”，能夠獨立地找到答案，能夠有自己的觀點。會背書的學生都是傻×。

我的自信來自於這頓飯之後我再也沒當過傻×。

“為什麽？”我問。

“做啥，做啥，嘸沒啥，哦不歡喜。”老於頭看也不看我，一邊擺弄著他攤頭的報紙，一邊很不耐煩地打發我。

他的攤位在上海美美百貨的拐角，所有高檔生活刊物都要朝拜這個攤點，因為就他這裏賣得好。我不知道我怎麽在不認識他的情況下把他得罪了，這個倔老頭把《iLook世界都市》先是拒之門外，後來是把《iLook世界都市》和過期的刊物放在一起，嚴重影響了銷售。

“是不是我們刊物不好看，我挺想聽聽您的意見。”我拍馬屁的語氣自己聽了都肉麻。

“我才勿要看儂個雜誌。”他幹脆坐下來，屁股對著我。

“老於啊，我們老板給你帶了點見麵禮。”我的發行總監黃曉潔一邊幫我打圓場，一邊示意我把我們剛買的一條中華煙遞過去。

“是是是，”我趕緊接過來說，“我們交個朋友吧。”

老於頭把煙一把拿過去，瞪著眼睛跟我喊：“格做啥？！！格做啥？！！我要吃儂個香煙咯？！”然後隨手把煙扔到淮海路中間。

曉潔和我都嚇壞了，我已經有點氣急敗壞地想動手揍這個不講理的老頭子，還是曉潔使勁給我眼色，要我忍住。

“你別這樣，老於，我們是來和你談工作的。”曉潔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