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哲，生於1951年，1964年考入清華附中；1969年初赴陝西延川插隊知青成為赤腳醫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醫學院（現為首都醫科大學）讀外科器官移植碩士學位；1982年春赴澳洲國立大學醫學院留學；1982年秋天考入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先後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醫學院、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紐約大學斯騰商學院、馬裏蘭大學史密斯商學院的醫學、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學科學位。史鐵生喜歡幾乎所有的體育活動，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籃球都能上手。我的記憶中保留著他在宿舍後麵籃球場上帶球上籃的樣子：虛晃一下身體，拍球過人，跳起來轉身側手投籃。雖然彈跳不高，姿勢蹩腳，但投籃命中率挺高。
鐵生說他第一喜歡田徑，第二喜歡足球，第三才是文學。清華附中的校運動會是個盛大節日，也是演出會。操場四周插著各色彩旗，閃眼，撩得人心裏癢癢。樹杈抱著高音喇叭，吆喝得樹葉隨之沙沙鼓掌。主席台設在二樓一個又長又寬的大陽台上，那是體育泰鬥馬約翰在開學典禮那天給我們訓話的地方。他穿一襲運動短衫，雙肩挎背帶褲，踏一雙皮跑鞋，在麥克風前原地跑步，“要動，要動呀”，他滿口的福建客家話隻有這兩句我能聽懂。哢哢的腳步聲順著擴音器張揚到空氣中，把風吹皺，穿透耳膜鼓舞全身細胞，同學們的腿不由得跟著躍躍欲動。我小學六年級跳遠還行，3.69米，得了年級第一。到了中學，同學裏強手如林，隻能當業餘拉拉隊員了。不過旁觀者獨享旁觀的樂趣。高年級女生穿著緊身運動衣，膨起的前胸和短褲下露出的白皙皮膚，引人想象，令我眩暈。跳高項目最引人注目，我的鄰居陳小悅幾步輕盈的助跑，猛然起跳，悠忽忽地帶著我的驕傲一起過杆，全場歡聲雷動。短跑和跨欄最有看頭，從各就各位到決出勝負，分秒鍾就結束，緊張刺激。還有4X100米接力，手中的接力棒傳遞的是班集體榮譽。起跑槍聲一響，人人都是拉拉隊員，“加油”聲浪此起彼伏，陣營分明。鐵生在體育比賽中發現自我、體驗極限，對體育的愛好跟了他一輩子。年代久遠，我從記憶裏挖出來的是一個個同學跑步的姿態和表情。比如陳小悅代表預科64-1班跑接力第一棒，三級跳遠的範兒，一步頂人家一步半，對手小步緊搗，各有各的高招。高63-1班鄭光召，就是後來寫《老井》拍成電影的鄭義，鉛球第一，人稱“鄭大塊兒”，鐵生形容他“小腿上的肌肉像是掛著兩個燈籠”；跑百米接力最後一棒，呲牙咧嘴像一頭野驢。衝刺的時候身上一坨坨鐵疙瘩般的肌肉上下抖動，像是周身綁滿嘶嘶冒煙的手榴彈，瞪著眼要跟誰同歸於盡的架勢。我們初64-4的班長王誌平一邊跑一邊把腦袋往地下甩，像油田裏的磕頭機，直接跟地球過不去。史鐵生代表初64-3班比賽80米跨欄。他跑步姿勢奇特，外八字腳帶著上身打晃，兩個胳膊肘橫著往外擺。跨欄決賽槍聲響了，史鐵生和王誌平跑在最前麵，不分伯仲。史鐵生的跑姿有點像螃蟹。那意思是說，你們都離遠著點兒，我來了，一股子橫勁兒。每跨一個欄，頭左右一擺。跨過最後一個橫欄時已經領先，腦袋向前一挺，衝刺，齊活，第一名！我跳著腳嗷嗷叫，跟大家一起為史鐵生叫好，心裏說，史鐵生你什麽都行你太厲害啦。在清華莫宗江教授家裏，史鐵生和我第一次見到了大量裸體畫。記得是初一結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鐵生在同學莫京家裏玩兒。先是聊無線電，又閑扯別的事，說到班裏同學唐若庭的父親見過魯迅，又聊到吳承露老師上美術課太逗了，像是說相聲。莫京說我爸出去了，一時不回來，咱們去他屋裏看看美術書吧。莫京知道鐵生喜歡畫畫，在附中裏已經頗有名聲。莫京的父親叫莫宗江，是清華建築係教授，梁思成的主要助手。據說古建築描圖水平極高，天下無雙。我們一進屋看見一個巨大的桌子，上麵鋪著一層層的建築設計圖紙，煙灰缸內堆滿香煙頭，屋裏彌散著濃重的煙氣，簡直入木三分，家具似乎都被熏黃了。一麵牆豎著幾個大書架，莫京從一大排精裝書中抽出來一本拿給鐵生。是日文版的《世界美術全集》。莫京出去買東西，讓我和鐵生先慢慢翻著看。是外國油畫。我不喜歡畫畫，看不懂藝術。他看得津津有味，說這個畫叫《最後的晚餐》，那個叫《夜巡》。突然，我和鐵生同時愣住了，一個美麗的西洋少女從書裏站起來，一絲不掛，兩隻豐滿的梨狀乳房上點綴著兩顆粉紅色乳頭，豐韻的臀部線條和下身細節畢現，栩栩如生。我頓時感覺臉上血管賁張，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鐵生，他也是滿臉漲得通紅，直達耳根。緩過神來，他急急地把這頁翻過去，停留在一個靜物油畫的頁麵上。文革前是性禁錮的年代，在十幾歲的少年思想裏，裸體女性是罪惡的影像。一時，誰都不說話，是不知道說什麽，房間裏除了心跳沒有其他響動，此地無聲勝有聲。過了一會兒，神經恢複鎮定，接著向下看。裸體女性的畫兒真多，有各種姿勢和場麵，有的還抱著長翅膀的小天使。我們都聚精會神地看，每隔幾頁就有裸體，鐵生故意把這頁快點翻過去。心照不宣，我們都暗地裏盼著下一幅畫又是女性裸體。最後帶著犯罪感從莫教授家裏出來。看色情圖片是流氓罪，最低限度是勞動教養，街道辦事處貼的公安局告示上寫得明白。黑幫入夥的首要條件是一起參與犯罪，比如共同殺人，之後才能死心塌地，同生共死。我和鐵生也第一次共同“犯罪”了，至少是“思想罪”；自此，我們的關係突飛猛進。我們開始交流內心，敞開各自心中的“秘密”。我向史鐵生披露了不為人知的心曲，講了開學第一天上語文課遭遇的難堪，這事一直壓在內心深處，讓我抬不起頭來，是一處無法愈合的傷口：我小學語文不好，僥幸考上了清華附中。新人事新開端，是我重新做人的機會。拿到初中語文課本，當晚認真預習第一篇課文。對著鏡子反複大聲朗讀，直到流利順暢，把自己聽得陶醉。第二天上課老師要求閱讀這篇名為《春》的課文。一人讀一段，請舉手。真是正中下懷呀，我頭一個舉手。老師指著我說，你給大家開個頭吧。我騰地站起來，大腿碰得桌椅一陣亂響，手一鬆，書跌落在地上。趕緊彎下腰撿書，耳朵裏灌進來一陣笑聲。站起來眼睛瞄準課本，突然聽見空中鼓聲大作，振聾發聵。環顧四周，同學都在靜靜地看著我，這才發現是自己的心髒撞擊胸膛，咚咚的響。這鼓點讓我方寸大亂。讀了開頭的兩句，課文遠遠傳來，絕不像是自己的聲音。昨晚爛熟於心的板眼化成一團黏液糊在口中，把舌頭死死地粘在口腔裏，上下嘴唇失去控製開始打架，“隻聞朱簾響，不見玉人來”一個字也讀不出了！空氣凝固。全體師生屏聲靜氣，等了足有一分鍾。沒有一個人笑，畢竟是清華附中的素質。老師看出端倪來了，和藹地對我說，先歇歇，下回再讀吧。我汗如雨下，狼狽地坐下來，太陽穴怦怦地跳。我無地自容，恨不得變成一隻鳥從窗子裏飛走，飛得越遠越好，再也不回來！自此以後，我上數學課時興高采烈，上語文課時一言不發，總是害怕老師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我考上清華附中全憑運氣。否則無緣相識鐵生，我們必將一生陌路。是呀，要想長大，這語文是躲不開的。特別是小學畢業考初中，全市統考，老師集中判卷，要靠硬碰硬的真功夫。母親知道我著迷算術，大概能考高分，語文底子薄，寫字像“狗劃拉”，和我一起忐忑不安。考試前給我減壓說，考不好沒關係，咱們上人大附中也行。打開作文卷子一看，題目是《我的家庭》，這不就是寫身邊的事嗎，我心中暗喜，感謝老天爺長眼。先是家庭成員介紹，撿好的說唄。比如父親用自己的故事教育我，留學美國後辭去通用電氣公司的位置回國服務；母親鼓勵我做好事，小時候偷走家裏的衣服給了街上的“叫花子”，回家沒挨說。到了寫我的哥哥，全是拿手好戲。比如他帶著我探訪清華園生物世界，養刺蝟放鴿子一把好手；學習朱漢成把父親的皮鞋底子割下來做化學試驗，熬成膠水，粘蜻蜓粘知了跑不了。還寫了1961年父母帶我到101中學看望哥哥，他敢用小臉盆吃飯，不拍撐死，一會兒功夫灑了好幾泡尿。他教我安裝無線電，長本領建設偉大祖國。“狗劃拉”筆走龍蛇，蒙倒判卷老師不上稅，高分錄進清華附中。沒想到上了清華附中這語文要求越來越硬，我的朗誦、作文、漢語、古文的缺陷盡然暴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越急越退步，信心跌至穀底。鐵生告訴我別急，語文不難，先下功夫背書。作文也不難，可以先寫日記，試著把觀察的東西和想法記下來。朗誦的關鍵不是簡單的讀字，是先理解，讀的時候把感情灌進去，不要想別的。你平常不緊張的時候說話不是可以不結巴嗎？你得自信。現在看來，我天生過於敏感，初中已經出現焦慮症狀。心理壓抑無處宣泄，如果沒人疏導，信心可能難以恢複。鐵生和我談到了他對學校一些現象的看法和批評，比如談到大多學生隻關注課本知識，不願獨立思考，學習不求甚解，還自以為是。鐵生越說越懇切，麵容越來越嚴肅。我也匆忙隨聲附和。鐵生平時話少，相當隨和。這時說話有板有眼，含著一種目空一切的內在驕傲感，看得出是個有理想的人，但這理想到底意味著什麽，我不甚了了。我不再對鐵生防備，給他講小時候理想形成的過程，惹得他大笑。我的理想是當一名數學家。我家在清華新林院的住所，和華羅庚家是近鄰，他那時是科學院數學所的所長，研究本部設在清華。中蘇友好期間，蘇聯專家送給他一台紅寶石牌電視機，放在客廳裏，在我眼裏這是世界級珍寶。清華全校還有一台黑白電視，放在工會活動室，每周六晚上開放三個小時，小孩謝絕入內。我那時剛上小學。聽到華羅庚的兒子華光給自稱“清華園四少”的幾個哥們兒報告，今天晚上電視裏演電影，打仗的片子。華光比我大六歲，是“四少”中的老二，長得最像父親，頑皮無比。老三叫吳文北，生在法國，會說外國話，比我大五歲。父親吳新謀是留法的數學家，1951年受周恩來總理邀請，帶著金發碧眼的法國夫人和孩子們回國組建科學院，全家入了中國籍。法裔母親愛情至上，跟丈夫回國以後幾乎不出門，出門怕被成群的小孩圍觀當活電影看，在家裏一心相夫教子，一共生了五六個孩子。孩子名字中間一律是個“文”字，最後一個字分別為東、西、南、北、中……表示全球一家人，世界大團結。“四少”中跟班的老四是陳小悅，比我大四歲多。父親陳樑生是哈佛博士，清華水利係教授，思維邏輯極其嚴謹，卻一生看不懂故事片，因為時間、空間經常被“蒙太奇”，違反基本科學原理。母親高恬惠是清華附中高中語文老師，曾是廈大中文係高材生。小悅聽見晚上看電視的消息摩拳擦掌，說今兒個天黑得怎麽比往常慢。我哥孫立博比我大7歲，翻牆上樹身手敏捷，是公認的掌門老大。我晚上無心吃飯，肚子裏一隻小兔子亂撓。晚飯後隊伍集合，華光開路，小悅押後，四個人開正步跨過小路，去華羅庚家。我默默跟在小悅身後，胸中響著打仗電影裏的衝鋒號。華光的母親開門，“四少”依次進門，押後的小悅用手一把把我搡開，回頭壓低嗓門瞪著我說，小孩不許進！大門隨即關上。我聽見屋裏“華伯母好、華伯母好”一聲聲叫得親切。我被關在門外，敢怒不敢發作，這“四少”我誰都惹不起。情急之下，我搬來幾塊磚頭摞起，踩在上麵，把頭探在玻璃窗前。對麵不遠處正好是電視機屏幕；也行也行，今天晚上就看無聲電影吧。沒想到陳小悅看見我在窗子上露出的半個腦袋，順手拉了窗簾，眼前頓時一片黑暗。我氣得在外麵跳腳，天不應地不應。無奈，我對著電視的方向，狠狠地灑了一泡尿，嘴裏突突突響著機關槍，左右掃射，算作報仇解恨。獨自回家路上，我心淒涼，仰頭看著星空，下了決心。華伯伯不就是個數學家嗎？我要當世界上最棒的數學家，家裏也有電視，就我一個人看，誰也不讓進，求也不行！我的人生理想由此確立。史鐵生的理想和我的“理想”絕不是一個定義，他考慮的問題複雜得多。這麽說吧，他那時的理想更像是一團一團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給他引起的不安和煩惱。何以見得？初一結束時，史鐵生成了全年級公認的德、智、體全麵發展的頂尖學生之一。本應戒驕戒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卻在1965年秋天幹出一件石破天驚的事來，發生在64-3班語文課堂上，險些升級釀成大事，誤了前程。鐵生一直思考的理想觀問題與這個題目不謀而合，於是洋洋灑灑寫了好幾千字，自認為有文有論，是迄今最得意的一篇文章。初二的語文改由王潄瑱老師教授，王老師判作業給了他八十多分和一個不錯的評語。語文課上，王老師給學生點評作文，解析文章主題，規範議論文思路。史鐵生顯然對王老師的觀點不以為然，或許對老師給自己作文評語不滿，靜靜的課堂上突然打斷王老師，嘲諷地郎聲說道：“難道你要把今日之課堂變成昔日秀才之朝嗎？！”當場給王老師下不來台。六十年代的課堂文化，講究師道尊嚴。平時，同學中心裏嘀咕老師者有，私下議論老師者有，在大雅之課堂與老師四目對視、發出如此狂言者，絕無僅有。四十多年過去，同學們今天憶及此事，對當時情景印象深刻。清華附中校風嚴厲，對學生違紀堅決處分，毫不留情。在課堂上當著全班學生公然挑釁老師，擾亂課堂秩序，落個驕傲自滿的名聲不說，還有可能招致處分，後果不堪設想。同學們誰也想不到，平時謙遜、儒雅、寡言、靦腆的史鐵生做出如此狂妄不羈之舉！王老師閱曆豐富，人生經驗老道，來清華附中教書前曾任社會學泰鬥費孝通的助理。王老師看了史鐵生的作文，有些觀點與丈夫當年的右派言論簡直同出一轍，心驚肉跳之餘，心裏著實喜歡史鐵生，有出息。可這孩子年輕氣盛，表達觀點口無遮攔，早晚是要倒大黴的呀。王老師的丈夫是清華大學無線電係常迵教授，1940年清華畢業，1944年赴美國留學，在麻省理工和哈佛拿了碩士和博士學位，回國成了清華大學最年輕的教授，誌得意滿。1957年3月，他在《新清華》報上表達自己的辦學觀點。在“關於培養目標問題”一節中，他批評了工程院係“將目標隻是放在培養一個工程師的短淺眼光”。很快，“反右派”運動開始，他的辦學建議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人主義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成了“向黨進攻”的口實。一篇文章，幾點直抒胸臆的意見，“右派”的帽子從天而降，端端正正地扣在腦袋上。常教授降薪降職，調離崗位，一夜之間，前途暗淡。從此一家人本本分分做人，縱有天大本事和抱負又如何呢？史鐵生太年輕，初生牛犢不怕虎，怎知世態炎涼，環境險惡，怎知王老師用苦難換來的人生智慧，暗中保護史鐵生的一片護犢之心呢。下課以後，王老師苦口婆心給史鐵生解釋。終於化幹戈於無形，把事件壓了下來，避免了一次軒然大波。事有湊巧，一學期以前發生了高幹出身的學生熊剛打普通出身的學生婁琦的事件，熊剛是紅色特工之首熊向暉之子。附中五樓大教室裏大字報鋪天蓋地，席卷而來。這件事到底算作一般孩子打架，還是必須當做政治問題嚴肅處理呢？附中師生此時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衝突中，無暇他顧。鬥轉星移。多年後，鐵生和校友在看望王老師時，聊起他的那篇作文。王老師與鐵生戲說那聲不知輕重的拍案質疑，讚賞鐵生那種善於獨立思考，躊躇滿誌，不墨守規範，而敢與師長叫板的氣勢。王老師學著少年鐵生的口吻說：“難道你要把今日之課堂變成昔日秀才之朝嗎？”惟妙惟肖，大家都捧腹大笑。拿著學生送的新出版的小說集，老師驕傲地說：“你看你，還真成了今日之秀才啦！”史鐵生性格內斂，長於思考。批判性思維偶爾露出頭角，以上實例可見一斑。他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強，像海綿一樣吸收知識，是個好學生。與此同時，看似簡單的世界張開暗道機關。教育活動和語言知識中所包含的對世界本質的假設、認識社會的框架、慣性思維的定式，無孔不入地滲透受教育者的思想，雕琢人生價值觀。史鐵生談到他孩提時的感覺，“與世界最初的相見就是這樣，簡單，卻印象深刻。複雜的世界尚在遠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時間四周竊笑，看一個幼稚的生命慢慢睜開眼睛，萌生著欲望……”史鐵生有時周日不回家，和我們幾個走讀生在清華園裏“放浪形骸”。那時全國每星期上六整天課（班），隻有周日休息。下了周六最後一堂課，我們在宿舍樓門口匯合，穿過排球場向左轉，就上了去清華園的碎石子路。有時得溜邊兒走，甚至得跳下土路，在農民的稻田埂子上扭起秧歌步，把正路讓給飛車回家的人流。鐵生喜歡邊走邊吹口哨，歌曲隨性而來，音和調都準，功夫一絕。經常吹的曲調有電影鐵道遊擊隊主題歌：《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音調悠長。我們也跟著哼哼。落日的餘暉就果真悠悠地照進心裏，驅走功課緊張帶來的惱人心緒，換成輕鬆心情。等口哨領著我們“爬上飛快的火車，像騎上奔馳的駿馬”時，我們大約已經進了清華北門，急行軍到老體育館附近，離清華照瀾院的合作社不遠了。到了商店，我們照慣例先打點兒零食，喂喂肚子裏的饞蟲。一人先來一包方便麵。不用泡水，直接用手掰著吃，又香又脆，解餓。腰包硬的時候，搭上六兩糧票，再秤上一斤硬脆的江米條或者排叉。油足！一人一大把，眨眼間爪兒淨毛兒幹。吃完，腮幫子陣陣發麻，手指頭上留著黏手的糖末。要是趕上大家湊出來的錢淨是毛票和鋼鏰兒，說明“臨時政府”眼看發生赤字，就隻好咽咽吐沫，節約開支。一人湊合一包大米花，占嘴不占肚子。外帶一大坨酸棗麵兒，便宜，耐吃。酸棗麵兒是野酸棗晾幹，帶著棗核一起磨成粉，加上糖精壓成棕色塊狀物。進了嘴先是酸中帶甜，到了嗓子眼變苦，咽進去慢慢品，苦澀中又有回甘。邊走邊啃，把嘴唇染成黑褐色。要是夏天，燥熱難當，每人還得先來一瓶冰鎮的“北冰洋”牌汽水，一毛五一瓶，另加退瓶押金一毛，喝進去打出來的嗝是熱的。切好的西瓜一毛錢一芽，涼水裏拔過，冰牙，解暑。饞蟲喂飽，神清氣爽。臨走手裏再拿根兒小豆冰棍，感覺離共產主義不遠啦。清華的電影票和糧票一樣，沒地方買，大學各個係裏按教工人頭配給。計劃經濟公平合理。母親在建築係替工會負責分配電影票，有些教工因病因事主動放棄，剩餘的票就帶回家給我們，不過常常是偏座或者站票。有一次帶史鐵生進清華大學禮堂，我指著門廳上方的牌匾說，你看這“新日文人”四個字，像是日本話，幹脆換成“改過自新”，說完自顧自的笑起來。鐵生眯縫著小眼睛，看著牌匾說，我看這行字好像應當從右向左念吧，“人文日新”好像更念得通。我說一定是寫字的人故作玄虛，反念正念都行，讓人猜。幾十年之後，細看了清華曆史，才知道這是清華1926級畢業生贈送母校的牌匾。“人文日新”中的“人文”二字源自《易經》，“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概指人類一切文化創造；“日新”一詞典出《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為每天都要革故鼎新。清華大學的創新精神源遠流長。看完電影，鐵生照例和我們一起去照瀾院合作社買零食，從大禮堂向南走二百米左右，是一座白色的洋式牌樓，稱為二校門。大禮堂與二校門之間有一個寬闊的橢圓形草坪，麵積幾乎與西大操場相當。毛茸茸的綠草在園丁的照顧下長得旺盛，喚起語文課文中朱自清散文《春》的意境，恨不得跳進去打幾個滾。草地兩側各有一排展覽櫥窗。有一次，正趕上紀念校慶的展覽，其中有兩幅放大的彩色照片。那時科技還很落後，大幅彩色照片極其稀少，印象來得深刻。一幅照片中，幾個穿著連衣裙的漂亮女生斜坐在大禮堂前的草坪裏，背景中的禮堂圓頂和大理石門柱勾畫出希臘建築的典雅風格，姑娘們像一簇簇鮮豔的花朵，在幽綠的草地上開得爛漫；另一幅照片裏，昂首闊步走著一排男女大學生，手裏各自拿著一卷卷設計圖紙和T型工程標尺，自豪的神情裏張揚出對未來的憧憬，背景正上方是二校門匾額及上麵《清華園》三個楷體字。浪漫與事業齊飛。鐵生細細地在櫥窗前來回端看了好一陣，我們半天沒說話。遐思奔湧。一次，史鐵生和我們幾個清華子弟去大禮堂看電影。那時的電影戰爭片居多。《鐵道遊擊隊》《渡江偵察記》《上甘嶺》《東進序曲》《英雄兒女》《南征北戰》，衝鋒號吹響，我們和解放軍一起跳出戰壕，成為戰鬥英雄。敵人丟槍卸甲，落荒而逃，多麽狼狽、多麽解恨。可是，每次“正片”上映前必然會有“加片”，無非是些紀錄片或者千篇一律的新聞簡報：南方水稻豐收、亞洲某國領導人訪華，和我們的生活毫不相幹。這次進門早了，又是站票，我們站在禮堂過道上胡亂說著話，故意大聲嬉笑。距開演還有十來分鍾，時間過得真慢，期待的心情像一根被慢慢拉長了的橡皮筋。鐵生突出奇想，眼睛裏眨著壞笑對我說，你敢上舞台給咱們表演“萬教授端碗”嗎？模仿殘疾人萬家煌教授端著碗一瘸一拐走路是我的拿手戲（清華大學萬教授有神經痙攣症，手指不會打彎像鷹爪，拿著碗到公寓食堂打飯，走路姿勢與如今趙本山《賣拐》小品中範偉的走相類似），每每和鐵生及同學們去合作社買吃食，心情好的時候，我冷不丁就走出幾步，逗得大家拍手笑，路上的行人回頭看。我受到關注，得意非凡，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功課不如人，總得有點絕活，不然誰跟你玩？由此得了鐵生贈與的外號：“人來瘋”。此時，禮堂裏差不多坐滿了人，教授、職工、家屬，等著電影開演，人聲嘈雜。鐵生接著說，你要是敢一腿長一腿短瘸著在台上走一道，我給你買六根兒小豆冰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冰棍似乎在我燥熱的口中融化。怎麽不敢？豁出去了！我抬起腿從舞台側麵上台。全場突然寂靜下來，觀眾想必是發現了鵝毛絨的紫色幕布前出現了一個抽搐著前行的“老者”。我右手像鷹爪一樣，端著一隻虛擬的碗，數百雙目光射過來，令我興奮莫名。我弓著身子，一探一探的腳步越發抽搐得誇張，台下有的孩子情不自禁鼓起了掌。不出兩分鍾，舞台上的即興“表演”結束。我周身披掛著全場的目光，跑向同伴的方向，像是得勝回營的將軍。沒想到鐵生和幾個同來的發小看見我過來，拔腿就跑，好像我身上帶著瘟疫。我在禮堂的入口門廳處追上朋友，大家笑成一團，鐵生哆嗦著用手指著我說，我服了你了，你可真敢不要臉啊！這“不要臉的故事”成了鐵生調侃我的口實，隨後幾十年經常拿出來“損”我，招惹得朋友們動不動就讓我表演一回。1969年去延安下鄉前，鐵生參加了街道辦的“紅醫工”培訓班，學會針灸和診治頭疼腦熱。到了村裏帶著我和曹博、子壯等一起訪貧問苦，拿著《赤腳醫生手冊》給老鄉看病。沒想到一周後的一大早，生產隊長張國祥推開我們住的窯洞門對鐵生說，“我婆姨奶疼哩”，讓他去給年輕媳婦看奶。鐵生聽了一陣發怔，鼻頭泛出了紫色。不但“紅醫工”培訓班不教如何看奶，而且那時十幾歲的少年誰見過真人的乳房，想起這兩個字都臉紅心跳。想必是他突然記起來我的“不要臉”特長，連忙指著我對隊長說，他行，他會看！把我派去出診。晚上回到窯洞剛一進門，鐵生忙問我看得怎麽樣。我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隊長媳婦生娃娃坐月子，一側乳房發炎，越腫越大，比對側的奶大一倍以上，皮膚漲得晶亮，用一條寬布帶子吊起來，疼得咿呀呀媽媽呀的亂哼哼，一宿一宿睡不了覺。我把削鉛筆用的舊刮胡子刀片放在鍋裏用水煮開消毒，在腫脹的乳房皮膚上猛地一劃，開了一個大口子，接出來大半碗膿血。後來，隊長咂著嘴，把院子裏的狗喚進窯洞。狗跳上炕，打掃“戰場”，把我不小心灑在炕席上的膿血哈赤哈赤舔淨。現在婆姨的奶已經基本不疼啦。鐵生被我講的故事唬得半天沒合上嘴，鼻頭上滲起細汗在油燈下泛出光。連說你小子從來沒治過就敢動刀子，膽子也太大了，治壞了怎麽辦，不懂裝懂臉皮真厚。我回答說，要臉沒用，臉又不值錢。接著，大言不慚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這件小事被鐵生記在了心裏，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輪椅》中：“雙腿癱瘓後，我才記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臉精神’，大意是：想幹事你就別太要麵子，就算不懂裝懂，哥們兒你也得往行家堆兒裏湊。立哲說這話時，我們都還在陝北，十八九歲。”2009年，鐵生又送給我一首打油詩，起手是“開始無早晚，堅定不要臉……”，罵得我親切異常。鐵生和我的性格相反。對自己的要求高，做事一絲不苟，寫文章充分思考，反複掂量，是他一生成就的重要品質。柳青說他寫作時攪動心血，不遺餘力，用字力求準確恰切，惜字如金。鐵生夫人陳希米告訴我，鐵生對自己作品要求之嚴格幾乎有完美主義傾向。就拿《我與地壇》這篇散文來說，改了許多遍，自己還不滿意，在寄給雜誌社的前夜還考慮幹脆槍斃算了，一首百年絕唱險些被扔進了字紙簍。鐵生能把靈活的文學語言和嚴密的哲學邏輯完美地結合起來，抽絲剝繭，追問生命本質，在思想上獨樹一幟，這都得益於他性格中對於品質近乎刻薄的追求。史鐵生和我們一行七八個同學，春遊頤和園，順訪“喇嘛廟”。1966年，中國正醞釀著大事，天象詭異。內蒙古的沙漠給北京傳來春天的消息。塞北的黃土地不甘寂寞，一時心血來潮，借著西伯利亞刮來的最後一股冷風，一個跟頭翻到北京上空。連續三四天，天外飛來的黃沙遮天蔽日，傍晚占領白晝。在教室裏上課開著大燈。從窗子望出去，灰色的光在空中隨風搖曳。太陽失去了光澤，不再真實，像空中掛著一塊廟裏供桌上的陳年月餅，周身布滿黃毛，如夢如幻。上午出去做課間操，回到教室，眼睛發澀，口中發幹，腿像是灌了鉛，沉悶的心情在腳下呻吟。一個星期以後，黃沙褪去，天空晴朗，太陽又赤裸裸地站出來，若無其事，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過！老師在黑板上寫出的粉筆字泛出刺眼的光，課桌的影子在地下畫出奇怪的幾何題。教室窗外的初柳細枝輕拂窗欄，黃色的迎春花在學校食堂門側的草窩中招搖。我向史鐵生提議，禮拜天結隊騎車去頤和園。史鐵生說好啊，一拍即合。頭天晚上，史鐵生專門到林學院母親的宿舍處騎來自行車。史鐵生家裏隻有這一輛車，平時母親騎著上班。集結的地點是在宿舍樓西麵的排球場。一見麵，我倆同時笑了，我騎的車也是我母親的鳳凰牌女車，兩輛車幾乎一模一樣，鐵生家的車剛買不久，稍微新一點。方勝騎的是一輛英國倒輪閘自行車，原裝舶來品，是父親方崇智博士從英國倫敦大學留學帶回來的，向前蹬腳踏時車輪向前轉，向後蹬腳踏時車輪減速停車，不用手刹，精妙機械藏在後輪一個粗大軸承裏。莫京騎的是父親莫宗江教授的一輛老式英國“鳳頭”牌男車，頂級品牌，相當於今天的“寶馬”汽車。想當年莫教授和梁思成在營造社共事，考察古建築，騎車走四方。前後輪擋泥板早已在風雨中脫失，一身鋼管威武猶在。金屬車把被手掌磨出年輪，明亮的地方能照出哈哈鏡裏的人影。胡小明個高腿長，正在一輛二八男車上表演“原地定車”，扭動前輪保持身體平衡，水準堪比專業雜技演員。父親是清華教授，母親是附小老師，他是清華園內“飛車黨”領袖。每天騎車上學，從勝因院家裏出發，向北穿過清華校內馬路，大約十五分鍾路程，經常大撒把。會車時目視遠方，旁若無人，毫不減速。對麵騎車上班的教授們如見瘟神駕到，遠遠地慌忙提前下車，躲在路邊樹後齊整整地行注目禮，堪稱清華一景。胡小明後來和鐵生一個公社插隊，幹事照樣不同凡響。改革開放後，又萬裏走單騎，奔赴深圳從頭創業。風口浪尖弄潮兒，天生闖將。鐵生看見我背著一個不鏽鋼小水壺，太陽下閃出光，說你這個壺簡直像是一門打坦克的小鋼炮。這個壺是父親從美國留學帶回來的，長長的圓筒形，蓋子擰下來能當杯子，國內罕見。史青斜挎著一個淺綠色軍用水壺，漆皮斑駁，露出金屬底色，大概是他父親史國衡在昆明山區進行社會調查時的裝備。史教授在西南聯大從師費孝通，專攻社會學。畢業後留學哈佛大學燕京學社。1948年回清華當教授，準備與潘光旦等大師一起大顯身手，研究中國社會結構與群體行為。不料，1952年清華社會學係吹燈拔蠟，徹底停辦。史教授改任清華大學總務長，主管全校幾萬人的吃喝拉撒睡一切庶務，總之也是和社會打交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史教授幸虧放棄在哈佛所學專業，否則若按哈佛路子提議改造中國社會，1957年時，與錢偉長、常迵、黃萬裏等海歸教授們一起榮登右派榜毫無懸念。史青原來說話流利，和我一起玩兒了幾年變成嚴重結巴，硬說是我傳染的。其實是他拿我當笑料，故意模仿我的口吃，自以為得意，結果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說你活該，自作自受，有本事再好好學我呀。史青和鐵生同班，擅長乒乓球，日後在陝北同一個公社插隊。鐵生介紹說，曹博百米跑13秒2，不是等閑的角色。仔細端詳，曹博正斜靠在一輛嶄新的永久牌全鏈套自行車上。小小年紀，額頭上刻出三條深深的抬頭紋，成熟老到得不由分說。家長從小給孩子們描述危機四伏的世界，教訓孩子的頭一句話“誰讓你幹的？”未經指示不可亂說亂動。兒童從小學習“聽話”和如何自我保護。一個掛在父母口頭上的“乖”字，難倒多少世界文學翻譯大師。我開始結結巴巴講故事，模仿“萬教授端碗”，把大家逗笑。少年的城府是紙製盔甲，一捅就破。一會兒工夫，曹博也活躍起來。他家住在崇文區鐵轆轤把胡同，滿口地道的北京土話，全是胡同裏的勾當。他擅長說冷幽默笑話，把個子矮的人形容為“地了簰子”。誇張，笑得我肚子疼。抖包袱時，眼珠在腦門上亂跑，心底的童真躍然臉上。他看書多，知識淵博，談起正題來旁征博引，詩詞歌賦盡是文言文。曹博是醫學世家出身。父親畢業於沈陽小河沿醫學院，日文流利，擔任北京同仁醫院的口腔科主任，母親是化驗室主任。曹博後來與鐵生和我成了同甘共苦的好兄弟，在陝北睡在一孔窯洞裏，度過人生最難忘的三個年頭。青春的欲望迫不及待。一行人揚腿上車，進清華北門，抄近道穿過大學校區。盤踞在小山上的老氣象台狀似古塔，也像個長年打坐的老佛爺，在眼前一晃，飄到了身後。上了大馬路，胡小明的屁股從車座上升起五寸，雙腿站起來抽筋般一陣猛蹬；像是駕馭一匹喝醉酒的烈馬，在馬路上畫出正弦波，暫時領先。曹博內心驕傲，豈容他人輕易拔得頭籌，弓起身子，把“全鏈套”抖出空竹般的回響，急起直追。我和鐵生押解兩輛“鳳凰”女車，並駕齊驅，尾隨車群之後。沒承想，忙中有錯，好事多磨。曹博的“全鏈套”車鏈子突然掉了！車鏈子被“全鏈套”嚴嚴實實包住。曹博蹲在地上，急得大汗淋漓。大家把曹博和車子圍住，老虎吃刺蝟無從下嘴。急也沒用。鐵生指著右前方路邊不遠的一座古建築問，這是什麽廟呀。我告訴他這是喇嘛廟，喇嘛戴著灰色的氈帽子，專門給死人吹喇叭。對喇嘛的錯誤概念，來自五、六歲時保姆孔媽給我念的繞口令，可見先入為主的力量。史鐵生顯然沒聽說過喇嘛廟，被喇嘛給死人吹喇叭送葬的形象吸引，來了興致，說咱們過去看看。近看，這個廟外形端端正正，一身紅色的漆皮卷起陳年風雨，翻露出一塊塊灰泥底色。橢圓形的山門緊鎖。山門左右各是一個圓形凹陷，顯然是窗戶的位置，卻沒有窗格，密不透風。一副拒絕塵囂、遺世獨立的傲骨。兩麵圓窗邊框刷了白石灰，上框被雨水衝刷出參差不齊的汙跡線條，像是老者的壽眉，儼然兩個仙風佛骨的護衛門神。解放初有一段時期，新來的清華員工借住廟裏的部分側房。1958年大躍進期間，“衛星”衝開山門，“三麵紅旗”見縫插針。清華教工聯合喇嘛，在廟裏建成一座小高爐。砸鍋變鐵大煉鋼，清修之地熱火朝天。喇嘛們加入超英趕美的行動大軍，跑步奔向共產主義，蔚為大觀。我上小學時，送哥哥去101中學，路上初識老廟。當時廟的外觀就是這麽破舊，一直無人修護。後來住了公寓樓，經常出清華西門到喇嘛廟旁的一個小賣部買醋，秤黃醬，打醬油，少不了邊走邊嚐，來來回回，對喇嘛廟視而不見。此時，隻見鐵生神情異樣，在廟前走來走去，左右察看，像是尋找什麽遺物。最後，他眯縫著眼睛說，這個廟長得太奇怪了，我怎麽看怎麽像是孫猴子變出來的！你看窗子像不像孫悟空的眼睛？隻是後麵還缺一根猴兒尾巴變的旗杆呀！我驚異史鐵生的聯想力。印象之深，使我日後在全國各地旅行時，每次見了廟就想起旗杆。史鐵生顯然對這個廟存有天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靈感。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說：“靈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續”。偶然事件不偶然，不相幹的孤立事件在時間長河中彰顯因緣。我後來驚奇地發現，這個喇嘛廟又名正覺寺，竟然是雍和宮的下院。整整十年之後，史鐵生從前永康胡同40號搬到了雍和宮大街26號，毗鄰喇嘛廟的上院雍和宮。雍和宮初建於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與國子監隔街相望。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改為喇嘛廟。喇嘛教（藏傳佛教）中最令人產生懸疑的理念是對待生死的獨特角度，尤其是其轉世之說。根據《西藏生死書》的解釋，藏傳佛教把生和死看成一體，死亡隻是另一期生命的開始。死亡是反映生命整體意義的一麵鏡子。從直接反省死亡的意義和無常的許多層麵開始，讓人們在生存時充分享用生命；在死亡的那一刻，不致於悔恨或自責虛過此生。深入思索無常的秘密訊息，也就是思索究竟什麽東西可以超越無常和死亡，可以直接引導我們進入古老勁遠的西藏佛法的中心：最根本的「心性」。心性是我們內心甚深的本質，也是我們所尋找的真理；體悟心性則是了解生死的鑰匙。史鐵生從1966年初識喇嘛廟，到1976年與鄰雍和宮隔牆論道；從探討生死轉化到認定靈魂永續；幾乎終生探問生死迷蹤，成為世間覺者。這偶然之間難道沒有內在關聯，沒有上帝的神來手筆？史鐵生不相信死是人生的終結、生命從此無聲無息一片虛無。他在《晝信基督夜信佛》中說：“‘無’也一樣是觀察——準確說是觀察之不及的確認，因而仍不過是“有”的一種形態。推而演之，死也就是生的一種形態。那麽，觀察意味著什麽呢？觀察意味著觀察者的確在。而這個觀察者，既然能夠認知他者，也就一定能夠自認。這自認，便創生了‘我’”。我1977年肝髒壞死，成了廢人，靠吃大量激素維持。搬進鐵生家相依為命，天天討論生死。史鐵生說人有靈魂不必怕死，隻是死前的肉體掙紮太痛苦，此生隻求“嘎巴死”。史鐵生心魂不死的判斷，來自人們體驗中幾乎無處不在的靈感，靈感在塵世的喧囂中僅僅靈光一現，稍縱即逝難以捕捉。走入暗夜，靜心思過，靈感便鼓起翅膀。史鐵生在最後未完成的自傳文章《論死的不可能性》一節，提供了前世今生靈魂不死的“實證”思路，認為正是這靈感和感悟接續著人類智慧，生生不息：“前世心魂因其艱難的跋涉，困苦的思索，深刻的疑問而超越了生理性存在，今世心魂就有了辨認他的機會。……又比如佇立街頭，迷茫四顧，忽一番路人的閑話，讓你久有的困頓一朝暢通。所謂‘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僅僅是靈感嗎？可靈感又是什麽呢？有誰給過它順理成章的解釋嗎？那麽，依我看，靈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續。”史鐵生接著解讀藏傳佛教中的轉世說：“柏拉圖說‘學習即回憶’，回憶什麽？或對於什麽的回憶？想來隻有前世。所謂天賦，即由學習所喚醒的隔世之思、之想，甚至於之能。否則天才是怎麽來的？莫紮特四歲作曲，還有那個數學神童高斯，總不會都是現躉現賣吧？如此重要的現象，僅靠‘天才’二字了事，倒不如‘轉世’的猜想來得積極。”史鐵生披堅執銳，畢生思索“究天人之際”的哲學；格物致知，竭殫追求“通古今之變”的大智慧，並屢有突破，我相信偶然中有命定的必然。不知死，焉知生。對待死亡的態度是文化價值觀的核心。我們初一時舉行世界觀大討論，題目是：英雄舍己救人的一霎那，想到了什麽？一部分人認為是自覺的行動，由衷的奉獻；一些人認為腦子裏閃出的必然是他平時崇拜的英雄形象，死去的英雄張口說話。時代需要英雄，人群需要榜樣。董存瑞挺身炸碉堡、劉胡蘭昂首對鍘刀、黃繼光在烈火中永生。領袖的題詞使雷鋒成為巨人。雷鋒走進課本、走進學校、走進我們的生活，走到社會每一個角落。我們在班裏開展“鬥私批修”，“一幫一”談心，徹底擯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自利價值觀。雷鋒引導我們做好事、幫助老人、拾金不昧。做了好事以後不留名字：“我是少先隊員”,“我是共青團員”，折射出多麽單純而動人的心靈。我們熱愛領袖，我們都是向陽花；我們熱愛英雄，奉獻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是理想主義的一代，理想如影相隨，跟隨了我們一生。我們為什麽活著？活著的目的是為事業獻身，使大多數人生活得更美好。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是雙刃劍，他們貫穿在人類兩千多年愚昧與啟蒙、野蠻與文明、暴力與理智的鬥爭中，既引導自我負責的犧牲精神，也激發盲從衝動的熱情。史鐵生與我們同齡人一樣，家庭傳承和社會環境決定我們的基本生存假設和命運。初中以前的人生，雖然經曆了反右運動、大躍進、廬山會議、三年自然災害、中蘇論戰等，但是這些消息沒有帶來直接體驗，隻是潛移默化地形成了我們命運的纖維，構築了我們認識世界的基本框架，而真實的世界模棱兩可。中學時期的教育，將多層次的灰度世界中劃出黑白陣營。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半夜雞叫》裏的周扒皮和高玉寶、《東方紅》歌舞劇裏的地主狗腿子，尤其是五樓大教室的老雇農對地主聲淚俱下的控訴，使我們想象出階級敵人的可惡麵孔和罪惡靈魂。階級從抽象概念演化為具體人物，好人和壞人成為模板化和麵具化的形象。可這臉譜化教育與鐵生生活中的真實南轅北轍。史鐵生在上小學的時候，偶然得知他所摯愛的奶奶是個地主婆，猶如晴天霹靂。鐵生後來寫道：“有好幾年，我心裏總像藏著個偷來的贓物。聽憶苦報告的時候，我又緊張又羞愧。看小說看到地主欺壓農民的時候，我心裏一陣陣發慌、發問。我也不再敢唱那隻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熱的田野裏，媽媽卻吃著野菜和穀糠”；過隊日時，大家一起合唱，我的聲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總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聲音就不由得變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嗬！”上了初中，史鐵生麵對日益複雜的世界，內心的衝突使他難以適從。鞭策靈魂、恨你所愛，這如何做得到？他在我們這些同學眼中沉默寡言，少年老成。史鐵生在悄悄地獨立思考，我1978年才知道他心裏藏著的這個秘密。多少年後的一天，大約2007年，鐵生和陳小悅聚談，我和霍秀兒等作陪。小悅說，中國曆史的主流文化是太監文化。太監被滅除私欲，失去主見，一切為了主子。灌輸式教育的最大的功能是內化價值觀，形成向心性文化。長期的封建統治形成強文化社會，特點是通過規範壓抑獨立思考，形成同一性思維，驅動習慣性和順應性行為，執行指令的效率高，溝通與治理成本最低。西方人認為中國人民是最老實的人民。自動自發行動的人是勞動力，是活的機器。“聽話，出活兒”，是衡量好臣民的標杆——也是設計機器人的最高宗旨。人們無需創新。文化中固化了的思維結構和決策模式是無形的枷鎖。文化成了看不見的樊籠，畫地為牢，自我禁錮。無形文化中有治國大道，封建皇權政治莫不對此頂禮膜拜。權威與盲從，正如太監失了陽器，沒了主張，溜溝子就是主張。結果個性和獨立人格消失，付出自己的生命，過著他人的生活。曆史上皇權文化圍剿的是百姓們的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