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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監獄秦城監獄,是1950年代蘇聯援助新中國157項經濟與國防建設的工程之一。高級別、高規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監獄成為特殊監管的別名。而一部順序記錄下來的/發生在秦城監獄的故事,則成為曆史的特殊佐證。
78歲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個老舊而安靜的小區裏。這裏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卻完全是兩個世界。
何殿奎離休前是秦城監獄監管處的處長,在秦城監獄及其前身功德林監獄擔任監管員近40年。幾乎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一樣,閱盡了中國政壇高層人物的起伏麵孔。
我有這麽個思想,這些老幹部怎麽能犯了罪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懷疑,青島案那麽多幹部被抓都錯了,廣東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錯了,五幾年內部肅反,弄來弄去又錯了一批。對這些老幹部必須要保護好服務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編者注:青島案即1955年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內奸嫌疑案,廣東案即1951年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等人的特務案,皆係重大冤假錯案已平反。
近來,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離休幹部汪春耀開始合寫一些回憶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監獄提審犯人跟他相識。用汪春耀的話說,他們這些小人物,腦子裏裝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記憶力隻能用驚人二字來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數字從他嘴裏出來,不用思考不用回憶。
地毯和魚翅
何殿奎永遠記得1960年3月15日,秦城監獄落成的第一天。從那天起他就在那裏工作,直到1992年離休才離開。
蘇聯援建的秦城監獄,由4棟3層青磚小樓組成,編號分別為201、202、203、204。後來參與審判四人幫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國名義判決》中寫道,其設施和條件,遠遠超過當時中國普通人家的居室。
那是1980年,作為預審員的他就住在秦城監獄的監房裏辦公。每間監房都有獨立衛生間,帶腳踏式衝水的抽水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僅僅是條件最一般的201監區。秦城的四座小樓,內部結構都不一樣。204監區,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監房約20多平方米鋪著地毯,床是沙發床,夥食標準是按部長級待遇,到東華門高幹供應點采購。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兩菜一湯,飯後有一個蘋果。
蘋果是剛從冷庫裏拉來的,放在稻糠裏保鮮,拉來時那蘋果都冒著氣兒。還給他們發固體飲料,一盒12塊,一塊能沏一杯檸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兩種。
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難時期都一樣。給他們做飯的則是專門從北京飯店調來的乙級廚師劉家雄。就是在那裏,何殿奎第一次見識了魚翅。他以為那是粉絲,劉家雄告訴他,是魚翅,就是鯊魚的鰭。
隻有劉家雄一個人會發海參、魚翅這些東西。每天,都由何殿奎給他們送飯。每人一個四層的飯盒,分別裝米飯、兩個菜和一個湯。冬天用棉罩保溫。
每個飯盒的顏色都不同,以示區分。一共15份。這些重量級犯人是從功德林監獄的“特監”遷來的。1956年7月,功德林設立了一個專管高級幹部的特監區,把這些人從不同監區集中起來管理,何殿奎是監管員。
特監一共8個人,原來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從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貿部副部長徐雪寒、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人民文學》編委胡風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級幹部。
秦城監獄建好後,這些人全部遷入204監區,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幾位青島案主犯也從別處遷來一共15位,但他們並不知道彼此。
放風是嚴格隔開的。絕對避免見麵。哨兵也隻知道其編號。唯一知道他們身份的,除了領導,隻有204監區的管理員何殿奎一個人。
貼身監護潘漢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從功德林的丁字號監區緊急抽調去監管潘漢年。領導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輕肯幹:他才23歲,10來歲到延安,20歲入黨,已經是個年輕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記得太清楚了,因為潘漢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隊都不是那裏的,是專門從北京市摩托連調來的一個排。
整個監區隻關他一個人,崗是雙崗,監房門口一道,監區門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誰都不能進去。潘漢年剛來的那十幾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間裏,24小時貼身監護。
那些天潘漢年幾乎每天被帶去談話,他出入都要戒嚴如臨大敵。談話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審訊室,而是會議室,坐在沙發上談,主持談話的先是公安部的一個局長。
何殿奎在旁邊端茶倒水。秦城的辦案人員和監管人員有嚴格區分。前者即預審員,隻處理案情;後者則負責犯人的吃、住、健康。沒有特殊情況,前者不允許進入牢房,後者不可以知道案情。
潘漢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擊了審訊開始頭幾天的過程。談話很平穩,但並不順利。潘漢年就是不開口。僵持了幾天後,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親自來談,說保證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給你寫個條子,他才開始談。
潘漢年被捕時是來北京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這次會議是要解決被稱為建國後第一次黨內鬥爭的高饒事件。作為饒漱石的下屬,潘漢年自知難逃幹係,主動寫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挾持去見汪精衛的那件事,結果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成立提供了鐵證。
不久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其他主犯相繼入獄。何殿奎記得,潘漢年的編號是64,袁殊65,揚帆66,饒漱石最特殊,0105,全監獄獨一無二。
他至今不解其奧妙。談起對潘漢年這位情報界傳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說他個子不高,胖胖的不愛說話,很穩重的一個人,從來看不出他情緒上的變化。
他生活很有規律,晚飯後會在床上閉目打坐一個小時。剛看到這奇景,哨兵以為他死掉了,還曾跑去報告何殿奎。潘漢年在獄中寫過一篇小說,寫一個拉洋車的人,可惜後來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監區的犯人陸續釋放。潘漢年就安置在秦城監獄的家屬區,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顧。那段時間,他生活比較愉快,常去南邊的水庫釣魚,去附近的小湯山鎮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說有笑。但這樣的日子隨著文革的到來徹底結束了。
秦城有個何殿奎
文革開始後不久,揚帆、饒漱石、潘漢年等再次入獄。潘漢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經不是文革前的那個秦城。舊公檢法的那套管理製度,被造反派稱為修正主義和犯人同流合汙,全部取消。
1967年11月,秦城被軍管。原來的監管幹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何殿奎就此離開了秦城一別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調回來。
他是第一批回來的兩個人之一,秦城已經麵目迥異了。因為走資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蓋了兩棟4層紅磚小樓,編號為205和206。
監獄的名稱也換成了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第七大隊。秦城監獄文革前並不叫這個名字,叫公安部預審局,對外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看守所。
文革軍管時寫報告,落款是七大隊,總理看了說什麽七大隊,不是秦城監獄嗎!從此秦城監獄才叫開了。但這個名稱從來沒有見於正式文件,也沒有掛牌,正式名稱仍然叫公安部預審局。
何殿奎從五七幹校回來後被分配到201監區,當時201關押了89名部局級幹部。他是負責人之一,但是負不了責,上麵有3個軍管幹部,他隻能列席會議。
不久秦城監獄出了一件大事,鐵道部原副部長劉建章的夫人劉淑清上書毛澤東,揭露秦城監獄裏生活待遇低劣的問題。1972年12月,毛澤東在信上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工作組進駐,整頓秦城監獄,並逐個找在押人員談話,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何殿奎回來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長,5個關在201。放風時看見他們,隻能點點頭。潘漢年等也關在201。潘漢年蒼老了許多,頭發幾乎掉光了。那幾年吃的是窩頭白菜,見不到肉。
當時秦城監獄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貴,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關鋒。即,1968年進來的第21、22、23號。這種編號法從文革開始,一直延續至今。
何殿奎說這三個人,王力很老練,一般比較講道理;關鋒精神失常了,經常罵街;戚本禹不大講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個鬧監的,經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鄰不寧,還用手紙堵門上的玻璃觀察孔,跟哨兵鬥智。
他還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個何殿奎,看你對我采取什麽措施。這時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遷到沒人住的三樓隨他吵鬧,隨後打開外麵的木門,隻關裏麵的鐵柵門,讓他喂蚊子。
戚本禹喊報告要找何殿奎,何讓哨兵說出差了,三四天後再去,吃夠了苦頭的戚本禹終於願意談談,從此基本上服管了。
最難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還不是最難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調到204監區升任科長,專門負責管理心眼太鬼的頭號難纏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
陳伯達在整個秦城監獄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首,加上年齡又大,上麵強調要絕對保證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滿足其需求,以利於保存活證據。他被安排一個人住在204監區的二樓,兩個哨兵日夜看著他。他動不動就在監房裏表演撞牆,搞得監獄上下越來越緊張。
何殿奎就是專門被調來啃這塊硬骨頭的。他首先搬到陳伯達旁邊的監房中,近距離觀察了一周,認定他的尋死隻是作勢而已。一天,陳伯達又要撞牆,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趕到後,叫哨兵放開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陳伯達撞個頭破血流!”陳伯達不吭聲了。
1976年陳伯達又開始折騰起來。他稱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著上廁所。何殿奎估計他是裝的,就讓王醫生去跟他說,要再不起來鍛煉,他的腿就永遠站不起來了。陳伯達害怕了,問能不能拄個拐棍。何殿奎說可以不用請示,當場我就答應他了。
何殿奎知道,陳伯達無非是想讓上麵注意他這個被遺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的消息見報後,他重燃希望說,毛主席的後事辦理完畢,江青同誌會派人來和我談話的,我的問題寄托在她身上。但他等來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監獄。
何殿奎在204監區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為副處長,脫離了監管第一線。他離開的時候,陳伯達等已保外就醫,王關戚也先後被釋放。潘漢年病逝在湖南勞改林場,沒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