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1927~2018），原名高元浤，福建福州人。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積極參加學生民主運動；1948年1月到晉冀魯豫解放區，改名高放，進入北方大學文教學院學習。1949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任教。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在學術界被譽為“思想高度解放”的著名學者。
老編的話：海外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3月28日在美國去世，享年102歲。司馬璐早年是受教於延安的左翼青年；1949年後在海外研究中共黨史，最轟動的是文革初期編撰《劉主席語錄》；晚年最浪漫的是與青梅竹馬戈揚女士再續前緣。在此轉載高放先生的一篇舊文，解讀1967年《劉主席語錄》出版秘辛。
在中國大陸進行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人人每天都要高舉並且誦讀一本《毛主席語錄》，同時用以聲討、批判“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可是鮮為人知的是，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在香港以至東西方很多國家卻廣為流傳一本與《毛主席語錄》開本、封麵、版式大體上一模一樣的《劉主席語錄》，其中輯錄了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係列重要言論。不過其內容並非都是當時中國大陸所批判的劉少奇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謬論”，還有不少是與毛澤東的觀點有所不同的馬列主義觀點。僅憑這兩本語錄，就不難看出：中共黨內的確存在兩條不同政治思想路線的鬥爭，不過其是非曲直不是依靠政治權力和行政手段來決定，而是要由廣大群眾在全麵知情的條件下來分辨，還要通過曆史實踐來檢驗。因此這本《劉主席語錄》的出版，在海外不能不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不能不轟動海外，以至在東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掀起大波新浪。隻是中國大陸當時在完全對外封閉的條件下，對此毫無所知。即便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由於此書早已絕版，也從未聽到有人說起，在書刊中也沒有見到有人論及。 那麽這一本《劉主席語錄》究竟是哪一個行家選編的呢？他為什麽要選編這本書呢？他是如何選編這本書的呢？這本書是如何在香港出版，然後又傳播到東西方多國去的呢？它最後如何成為絕版稀世的珍本呢？我是如何得知並且尋覓到這個曆史文化善本的呢？我想許多讀者一定對這些問題饒有興趣，渴望了解。 早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就聽我的知心好友、中共黨史權威胡華教授說：香港有個司馬璐，掌握不少新史料，寫了一係列中共黨史書。直到２０００年４月至８月我訪美期間，才有機會三次拜訪定居在紐約市法拉盛區鐵森納街的這位海外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他對我暢談了平生曲折的傳奇經曆和學術研究成果。2000年4月22日，高放教授（右）與司馬璐先生在紐約市皇後醫院合影1919年，司馬璐生於江蘇泰州，幼年時失去父母，自稱“五四孤兒”。後由一位馬姓人家收養，隻讀過兩年私塾、三年小學，隨後行乞、揀破爛、當學徒、當報館練習生和圖書館管理員。他曆經磨難，刻苦自學，發奮讀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取名馬義。１９３７年６月加入中共，年底到延安，曾任抗大圖書館主任等職。１９３９年被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派到西安、重慶等地工作。1943年脫離中共，後加入過中國民主同盟，又自建過中國人民黨。１９４９年底，隻身從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後，他決定轉向學術研究，從舊書堆中悉心搜購到很多難得的資料，分專題撰寫出多本中共黨史。他想以漢朝秉筆直書的大史學家司馬遷為榜樣，又追念他年輕時的戀人璐，便改名為司馬璐。他在香港自辦了自聯出版社，先後出版了自己撰寫和選編的十二部《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以及《瞿秋白傳》等專著。他知道我是長期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教研工作，中共黨史也在我關注範圍之內時，就把他編纂的全套書贈送給我。但他又十分惋惜而遺憾地說，唯獨有一本國際影響很大的書，現在手邊一無所有，無影無蹤，那就是《劉主席語錄》。我對這本聞所未聞的小紅書特感興趣，於是就細問究竟。他說，“文革”初期讀過傳到香港的《毛主席語錄》後，據他的長期研究，認為毛、劉二人的思想觀點有同有異，毛未必全對，劉未必全錯，所以就設想並且動手選編兩本書，即《劉少奇選集》和《劉主席語錄》，並於１９６７年６月在香港先後出版，大受海外華人社會歡迎。他完全沒有料到，《劉主席語錄》遠比《劉少奇選集》更為暢銷，麵市後供不應求，甚至有人排隊搶購，隻好一再重印，先後約印五萬冊，並且還被譯為英、法、日多種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爭購版權，有的還答應送給旅日的飛機票。英文版印數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傳廣告最多，《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各大報刊都登有此書信息。 這本越來越暢銷、越來越火爆的小紅書，曾經轟動了東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建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政治排位一直是“毛、劉、周（恩來）、朱（德）”，可是從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的排位從第二位降為第八位，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又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顯然是針對劉少奇的。當時，許多人都非常關心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內容究竟是什麽，《劉主席語錄》的出版滿足了海外眾多人士的政治好奇心。人們從這兩本語錄的對照中來分析、思考、判斷中國大陸兩條路線的鬥爭。司馬璐還給我看當時香港報刊上登載的中外報刊對《劉主席語錄》的評價。例如香港《明報》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６日發表的司馬長風的文章這樣說：“一個朋友送來一本本港出版的《劉主席語錄》，我覺得很好玩，就把‘毛語錄’從書架上取下來，把兩本語錄比較了一番。”“越看越覺得，（劉）這個人有些可取之處。拿這本《劉主席語錄》來說，其中有好些話非常通情達理。”用劉的一些話“來分析批評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針見血之效”。倫敦世界新聞社的書評這樣說：毛、劉“這兩個並肩奮鬥不下４０年的同誌到底為什麽發生衝突，目前的真相又為何，外界確實難明。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小小的《劉主席語錄》，多多少少總算揭開了雙方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的一點內幕”。書中所載，“有一大部分在中共反劉的論文中曾經引用過。所以是一本劉少奇的言論與思想的詳實記錄”。 在香港出版的《劉主席語錄》還與在大陸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共同在日本引起轟動。當時，日本共產黨內部分為支持毛澤東的“毛派”和擁護劉少奇的“劉派”。《毛主席語錄》日文版銷量曾高達１５萬冊；而《劉主席語錄》的出版為日共“劉派”提供了理論根據，所以好幾家日本出版社都爭向編印者購買版權。本書英文版、法文版的出版也有類似情況。此書在國際社會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在談到本書在海外熱銷的情況時，司馬璐還頗為坦率而且幽默地對我說：“不瞞你說，靠這本小書，我賺了一大筆錢，譯為外文按國際慣例都給版權費。這樣，我在香港才能買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還到世界多國旅遊。當時中國大陸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了稿費，還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不然的話，我還應該送給王光美女士一筆原始版權費。” 然而好景不長，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江青一夥擅自決定組織召開批鬥劉少奇夫婦的大會，並且對劉少奇實行抄家和人身迫害。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日，中國大陸公布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公報。這次中央全會批準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且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標誌著中共黨內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已決勝負，已有定論。從此，《劉主席語錄》這本小書不僅越來越沒有銷路，而且被香港造反派在一個夏日的晚上１１點半鍾，衝進自聯出版社門市部縱火全部燒毀。當時香港報刊曾以“火燒《劉語錄》”為題予以報道，並有很多讀者來電慰問。既已悉數化為灰燼，因此，司馬璐先生於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從香港轉移到紐約定居時，一本也沒有帶去。 那麽有什麽辦法能夠重新找到這本絕版稀世的紅寶書呢？我在美國期間，先後托友人從哈佛大學東亞圖書館、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等處查詢，都沒有得到。２０００年底我回國後，又托香港友人從香港各大學圖書館檢索，依然毫無蹤影。我想起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３年我兩次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期間，曾經在銅鑼灣一帶逛過香港的舊書店，從那裏可以買到難得的舊書，如果缺貨還可以預約登記。此書當初是在香港出版發行的，可能還有人收藏。於是，我就拜托香港友人不惜高價收購，終於在２００３年春天如願以償，真是喜出望外。小書購到後，我請友人千萬不要郵寄，以免丟失，可留待在港工作、我過去的學生方便時親自帶回。看到原書才弄清了：扉頁上印有“香港自聯出版社編印”的字樣，並沒有署編者的姓名；底頁印有自聯出版社在“九龍彌敦道美麗都大廈商場二樓７４號”的地址和電話號碼；還印有“河洛印刷廠印刷”，１９６７年６月初版，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現在把《毛主席語錄》與《劉主席語錄》這兩本紅寶書對照比較看很有意思。兩者既有共性又有個性。這兩本書都是小型本、紅色塑料皮，書名都用燙金字，書前麵都各有毛、劉本人正麵半身照片，內容都是分編為３３個專題。所不同的是《劉主席語錄》係６４開本，《毛主席語錄》原先也是６４開本，然而從１９６７年７月第五版起，為便於群眾隨身攜帶縮小為１００開本。《劉主席語錄》前麵還有一張“劉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劉少奇的手跡題詞：“學習雷鋒同誌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編者這樣安排，我想意在表明毛、劉曾經是最親密的戰友，劉依然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目錄之前刊有劉少奇簡曆，錄自香港《大公報》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１日所刊資料；書後附有自編的劉少奇生平事略。看來這是為了便於海外讀者了解劉的革命生涯。
兩書更重要的區別是《毛主席語錄》扉頁上印的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劉主席語錄》扉頁上印的則是“全中國的愛國者，團結起來！”《毛主席語錄》在“文革”期間出版的版本上都印有“最高指示”四個燙金大字，《劉主席語錄》在第一頁上也印有“最高指示”，可是其內容並非毛澤東的言論，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九條、四十條、四十一條、四十二條、四十五條，其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產生、職權、地位和行使職權的期限。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如果說我們國家有什麽最高指示的話，理應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各項決議和法律，那是全國各個政黨、團體和全國人民都必須遵守並貫徹執行的，而不應該把任何領導人的言論作為最高指示。《劉主席語錄》不僅在書前列出五條憲法規定作為最高指示，而且在書後附錄中收入我國１９５４年憲法全文，顯然旨在強調中國按理要依法治國，成為法治國家。應該說，編者當時這種立意和用心是值得讚許的。
再細看這兩本語錄的目錄，我們不妨先把各自３３個標題並排對應開列如下：對比以上目錄標題，可以看出這兩本語錄各自所要突出的重點有同有異。相同或近似者，如共產黨的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人民軍隊、群眾路線、黨內民主等；相異者，前書有階級和階級鬥爭、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戰爭等，後書有（反對）無原則的鬥爭、（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個人崇拜（注：這三個標題原文均無“反對”二字，我認為均應加上“反對”二字才符合所選內容原意）、和平共處、和平改造、和平過渡、真假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毛都有錯誤等。後書有的標題並不符合劉少奇的思想，例如“全民黨”、“全民國家”、“自由化經濟”，我認為這些提法並未能準確概括其所選錄的劉少奇言論的內容。 進而閱讀這兩本語錄所選的內容，就會發現其中也是有同有異。相同或近似者，如兩本書都講要重視共產黨的建設，黨內要有民主，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然而其所選重點確實是大有迥異的。前書十分強調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革命英雄主義等，後書則側重講和平、反對鬥爭擴大化、崇尚個人思想修養、重視物質利益等。《毛主席語錄》由《解放軍報》編輯部選編，初版於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隨後又五次修訂，出過六個版本，由於受當時“左”的思想影響，所選所編不免越來越具有片麵性；《劉主席語錄》所選顯然更加切實、更加深刻。由於當時沒有收錄劉少奇尚未公開發表的言論，所以《劉主席語錄》所選也不全麵、不充分。《毛主席語錄》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第二版有２７０頁，收入語錄４２７段，共８．８萬字。《劉主席語錄》才有１１０頁，收入語錄僅１９０段，共３．４萬字。兩相比較不大相稱，《劉主席語錄》過於單薄。但是《劉主席語錄》所選不乏精粹、精辟言論。例如，《劉主席語錄》第７頁上有這樣一段話：“不擇手段地對付黨內的同誌，處理黨內問題……有這種意識的人，在黨內越是想抬高自己，並且用打擊別人，損害別人的方法去達到抬高自己的目的……總而言之，他邪氣十足，毫不正派。說這樣的人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反映無產階級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話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１９６２年版）《劉主席語錄》第２６頁上有這樣一段話：“黨內的家長製。個別的領導者及領導機關，在這種黨內鬥爭方式之下，壓迫著許多黨員不敢說話，不敢批評，在黨內形成個人或少數人的獨斷。”（《論黨內鬥爭》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劉主席語錄》第２７頁上有一大段話講得更為透徹：“片麵地強調黨內的集中製與黨內鬥爭，強調一切不妥協，強調機械的紀律，而廢棄黨內民主、黨內和睦與對於問題的認真討論和批評以及黨員的自覺性、自動性等。他們在黨內實行命令主義，遇事武斷，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實行‘愚民政策’，提倡黨員的盲目服從，實行無情打擊的黨內鬥爭與懲辦主義，大批處罰、開除與清洗黨員，造成黨員機械的紀律與封建的秩序，使黨內生活死氣沉沉。他們這樣，雖然也可能造成黨內某種一時的統一現象，但這種統一，是虛偽的、表麵形式的、機械的統一……很明白，這種路線要毀滅我們黨，要使我們黨變成狹隘的無生氣的宗派主義小團體。”（《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１９４５年６月）筆者認為，用以上三段劉少奇語錄不是完全可以認清“文革”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的所作所為是如何徹底破壞了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嗎？劉少奇的確有與毛澤東不同的、符合馬列主義的新見解。例如《劉主席語錄》最後一頁引錄了如下兩段話：“反對毛主席隻是反對個人。和彭德懷有相同觀點的，隻要不裏通外國，就可以翻案。在黨的會議上講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１年，見《井岡山》報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清華有一個學生寫了‘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標語……現在看來，說這個學生是反革命的結論，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會堂報告》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見《井岡山》報１９６７年２月１日）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來看，早在１８４７年馬克思、恩格斯創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之初，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都有人公開反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隻能闡述己見，耐心說服別人，最後爭取到多數代表支持。十月革命後，列寧多次在布爾什維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後，允許反對派在大會上作相反意見的副報告。在黨的會議上講的，即便是錯話，理應不能作為定罪根據，否則就會造成黨內人人自危，人雲亦雲，誰還敢直抒己見呢？《劉主席語錄》最後一頁的最後一句語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都犯過許多錯誤。”類似的話，毛澤東自己也說過。這本來是完全符合實際的，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即便是偉大的人物。可是在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文革”歲月，劉少奇上述這句話卻成為他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世界領袖的罪證。這不禁令我想起“文革”期間流傳很廣的一本題為《劉少奇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的“大批判”材料。其中把毛、劉二人在不同時間、地點、條件下，針對不同情況講的意見相反的兩句話對照排列在一起。當時我讀後就感到，如果也用這種方法編語錄，豈不是可以編出一本“毛澤東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嗎？每個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觀點都是多方麵的、不斷發生變化的。究竟以什麽思想為指導來選編他們的語錄，看來這是一件難以做得十分圓滿的事。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把這兩本語錄都當作當時政治、文化的曆史產物來看待，各有是非，各有千秋，各自起了不同的曆史作用。在中國大陸刮起“左”的旋風的時刻，我們還應該珍惜海外有的中共黨史學者頭腦較為冷靜地選編了另外一種不同風格的中共領導人的語錄書，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曆史留下了另類遺產。如果今天我們要來選編毛澤東語錄和劉少奇語錄，肯定都會編得比當時更加全麵、更加貼切。
2018年，司馬璐在紐約百歲生日祝壽會上
“2018年，司馬璐在紐約百歲生日祝壽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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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要留在大陸，他絕對活不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