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 / 董穎 主筆 / 牛牛 編輯 / 木木
董穎，1982年生於山西太原。本科畢業於日本同誌社大學、研究生畢業於早稻田大學。“花花卷卷”蛋糕連鎖店創始人，花名“花小卷”。
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也是“花花卷卷”蛋糕連鎖店的創始人。
從小學到高中，我都是一名“學渣”。因為對國內的高考沒有信心，2001年，我孤身到日本求學，沒想到在日本不小心成了一名“學霸”。
2010年6月，我以全A的成績在早稻田大學研究生畢業。
朋友經常問我，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反差？在日本究竟發生了什麽？
通常我都以笑作答。當然，我心裏非常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
從日本回國以後，我寫過劇本、做過公關策劃。2012年，我決定創業。先生王嘯風（我叫他老王）是我的創業夥伴。同年8月，“花花卷卷”的第一家店在上海開業。我請了日本的蛋糕師傅。
生意一開始就很差。為了把店撐下去，我們開始了漫長的借錢生活。剛開始，同學同事朋友，幾萬幾萬借，後來幾千幾千借，到最後幾百幾百借。
晚上，老王拿著手機，一邊歎氣一邊翻通訊錄，看還能問誰借一點。
多少個夜晚，我們都覺得撐不下去了，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去店裏，和大家說一下，關門。
日子難過時，我總會想起自己早年的求學經曆。因為那裏隱藏著我人生的大秘密。
01 我想把父親的藥，全部吃下去
1982年，我出生在山西太原，一座鋼鐵叢林的城市，父母都是鋼廠的職工。
5歲，我就進太鋼子弟小學了，是班裏年紀最小的。
上課到一半，我會從書包裏拿出個大蘋果，哢嚓哢嚓啃起來，或者從座位上站起來，跑出去上廁所。我坐不住。
為了不影響其他同學，老師讓我坐在教室門邊。
我做作業很慢，每次都被老師留堂。老師對母親說，這娃很聰明，就是做作業太慢了，要提高注意力。
回到家，母親開始監督我寫作業。
她對我要求非常嚴格，寫字必須認認真真一筆一劃，有一點寫歪了，就要擦掉重寫，紙都擦破了，還要繼續寫。
母親在鋼鐵廠做文書，很重視寫作，要求我每天寫作文
學校春遊，回來要寫遊記；看完電影，要寫觀後感；看完書，要寫讀後感。我壓力好大。
學校放假，母親給我布置一整天的作業，然後把門反鎖，自己去上班。
父親中午會回來，看我有沒有偷看電視。
他皮鞋上有個金屬扣，隔著老遠，我就能聽到“啪嗒啪嗒”的聲音。這聲音太可怕了。
父親一進門，會檢查開關上的指紋，再摸一摸電視機，看有沒有溫度。
有一次，他一出門，我就看電視，結果父親殺了個回馬槍，我被抓現行。
父親瞪了我一眼，說，你是不是不要學習。
我不敢說話，低著頭，開始看書。
我不明白，學習的意義是什麽。
有一次考試，很多同學考了雙百分，我沒發揮好，語文考了93分，數學考了94分。
回到家，父母板著臉，飯桌上誰都不說話，氣氛跌至冰點。我低著頭，整張臉都是熱的，覺得沒臉麵對他們。
我家的櫃子上放著一排藥罐，是父親的藥。他身體不好，去醫院查出了肝硬化，配了一大堆藥回來。母親囑咐過我，這些藥絕對不能碰。
每次我沒考好，我就望著櫃子上的藥，想把它們全部吃下去。看了很久，最後還是沒有那個勇氣。
小學一年級，每天放學，我坐在教室裏等媽媽。她六點下班來接我，回家讓我隨便扒幾口飯，再騎車帶我去學電子琴。
學琴的地方在一座中學禮堂裏，很空曠，碩大的空間裏隻有四五個孩子。
老師是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經常板著臉罵人。我覺得他特別像西遊記裏的妖怪。
周末，鋼廠大院裏的孩子都在外麵玩，除了我。
我家住一樓，窗戶裝著鐵柵欄，窗外是一堵烏漆嘛黑的牆。我把電子琴放在窗邊，開始練琴。
琴聲響起，外麵的追逐打鬧聲停止了，孩子們跑到窗前，拉著鐵柵欄，好奇地看我彈琴。
我渴望地看著他們，想出去玩。家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座監獄。
02 我生命中最黑暗的
1994年，我上鋼廠子弟中學。初中三年，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三年。
班主任對學生特別嚴厲，她帶的班級，每次考試平均分都是全年級第一。
很多家長擠破頭，想把孩子送到她班裏。母親也花了很大力氣，才把我安排進來。
報到第一天，家長把孩子送到老師手上，會和老師說：孩子如果不聽話，你就往死裏打。大家覺得老師打孩子就是關心孩子。
我們班所有孩子都被打過，男孩子打耳光，女孩子敲頭。
老師在批評一個同學，另一個同學在邊上偷笑，老師會說：這頭黑豬，還笑烏鴉黑。懲罰兩個人在教室門口靜蹲。
我成績在班裏中等，但一直感覺自己很差，沒什麽價值。
中考前，老師找我母親談話：你女兒這個成績，估計連個技校中專都考不上。
我覺得自己沒希望了。
後來才知道，老師跟很多家長都是這麽說的。
1997年，我參加中考，考上了高中。
當時有兩個選擇，一是留在太原太鋼子弟中學，二是去山東鋁廠子弟中學。
我選擇去山東，逃得越遠越好。
上了高中，我成績還是不好，班裏六十多個學生，我中等偏下。
2000年，我讀高三，要考大學了。我沒信心。
父母覺得我隻要考個大專就可以了，畢業後回到太原，在鋼鐵集團找個工作，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也不錯啊。
可是我很害怕回到太原，害怕回家。隻要不回去，去哪裏都可以。
父母有個同事，孩子和我同年，他們準備把孩子送去日本。
父母決定把我也送去日本。
同學們在準備高考，我休學回家，準備出國。
我和父母一起看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講述的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
片中每一位留學生，在日本都過得很辛苦，一邊學習一邊打工，刷盤子，背屍體，幹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看完紀錄片，父親反而猶豫了：到底要不要送女兒去日本？
父親愁得幾個晚上沒合眼。最後，他把決定權交給我，問我去不去。
我說，去去去，不要說日本了，西伯利亞我都去！
2001年，初春，父母坐火車送我去北京。這一年，我剛滿18歲。
天氣還有些冷，北京刮著沙塵暴，天空灰蒙蒙的，我們坐車從火車站去機場。
航站樓，父親把行李遞給我，我接過，說了一句，再見。然後轉身，徑直朝安檢口走去。
我邊走邊抹眼淚，我知道，父母肯定還站在原地，肯定哭了。
我不敢回頭，怕看到他們哭的樣子。
後來，母親告訴我，父親望著我的背影，流著淚說：你看這孩子，頭都不回一下。
我和父母
03 小穎，你為什麽哭呢？
2001年3月，我到了日本。
我在廣島國際語言學校學習。語言班一共18個人，來自不同的國家。我18歲，是班裏年紀最小的，大家都叫我小穎。
日語語法老師，叫森馬，一位三十多歲的日本女性。經常穿一件白色的百褶裙，腳下一雙厚底旅遊鞋。
森馬老師在英國深造過，英語講得和日語一樣流利。
她語速很快，很多時候，我還在思考前麵一句話，她已經講到下一句了。
有一次，她在上麵講課，我低著頭，眼淚啪嗒啪嗒往下掉。
下課了，其他同學都走了，森馬老師走到我邊上，問我：“小穎，你怎麽了，身體不舒服嗎？”
我搖搖頭。
“想家了嗎？”
我也搖搖頭。
“那你為什麽哭呢？”
我哇一聲哭出來了，說：“你講得太快了，我都聽不懂，急死我了！”
森馬老師鬆了一口氣，說：“噢，原來是這樣啊。如果下次你覺得老師講得太快，沒聽明白，下課和老師說，老師再和你講一遍。”
從此，森馬老師經常留下來，用慢三倍的語速，再和我講一遍。
溝通不順暢時，我們就畫圖交流。森馬老師畫的圖簡單易懂，隨手幾筆，我就能看出她想要表達什麽意思。
教敬語和謙語，她給我畫了很多不同表情的小人，尊敬的、諂媚的、拍馬屁的，一眼就能看出來。
森馬老師耐心地跪在我桌子邊，給我講課。
我特別不好意思，希望老師能坐在凳子上，她說沒關係，讓我不要在意，這是日本人的習慣。
還有一位近藤老師，四十多歲，留著一根小麻花辮兒。每次見到我，她都笑眯眯地喊我，小穎。
近藤老師是我的“進路指導”老師。進路老師會和留學生做一對一的麵談，指導選擇報考哪所大學。
學校每天下午四點放學，我要先去打工，晚上十點回學校，整個學校都烏漆墨黑的。隻有一間教室還亮著燈，近藤老師在等我。
近藤老師問我，想讀什麽專業。
我的成長過程中，隻有寫作這件事，讓我有一點成就感。
上小學的時候，我的作文常被老師拿來念——這是上學唯一吸引我的地方。
我和近藤老師說，我想考新聞專業。
當時，日本隻有兩所大學有新聞專業，一所是同誌社大學，一所是上智大學。
同誌社大學是日本的名門私立大學，非常難考。我所在的語言學校，傳說隻有一位考上這所學校。
我說，這個學校太難考了，我肯定考不上。
近藤老師安慰我說，難考是別人的事，你沒有試過，怎麽知道不行？
她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力量，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沒有嚐試過，是不可以說不行的。
我開始拚命學習。
我租的房子，7平方米，牆上貼滿了日語單詞和要背的知識點。每天一睜眼，我就開始學習。
從住處到學校要騎自行車。我把單詞本放在車筐裏，一邊騎車一邊背誦。
廣島有很多橋，路上起起伏伏的，我經常因為看書太專注，連人帶車摔倒。我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繼續邊騎邊看。
我的成績開始突飛猛進，每次考試，都進步一點點，不到一個學期，我已經名列前茅。
我這個國內的學渣，在日本，竟然成了學霸。
04 我的女兒以後就拜托你了
來日本留學後，我覺得不能再向家裏要錢了。父母送我出國，已經花光了積蓄。接下來，要靠我自己了。
為了賺學費和生活費，我在學校附近的工廠找了一份兼職，流水線上做飯團。一天幹5個小時，一小時800日元，相當於人民幣50多元。
白天要上學，我就晚上去打工。有時上通宵班，因為工資會高一點。
和我一起做飯團的，有一位太太，叫西山，60多歲。
我從學校趕到工廠，一般晚上6點多，來不及吃晚飯就要上工。
西山太太特別照顧我，經常從家裏做好吃的帶過來給我。她做的芝士蛋糕特別好吃。
工作的時候按規定不能吃東西，她偷偷拿糖給我吃。
我們一邊做飯團一邊聊天，我和她說學校的事，她和我說家裏的事。
她邀請我去她家作客。她先生去世了，兒子和女兒都在東京，她一個人在廣島生活。
她拿出年輕時的照片給我看，照片上的西山，皮膚白皙，笑容溫婉。
我說，西山太太，您這麽照顧我，就像媽媽一樣。
西山太太說，你這個小姑娘，18歲就離開家，跑到這麽遠的地方來，又要上學又要打工，就把我當成媽媽吧。
2003年，我參加進路考試，成功考取同誌社大學，新聞專業。
和錄取通知書一起寄來的，還有獎學金，一個月52000日元，可以完全覆蓋學費。
我激動得不行，馬上把好消息分享給西山太太。
西山太太很高興，說：“祝賀你小穎，你要去京都了嗎？”
我眼眶濕潤了。我知道，要和西山太太分開了。
開學前，西山太太陪我一起坐新幹線，從廣島到京都，一直送到同誌社大學。
西山太太不停地朝學校的宿管阿姨鞠躬，說：“我的女兒以後就拜托你了，她真的是一個非常努力的孩子。”
宿管阿姨也朝西山太太鞠躬，說：“您放心吧，我會照顧好她的。”
我站在邊上，眼淚嘩嘩地流。
我很感動，遠在異國他鄉，一個和你毫無血緣的人，擔心你，牽掛你，無所求地對你好。
在日本，我遇到了很多好人。不管是老師還是西山太太，對我都很好。他們都很善良。和我以前在戰爭電影裏了解的日本人，不一樣。
05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哭了
同誌社大學，有留學生活動室，我常去參加活動，因此結識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位小姑娘，叫木下沙希。
木下姑娘，是日本人，個子小小的。她從小在美國長大，英語和日語講的都很好，還在一直學習中文。
她對中國文化特別感興趣，特別喜歡西安，喜歡有兵馬俑的地方，她申請了交換生，去西安西北大學留學。
2003年，剛好西北大學發生了一件事。有幾位日本留學生，在晚會上表演了一段日本的舞蹈，被中國學生認為是辱華，事情越演越烈，最後演變成抗日遊行。
我和其他中國留學生，都勸木下姑娘別去了，這個時間去中國，而且還是去事件的發生地西安，實在太危險了。
我和木下說：別去了，萬一你去了，被打怎麽辦？
木下開玩笑說：那就去醫院唄，還能怎麽辦。
她說，自己接觸的中國人，都和我們一樣，對她很友好，她覺得自己肯定不會遇到這樣的事。
木下有一顆特別純淨的心，我產生了保護她的想法。
我說，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我是中國人，萬一遇到麻煩了，我可以幫你，而且，我還可以拍攝你在中國的生活，給你留個紀念。
我和木下
2003年10月，我陪木下去西北大學報道，然後隻要學校有假期，我就從日本飛去西安，看望木下，拍攝她的留學生生活。
一開始，木下很難交到朋友，同學都不和她打招呼，課上小組學習，也沒有人和她組隊。去學校小賣部買東西，還會遭受白眼。
木下帶我去她最喜歡的餐廳吃飯，我們一起打車去。
出租車司機聽到我們用日語對話，馬上把車往邊上一靠說：日本人吧，下車。
我很氣憤，和司機理論說，我是中國人，她是我同學，她隻是一個學生，你為什麽要這麽對她？
木下拉住我說，沒關係的，我們換一輛就好了。
有時候，木下也會很傷心，哭著問我，為什麽大家這樣對我，難道就是因為我是日本人嗎？我安慰她說，這不是你的錯。
木下很堅強，也很樂觀，她很快調整過來。
別人不理她，她就主動和別人說話。其他同學在一起做小組作業，她會走過去問，我可以加入你們一起嗎，需不需要我幫忙？
她還幫助日語係學生，學日語，日語係學生也會教她中文。
慢慢地，大家開始接受她，帶她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飯，一起聊天，因為木下的善良，她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交換生一年結束的時候，中國的同學們，為她開了一場送別會。
中國孩子和日本孩子，手牽手一起唱歌。
木下的好朋友們，都過來和她擁抱，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哭了。
這個溫暖的夜晚，融化了所有人，也融化了我。人與人的情感，是這麽溫暖與純粹。
回到日本，我把拍攝到的視頻素材剪輯出來，做成紀錄片《在同一片天空下》，片子投去日本國際短片映像節，還獲得了一個“特別貢獻獎”。
評委給我的評語是：“如此稚嫩的技術，還能拍攝出如此真摯的情感，這是這個行業最缺乏的東西！”
我在網上看到日本東映太秦電影村（相當於中國橫店），要開一場關於拍攝的講座，主講人是早稻田大學的教授，安藤老師。
我一個人跑去聽課。聽完課，我找到安藤老師，向他介紹我的作品。
安藤老師說，他早就知道了，國際短片映像節上，給我頒獎的那位評委，就是他的好朋友，他們還在一起討論過我的片子。他覺得我特別有天賦，以後一定會有所成就。
安藤老師問我，有沒有興趣來早稻田大學繼續讀研究生？
我說，我太有興趣了。
2007年，我同時考上早稻田大學和東京大學的研究生，我選了早稻田，專業是電影後期製作，安藤老師是我的導師。
06 什麽是艱難時刻，幫助我們活下來的秘密？
2010年6月，我以全A成績從早稻田大學畢業。畢業典禮上，我作為優秀畢業生上台演講。
當著全校師生，我動情地說：“一路走來，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我報答學校、報答老師最好的方式，就是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彩。”
早稻田大學畢業典禮
但是回國不久，我改變了主意。2012年，我決定創業。8月，“花花卷卷”蛋糕店在上海開業。我專門從日本請了蛋糕師傅。
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一邊學習一邊打工，很辛苦。累的時候特別想吃甜食，但日本蛋糕不便宜，我總是等晚上打烊前五折處理的時候去買。
每次考試考了高分，我都會買一塊奶油蛋糕，獎勵自己。
輕輕挖上一勺蛋糕，放入口中，香甜的奶油在嘴裏慢慢融化，感覺所有的疲勞都消除了，覺得明天還能再努力一下。
小小的蛋糕，給了我無窮的力量。
我想把日本蛋糕的特別味道帶到中國來。
沒想到，生意很差。
開始，我和老王覺得是位置的問題，硬著頭皮，換到了上海久光百貨，這麽好的商場，人流量很不錯，可以說誰進誰賺錢。可是我們就是不賺錢。
為了把店撐下去，我們到處借錢。我母親和公公婆婆，也把他們的朋友都借遍了。
公公安慰我們說，隻要人還在，肯定會有翻身的機會，你們這麽努力，一定會換來好的結果，我們會無條件支持你們。
我很內疚，為了我們的事業，把父母的養老錢都搭進去了。
有多少個夜晚，我們都覺得撐不下去了，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去店裏和大家說一下，關門。
第二天，走到店門口，我看到小夥伴們在積極地幹活。蛋糕師端著蛋糕出來，跟我說：“董姐，我又把蛋糕改良了一下，這次一定賣得好。”
我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想，要不再幹一天試試？
我和老王都很奇怪，問題到底出在哪裏？我們用很好的原料，看網上的評價，大家也都說我們的蛋糕好吃。
艱難的時候，女兒出生了
一直熬到2013年8月。
我和老王商量，在8.18周年慶這一天做一次促銷活動。如果這次活動做完，生意還沒有起色，我們就關門。
沒想到，這次活動成了轉折點。2013年8月18日當天，我們的營業額翻了一番。
從那次活動開始，我們的營業額就一路上漲，一直漲到現在。
2015年，蘇州久光百貨邀請我們入駐。
分店開始一家家開起來。至2020年底，我們的蛋糕店在上海和蘇州一共有8家門店。
我們的slogan是“點亮每次相聚，獻給最愛的人”。蛋糕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有特殊意義的，買一個蛋糕，是為了慶祝今天和以往的日子不一樣。
2015年6月，安藤老師來上海國際電影節做評委，說想來看我。
我給老師回消息說：我覺得很羞愧，沒臉麵對他。
畢業這麽多年，我沒有拿出一部作品。我辜負了老師的期望。
上海電影節結束，安藤老師來到我的蛋糕店裏，看著牆上的電影海報和店裏的裝飾品，說：“你看，你不還是做著和電影有關的工作嗎？”
安藤老師和店裏的每一位員工說：“謝謝你們支持我的學生！”
我又想起了西山太太，把我從廣島一直送到同誌社大學。她不停地朝宿管阿姨鞠躬，說：“我的女兒以後就拜托你了……”
安藤老師臨走之前，對我說：“小穎，你知道嗎，一輩子這麽長，不會隻有一件事，伴隨你走過一生。人這輩子，要經曆各種各樣的事。做蛋糕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老師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安藤老師和師娘
2015年10月，兒子出生，我給他取名懂懂。這個名字裏包含了我對兒子的祝福，也包含了我為什麽能從學渣變成學霸，以及讓“花花卷卷”活過所有艱難時刻的全部秘密：
願你懂得愛與被愛，懂得世界之大，懂得生活之美。
願你懂得愛自己，愛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