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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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與丁玲的恩怨
同時愛上瞿秋白的王劍虹與丁玲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夫婦是患難之交的摯友。胡也頻和丁玲先後被捕後，沈從文都曾參與營救。幾十年後，沈從文與丁玲之間卻產生芥蒂，彼此不相往來。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究竟因何而起？
沈從文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23年冬天，他住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的一間陋室。此後幾年中，他便成了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了。
丁玲是1924年來到北京的，她希望投考大學，開始住在香山腳下，1925年3月，搬到西城辟才胡同的一間公寓裏。在北京，她認識了也是流浪北京來的胡也頻。他們同居了，住在西山碧雲寺腳下的一個村子裏，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他們也曾住在沙灘附近的小公寓裏，那裏住著一些窮苦的大學生和流浪青年。他們就是在這個時候同沈從文相識的，由於他們都是衣食無著而又執著於文學事業的文學青年，大家患難與共，便很快成了摯友。
在北京的那幾年，丁玲和胡也頻的生活是十分貧困的，住在遠郊區的山村裏，沒有棉衣穿。挨餓是經常的。一次，胡也頻的一個老同學來看他，當時，他手頭隻剩下了一元錢，他便把這一元錢全部為朋友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晚餐。他們時常把好一點的衣物送進當鋪換回幾個錢。冬天很冷的時候，便整天在外邊曬太陽，隻到晚上才生一次火爐。天天吃菠菜麵條。
沈從文的生活條件似乎比丁玲、胡也頻他們略好一點，他的稿費收入多些，又是單身一人。他還由梁啟超介紹，到熊希齡辦的香山慈幼院圖書館工作，每月有微薄的收入。
丁玲
沈從文於1928年1月去了上海，春天，丁玲和胡也頻也先後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們之間的交往更多了，並且在一起辦出版社，辦刊物。
沈從文向《京報》投稿，胡也頻是該報文藝編輯，當時丁玲與胡也頻雖住在一起，但未同居，聽說沈“長得好看”，又是老鄉，就和胡去見他。沈對丁的第一印象是“圓臉長眉大眼睛的女孩子”，雖偏胖，卻姓丁。
因房租便宜，三人均住在香山，丁玲與胡也頻不善理財，生活靠丁母匯款接濟，常為小事爭吵，沈從文居間說和。為了謀生，丁玲曾給魯迅寫信求助，但她的字體極像沈從文，魯迅誤以為是沈從文冒充女性戲耍他，由此產生誤會。
1926年，沈從文寫了《呈小莎》一詩，稱：“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隨在你身邊：/男人在你跟前默默無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誠一片——/在你後邊舉十字架的那個人，/默默看著十字架腐朽黴爛。”很多人認為“小莎”就是丁玲。
1928年，丁玲因《莎菲女士的日記》一炮而紅，鑒於北京文壇日漸蕭條，丁玲等也決定南下上海。但因丁玲愛上了馮雪峰，丁、胡此時爆發了感情危機。
丁玲曾想去日本留學，朋友推薦馮雪峰教她日語，馮雪峰“長得很醜”，而且窮，可兩人一見鍾情，惹得胡也頻曾拳腳相向。但由於馮雪峰始終不向丁玲表白，再三猶豫後，丁玲還是選擇了胡也頻，兩人從同住成為同居。
在上海，丁玲、胡也頻和沈從文住在一個公寓，被小報炒作為“三角戀愛”，還說三人“大被同眠”。
丁玲在《關於左聯的片斷回憶》中寫到了他們三個人在上海的一些共同活動：
1929年1月，胡也頻父親來上海，準備入股一家菜館，但在胡也頻勸說下，胡父改為支持兒子創業，投資1000元，月息3分。紅黑出版社因而誕生。
丁、胡、沈三人期望建立自己的事業，但他們都沒有經營能力，且攤子鋪得太大，一上來要出《紅黑》、《人生》月刊，還有7本書。合作中，分歧漸漸顯露出來，丁玲曾說：“我是一個愛幻想的人，他（也頻）是一個喜歡實際行動的人；不像沈從文是一個常處於動搖的人，既反對統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會有些地位。”
《紅黑》第8期組稿時，三人發生了衝突，因丁玲、胡也頻堅持發《二月花》，這是一篇新人之作，反映了童工的慘況，沈從文堅決不同意，認為會“惹麻煩”。爭執不下，隻好散夥。其實散夥的真正原因是資金出了問題，雜誌交書店發行，卻收不回現金，《紅黑》總共發過48篇文章，三人作品就占37篇，自然無法被讀者認可。
公司倒了，債還要還，沈從文給了300多元，胡也頻隻好去山東教書，全部工資也隻有300多元，還差350元，是丁玲母親給補上的。
沈從文和胡也頻、丁玲合作辦的文學刊物《紅黑》
胡也頻和丁玲在上海也呆不下去了，因為辦“紅黑出版社”負了債，出版社垮了，為了還債，胡也頻便一個人跑到濟南省立高中教書，一個多月後，丁玲也去了濟南。在濟南，因為他們激烈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普羅文學，組織學生參加革命活動，受到了省政府的通緝，這才匆匆離開濟南去青島，幾天後又從青島去上海。在上海，他們參加了左聯，胡也頻還被選為左聯的執行委員，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的主席。丁玲寫了小說《1930年春上海》，胡也頻寫出了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麵》。不久，胡也頻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時常去參加一些秘密會議。
沈從文和胡也頻、丁玲走的已是兩條不同的道路了。胡也頻和丁玲都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家，沈從文卻是遠離開政治，專事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但他們仍然是好朋友，他們還在繼續著過去的友誼，傾心相與，互相幫助。
胡也頻與丁玲
胡也頻要到江西去，丁玲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去。然而，意外的事情便在此時發生了。丁玲在1950年11月寫的《一個真實人的一生》中這樣寫道：
一月十七號了，也頻要走的日子臨近了。他最近常常去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機關接頭。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隻等著走。這天早晨，他告訴我要去開左聯執委會，開完會後就去從文那裏借兩塊錢買挽聯布送房東，要我等他吃午飯。他穿著暖和的長袍，興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沒有回來。下午從文來了，是來寫挽聯的。他告訴我也頻十二點鍾才從他那裏出來，說好買了布就回來吃飯，並且約好他下午來寫挽聯。從文沒有寫挽聯，我們無聲地坐在房裏等著。我沒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夠到哪裏去找他。我抱著孩子，呆呆地望著窗外的灰色的天空。從文坐了一會走了。我還是隻能靜靜地等著命運的撥弄。
下午李達和王會悟把我接到他們家裏去住，我不得不離開了萬宜坊。第二天沈從文帶了二百元給我，是鄭振鐸借給我的稿費，並且由鄭振鐸和陳望道署名寫了一封信給邵力子，要我去找他。我隻有一顆要救也頻的心，沒有什麽辦法，我決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麽人介紹了一下可以出錢買的辦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買，我又找了老閘捕房的律師，律師打聽了向我說，人已經轉到了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的律師，回信又說人已轉在龍華司令部。……
胡也頻與丁玲
天氣很冷，飄著小小的雪花，我請沈從文陪我去看他。我們在那裏等了一上午，答應把送去的被子，換洗衣服交進去，人不準見。我們想了半天，又請求送十元錢進去，並要求能得到一張收條。這時鐵門前探監的人都走完了。隻剩我們兩人。看守答應了。一會兒，我們聽到裏麵有一陣人聲，在兩重鐵柵門裏的院子裏走過了幾個人，我什麽也沒有看清，沈從文卻看見了一個熟識的影子，我們斷定是也頻出來領東西，寫收條，於是聚精會神地等著，果然，我看見他了，我大聲喊起來：“頻！頻！我在這裏！”也頻掉過頭來，他也看見我了，他正要喊時，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對從文說：“你看他那樣子多有精神啊！”他還穿那件海虎絨袍子，手放在衣衩子裏，像把袍子撩起來，免得沾著泥一樣。後來我才明白他手為什麽是那樣，因為他為著走路方便，是提著鐐走的。他們一進去就都戴著鐐。……我到家的時候，從文也來了，交給我一張黃色粗紙，上邊是鉛筆寫的字，我一看就認出是也頻的筆跡。我如獲至寶，讀下去，證實也頻被捕了，他是在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會的機關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隨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們安心，要我再轉告組織，他是決不會投降的。他現住在老閘捕房。我緊緊握著這張紙，我能怎樣呢？我向從文說：“我要設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來！”……
二月七號夜晚，我和沈從文從南京搭夜車回來。沈從文是不懂政治的，他並不懂得陳立夫就是劊子手，他幻想國民黨的宣傳部長（那時是宣傳部長）也許看他作家的麵上，幫助另一個作家。我也太幼稚，不懂得陳立夫在國民黨內究居何等位置。沈從文回來告訴我，說陳立夫把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說如果胡也頻能答應他出來以後住在南京，或許可以想想辦法，當時我雖不懂得這是假話，是套，但我從心裏不愛聽這句話，我說：“這是辦不到的。也頻也決不會同意。他寧肯坐牢，死，也不會在有條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願意他這樣。”我很後悔沈從文去找他，尤其是後來，對國民黨更明白些後，覺得那時真愚昧，為什麽在敵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從文知道這事困難，也就不再說話。……
沈從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帶了去，看見了一個像冊子，裏麵有也頻，還有柔石。也頻穿著海虎絨袍子，沒戴眼鏡，是被捕後的照像。誰也沒說什麽，我更明白了，我回家就睡了。這天夜晚十二點的時候，沈從文又來了。他告訴我確實消息，是二月七號晚上犧牲的，就在龍華。我說：“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
從這裏可以看出，沈從文是為營救胡也頻出過很多力的，他盡到了一個朋友應該盡的責任。
胡也頻丁玲與兒子蔣祖林1930年於上海
由丁玲本人記述的這些事，當然是可靠的。我們從其他方麵也可看到沈從文營救胡也頻的蛛絲馬跡。如：
1931年1月20日的胡適日記中說：“沈從文來談甚久。星期六與星期兩日，上海公安局會同公租界捕房破獲共黨住所幾處，拿了廿七人，昨日開訊，隻有兩女子保釋了，餘25人引渡，其中有人為文學家胡也頻。從文很著急，為他奔走設法營救，但我無法援助。”
胡適1931年2月24日日記中附有蔡元培1931年2月20日給他的複信，信中說：“自京回滬，大駕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從文君到京，攜有尊函，屬營救胡也頻君，弟曾為作兩函，托張嶽軍設法，然至今尚未開釋也。”
丁玲
從這裏可以看出，為了營救胡也頻，沈從文曾奔走於上海、南京之間，實際上，此時胡也頻等人早已被國民黨上海警方秘密殺害於龍華了，隻是國民黨封鎖了消息，一般人尚不知情。
到了1933年5月，丁玲也被捕了。
1931年2月，胡也頻犧牲後，丁玲先住在李達、王會悟家中，後又搬到沈從文兄妹的住處，4月初，她向鄭振鐸借了2元的路費，由沈從文陪同回到湖南家中。丁玲隻在家中住了三天，把孩子交給母親撫養，她便又回上海了。沈從文兄妹隨即就離開上海去了北方。
1931年春，胡也頻遇難後，沈從文（右一）護送丁玲（右二）母子回湖南，途徑武昌時和陳西瀅（左一）淩叔華（左二）夫婦合影
丁玲在環龍路租了三層樓上的一間小房子，獨自過著寂寞，窮困的日子。她向黨的組織要求去江西蘇區，因為工作需要，她又被留在上海，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
正當丁玲處於寂寞孤寂中時，馮達走進了她的生活。馮達是個單身漢，沒有戀愛過，他隻是平平靜靜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萊女士的私人秘書，是左翼社會科學聯盟的一個盟員，他也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原有每月100元的豐厚收入，後來把職務辭掉，在黨中央宣傳部下屬的工農通訊社工作，每月隻拿15元生活費後來，丁玲便和馮達同居了。關於馮達其人，以及他們同居的經過，丁玲在《魍魎世界》裏寫道：
他不愛多說話，也不恭維人。因為從事秘密工作，為了迷惑敵人，他穿戴整齊，腋下常常夾幾張外文報紙。他沒有傲氣，也不自卑。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的紅色新聞給我聽，因為我平日很少注意這些事，聽到時覺得新鮮。有時他陪我去看水災後逃離災區的難民，他為通訊社采訪消息，我也得到一點素材，就寫進小說裏去。我沒有感到有一個陌生人在我屋裏，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買一些菜、麵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後來，他就搬到我後樓的亭子間。這年十一月，我們就一同搬到善鍾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樓，我們住二樓，每月我們給沈家廿元房租，和樓下的一家一同搭夥吃飯，每月給她廿元飯錢，並和他們共擁一個阿姨。“一·二八”後不久我們離開善鍾路。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們東住幾天，西住幾天，經常搬家，最後搬到昆山花園。三個月後，即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了。
丁玲被捕後，被解押到南京，被囚禁處先後換了幾個地方，但那皆不是監獄，而是什麽“旅館”、“公館”、“住所”之類的什麽地方，過的雖不是監獄生活，但卻是沒有自由的囚禁地。敵人變換種種手段向她恐嚇、誘降，徐恩曾、顧順章、張道藩等都曾多次與她談話。這其間，她曾想過種種辦法，希圖把消息送到組織那裏，也想逃走，甚至還想到了自殺。她曾寫信給沈從文。她在《魍魎世界》中寫道：
這時，我寫了一封信，是給沈從文的。在信裏，拜托他在我死後請他看在也頻的麵上，照顧我的母親和也頻的孩子。這封信隻是為了表明，我對國民黨從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將視死如歸。為什麽我寫給沈從文呢？因為那時在我認識的故人中，隻有他給予人的印象是屬於胡適、陳西瀅、徐誌摩等一個派係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隻有他不會因為人給他寫信而受到連累。我更希望，也隻希望從他那裏透露出一點信息：讓朋友們和同誌們知道，我現在南京，我準備做最後的犧牲。自然，徐恩曾也要從我信的內容來了解我的內心思想，他怎麽會把這封信真發出去呢。全國解放後，見到沈從文，他壓根兒沒有提到這封信，隻說當時他無從打聽我的消息。
沈從文、張兆和、張充和在蘇州，1935年蕭乾攝
在這篇回憶錄中，談及沈從文時，丁玲又寫道：
第二步，我稍稍開了一點門。老朋友譚惕吾來看我了。當年她雖是國民黨員，以國民黨員的麵貌來看我，卻仍然保持著一九二四年時對我的純真的愛護與關心。她告訴我，聽說我被綁架後，她曾經四處打聽我的消息；她明說國民黨對我是不會寬容的，曾想殺我滅口。隻是因為有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沒有敢動手。沈從文也來這裏看我了，但我們兩個人的心裏，都隱隱有一點芥蒂。原來在1933年我被秘密綁架後，社會上傳說紛紜，國民黨卻拒不承認，左聯同誌不能出麵，為營救我，想方設法托王會悟和他商量，擬用他的名義，把我母親從湖南接到上海來，出麵同國民黨打官司，向國民黨要人；因為他同我母親也熟。1929年我們兩家曾經同住上海薩坡賽路204號，他同他的母親、妹妹住三層樓，我們和我母親住二層樓。1931年也頻犧牲後，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這次我被綁架後的第十一天，即五月廿五日，沈從文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為《丁玲女士被捕》，抗議政府當局的非法，為我鳴不平。文章發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52號、53號合刊上。但發表時，刊物主編胡適寫了一則附記，說是沈文“排成後，已校對上版了，今日得著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來電，說‘報載丁玲女士被捕，並無其事。此間凡關於一切反動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此電使我們很放心。因版已排成，無法抽出此文，故附記此最近消息於此，以代更正。（胡適，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大有來頭的更正，沈先生這時回信給王會悟說，丁玲並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沒有來往了。此後1934年他返湘西，路過常德，住在第二師範學校，有師生建議他應該去看一看我母親，但他不去；第二師範的同學們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親，並在我母親麵前說了一些不平的話。原來那時沈從文正以摯友的身份在報紙上發表《記丁玲》的長文。我母親是飽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過來人，對此倒沒有什麽很多的感慨，隻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驚小怪；她曾經把這些事當成別人的事那樣講給我聽，而我心裏卻有點難受。我對這個人的為人是知道很清楚的。在那種風風雨雨的浪濤裏，他向來膽小，怕受牽連，自是不必責怪的。我理解他並且原諒他。隻是再次見麵時，總是一絲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點不自然，他現在來看我總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應該感謝他的，隻是我們都沒有敞開心懷。談的很少。他見我在一場大病後，身體沒有複元，勸我做點事，弄點錢，養息身體。他說，如果我願意的話，他可以向王世傑去說，請他幫忙。王世傑是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我自然不會同意去國民黨的教育部去做事，我謝絕了這番好意。
然而，事實是不是像丁玲所寫的這樣呢？丁玲對沈從文的這種印象，一方麵來自她的感覺，另一方麵是聽別人的敘說。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
沈從文與張兆和
在前麵所引的丁玲的回憶錄中，我們已知在丁玲被捕之後，事情的真相尚未公開之時，沈從文就寫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加入了營救的陣營。在1994年12月由黃山書社影印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手稿本（耿雲誌主編）中，有1933年6月4日沈從文寫給胡適的一封長信，這封信便是求胡適去營救丁玲的。茲將此信抄錄如下：
近從上海、南京各處得來消息，皆同轉來電報相似。政府一再表示並未捕捉這人，但事實上則人業已被捉失蹤（且實由誘綁失蹤），十幾天前曾從另外一個人口中轉出她的口信：“我被人誘綁，不自由。”得到這個信的是她很熟的某女士。口信那麽簡單，則危險可知。政府今既始終否認捉了這個人，理由不出兩點：
一、被政府以外某種誘綁（這不可能，因她又無錢，又不美）。
二、被上海政府或直接為南京黨部轄製的特務機關誘綁，但因去年辦《北鬥》時，政府已有緝捕她的消息（這是我見她時親自同我說的。且有次差一分鍾險已捉去。如今捕去，恐怕為人知道，當然不敢承認為丁玲，恰如當年胡也頻故事，政府明知其為丁玲，但因名姓稍大，難於處置，也就樂得將計就計，否認並未捕一丁玲。即已秘密解決，仍然若無其事）。
兩項推測，尤以第二點為近理。又聞南京方麵人相告，這類事情，皆由南京某方一個駐滬特務機關辦理，事情既由特務機關辦理，故把人捉來後，當時並不能轉送公安局，容或為之，轉送公安局，因人犯不用丁玲名姓，不為公安局所知，也屬可能。
國家既紛亂到毫無情緒，為了一個政策的推行，把幾個反對這種政策的人弄死，並不算得什麽稀奇事情。因為擁護自已的政策犧牲一些人，在共產黨看來也一定認為十分平常。不過在共產黨中尚以為不合理的“暗殺政策”，若國民黨居然用來為目前對作家的唯一手段，這手段對個人犧牲不足道，對於各方麵所得的“印象”和“影響”，真不大好！惡例一開，由於這種不聰明的政策所造成的局麵，恐怕將比我們所想象到的壞處還壞。一麵是凡用筆對政府表示不平的年青人皆有憑空失蹤的可能，一麵是另一方麵同樣手段的報複，中國還成個中國不成！
先生提倡人權多年，且因提倡人權，每當說過了些比較公平的話時，就吃過政府的小虧，在這件事情上還盼望能主持公道，說幾句話，提醒一下政府。政府既盡做糊塗事於前，就不能禁止年青人做糊塗事於後，恐怕作家盡全力提倡被治者與被虐待者用暗殺來對於政府行為作報複時，政治上將更多一重糾紛，中國也更多一種壞習氣，以後要和平處置，也就不大容易處置。年來政府對於左翼作家文藝政策看到太重，一捉到他們就殺（內地因此殺掉的很多）。其實是用不著這樣來嚴厲的。另外一方麵似乎把文藝政策看到太輕，毫不知道用什麽方法去把幾個較有名較有力的作家好好去培養起來，從作品上輸給年青人一個生活態度，一個結實自重耐勞勤學的為人態度，隻知道用一些錢去辦一批刊物，卻不問刊物用處，兩方麵實在皆作得極愚蠢。小說在中國為人所注意，它的價值，為人所承認，皆全得先生。數年來一切情形皆似乎不同了，一切理論皆把它“能夠有多少用處，可以有什麽用處”，真實價值弄得有些混亂，左翼化作家說不到它在中國發展的真實情形，以及未來的希望，右翼作家則因上海的壞風氣，又慢慢地主張作品變成禮拜六派，在一種毫無希望下支持。平常人則希望太奢反而十分失望。這時節就正要幾個明白人，同時說話也能使人相信的人，來重新為它定下一點範圍，且就民族環境來論，怎麽樣使文學也來幫助一下這個民族，解決一個難題（若太重視它，以為有了它就可以解決一切，也若太輕視它，就讓它在一個無目的無計劃的自由生滅情形下，糟蹋年青人的精力）。這就仍需要先生說幾句話，隻有先生才說得到它的要點！
從文 敬啟
六月四日
這封信便是沈從文營救丁玲的一個實證。
看來，還是在丁玲被囚禁在南京那個時候，她對沈從文就有了他“膽小怕事”、怕受牽連的看法，對於她這個曾與之患難與共的老朋友，在政治上、性格上都有自己的認識。雖然，在胡也頻、丁玲先後被捕後，沈從文都曾真心實意地去營救，並且在生活上給與一些具體幫助。但丁玲還是覺得沈從文並不是自己同一營壘中的戰友，也不是理想中的朋友。對於他在政治上和性格上的脆弱，她是看不上眼，有些鄙視的。而且她感到，他們之間在內心上已經產生了芥蒂。以後，隨著歲月的流逝，丁玲走了堅定的革命道路，沈從文卻仍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營壘中晃蕩，他們之間也就越來隔膜了。
丁玲
全國解放後，丁玲從解放區來到北京，她此時已是文藝界的一位名人和領導了，而沈從文卻正處於思想混亂、情感受到熬煎，心神不定，精神趨於崩潰之時，兩個人的社會地位和感情皆有相當大的距離。走投無路的沈從文聽說丁玲就住在離不遠的地方，便去拜訪這位老友了。
沈從文之子沈虎雛在《團聚》中記述了他們相見的經過。他寫道：
終於，得到了丁玲的口信，原來這麽近！
爸爸攥著我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動和期待。沒幾步，到了北池子一個鐵門，穿棉軍裝的門崗親切地指著二樓。暖融融的房間陽光充足，我看見爸爸綻開的笑臉，帶一點遲滯病容……
回來我一直納悶，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逄，一點不像我想的，隻如同被一位相識首長客氣地接見，難道爸爸媽媽那些美好回憶，都是幼稚的錯覺，那暖融融大房裏的冷漠氣氛，印在我記憶裏永遠無法抹去。（《百年國士》卷4，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
沈從文與黃永玉在北京，1950年
沈虎雛記述的解放後沈從文與丁玲的第一次見麵當是真實的。久別12年後的重逢，丁玲對病中的沈從文竟是如此之冷漠。難道這是因為她也看過郭沫若等人批判沈從文的文章，把沈從文看作是粉紅色的作家才對他如此冷漠嗎？不管怎麽說，兩個地位不同、情緒不同的老友此時已在中間壘起了一堵墻，已經沒有老友的情分了。這一次相見，對沈從文的打擊肯定是很大的，因為他是把改變自己命運的希望都寄托在這次相見上。而現在，這一切全完了。他已經感覺到了這一點。他這才有了以後的自殺未成。
但是，精神極度苦悶，希求擺脫厄運的沈從文並未完全絕望。從革命大學學習出來以後，1950年月8日，沈從文又給丁玲寫了一封長信，寫了有3000字之多，信中談了三個主要問題：一、解放後，在他的心中，“生存全部失敗感占了主位”，他“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術謀”，他感到“什麽都完了”，“隻覺得家庭破滅，生存了無意義”。他“實在需要得到一點支持，才能夠不再崩潰”。二、通過學習，檢討自己，“已深知個人由於用筆離群、生活離群轉成個人幻想，涉於公，則多錯誤看法，近於病態而不健康；涉於私，即為致瘋致辱因果”。三、他請求丁玲轉告有關方麵，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諒解，安排他從事工藝美術研究，“為將來建設中的人民工藝美術保存與發揚終生服務”。
丁玲
這是沈從文在經過一段政治學習後，又產生了生的希望，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給這位老朋友，並乞求丁玲能向有關方麵反映他的工作要求。當時，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的丁玲，是有能力幫助這位老朋友的。過了不久，沈從文果然實現了自己的心願，到曆史博物館陳列組去工作。他的這個工作是否是由丁玲向有關方麵推薦，我們不得而知。但為什麽他給丁玲寫信後不久，他的請求便如願以償，這怕也不是孤立的現象。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沈從文給丁玲寫這封信之後不久，1950年11月，丁玲寫了《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的長文。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沈從文，稱他是“困苦時期結識的知友”，說他在胡也頻之後，他給過她不少真誠的幫助。這就說明，此時，他們仍保持著過去的友誼。由此也可以猜測，沈從文去曆史博物館搞工藝美術工作，也許同丁玲不無關係。
1952年丁玲和陳明、蔣祖慧在多福巷家中
1952年，《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蘇聯斯大林文藝獎金，丁玲知名度躥升，但在此前後，丁玲與沈從文的交往基本正常。
1949年初，沈從文陷入第一次精神危機，一是因北大學生翻出郭沫若的舊文，說沈從文是“桃紅色的”反動文藝，二是沈從文怕張兆和離他而去。
早在1936年（與張兆和結婚不到3年），沈從文便與高青子發生婚外戀，張兆和一氣之下回了娘家，沈與高維持了近十年來往，作家孫陵曾說：“沈從文在愛情上不是一個專一的人，他追求過的女人總有幾個人，而且，他有他的觀點，他一再對我說：‘打獵要打獅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了解沈從文的苦悶後，丁玲勸慰道：“不要再疑神疑鬼，共產黨怎麽也不會整到你的頭上。你一樣可以寫你的文章。”
1952年8月18日，沈從文再次給丁玲寫信，托丁玲將他的文稿推薦給報刊發表，另向她借100元錢。此信的結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因為也沒有發現有關其結果的實據。
從1955年起，丁玲便走上了厄運，沈從文也沉下心去搞他的古代服飾研究。以後似乎也就沒有什麽交往了。
此後二十多年中，中國社會經曆了幾度大變動，知識分子的命運也沉浮不定。丁玲由“反黨分子”而“右派分子、叛徒”，撤職、降職、開除黨籍、勞改、坐牢、下放，直至1979年後才徹底平反，回到北京。沈從文倒是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在曆史博物館工作，過著單調、清貧卻也穩定的日子，直到1979年後又如出土文物似地重露輝煌。
但是，正當兩個老朋友經曆了幾十年坎坷，晚年生活漸入佳境之時，卻又產生了更大的芥蒂，並且永生未能諒解，就先後去世。
事情發生在1979年，兩個人皆是剛剛結束了坎坷生涯，時來運轉之時。此時丁玲第一次讀到了沈從文寫於多年前的《記丁玲》。
1979年秋，日本漢學家、《丁玲論》作者中島碧女士訪問丁玲時，帶來了香港出版的《記丁玲》和《記丁玲續集》兩本書，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這本書。沈從文的《記丁玲》連載和出版時，丁玲已到了延安，她不曾看到過這本書。現在，讀了這本書，她卻憤怒了。
沈從文的《記丁玲》發表於1934年，那時，丁玲被軟禁在南京的特務機關。1939年9月，《記丁玲續集》由上海良友複興公司出版，此時，丁玲已到了延安。因此，丁玲說她是在1979年才看到這兩本書，也是可能的。
沈從文和張兆和在北京陶然亭，1959年夏
關於丁玲對沈從文的《記丁玲》和續集的反應，我們可以從《詩刊》1980年3月號發表的丁玲的《也頻與革命》一文中獲知。文章中，丁玲把沈從文的《記丁玲》稱之為“一部編得很拙劣的‘小說’”，她斥責沈從文“對革命無知、無情”，“對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1985年6月25日，丁玲在寫給上海石化總廠子弟學校教師姚明強的信中說：
1975年秋丁玲陳明攝於山西長治
許正雄的文章中還披露了丁玲在《記丁玲》書上所寫的眉批。他說：“我粗略統計了一下，丁玲在《記丁玲》和《記丁玲續集》兩書上所寫的眉批、旁注等多達127條。文章的作者把丁玲的127條批語的內容歸納為四類，這四類是：
一、丁玲認為，《記丁玲》及其續集違反了傳記作品的真實原則，很多內容純係編造臆想，一些情節的誇張甚至超過了小說。
二、丁玲認為，沈從文按照自己的低級趣味，把她描繪成一個向往“肉體與情魔”、與湘西土娼毫無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頻的結合寫成是單純肉體的結合，並有意無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層粉紅顏色。
這種描寫，為一些人製造丁玲的桃色乃至黑色新聞提供了“依據”。受這類新聞傷害達數十年之久的丁玲對此感到憤怒和厭煩。
三、丁玲認為，沈從文筆下的胡也頻是不真實的。一個有才華的革命作家被他描寫成既無文學才能又無政治才識的庸人，胡也頻的革命轉變也被他說成是被革命宣傳所蠱惑的非理智行動。無怪乎台灣陳西瀅教授認為《記丁玲》一書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即XX主義的“邪力”誘使千萬追求理想的青年“誤入歧途”。
……
四、丁玲認為，沈從文在書中把方興未艾的左翼文藝運動說成是“過時的題目”、“博注上的冷冂”，並斷言這一運動“毫無樂觀希望”，“到了退休的時節”，這種態度，完全違背了沈從文“不輕視左傾，也不鄙薄右翼”的宣言。作為左聯的黨團書記之一，丁玲對此感到忍無可忍。
在原文“她雖然同這個海軍學生（指胡也頻）住在一起，海軍學生能供給她的隻是一個青年人的身體，卻不能在此外還給她什麽好處”處，丁玲直接批道：“混蛋！”
為什麽丁玲如此憤怒？對此說法紛紜，但丁玲受挫折的戀父情結可能也是一個原因。丁玲幼年喪父，靠頑強的母親一手帶大，這形成了她自強、獨立的性格，但在她內心中，對父愛始終有一份特別的期待。
在當時的小說中，父親的形象多是冷酷、殘忍、專製和麻木的，而丁玲的《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等中的父親都充滿人性光輝，但他們卻無力改變主人公的命運，這與丁玲當時處境不謀而合。
丁玲因馮雪峰的成熟、寬容、堅強而愛上他，因為他最符合丁玲對父親的想象。愛情失敗後，丁玲後兩段婚姻都嫁給了溫柔、忠誠的“小男人”，她將深藏的“對父愛的想象”投射到了更廣闊的領域中，這是她走向革命的心理因素。
沈從文對這些又是怎麽看的呢？
沈從文與汪曾祺
1980年7月2日，沈從文給他的老友徐遲寫了一封長信，談的就是他對丁玲《也頻與革命》那篇文章的看法。看來，他們之間的積怨已經較深了。這封信是沈從文逝世半年後，徐遲向外人披露的。沈從文的信是這樣寫的：
丁玲與沈從文的積怨，使他們成了陌路人，直至二人相繼逝世，也未曾和解。
本文的主要內容選自馬嘶著《往事堪回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