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國內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孤島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四天後，白先勇出生在廣西。
白先勇還沒滿月，父親白崇禧便飛往南京，出任國民革命軍副總參謀長，參與抗戰。家裏隻有母親馬佩璋主持大局。時局動蕩，一家人在老家桂林東躲西藏，1937年廣西全境大雨，馬佩璋帶著一家人住到鐵佛寺一棟鬼氣森森的舊屋，舊屋後麵有個防空洞，可以躲避日本人的空襲。
馬佩璋是貴族小姐出身，但是性格果敢武斷，北伐戰爭剛開始時，馬佩璋聽人說白崇禧在南京陣亡了，她不相信，叫上表哥開車去找。路上遇到亂兵圍車，她立馬指揮表哥開槍。
爬過封鎖線，頭上流彈在滿天飛。白崇禧見老婆來了大吃一驚：“你怎麽到這裏來了？”
白崇禧十分信任和尊敬馬佩璋，戰亂時期留在桂林的白、馬兩家全靠馬佩璋主持，白先勇還不記事時，就聽見舅舅稱呼母親為“女英雄”。
< 白家合影 >
日軍徹底攻破桂林城後，全家人躲無可躲，馬佩璋帶著馬、白兩家80多口人上火車，火車開了一個多月才到目的地重慶。
< 童年白先勇與父親白崇禧 >
當時肺病又叫肺癆，要人命又極具傳染性，白崇禧花了十根金條也沒治好兒子，不得已隻能將白先勇隔離起來。
在重慶，家人安排白先勇住李子坡的一棟舊屋，沒人看望和陪伴，隻有兩個老仆上門負責飲食，順便帶來幾本故事書。
嘉陵江發了大水，白先勇被關在屋子裏，每天隔著窗戶，看見到外麵房屋被毀，人畜死傷慘重。
本來性格活潑開朗的白先勇開始變得沉默寡言。有天父母在家中設宴，賓客臨門，兄弟姐妹也都喜氣洋洋，賓客們在外麵笑，白先勇在房間裏一個人哭。
抗戰勝利後，一家人去到上海，但白先勇的倒黴日子還沒結束，他依然被單獨隔離，在上海郊外寂寞的日子，隻有姐姐白先明去探望他。
白先明來的那一天，白先勇喜出望外，把自己唯一的夥伴黑獅子狗送給姐姐。
1948年，國民黨節節潰敗，一家人又開始逃難。那年冬天很冷，白先勇到司令部找父親，看見樹上的老鷹被凍得墜落地上。1949年，白崇禧戰敗，桂係軍潰亡。
白家人不得不再次遷徙。好在白先勇的病終於好轉，結束了隔離。白先勇想和姐姐白先明團聚，但白崇禧正著手讓子女依次去往美國，白先勇還沒來得及和姐姐多敘舊，白先明就離開了。
姐姐白先明天生性格內向，適應不了出國的環境，在美國大學裏功課也趕不上，常常一個人逃避到電影院裏，久而久之，精神上有了問題，等白先勇再見到姐姐時，她已經得了精神分裂，目光呆滯，總無緣無故發笑。
白先勇閱讀了大量有關精神病和心理治療的書籍，想治好姐姐的病，但白先明沒有好轉。她變得越來越像個孩子，在電影院裏看武俠電影時大呼：“好看！好看！”
為了治病，白先明受了很多折磨，注射、電擊、在精神病院隔離，病也沒好。
看到昔日和自己要好的姐姐變成這樣，白先勇很難過。
對於姐姐的心理疾病，白先勇始終不明白具體成因，多年後他寫道：“人心唯危，千變萬化，人類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塊方寸之地卻仍舊不得其門而入。”
1952年，白先勇全家從香港搬到台灣，但日子變得更難。
白崇禧在大陸曾三次“反蔣”，在蔣介石心裏埋下了隱患。來到台灣後，白崇禧保留了陸軍一級上將的職位，但沒有實權，且一直被監視，全家人外出總有一輛吉普車跟著。
馬佩璋倒是看得很開，有一次她帶白先勇去看戲，特務的吉普車一直跟在後麵，馬佩璋看了一眼，說道：“真是辛苦他們！”說完給白先勇錢，讓兒子去買票請特務們一起看。
< 白先勇與母親，上為白先勇 >
白先勇十六歲時，進了建國中學讀書，但之前被隔離了四年多，他已經變得不會和人打交道，不合群的集體生活讓他神經緊張，隻能通過逼自己學習緩解。在對自我的嚴格要求下，他門門功課都是第一。
學習之餘，白先勇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看小說，暑假裏他看了巴金的《家》、《春》、《秋》，還有四大名著，他愛寫作文，每篇作文都寫得十分認真。慢慢地，國文老師李雅韻發現了白先勇的寫作天賦，鼓勵他投稿：
“你這樣寫下去，二十五六歲，不也成作家了？”
白先勇聽了老師的話很高興。
1954年，為了考學，白先勇報名了建中的暑假補習班，有一天他遲到了，踩著鈴聲上樓梯，顛顛撞撞，結果正好撞到了另外一個遲到的少年，這個人就是王國祥。
兩人一見如故。
< 白先勇與王國祥 >
白先勇本有保送台大的機會，但他迫不及待想要離開家追尋自由，便報考了台南成功大學水利係，王國祥也是高材生，他和白先勇商量好，報考了同一所大學。兩人在學校附近的眷村租房子住，過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學生活。
學了一年後，白先勇放不下自己的文學夢，思來想去他決定重考台大，進外文係，研究西方文學。王國祥隨後也成功轉學，隨白先勇一起回到了台北。
正當兩人高興可以再次作伴時，王國祥卻突然得了病，還是極為罕有的血液病：再生不良性貧血。
西醫治療了一年多，病情沒有好轉。好在此時王國祥的親戚打聽到有位奚大夫，用偏方治好過一個韓國人，便也如法炮製，讓王國祥服用這個方子。幸運的是王國祥病情一天天好轉，半年後就不用再輸血了。
白先勇鬆了一口氣，覺著兩人的未來一片光明。
在台大外文係讀書期間，白先勇終於開始著手實現自己的理想，寫小說。第一篇短篇小說《金大奶奶》就得到了當時《文學雜誌》編輯夏濟安的好評：“文字很老辣。”
在順利刊登了幾篇小說後，白先勇決定自己創辦雜誌，便拉上了同學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了《現代文學》。這本雜誌屬於嚴肅文學，賣得並不好，但白先勇把它當自己的寶貝，有事沒事經過報刊亭，就問老板《現代文學》賣出了多少。
辦雜誌完全是賠錢買賣，後來實在沒錢了，王國祥把自己的生活費也掏出來資助白先勇。
在台大，白先勇度過了一生當中的黃金歲月。這期間他寫出了《玉卿嫂》、《月夢》、《寂寞的十七歲》。《月夢》就是日後長篇小說《孽子》的前身，白先勇在這則小說中首次寫到了同性之間的感情。
《寂寞的十七歲》是白先勇服兵役時擠時間寫的，今天這篇小說依然被視為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少年時期心境的寫照：“我曉得我不討人喜歡，脾氣太過孤怪。沒有什麽人肯跟我好，隻要有人肯對我有一點好處，我就恨不得想把心掏出來給他才好。”
<少年白先勇>
可惜二十歲的無憂無慮終究短暫。
大學畢業那年，白先勇的母親馬佩璋去世了。
噩耗傳來，白崇禧一時驚慌失措，血壓飆升到兩百多。
白先勇更是痛徹肺腑。母親在他心中一直都是支柱，是那種勇敢麵對一切，蔑視死亡的人。她的去世，讓白先勇體會到命運的無常和不可抗拒：
“像母親那樣一個曾經散發過如許光熱的生命，轉瞬間，竟也煙消雲散。”
那是白先勇人生中第一次麵臨親近之人的死亡。
別離
沒想到這就是父子二人最後一次見麵。
母親去世後的第四年，白崇禧因為心髒病，也在台北病逝了。白先勇少年時期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不多，在台北讀書的日子，就是最後一段和白崇禧相處的時光。
<白崇禧在北京>
白先勇覺得，那是父親一生當中最意氣風發的日子。
可去到台灣後，白崇禧卻失去了實權。每日的任務就是去小學翻修操場，建遊泳池。有一次，白先勇看見父親在小學操場上對小學生們訓話，那模樣好似麵對千軍萬馬。
這樣堅強的人，也抵抗不了命運，最終在被冷落的日子裏結束了一生的旅程。白先勇感到“一陣墜入深淵的失落。”
母親去世後，白先勇在美國整整兩年寫不出一個字，1964年才寫下旅美的第一篇小說，名為《芝加哥之死》，故事說的是一個台灣留學生，在美國得到了博士學位和令人羨慕的工作，但最後依然在密歇根湖投水自盡了。
父親死後第二年，白先勇回了一趟台北，老同學林懷民想采訪他，白先勇說：“該說的，想說的，都在小說裏說過了。”
林懷民依然抓著白先勇不放，白先勇答應了采訪的請求。林懷民問：“你想過自殺沒有？”白先勇愣了一下，回答：“這個問題太personal（私人），我不能回答。”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說：“經過一些事，人會變的。”
那天林懷民和白先勇聊了很多，大部分有關文學創作，白先勇說：“一個作家，一輩子寫了許多書，其實也隻在重複自己的兩三句話，如果能以各種角度，不同的技巧，把這兩三句話說好，那就沒白寫。”
林懷民問；“你覺得你說出自己的話沒有？”
白先勇答：“沒有，至少還沒說清楚。”
離開台北的日子，白先勇反倒對台北的記憶越來越清晰。整個60年代，他都投入到了《台北人》短篇小說集的創作之中。小說集雖名為《台北人》，但每一個主角，都是淪落台北的大陸人。
《台北人》中有一個故事，名為《一把青》，寫於1966年。49年後，編劇黃世鳴將其改為長篇劇集，說的是撤退到台灣的軍人，與其所愛悲歡離合的故事。
豆瓣上將近5萬人為故事打出9.3分，有人評論道：
“說什麽家國山河英魂忠烈，死去的人一瞬就死了，剩下的活著的才最煎熬最寂寞。”
《台北人》出版後，白先勇從美國回到台灣，準備小說集中《遊園驚夢》舞台劇的演出。
此時父母都已經離世，白家人也已離散海內外，留在台灣的也就隻有白先勇的六弟和姐姐白先明。白先明患上精神分裂後，像個孩子一樣，離不開他人的照顧。每次白先勇回來，都會送一些小禮物給她，有時候是玻璃燒成的小熊，有時是采芳齋的點心。
有一次白先勇帶了一盒十二塊細紗手帕送給姐姐，手帕上的圖案是獅子狗，和童年時白先勇送的黑獅子狗長得差不多。白先明將手帕展開放在床上，拍手嗬嗬笑。
白先勇看著像孩子一樣的白先明，心裏很擔憂，如果兄弟姐妹們都不在了，姐姐該怎麽辦？
沒想到白先明卻是兄弟姐妹中最早離開的那一個。
得到姐姐去世消息的那天，白先勇悲不自勝，他想起了和姐姐白先明在一起最後的日子。
那天白先明從醫院回家，白先勇恰好在巷子口見到了她。白先勇問：“你怎麽跑出來了？”白先明拿著一隻小錢包，笑嘻嘻地說：
他鄉
白先勇在美國的住所所在地區名為“隱穀”，1973年，他搬入這裏，一住就是20多年。
王國祥還在賓州州立大學做博士後研究，隻有一個半月假期，過來幫忙就花了三十天。兩人在院子裏剪草，發現領居家一棵李子樹長到了自家。那些李子看上去很甜，肉紅汁多，兩人眼饞。後來得知美國法律規定樹長到哪，就屬於哪家，於是兩人開心地摘下了李子，釀成了酒。
那年白先勇剛拿到大學的終身教職，王國祥也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兩人相信未來是金色的。有空時，兩人就在院子裏修修剪剪，還買了三棵意大利柏樹的幼苗。
不知不覺10年過去，幼苗長成了大樹。
也就是在這10年裏，白先勇完成了人生中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孽子》。故事說的是一群被放逐的台灣年輕人，他們的父輩都是大陸撤退到台灣的軍人，而他們的身份卻是同性戀。
最放縱的兒子，和最保守的父親，在台北這片土地上相互鄙夷又相互牽掛。
白崇禧生前，白先勇從沒和父親說過自己性取向的事情，但父親會看他寫的書，看完後父親沉默不語，並沒有主動提起什麽，白先勇認為父親理解了自己，因為“父親一向希望子女幸福“。
1989年，白先勇發現後院意大利柏樹中的一棵，葉尖露出點點焦黃。才幾天功夫，這棵樹就枯焦而亡。沒有多久，王國祥就生病了。
二十九年後，上天沒有再眷顧他。折騰了四年時間，王國祥去世了。
這四年裏，白先勇備受煎熬，他知道王國祥可能隨時會走。但是當著王國祥的麵，他不敢露出悲傷的樣子。
1992年1月，王國祥過生日，白先勇看他狀態不錯，就提議去“北海漁邨”去吃飯。飯店前有一道二十多級的石階，王國祥扶著欄杆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來。白先勇趕忙過去攙扶，王國祥休息了會，堅持站起來，想要繼續爬。
白先勇心裏難過，說：“我們不要在這裏吃飯了，回家去做壽麵吃。”
這是王國祥最後一個生日。那天送走王國祥後，白先勇開車上高速公路，感到一陣無法阻擋的傷痛襲擊過來，他將車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盤上失聲大哭。
第二年的夏天，王國祥走了。白先勇陪伴了他最後的時刻：
“五點二十分，他的心髒終於停止。我執著國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霎時間，天人兩分，死生契闊，在人間，我向王國祥告了永別。”
故土
白先勇在台大讀書的時候，創辦了雜誌《現代文學》，三毛就是供稿的作者之一。白先勇記得那時候的三毛，隻有16歲，穿著蘋果綠裙子，總是一副羞澀的樣子，“好像是一個驚慌失措一徑需要人保護的迷途女孩。”
沒想到再聽到她消息時，三毛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當時同為《現代文學》的同僚們聽到這個消息，無不震驚，隻有白先勇覺得，三毛的自殺，是為了“抵抗時間的淩遲，自行了斷，向時間老人提出了最後的抗議。”
王國祥去世的第二年，白先勇離開了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院，不再擔任教職。
他也不再寫小說，轉而研究《紅樓夢》和推廣昆曲《牡丹亭》。有次在台灣接受采訪時，白先勇說：“我很小的時候，對世界就有一種‘無常’的感覺，感到世界上一切東西，有一天都會凋零。人世之間，事與物，都有毀滅的一天。”
有人說，白先勇對人生很悲觀，但白先勇說：“不是，我對人生很眷念。”
後來白先勇還經常去大學和年輕人交談，不管學生問什麽問題，他都會一一回答。有次一個同學問：“失戀了怎麽辦？”
白先勇答：人生最痛苦的不是失戀，而是沒有真正、全心地愛過一個人，如果曾經有，那一刻就是永恒。
2012年，白先勇踏上了回國的旅途，這時距離他離開中國大陸，已經60年了。
5月，白先勇回到故鄉桂林，在榕湖賓館開會，那裏恰巧是當年白家在桂林的故居。走在桂林的街頭，很多孩子並不知道白先勇是誰，都圍了上來，這些孩子的年齡，和白先勇離開桂林時差不多。
此時，父母已不在，姐姐白先明也已離去，兄弟姐妹總共10人，隻有白先勇一人回到了故土。
白先勇記憶中全家人很難湊齊，有一次湊齊了8人，是因為最小的弟弟結婚。
那夜，兄弟姐妹們在國賓飯店十二樓陶然亭喝酒聊天，那有一座淺紅的鋼琴，一家人圍著鋼琴而坐，每個人興致都很高，但十二點時都有些疲倦。
隻有白先勇精神十足。鋼琴彈出一支二十多年前的老歌，白先勇眼睛一亮，對大姐說：
“大姐，你的歌！記不記得······那年我多大？”
“十二歲。”大姐說。
大家都笑了，白先勇笑得最響，嗬嗬嗬—嗬嗬嗬······
二哥開始唱歌，唱了一半，推推白先勇，說：“你也唱！”
白先勇舉起杯子，一飲而盡，抬抬手說：“再來一杯！”
二哥催促白先勇唱歌，白先勇不唱，反而抽起了煙。
寂靜的夜晚，隻聽見二哥高聲唱：“今夜且讓我放縱，哪管明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