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健：楊憲益二三事

楊憲益二三事

侯德健／文

楊憲益

　　平客：楊憲益去世前一個多月，小侯帶著我和幾個朋友去探望了這位“老頑童”。在北京後海銀錠橋邊胡同深處的一所住宅裏，95歲的楊憲益思維敏捷，煙不離手，屋內的擺設十分簡單，牆上掛著楊憲益和妻子戴乃迭的照片，桌上擺著當天的報紙，楊憲益告訴我們自己身體沒什麽大毛病，每天看報紙沒什麽問題。楊憲益嗜酒，醫生對他有禁酒令，可他卻笑嗬嗬地說：“喝幾杯其實也沒什麽大不了。”
　　那天，小侯說起想給楊憲益添置一台新的DVD播放機，並向他推薦了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楊憲益擺擺手說：“不用了，不用了。”
　　後來，我才知道，2006年秋天，楊憲益就已經被查出身患癌症，他自己卻不怎麽在乎。
　　楊憲益去世那天下午，我輾轉得知消息，發短信給小侯，很快，小侯確認了這一消息。
　　小侯是搞音樂的，二十多年前從台灣來大陸，偶然認識了楊憲益，1983年，一位在北京留學的澳大利亞學生把小侯帶到了楊家，從此，小侯就經常去和楊憲益聊天，有時還賴在那裏直到深更半夜也不肯走。他們相差41歲，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
　　1980年代，“混跡”於楊憲益家的還有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大使、專家，也有楊憲益的老朋友們——1940年代，一群知識分子曾在重慶搞過一個“二流堂”，後來隨著大時代的變遷而搬到了北京，從重慶“二流堂”到北京“二流堂”，楊憲益始終是其中一位並不怎麽活躍的成員。文革期間，“二流堂”成了“反革命俱樂部”，堂中成員後來的命運遭際各不相同。
　　文革結束後，老朋友們又開始互相往來了，楊憲益把自己家的聚會戲稱為“新‘二流堂’”。台灣來的小侯則成了“新‘二流堂’”的重要成員之一。

　　楊憲益家的新“二流堂”

　　我1983年一回來就認識楊老了，住在楊老家很長一段時間，那時候，誰願意的話都可以住楊老家。戴乃迭是英國人，說英語的留學生經常到他家去。他們家房子比較多，外文局分的，加起來有五個房間，那時候部長也就隻有三套。我從台灣過來，這邊的文化官員不知道怎樣跟我打交道，他們說他們的，我說我的，溝通不了。我見到憲益後，就覺得還有人說話我能聽懂。
　　當時文藝界為歡迎我到北京開茶話會，他們請憲益來講話。他說：“小侯是從台灣來的，我們這裏的事情他不一定能懂，他也不需要懂，反正他是作曲的，就隻作曲吧，就像我是喝酒的，我就多喝酒。”
　　在1980年代，楊老是我們了解海外消息的一個重要渠道，他每天聽國外的廣播，像BBC之類的。有一天我們去他家，楊老和我們說：“你們知不知道呀，裏根死了。”那時候，裏根還在台上呢，大家就很驚訝，楊老樂樂嗬嗬地說：“嘿嘿！今天是愚人節。”
　　去他家的是外國駐北京的記者、大使、外國專家，還有他的一些老朋友。我最常在那裏碰到的是黃苗子、鬱風、丁聰，民國時期，他們在重慶搞了個“二流堂”。後來的這個新“二流堂”，因為原來的堂主唐瑜搬到香港去了，而那時候我有車，也最年輕，所以，他們有什麽需要都是我在跑來跑去。
　　新“二流堂”的這些人就說：“唐瑜不幹了，小侯幹了。”就這麽成立了新的“二流堂”。
　　隻要我在北京，每周我都至少去一次，在他家吃飯，我負責采買。他們家有一個老保姆，很會做飯，尤其會做金華火腿，所以那時候每隔一兩個禮拜，我都會去買一隻金華火腿。
　　有一次，有一個澳大利亞的大使跟他的夫人來，楊老剛從東北回來，帶回了一個驢鞭，切成一節一節，拿給我和這些外國客人。那些人不講究，楊老也不說這是什麽。戴乃迭在旁邊笑。後來楊老告訴他們，這就是醬過的驢鞭，把老外嚇死了。
　　新“二流堂”就我們幾個人，經常聊的就是他們在重慶“二流堂”的事，楊老當時並不是“二流堂”裏特別活躍的人，但喝酒可以。有一次空襲警報宵禁時，他們把酒喝光了，酩酊大醉，也沒辦法出去買酒，竟然把唐瑜的老婆存的煤油誤當作酒給喝了。
　　他說起過文革期間坐牢時，他在牢裏麵拿肥皂盒養花的事，鳥糞滴在了窗台上，裏麵有一粒種子長出了小嫩芽，憲益就用肥皂盒養起了這支小嫩芽。
　　憲益寫了很多打油詩，都是即興作，我都記不住了。往往是，我們到他家的時候，他已經寫好了，然後用小紙條寫出來拿給我們看，有時候寫給黃苗子或丁聰。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我1990年離開北京。

　　你還泡妞嗎

　　憲益是中國那種少數的特別可愛的老頭，老知識分子，世界觀也很豁達。
　　楊老說他是個花花公子：“我真的是一個Playboy，不相信我脫褲子給你看。”然後，站起來就脫褲子了。幾位太太們就嚇得花容失色了，而實際上，楊老隻是把他的皮帶翻起來給他們看，他那條褲子的品牌是Playboy。
　　2006年，我回北京去看他，中間我們有16年沒怎麽見麵，楊老的第一句話就問我：“小侯你還泡妞嗎？”
　　他對我的印象就是泡妞。
　　我說：“還泡。”
　　他說：“那就好。”
　　之後他寫了一副對聯給我看：“我給陳水扁對了一個對子，陳水扁對賴湯圓，陳對賴，水對湯，扁對圓。”
　　他從不發怒或者流淚，脾氣好得不行，不那麽衝動，對節日也沒有什麽概念。他隻有一個兒子，還那樣子沒了。因為我跟他兒子年齡差不多，他看到我的時候就好像是看到他兒子一樣。
　　所有去他們家的人都提醒我不要跟他提他兒子的事情，他不想讓人提。這個事情對他的打擊非常大，他就這麽一個兒子。一直到幾個月前我們去他家，楊老才主動跟我講兒子的事情，他說，他這個兒子，當時非常優秀，後來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媽媽、爸爸都被關進去這個事實，把矛頭指向自己，跟自己慪氣，精神上完全受不了了。乃迭已經走了，我想乃迭在的話，楊老絕對不會提的。
　　他非常關心我，關心我精神狀況好不好，物質狀況他知道我一點問題也沒有。我那個時候還年輕，我比大部分人日子過得好，我也很開心，就是水土不服，睡得不好。
　　有領導專門為我的事情去過楊老家，希望由憲益幫助我解決水土不服的問題。但是他從來不會告訴我該怎麽麵對這個世界。我想有幾個可能，一是他也不知道該怎麽辦；第二，可能他認為，一個人如果遇到問題，不是自己認識到問題所在，然後自己解決，任何人給意見也沒用。
　　憲益從來不灌輸式地告訴我任何東西，其實我有什麽想法都會跟他講。1980年代，我對蘭陵王的故事很感興趣，想把這個故事寫出來拍成電影，當然沒有像後來《指環王》那樣的規模。楊老跟我說了很多他知道的故事，其中一個是一個叫婦好的人的故事，很精彩：她是商朝國母，商朝是母性時代，楊老說，婦好武功很好，她覺得老天也能打，就琢磨自己怎麽能證明把老天打下來呢？她就讓人把羊皮縫起來，把血灌進去，然後用彈弓彈到天上，然後她拿著箭把它射穿了，血就從天上灑下來了，她就說我把老天爺也打死了。

　　他在翻譯這件事上沒什麽成就感

　　他經常說，人隻要活著，腦子就得不停地想，總得做點事，要不然活得更難受。
　　他對翻譯這個工作是兢兢業業的，這個事情不是你語文好就可以的，而且還要有很多常識，還要有曆史性的修養。
　　翻譯這件事可以耗掉一個人很多時間，但是要說憲益在裏麵有什麽成就感，我覺得沒有。對這些東西，他看得很淡。翻譯界的一些名望，他完全不在乎。
　　楊憲益和戴乃迭的搭檔是非常合適的，好的翻譯家，應該是把別的文字翻譯成你的母語，英文不是憲益的母語，可英文是乃迭的母語，她的中文並不好，平時說漢語也並不是太好。但是，他們倆的搭檔卻解決了翻譯中的母語問題。
　　楊老的國學功底非常好，看古書完全沒有困難，尤其是《尚書》、《春秋》、《國策》之類，但是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談過道家的書，《易經》從沒說過，《老子》很少提，《莊子》偶爾會提。你要歸類的話，憲益應該是覺得《老子》太嚴肅。如果我們說人到這個世界上來擁有了一個身體，然後每一輩子扮演不同的角色，這次楊老扮演的角色應該是最接近莊子的角色。
　　撥亂反正之後，楊老的反應和吳祖光不一樣，吳祖光他們好像還很有激情，積極地去碰撞，楊老不想去跟現實有什麽碰撞。我覺得他有一種無力感，也已經沒有力氣去做任何表達。
　　我的分析不一定正確，人，或者說任何物種對環境的適應有幾種不同的反應程序，假設一個人到山裏去熬夜，沒想到碰到一頭大熊，他可以攻擊它，也可以逃跑，當這兩種方法不奏效的時候，還有第三種方法——裝死。熊會覺得不好玩了，就不會去理他了，這樣，就可以度過危險。這樣的假死狀態，在他們那代人中，有很多人就是這麽度過餘生的。這麽講，可能有點冷冰冰，但在我的理解確實是這樣的。
　　當然，有時候，他也會在重要的時候做出一些反應。
　　前些年，有一家台灣很有名的雜誌找到我，希望采訪楊老，楊老破例說請他們來吧。當時，他們問了一些年輕人會問的問題，楊老沒有正麵地回答，因為他不想趟那灘渾水，然後他們提出了一個假設的問題，說假設1949年以後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治理中國，你覺得會不會不一樣。楊老就講了一句說，國民黨當時的腐敗很不堪了，已經很難了，它已經沒有能力治理國家了。雖然他經過這麽多政治運動，都是在被攻擊、被打壓的角色，但他並沒有一種想法，要是國民黨沒走多好。

　　我看到電影海報，就進去看了

　　他晚年對物質生活沒有要求。但是酒不能少，他什麽酒都喝，我們希望他能喝一點好酒，不要喝亂七八糟的酒，所以老想辦法多送一點真酒給他。
　　這兩年回北京，我常去看他，覺得他的電視機太舊了，想給他換，他不要。我有時候拿一些音樂給他聽，他居然找不出一個可以放音樂的設備。
　　我記得那時候乃迭經常罵他，說這個老頭子太不像話了。當年在倫敦時，有一個晚上乃迭肚子疼叫憲益去買藥，竟然三個小時都沒回來，回來之後，乃迭問他幹什麽了，他說去看了《007》電影，就把買藥的事忘了。說這件事的時候，憲益就傻笑：“是的，我看到了電影海報，就進去看了。
　　他的身體一直很不錯，有一次《時代》周刊的記者問他養生之道是什麽。他說：“喝酒、抽煙、不運動。”他煙抽得凶，一會兒一根，酒一天喝半瓶多威士忌是很平常的。
　　每次開玩笑時他都說：“我的追悼會得趕快開，人說好話的時候都是在追悼會上說，人已經死了才去說。有什麽用，所以我們早點開。”他還說：“我死了以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骨灰倒到抽水馬桶裏麵一衝，這樣最幹淨。”
　　我們為什麽懷念楊老這一批人，因為他們活在精神世界裏麵，而不是物質世界裏麵。中國的這批知識分子，他們很幽默，完全在追求精神，是如今比較少見的。當然，現在很多人念書是為了去上好學校，是為了能夠拿高薪，或者升官，這個我覺得正常。但是，他們那一代人的精神生活還能夠保持很優雅的姿態，這一些老一輩知識分子的身形和姿態特別瀟灑和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