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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憲益二三事
侯德健/文
楊憲益
平客:楊憲益去世前一個多月,小侯帶著我和幾個朋友去探望了這位“老頑童”。在北京後海銀錠橋邊胡同深處的一所住宅裏,95歲的楊憲益思維敏捷,煙不離手,屋內的擺設十分簡單,牆上掛著楊憲益和妻子戴乃迭的照片,桌上擺著當天的報紙,楊憲益告訴我們自己身體沒什麽大毛病,每天看報紙沒什麽問題。楊憲益嗜酒,醫生對他有禁酒令,可他卻笑嗬嗬地說:“喝幾杯其實也沒什麽大不了。”
那天,小侯說起想給楊憲益添置一台新的DVD播放機,並向他推薦了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楊憲益擺擺手說:“不用了,不用了。”
後來,我才知道,2006年秋天,楊憲益就已經被查出身患癌症,他自己卻不怎麽在乎。
楊憲益去世那天下午,我輾轉得知消息,發短信給小侯,很快,小侯確認了這一消息。
小侯是搞音樂的,二十多年前從台灣來大陸,偶然認識了楊憲益,1983年,一位在北京留學的澳大利亞學生把小侯帶到了楊家,從此,小侯就經常去和楊憲益聊天,有時還賴在那裏直到深更半夜也不肯走。他們相差41歲,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
1980年代,“混跡”於楊憲益家的還有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大使、專家,也有楊憲益的老朋友們——1940年代,一群知識分子曾在重慶搞過一個“二流堂”,後來隨著大時代的變遷而搬到了北京,從重慶“二流堂”到北京“二流堂”,楊憲益始終是其中一位並不怎麽活躍的成員。文革期間,“二流堂”成了“反革命俱樂部”,堂中成員後來的命運遭際各不相同。
文革結束後,老朋友們又開始互相往來了,楊憲益把自己家的聚會戲稱為“新‘二流堂’”。台灣來的小侯則成了“新‘二流堂’”的重要成員之一。
楊憲益家的新“二流堂”
我1983年一回來就認識楊老了,住在楊老家很長一段時間,那時候,誰願意的話都可以住楊老家。戴乃迭是英國人,說英語的留學生經常到他家去。他們家房子比較多,外文局分的,加起來有五個房間,那時候部長也就隻有三套。我從台灣過來,這邊的文化官員不知道怎樣跟我打交道,他們說他們的,我說我的,溝通不了。我見到憲益後,就覺得還有人說話我能聽懂。
當時文藝界為歡迎我到北京開茶話會,他們請憲益來講話。他說:“小侯是從台灣來的,我們這裏的事情他不一定能懂,他也不需要懂,反正他是作曲的,就隻作曲吧,就像我是喝酒的,我就多喝酒。”
在1980年代,楊老是我們了解海外消息的一個重要渠道,他每天聽國外的廣播,像BBC之類的。有一天我們去他家,楊老和我們說:“你們知不知道呀,裏根死了。”那時候,裏根還在台上呢,大家就很驚訝,楊老樂樂嗬嗬地說:“嘿嘿!今天是愚人節。”
去他家的是外國駐北京的記者、大使、外國專家,還有他的一些老朋友。我最常在那裏碰到的是黃苗子、鬱風、丁聰,民國時期,他們在重慶搞了個“二流堂”。後來的這個新“二流堂”,因為原來的堂主唐瑜搬到香港去了,而那時候我有車,也最年輕,所以,他們有什麽需要都是我在跑來跑去。
新“二流堂”的這些人就說:“唐瑜不幹了,小侯幹了。”就這麽成立了新的“二流堂”。
隻要我在北京,每周我都至少去一次,在他家吃飯,我負責采買。他們家有一個老保姆,很會做飯,尤其會做金華火腿,所以那時候每隔一兩個禮拜,我都會去買一隻金華火腿。
有一次,有一個澳大利亞的大使跟他的夫人來,楊老剛從東北回來,帶回了一個驢鞭,切成一節一節,拿給我和這些外國客人。那些人不講究,楊老也不說這是什麽。戴乃迭在旁邊笑。後來楊老告訴他們,這就是醬過的驢鞭,把老外嚇死了。
新“二流堂”就我們幾個人,經常聊的就是他們在重慶“二流堂”的事,楊老當時並不是“二流堂”裏特別活躍的人,但喝酒可以。有一次空襲警報宵禁時,他們把酒喝光了,酩酊大醉,也沒辦法出去買酒,竟然把唐瑜的老婆存的煤油誤當作酒給喝了。
他說起過文革期間坐牢時,他在牢裏麵拿肥皂盒養花的事,鳥糞滴在了窗台上,裏麵有一粒種子長出了小嫩芽,憲益就用肥皂盒養起了這支小嫩芽。
憲益寫了很多打油詩,都是即興作,我都記不住了。往往是,我們到他家的時候,他已經寫好了,然後用小紙條寫出來拿給我們看,有時候寫給黃苗子或丁聰。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我1990年離開北京。
你還泡妞嗎
憲益是中國那種少數的特別可愛的老頭,老知識分子,世界觀也很豁達。
楊老說他是個花花公子:“我真的是一個Playboy,不相信我脫褲子給你看。”然後,站起來就脫褲子了。幾位太太們就嚇得花容失色了,而實際上,楊老隻是把他的皮帶翻起來給他們看,他那條褲子的品牌是Playboy。
2006年,我回北京去看他,中間我們有16年沒怎麽見麵,楊老的第一句話就問我:“小侯你還泡妞嗎?”
他對我的印象就是泡妞。
我說:“還泡。”
他說:“那就好。”
之後他寫了一副對聯給我看:“我給陳水扁對了一個對子,陳水扁對賴湯圓,陳對賴,水對湯,扁對圓。”
他從不發怒或者流淚,脾氣好得不行,不那麽衝動,對節日也沒有什麽概念。他隻有一個兒子,還那樣子沒了。因為我跟他兒子年齡差不多,他看到我的時候就好像是看到他兒子一樣。
所有去他們家的人都提醒我不要跟他提他兒子的事情,他不想讓人提。這個事情對他的打擊非常大,他就這麽一個兒子。一直到幾個月前我們去他家,楊老才主動跟我講兒子的事情,他說,他這個兒子,當時非常優秀,後來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媽媽、爸爸都被關進去這個事實,把矛頭指向自己,跟自己慪氣,精神上完全受不了了。乃迭已經走了,我想乃迭在的話,楊老絕對不會提的。
他非常關心我,關心我精神狀況好不好,物質狀況他知道我一點問題也沒有。我那個時候還年輕,我比大部分人日子過得好,我也很開心,就是水土不服,睡得不好。
有領導專門為我的事情去過楊老家,希望由憲益幫助我解決水土不服的問題。但是他從來不會告訴我該怎麽麵對這個世界。我想有幾個可能,一是他也不知道該怎麽辦;第二,可能他認為,一個人如果遇到問題,不是自己認識到問題所在,然後自己解決,任何人給意見也沒用。
憲益從來不灌輸式地告訴我任何東西,其實我有什麽想法都會跟他講。1980年代,我對蘭陵王的故事很感興趣,想把這個故事寫出來拍成電影,當然沒有像後來《指環王》那樣的規模。楊老跟我說了很多他知道的故事,其中一個是一個叫婦好的人的故事,很精彩:她是商朝國母,商朝是母性時代,楊老說,婦好武功很好,她覺得老天也能打,就琢磨自己怎麽能證明把老天打下來呢?她就讓人把羊皮縫起來,把血灌進去,然後用彈弓彈到天上,然後她拿著箭把它射穿了,血就從天上灑下來了,她就說我把老天爺也打死了。
他在翻譯這件事上沒什麽成就感
他經常說,人隻要活著,腦子就得不停地想,總得做點事,要不然活得更難受。
他對翻譯這個工作是兢兢業業的,這個事情不是你語文好就可以的,而且還要有很多常識,還要有曆史性的修養。
翻譯這件事可以耗掉一個人很多時間,但是要說憲益在裏麵有什麽成就感,我覺得沒有。對這些東西,他看得很淡。翻譯界的一些名望,他完全不在乎。
楊憲益和戴乃迭的搭檔是非常合適的,好的翻譯家,應該是把別的文字翻譯成你的母語,英文不是憲益的母語,可英文是乃迭的母語,她的中文並不好,平時說漢語也並不是太好。但是,他們倆的搭檔卻解決了翻譯中的母語問題。
楊老的國學功底非常好,看古書完全沒有困難,尤其是《尚書》、《春秋》、《國策》之類,但是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談過道家的書,《易經》從沒說過,《老子》很少提,《莊子》偶爾會提。你要歸類的話,憲益應該是覺得《老子》太嚴肅。如果我們說人到這個世界上來擁有了一個身體,然後每一輩子扮演不同的角色,這次楊老扮演的角色應該是最接近莊子的角色。
撥亂反正之後,楊老的反應和吳祖光不一樣,吳祖光他們好像還很有激情,積極地去碰撞,楊老不想去跟現實有什麽碰撞。我覺得他有一種無力感,也已經沒有力氣去做任何表達。
我的分析不一定正確,人,或者說任何物種對環境的適應有幾種不同的反應程序,假設一個人到山裏去熬夜,沒想到碰到一頭大熊,他可以攻擊它,也可以逃跑,當這兩種方法不奏效的時候,還有第三種方法——裝死。熊會覺得不好玩了,就不會去理他了,這樣,就可以度過危險。這樣的假死狀態,在他們那代人中,有很多人就是這麽度過餘生的。這麽講,可能有點冷冰冰,但在我的理解確實是這樣的。
當然,有時候,他也會在重要的時候做出一些反應。
前些年,有一家台灣很有名的雜誌找到我,希望采訪楊老,楊老破例說請他們來吧。當時,他們問了一些年輕人會問的問題,楊老沒有正麵地回答,因為他不想趟那灘渾水,然後他們提出了一個假設的問題,說假設1949年以後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治理中國,你覺得會不會不一樣。楊老就講了一句說,國民黨當時的腐敗很不堪了,已經很難了,它已經沒有能力治理國家了。雖然他經過這麽多政治運動,都是在被攻擊、被打壓的角色,但他並沒有一種想法,要是國民黨沒走多好。
我看到電影海報,就進去看了
他晚年對物質生活沒有要求。但是酒不能少,他什麽酒都喝,我們希望他能喝一點好酒,不要喝亂七八糟的酒,所以老想辦法多送一點真酒給他。
這兩年回北京,我常去看他,覺得他的電視機太舊了,想給他換,他不要。我有時候拿一些音樂給他聽,他居然找不出一個可以放音樂的設備。
我記得那時候乃迭經常罵他,說這個老頭子太不像話了。當年在倫敦時,有一個晚上乃迭肚子疼叫憲益去買藥,竟然三個小時都沒回來,回來之後,乃迭問他幹什麽了,他說去看了《007》電影,就把買藥的事忘了。說這件事的時候,憲益就傻笑:“是的,我看到了電影海報,就進去看了。
他的身體一直很不錯,有一次《時代》周刊的記者問他養生之道是什麽。他說:“喝酒、抽煙、不運動。”他煙抽得凶,一會兒一根,酒一天喝半瓶多威士忌是很平常的。
每次開玩笑時他都說:“我的追悼會得趕快開,人說好話的時候都是在追悼會上說,人已經死了才去說。有什麽用,所以我們早點開。”他還說:“我死了以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骨灰倒到抽水馬桶裏麵一衝,這樣最幹淨。”
我們為什麽懷念楊老這一批人,因為他們活在精神世界裏麵,而不是物質世界裏麵。中國的這批知識分子,他們很幽默,完全在追求精神,是如今比較少見的。當然,現在很多人念書是為了去上好學校,是為了能夠拿高薪,或者升官,這個我覺得正常。但是,他們那一代人的精神生活還能夠保持很優雅的姿態,這一些老一輩知識分子的身形和姿態特別瀟灑和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