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儀 | 路遙，我同學嫁的那個陝北青年

 

作者為路遙母親繪畫

在我的印象中，最鮮活的路遙就是那個陝北青年。那個陝北青年路遙，中等個頭，肩膀寬厚，走路的樣子很有特點：稍稍斜著肩膀、低著頭向前衝，活像是身後拉著一架犁。正應了陝北人對能人的說法：“抬頭婆姨低頭漢。” 路遙有才氣，滿懷抱負，敢想敢做，比如他是延川青年第一個與北京知青談戀愛的。

不知我的同學林達當初和路遙談戀愛的時候，是否就預見了路遙後來的成就和聲譽。記得我曾給路遙畫過一幅油畫——他伏在窯洞窗前的一張書桌上奮筆疾書，那孔窯洞是林達住的，是林達在延川縣委通訊組辦公兼住宿的地方，掛著綠色的窗簾，我的畫架支在裏麵，這是一幅綠調子的逆光側麵肖像畫。但之後我由於急著畫另外一幅畫，一時找不到合適的畫布，就蓋掉了這幅路遙的肖像。所以剛開始我們這幫同學並不看好他們的戀愛，其實也沒有明確的觀點，隻是覺得北京知青找當地青年，合適嗎？

 

少年時代的路遙

開始知道路遙是在林達與他交往之前，我們村一起插隊的同學蘭被抽調到縣宣傳隊工作了一段時間，她重新回到生產隊後隔三岔五就會接到一封厚厚的來信，她趴在北京帶來的大木箱上羞澀地看信，然後幸福地寫回信。她突然變得那麽地愛笑，一點小事她都覺得好笑，她的笑聲像串串銀鈴飛出窯洞。我們聽說那位男青年叫王衛國（就是路遙），是當時的縣革委副主任。蘭在隊裏待的時間最短，一年後她就被招工走了。聽說蘭離開延川後很快和路遙斷了戀愛關係，原因是遭到了蘭家長的強烈反對，他們的戀愛夭折了。我們隊幾個女生想象著路遙該是多麽的難過和痛苦，於是就無端地牽掛起了陝北青年路遙，其實到那時我們還沒有見過他本人呢。

這以後，延川縣委申書記大膽使用北京知青，林達被選到縣委宣傳部通訊組，我則到了縣文化館。路遙在縣委大院與林達相識，不久路遙又開始和林達談戀愛了。這下我們就對路遙更加地關注了，大家分析這路遙一定有著非同尋常的本事和魅力，兩個優秀的北京女知青都對他一見傾心，而林達更是我們在清華附中時的班長和才女呢。路遙和林達的戀愛一時成為延川縣城裏青年人熱議的話題，許多陝北青年也躍躍欲試，他們試探地問我們：你們怎麽看這件事啊？

路遙20歲時

無奈，我們接受了自己的同學和陝北青年談戀愛這個現實，並甘願充當了他們之間的“媒介”。林達因工作常常下鄉，我們這些知青幹部則分散在各個公社，並經常來往於縣城，路遙便委托我們傳帶書信。那時路遙信任林達的所有女同學，他交給我們的信並不封口。我和另一個女同學也就不客氣地抽出信來“審查”（替林達把關），這次路遙寫給林達的是一首自由體長詩，我們倆用挑剔的眼光邊讀邊用紅鋼筆勾改我們認為語句不通的地方，結果好好一封信被我們像批改小學生作業一樣，弄得麵目全非。我們就這樣把信交到林達手上，而她欣然接受。

陝北青年路遙有著極強的充實自己知識的欲望，他是文化館閱覽室的常客。上世紀70年代的延川縣文化館麵山靠水，一個小院幾孔窯洞，一間臨街的半地下的閱覽室。閱覽室裏讀物少得可憐，空蕩蕩掛著為數不多的幾份報紙和雜誌，其實每天真正進來看報紙的人幾乎沒有，也就是每逢集日，會進來一兩位老鄉撂下些東西讓我們幫忙照看。而路遙卻能在裏麵待上整整一個上午。現在我就想，對於學習來說讀物真的不需太多，能認認真真吸收充實自己就好。當時文化館編輯的《山花》是延川縣文學的開端和搖籃，這本小小的文學刊物在1970年代的中國也應該是領潮流之先呢。路遙的詩歌在《山花》上初露頭角。

延川縣郭家溝村路遙故居

印象中初戀時的路遙對林達的指示言聽計從。有個叫彥的北京女知青愛著我們的同學，赤腳醫生孫立哲，但好像出了點情況。作為好朋友林達責成路遙去給孫立哲做思想工作。事後孫立哲總拿這事說笑：“路遙上關家莊找我來了，我不知他有什麽事？路遙坐在那兒臉憋得通紅，吭哧半天說出一句話‘彥這個人確實不錯’。”孫立哲學著路遙的陝北腔，笑道：“路遙就不會做思想工作嘛，光說這麽一句哪兒行啊？”

由於林達的關係，路遙漸漸融入北京知青的圈子。他交了許多知青朋友，我們也熟悉了路遙和他的家人。路遙的老家在清澗，因家境貧困孩子眾多，路遙7歲時就被父親從清澗老家帶到延川過繼給本家大伯。

路遙的養母

路遙的大伯母自己沒有兒女，對這個兒子傾注了全部的母愛。每到趕集的日子，這位矮小、樸實的媽媽都會挎著一個蓋著毛巾的籃子，爬上革委會的高坡，來給路遙和林達送好吃食。往往沒等路遙媽找見兒子，革委會大院的年輕人早都一窩蜂圍住老人，搶先揭掉籃子上的毛巾，哇！紅薯、玉米、白饃饃。

一年春節路遙邀請我們去他家過年。大年初二，我和伯梅（北京知青）一同赴約。冬天出門要等到太陽出山，我們踏著厚厚的積雪，拐進縣城南邊的一條山溝，十裏地走了一個小時。路遙和林達站在村口迎接我們。

路遙媽把窯洞收拾得幹淨利落，明窗淨席（炕席），新糊的窗紙上貼著窗花，熱炕上已擺滿待客的大紅棗、南瓜子、炒黃豆和油饃饃。我們連說帶笑爬上炕，玩了一天撲克，笑鬧中第一次領略了路遙的妙語連珠和冷幽默。路遙大（養父）沉默寡言，滿臉慈愛，蹲在灶台後拉風箱。路遙媽看著兒子和準兒媳，看著準兒媳的北京同學，喜不自禁。她在灶台前和後窯掌不停地忙乎，然後從灶下給我們傳遞食物，幾個人沒下炕就連吃了三頓飯，直撐得打著飽嗝彎不下腰。那溫馨的場景至今令我回味、令我感慨。

路遙（中)在延安大學上學時與同學合影

1973年，路遙幾經挫折後考上了延大中文係，而林達沒有參加考試。在路遙上學的幾年裏，她節省每月三十幾元的工資資助路遙的學業。同年我也考上西安美院去上學了。畢業後我又回到延川縣文化館。見到林達和路遙還在戀愛（沒結婚）。我的男友（現在的先生）每逢節假日都要到延川來看我，於是我們和路遙、林達等幾個朋友經常在一起吃飯，然後熱火朝天地聊天，聊到高潮就開始唱歌。路遙給我們哼陝北道情，我們和路遙一起唱蘇聯歌曲。大家正是“恰同學少年”，我們談論最多的是理想。

還是在林達那眼位於縣委通訊組住宿兼辦公的窯洞，燒火的土炕在後窯掌，辦公桌放在窯洞窗前，女知青們耷拉著腿在炕沿上坐成一排，男人們或坐或站在書桌周圍，路遙一手扶在桌子上，略弓著背，微偏著頭，侃侃而談，他壯碩的身體裏充滿著宏大的抱負。

路遙涉獵的知識麵很廣，他聊國內形勢和國際政治；聊陝北的民俗和民歌；聊他最喜歡的小說《紅與黑》，說於連這個人物塑造得好。還向我和男友煽惑說：“你們畫畫的一定要去看看黃河和黃河上的船夫。”雖然黃河從延川縣界流過，但要看到黃河並非易事，從我們當初插隊的地方到黃河邊要二百裏地，從縣城走也有一百多裏山地，所以在延川待了多年我們還沒到過黃河呢！路遙煽起了我們的好奇和熱情，於是第二天我們倆就騎著自行車，沿著山路直奔黃河而去。

作為僑委幹部，林達的母親比較開通，對於林達與路遙的戀愛，她無奈地說：“女兒愛上了，我有什麽辦法呢？”然後林達的媽媽要召見這位陝北女婿。林達帶著路遙回北京了，林達還帶著路遙去看望在北京的許多同學和同學的家長。家長們好奇地觀察著隨和的、收斂的、敦厚的、健壯的路遙，有的評論說，路遙長得像當時的體委主任王猛，比想象的好。（不知他們原先想象的是什麽樣子？）又有的家長說了，這個陝北小夥真不錯，但如果是和我閨女，我不同意。

路遙與林達

終於，路遙和林達要結婚了，一場持續了六七年的戀愛馬拉鬆就要衝刺了。這一天是1978年元月25號。他們的婚禮是縣城文化圈的一件大事，轟動了上百人來送禮。那幾天朋友們一起出動，布置新房的，籌備婚宴的，進進出出，忙裏忙外。婚禮定在晚上六點舉行，人們陸陸續續地來了，宣傳部的賀陛在門口招呼著。路遙來了，林達姍姍來遲半小時，她穿了件深紫紅色的棉襖罩衫，翻出淺粉色的內衣領子。女知青彥和孟霞陪在左右。文化館的張仁鍾擔任司儀，兩位新人在事先布置好的講台後就座。講台後的牆上正中自然是毛主席的標準像，兩旁的對聯編得不錯，好像是一邊“遙”什麽什麽，一邊是“達”什麽什麽，桌子上擺著兩盆開著小花的植物。首先由縣文化局局長給新人佩戴大紅花，賀陛代表宣傳部講話，李世旺代表來賓發言。最後是路遙代表林達致辭，路遙穿著件略顯寬大的藍布製服，新理的頭發，有些土氣，但精神煥發。

可能是過於緊張，林達的臉色蒼白，林達與路遙站在眾人麵前顯得挺不自在，他們兩人分別都向外擰著身子。有人提議，路遙唱歌林達和詩，但兩位新人幾經推脫，最後不了了之。不知怎的，氣氛就是出不來。簡單走了這麽幾個過場，便開始宴客，新郎新娘巡回敬酒。一個小時後有人開始離席了，經多方籌備、多日操辦的婚禮就這麽沒有懸念地結束了。說沒有懸念，是因為我們在農村和縣城見識了很多的結婚場麵，眾人玩鬧得翻天覆地，隻有你想不到的，沒有這群年輕人玩不到的，那樣的熱鬧也著實令人期待啊！

1970年代末路遙走出了陝北，那個陝北青年路遙的樣子永遠留在了我們的記憶中。在陝北青年中，有才氣的人很多，有抱負的也不少，路遙的不同是他的實幹。路遙出生和生長於社會的最底層，飽嚐饑餓和貧窮，他立下奮發之誌，他要掙脫命定的安排，他選定了文學之路以出人頭地，文學是他的道路也是他的目的地，他的道路和他的目的都是為了一件事：那就是記錄和歌詠那塊養育自己的、貧瘠的、讓他又愛又恨的陝北大地，和那塊大地上的勞苦的鄉親們。路遙豁出自己的性命來，在文學的道路上朝目標疾跑。

路遙一步一個腳印，一步一個台階，他的中篇小說《人生》大獲成功；他的《人生》拍了電影；他用四年時間籌備，六年時間寫出《平凡的世界》獲中國文學的最高獎——茅盾文學獎。記得他在寫完《人生》後，曾對我說他的體會：“你要讓自己覺得你的作品是全世界最好的。”還記得他在完成《平凡的世界》時的樣子，似乎一下老了二十歲，癱坐在陝西作協大院門口的一把破藤椅上，歎息著說：“太累了！”

是啊，路遙就是這樣的人——他永遠給自己設定令旁人生畏的目標，永遠給自己千斤的壓力，作為陝北青年迎娶北京女知青令他的朋友們既羨慕又生畏懼；他在文學的道路上爬一個山頭又上一個山頭還盯著那世界上最高的山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啊！

 

1992年我已回到北京，一天辦公室的同事對我說：“剛剛有一個電話來告訴你一個噩耗，說你的一個朋友死了。”我聞聽心裏一陣狂跳，我想不出我的哪個朋友死了？我們都是才四十出頭啊！

我不知道路遙是否早在冥冥之中知道自己的期限，要以賽跑的速度完成自己的創作？還是因為他一生都在跑百米，致使自己提前到站？可惜路遙還沒有好好品味他的果實，路遙把果實留給了他身後千千萬萬的農村青年，那千千萬萬的不甘於命運的青年。

路遙去世後我們又過了二十年，現在提起筆來紀念他，印象中最鮮活的路遙還是那個陝北青年。

盼兒子歸來。作者為路遙母親繪畫

[七色花瓣]

路遙和林達最終還是分開了，很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