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青春無奈

青春無奈

翟永明／文

翟永明

　　我的整個七十年代，都與一位朋友有關，所以，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寫七十年代，不如說是懷念一位朋友。懷念我和她幾十年前的友誼，懷念我在生長期中，與她一起度過的尷尬歲月。
　　回顧整個七十年代，我發現自己的生活，並沒有什麽值得寫的大事。四川在曆史上，就是一個山高皇帝遠的盆地。啟蒙的星星之火，燒到成都來時，已經慢了半拍。成都也沒有那麽多的高幹子弟，能夠通過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內部出版的白皮書和政論書，使那些有近水樓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禮。我那些年的書籍供貨渠道，是一個同學的父親。他是一個收荒匠，在文革期間，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書。但是那些書，大多是描寫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或者西方十八、十九世紀的愛情小說。至於現代文學的掃盲，那都是在我大學畢業之後。讀到像《今天》這樣在當時全國校園中已經廣泛流傳的先鋒文學刊物時，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後。整個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裏，除了這些不值一提的閱讀生涯，剩下的，不過都是些“女兒家情態”，更加不值一提。及至動筆，我才發現，這些“女兒家情態”，也是那個年代的特殊產物，記下來，也能從中看出：在一個轟轟烈烈的大時代底下，暗潮湧動。

　　發育的煩惱

　　程莉比我大兩歲，正在讀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當我從貴州搬回成都，搬到這家老公館時，她是院子裏的小孩中，第一個引起我注意的。程莉個子中等，身體其實凹凸有致，但是，在那個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過，它又若隱若現；靠的是她雖不能穿高跟鞋，但猶如穿了高跟鞋一樣、昂首挺胸的步態。我那時也已開始發育，與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誠惶誠恐，如臨大敵，恨不得將自己身體上凸出來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當然，這做不到。於是，我就隻能成天垂頭喪氣、聳肩縮脖地低頭走路。這養成了我日後前傾45度、埋頭走路的壞習慣。多年後，這習慣導致我頸椎後麵，突出來一個讓誰摸一下都會嚇一大跳的骨節。由此引起的頸椎病，就不必去說它了，我曾有詩為證。
　　那些年，處於成長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尷尬和卑微，當然是與那個年代的風氣有關。現在的女孩聽說這樣的故事，打死都不會相信。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進入了初中，並且發育迅猛的時候，學校裏彌漫的是昂揚的革命鬥誌，和中世紀式的禁欲風氣。“發育”，是讓女生們十分懊惱，但又不得不麵對的事。“發育”二字，是萬萬不能說出口的，說出來就是穢詞淫字。記得有一天，上生理衛生課，正好講到了女性的生理衛生期，全班女孩的頭都恨不得鑽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說對不起。男生們倒是全都興奮異常，臉上全都繃著；嘴裏，卻都在傳遞著一個如同暗號式的數字——“第49頁”；老師則毫無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落地將第49頁讀了一遍。下課鈴終於響了，女生們如釋重負，男生們大失所望。現實中也是如此：我們就這樣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誠惶誠恐地度過了第49頁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程莉就讀的是本地中學，但我兩人都是北方人。相對於成都人，我們長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發育領先3至4歲，這讓我們在學校裏總是受到指指點點。現在被稱為“太平機場”（成都有這樣一座小機場）的平胸，在那時，可是讓人羨慕的身材（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發育過早的女孩，則采取與現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後來上演的電影《小街》裏的女主角那樣，把自己的身體殘酷地包裹起來。
　　由於恥辱的“發育原因”，我還被剝奪了參加校宣傳隊的資格。這樣的剝奪，與“黑五類”子弟的待遇，幾乎一樣。未發育的女生，挺起驕傲的、童真的胸脯，奚落著早熟女孩的落選。我還清楚地記得（因為恥辱總是讓我們的記憶最清晰），有一次，年級裏排演《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這個節目，我從小就在大院裏，與程莉她們練過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韁縱馬狀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練完畢，工宣隊員們在一邊，嘀咕了一陣；然後把我叫過去，東說西說，說了半天，意思是“出於革命需要”，這個節目中，我的角色換作別人了。為什麽啊，我心裏無比委屈。我清楚，別的女孩絕對沒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隊員支支吾吾的理由中，在同學們閃閃爍爍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邊的外套，帶著含羞受辱的自卑，逃離了現場。
　　那時節，江青正在搞革命樣板戲的實驗，全國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眾性革命文藝活動的高潮。在學校，每個學期，都有一次會演，由各個年級出節目，最後在全校表演且評分。有一次我們年級準備表演朝鮮舞蹈《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在排練過程中，同學們支支吾吾地在一邊議論，閑言碎語，傳到了我的耳中。當然，傳到我耳中的話，已經變得柔和了一些，說我個子太高，不適合在其中表演。但是，我從小受大院裏一位戰旗文工團的阿姨指點，舞姿算是正宗。把我撤下來，可能眾人都於心不忍。最後，一致通過，由我領舞，扮演阿媽妮（也就是老大娘的意思）。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們那樣，將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處，再別一個蝴蝶結，扮成朝鮮族姑娘。我得將自己的一件白襯衣，一條裙子，改縫了半天，製作出一件“大籠大挎”（四川話：鬆垮垮的）的、朝鮮老大媽可能這樣穿，也可能不是這樣穿的“朝鮮服”。最重要的是不得有腰身。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換到後排，跟男生站在一起，隻露出個腦袋來。高中時，我們排演一個舞蹈《各民族人民團結起來》，我雖然被安排了一個角色，但似乎全民族的服裝，都不適合我。最後，在“民族”之外，增加了一個解放軍角色，那一身不分性別的軍裝，終於掩蓋住了我的女性身份，大家似乎都鬆了口氣。
　　相信是同樣的原因，程莉也沒有能被吸收為“校宣”（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盡管我倆都酷愛跳舞，並且跳得很好。在那時的中學，有“班宣”“排宣”“連宣”，而“校宣”就像現在的“名模”一樣，是女孩們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種時尚，一種那個年代特殊的紅色時尚。“校宣隊員”無論男女，在學校都是令人矚目的，也是引領風潮的。在當時，“校宣隊員”這個特殊名詞，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盡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興趣轉向了體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籃球，並立即發現了自己的運動天賦，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籃球女王。北方人的長處，得以充分發揮，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籃球賽中，處於“東方不敗”的位置。
　　但是，發育的煩惱，仍然跟隨著我們。籃球隊的女孩都發育健康，穿上球服，讓我們看起來更加成熟。每次比賽，男生們都聚集在籃球架下，不懷好意地鼓著掌。這讓籃球隊的女生們，縮手縮腳，很多時候，球在中場傳來傳去，大家都不願意三大步上籃。七十年代的中學女孩，沒有電影《美國美人》中，那些啦啦隊女孩的驕傲，有的隻是革命的禁欲意識，和身體不聽指揮的恥辱經驗。這讓我練就了一手三米圈外準確定投的絕活。
　　程莉自始至終地熱愛表演，哪怕在我們的大院裏，她也要跳舞給那些比我們小很多的女孩看。並且，她把她們都聚攏來，成立了一個宣傳隊，每天樂此不疲地排練。
　　我不知道：我和程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誰更成熟一點？因為，我意識到了性，並以為羞恥；而她，渾然不覺。她繼續地昂首挺胸，旁若無人，腳踩虛擬中的高跟鞋，走得風情萬種而不自知。我則小心翼翼地走路，夾著尾巴做人，對旁人的指點和議論，敏感到一種病態的地步。我總是穿一件我媽的寬大衣服，以隱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程莉，卻總是想方設法讓自己的服裝“合身”，不經意地露出身段來。比如，我總是要在毛衣外麵穿上一件外套，而她，總是單穿著一件套頭薄毛衣，就這一點點，造成了程莉的與眾不同的“氣質”。而且，她還想方設法，在當時千人一麵的服飾上，製造出一點點與眾不同來。後來有一陣子，街上流行穿藍色工裝服，她總是用硬木刷把工裝服刷得透白，與別人頗不一樣。後麵這個細節，在日後與賈樟柯合作劇本《二十四城記》時，我貢獻出來，用在了陳衝扮演的廠花上。
　　也許正是這種不同，讓我和程莉成了密友。與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種安全感：畢竟，我倆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體上的差異，總讓我不安，甚至養成我自卑的習性。
　　有那麽幾年，我們倆好得像姐妹一樣。除了白天上課，晚上睡覺之外，別的時間都膩在一起。程莉在文化宮中學讀書，與我的學校離著兩站地。那兩年，她天天一下課就到學校門口來接我，然後與我手挽手回家。我們班的同學幾乎都認識她。那兩年，我們倆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樣，發型也梳得一模樣，個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樣。可以說，我們刻意要打扮成雙胞胎模樣。與程莉在一起，我也壯了一點膽色，背也稍挺了一點，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來，模仿她的目中無人。走在大街上，我們倆是那樣的引人矚目，用現在流行的話講，就是酷斃了。
　　回家後，我們在程莉的“閨房”裏廝磨相守。說“閨房”，實際上就是一個樓梯間，隻有五平方米左右，剛夠放一張小床和一個床頭櫃。在那個年代，小孩子有一個單獨的房間，太奢侈了。我們倆總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沒完沒了地聊天。
　　不久，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這些事情，長久地困擾著我。
　　一天，我與程莉去和平電影院，看《紅色娘子軍》。和平電影院的售票處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電影看不容易，何況是人人皆知的電影版《紅色娘子軍》。那裏麵有人見人愛的洪常青飾演者王心剛。現在想起來，當時在我們眼裏，洪常青在電影裏的角色，與“女兒國”中的賈寶玉差不多，總是被女人圍著。他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對瓊花若有若無的那麽丁點兒曖昧（通過王心剛的眼神顧盼和那些顧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話語，表現了出來），使得電影版的《紅色娘子軍》，有了一點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剛成為文革時期女孩的偶像。
　　話說，當時我和程莉看見電影院的陣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買到電影票，我們一左一右地從人群的兩邊往窗口處擠。沒有經曆過文革中搶購的人，絕不會想象出這種狀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擠得人挨人，有人從後麵撲到前麵人的肩上，抓住售票處的鐵欄杆，買好票的人，因此也擠不出來，隻得低下頭，從那人身下鑽出來。我們從小就去擠買搶購各種各樣的物品，早已有了經驗，仗著人小，從兩頭緊貼牆壁往裏鑽，是屢試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渾水摸魚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時，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散了開去。又聽人群中喧鬧起來，後來才知道，革命群眾扭住了一個要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程莉。我還沒反應過來，程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錄了一通口供。回來後，程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裏傳開了。大人們如何反應，我不記得了，隻記得在這幫小孩中間，程莉一下變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來。那時，還沒有魅力這個詞，但是，程莉在我們這些孩子心中，一下變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認為：她，是我們大院子裏麵最漂亮的。而且，隱隱地，也覺得她與我們不一樣。不是嗎？怎麽沒有人對你們這些小孩耍流氓啊？
　　沒過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發生了。一天傍晚，程莉從外麵回來，走在我們大院長長的甬道中。一個住在街上的男孩，從黑暗中躥出，攔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張紙條遞給她，又對她說了許多亂七八糟的話。那時，天並不晚，也就八點多吧，因為心慌，也就以為是深夜了，程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後，氣喘旴籲地把紙條塞給了她媽。程莉媽媽為了怕她再被騷擾，找到我，囑咐我以後進出都與程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乘虛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實並不太晚，十點來鍾吧，程莉在家裏睡覺。突然一聲大叫，把我們全都嚇醒了。叫聲從程莉家傳出來，我們都跑了過去。原來程莉睡得懵懵懂懂時，突然看見她的窗口上，趴著一個人。當然，肯定是一個男人，不會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別人牆上的。
　　這下全家人嚇壞了，程莉也嚇壞了。她就要求我與她做伴，程莉媽媽也動員我過來與程莉同住。
　　那天之後，我晚上也住在程莉的小屋。我們同吃同住，比平時又要好了幾分。事情發展到最後，連白天睡午覺，我們都擠在程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幾次的流氓事件發生，使得院裏的流言蜚語也多了起來。幾位居委會阿姨就在後麵嘀咕，說程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風流的。
　　一天中午，我媽四處找我，到程莉家一看，我倆正躺在床上呢。我媽一看就發火了，把我拖起來就往家走，嘴裏還嚷嚷著：“以後不準去程莉家睡覺了。”“為什麽啊？”我想不通，也對著她嚷嚷。我媽大叫一聲：“再這樣下去，你們會成為同性戀的。”什麽？同性戀？這個聞所未聞的詞，如電光石火一樣擊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纏著我媽說清楚不行。我媽一看自己說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說了。
　　我媽媽1949年前是著名的西醫醫生，也許從西醫和西方倫理角度出發，她對我和程莉這種假雙胞胎心理，有一種警惕。程莉母親卻是一個苦孩子出身的女軍人，她做夢也想不到世界上還有同性戀這種事情。她隻是心疼寶貝女兒，所以，一直喊我去陪程莉。當然，我媽堅決不同意。
　　在那之後，程莉就變成了一個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還老給我寫信。當然，內容都是關於我們二人的“革命友誼”，信中充滿了海枯石爛不變心的一些誓言。並且，每次見我都淚水漣漣的，老是央求我繼續陪她住。而我，由此也發現自己是個鐵石心腸的人，盡管有時我也想擠點眼淚出來，以證明自己的友誼一點也不遜於她。但每次都失敗了。
　　現在看起來，程莉不過是一個早熟的女孩，性意識覺醒得比我們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學，早戀有一個代名詞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隻要誰談戀愛，誰就是流氓。當時成都的中學，每年寒暑假，都要辦一個學習班，人稱“操哥操妹學習班”。學習班成員都是學校裏那些早熟的、正在談戀愛或者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學生（後者包括雖未談戀愛，但喜歡穿著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師和“工宣隊”管教的學生，一律地被稱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話裏就是流氓的意思。我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經在學習班裏待過，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麵形象。雖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竇未開。因此，被當作正麵典型，成為學習班的看守。這是因為，被送進學習班的學生，整個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須住在學校，要有人看守，其實就是變相勞教（現在那些早戀、網戀、師生戀的孩子們有福了）。
　　程莉在學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紅又專的苗子，還是年級的副排長（當時成都中學都是軍隊編製）。程莉的革命日記還在學校展覽過，我還親自去參觀過，雖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鬥私字一閃念”的活思想。
　　顯而易見，程莉的活思想是經得起檢驗的，有革命日記為證。但程莉的潛意識是否也經得起檢驗，因為當時還沒有心理醫生，所以，無人知曉。
　　但是，我隱隱地覺得，程莉的潛意識很活躍，而且，正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些潛意識在當時，不可能是針對男生，這一點，程莉可能連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要被送進學習班）。她隻是盲目地按照潛意識的指引，把青春萌動期裏那些多餘的激情，在對女生的“友誼”中，一點一點地消耗掉。
　　幸虧，很快程莉就畢業了。按照政策，她必須下鄉。程莉母親再怎麽疼愛女兒，也隻能讓她去。程莉下到廣漢的連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個富庶之地。若幹年後，四川搞改革，選擇的就是廣漢。

　　廣闊天地的自由

　　程莉下鄉後，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滿了多愁善感的語言。除此之外，看來程莉對她插隊的地方，還很滿意，
　　她在信中描述：連山鬆林公社，是個花果之鄉，盛產蘋果和梨。的確，三十多年之後，從成都到廣漢修了高速公路，連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開的時候，成都人大量地湧到那兒，去看梨花。
　　程莉除了用洋溢著詩情畫意的文筆，描寫梨花溝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請我暑假時，去她那兒玩。到後來，這些信中，漸漸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時的興趣，已從籃球轉到了詩歌，準確地說，是詩歌寫作。在剛進初中時，我就開始愛上了詩歌，最初的啟蒙就是《唐詩三百首》。在程莉下鄉那段時間，我已經熱火朝天地開始“原創”詩歌了。題材當然脫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但是，我已經開始在裏麵注入一些不顯山不露水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比如，歌頌大自然之美，裏麵也摻雜了一些古代山水詩的意境。
　　程莉關於花果之鄉的華麗辭藻，終於也打動了我。於是，放假時，我以去花果之鄉買水果的理由，打動了我媽。那時，城裏的水果很少，且貴得驚人，而鄉下，由於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賣不出價來。我就像一個跑差價的小販似的，拎著一個編織口袋，去了廣漢。
　　從廣漢到連山，有四十裏路。第一次去，是程莉到車站來接的我，我們換乘了一輛破公共汽車，又搭了一段拖拉機，然後改為步行。這一段路，後來成了我經常走的地方。我坐過汽車、三輪車，也攔路搭乘過陌生人的大卡車（那時也不知害怕，也沒聽說有什麽壞人要暗算你），還跳上別人的自行車後座，行過一程。總之，就差農民趕場時推的雞公車（一種四川獨有的獨輪車，據說就是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沒有搭乘過了。
　　梨花溝是一個丘陵地區。程莉的生產隊就在半山坡上，從山腳一路緩坡地上去，很有層次。路兩邊都是果樹，有梨樹、李樹、蘋果樹，有杏林、橘林、氣柑林，我簡直覺得到了孫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簾洞了。進到村裏，農民們正在吃晌午飯，他們許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飯，房子都是矮牆隔斷的。所以，他們邊吃飯邊與鄰居隔著矮牆聊天。看見程莉和我走來，他們都與她打招呼：“家裏來人了？”程莉說：“我妹妹來了。”程莉和我早已不再作雙胞胎打扮，但應程莉的要求，我們姐妹相稱。按照程莉的主意，她是想要我和她拜金蘭、換帖子，正式結拜。我沒同意，覺得做作，為此，與她慪了兩天氣。
　　程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個房子都被橘子樹給遮住了。與那時的知青一樣，她和另一個女孩住在老鄉家，在側廂房。與程莉同住的女孩姓陳，我們叫她小陳。
　　天晚了，程莉和小陳就在屋裏的老灶做飯。兩個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夠用的大鍋，一丁點可憐的白米和玉米在鍋底跳著，看起來連巴鍋都不夠。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繩，吊著一個炊壺在灶口，燒火時吐出的火苗，一會兒就將它燒開了，真夠環保。麻繩和炊壼，都被煙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為什麽，我並沒有覺得不幹淨。炊壺裏燒出來的水，還有一股煙香味。
　　晚上，我們吃完飯，靠在床頭聊天。程莉突然起身推開窗，隔壁院子裏的一枝橘樹，搖搖曳曳地伸進來，上麵掛滿了紅橘。程莉摘了幾個下來，扔給我。我吃了一驚，說：“隔壁的老鄉發現了不會罵你嗎？”程莉撇撇嘴：“誰稀罕啊，你以為多值錢啊。”小陳告訴我，這兒的水果太多了，也運不出去。小年還好，大年簡直泛濫成災，隻能賣給附近的場鎮，賣不了多少錢。
　　第二天，一場懶覺，快中午了才起來吃飯。現在是果樹結果的時候，生產隊根本沒事幹。本來四川農村就是人多地少，哪來那麽多的農活呀。知青下鄉來，就是搶農民的飯碗。隻是，看在每個知青都有五百塊錢安置費的分上，老鄉們也就算了，因為，五百塊錢，可不是個小數字啊。大多數知青都被安置在老鄉家裏，安置費就可以省下來給生產隊添置一些機器了。
　　下午，程莉陪著我到處去轉，這兒風景宜人，民風淳樸。十裏之外的人，都互相認識。
　　程莉說晚上有人要來，給我們“唱黃歌”。“黃歌”在那時是有特指的——所有與愛情有關的東西，差不多都被加了個“黃”字。愛情與下流的一步之遙，就是這個“愛”字是否說出口。所以，那時的“黃歌”，其實就是現在的愛情歌曲。文革後期，不像前期那樣氣氛緊張，雖不能公開，但在知青當中，已然開始流行唱“黃歌”。這幾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娛樂——又是一個讓如今的小年輕們笑掉大牙的事。
　　晚飯前，有人來了。此人的到來，讓我吃了一驚：遠遠的，隻見來人身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這倒沒啥稀奇的，那時，人人都作此打扮。關鍵是，他外麵披了一件簇新的、挺括的毛呢軍大衣。他並不把它穿在身上，而是披著，像電影裏的首長一樣。來人個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程莉還高，這讓他走起路來，很有氣度，還真有些像首長的樣子。走近了一看，隻見他高額、闊眼、方臉、劍眉。讓人注目的是他的頭發，不像當時的年輕人一樣，亂七八糟地豎著；而是精心地攏在後麵，像一個大背頭，鋥亮鋥亮的。他手上，還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說與這毛呢軍大衣配著，有些不搭調。但此人拎著，倒有點理直氣壯的和諧。總之，一眼看去，他與眾不同。
　　程莉給我介紹，這是高先進，是另外一個生產隊的知青。及至高先進開口，又嚇了我一跳：一口純正的普通話。
　　高先進自我介紹，他是徐州下來的知青，下來一年了。
　　“為什麽會到這麽遠的地方來落戶呢？”我問他。
　　他回答道：早聽說四川是天府之國，父親怕他下鄉吃苦，所以，托親戚把他弄到這兒來了。
　　一陣寒睻之後，我們開始做飯。高先進自告奮勇炒菜，讓我沒想到的是，高先進的廚藝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樣粗陋的就餐環境中，他還不忘把大蔥切成一朵花，裝飾在土碗邊沿上。
　　洗碗時，程莉告訴我，高先進與她，現在都被選為公社宣傳隊員，正在準備會演的節目。今晚，她特意請高先進過來唱歌，是為了用“黃歌”招待我。那時，全國人民的夥食都一樣簡樸，自然不能用於“招待”。“黃歌”，那可不是人人都會唱的。
　　晚飯後，我們到了院子裏，坐在了橘樹下。所謂的“黃歌”，就是以俄羅斯民歌為主，1949年前的靡靡之音為輔；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長，或低迷頹喪，唱起來讓你渾身酥軟、喪失革命鬥誌的歌。這些歌，在知青當中很流行。當時的知青普遍對未來迷茫、無望，不知下一步該怎麽辦。這些軟綿綿的歌曲，一下就擊中了他們同樣軟綿綿、沒著落的心。
　　高先進一開嗓，著實又讓我吃了一驚，他的嗓音渾厚、低沉。他也故意把聲線壓得很低，模仿著那種很少聽到的男中音。而且，他唱得與別人不一樣，多年後，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聲唱法。
　　高先進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我不知他唱了些什麽，隻覺得被歌聲帶進另一重空間，一重與眼前現實無關的飽滿空間。後來，我又多次聽他唱過，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車》《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羅斯民歌。程莉中途也插了進去，與他一起合唱。顯然，他們早就在一起練過。程莉以前也愛唱歌，但唱得並不太好，隻是嗓音還很亮色、高亢。現在，她大有進步。
　　歌聲在橘子樹下飄浮著，月亮這時已經升起，它在橘子樹上穿來穿去，好像橘子樹上掛的白燈籠。從枝葉間穿出來的清輝，把院子照得雪亮。我覺得好像身在另一個世界裏，什麽學校啊，老師啊，同學之間的不愉快或愉快，都退得好遠好遠。
　　我想起那些古詩中描述的意境，大抵，也就如此了。
　　夜，更深更靜了，老鄉們都已入睡了。他們肯定不知道這是些黃歌，在他們聽來，與催眠曲差不多，絕不會吵著他們。
　　這時，高先進拿出隨身帶來的二胡，說：“這個時候，才能聽《空山鳥語》。”我自然更不知道《空山鳥語》是什麽，此前，我除了革命歌曲，不知道世上還有其他音樂。後來，我才從高先進那裏，知道了二胡大師劉天華，知道了《江河水》和其他的二胡獨奏曲。也是從那時起，我才了解了中國民樂。
　　高先進試好弦，開弓一拉，周圍就靜了下來。我們到了一座空山（意識中是青城山），罕有人跡，唯聞鳥語，清風拂麵，泉水洗心。然後，我們好像進入了一個鳥的世界。原來鳥們跟我們一樣，有各種語言和表達。它們也要爭論、也要憤怒，也有柔聲細語和雷霆之聲。
　　高先進的琴藝如何，我不知道。但皎潔的月亮、枝繁葉密的橘子樹、高高矮矮的泥巴牆，這些舞美效果讓他的琴藝增色不少。我不認為中國民樂團的那些首席二胡，一定能奏出那個夜晚梨花溝的《空山鳥語》。
　　曲終了，高先進意猶未盡地說：“我再拉一曲吧。”這次，是一首歡快激昂的曲子，高先進拉得恣意瘋狂。頭和發，隨著琴弓上下擺動著，整個身子都好似要隨時從板凳上飛起來似的。他的眼睛卻不時地瞟向程莉，而後者，此時眼波閃閃，裏麵不知是淚光還是月光。
　　那天之後，我也問過程莉她和高先進的關係，程莉總是回避，說他們之間是“革命友誼”。沒辦法，公社規定：知青絕對不許談戀愛。違反規定者，要被集中到縣裏，參加學習班。
　　我跟著程莉，每天去參加連山公社宣傳隊的排演。以至於在後來的日子裏，我與宣傳隊的人，混得爛熟。宣傳隊的成員，全部脫產，吃住都集中在公社。我和他們一起編排舞蹈，也幫他們寫一些對口詞、宣傳語什麽的。兩個月後，他們將要參加各個知青點的會演。最後，鎮上會篩選出最好的節目，送到縣上去，參加調演。到縣上去表演，這是高先進他們的目標。
　　公社宣傳隊，是由大部分知青和極少數本地農村青年組成的，用於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宣傳毛主席的革命文藝思想。具體的，就是普及八個革命樣板戲，普及那些千挑萬選、千錘百煉的革命歌曲和舞蹈。當時，學校有“校宣”，公社有“社宣”，部隊有“軍宣”，工廠有“廠宣”。總之，都是一樣的宣傳隊，都表演一樣的革命節目，都假定全國人民對這些革命節目，百看不厭。的確，人們真的百看不厭；因為，沒有別的娛樂活動可供選擇。這些固定的革命節目，就像體操動作中的規定動作，人們主要是在這些動作中，看看誰表演得更完美。
　　比如，《白毛女》中大春和喜兒的雙人舞，程莉跳過很多次。但這一次，她和一個她不喜歡的男知青共跳。她有點分男女界限，不肯把手掌全部搭在對方肩上，而是伸出兩根手指來，蜻蜓點水式地擱在男方的肩頭。由於重心不穩，她踮起腳尖時，晃了兩晃，這被高先進看見了。
　　公社書記知道高先進能歌善樂，所以，讓他擔任了宣傳隊的隊長職務。高先進把自己定位為藝術總監，他的確也勝任此職。所以，他是宣傳隊的頂梁柱，除了任隊長之外，他是總監、編導、舞美，還是大合唱的指揮。同時，他還是一個一絲不苟的舞台監督。
　　看見程莉在舞台上連晃兩下，高先進冒火了，於是當著所有人的麵，他指責程莉有資產階級小姐情調，沒有喜兒那種純粹的無產階級感情。程莉走到哪兒，都是那裏的寵兒，哪受過這樣的氣，當場就大哭起來，並立即罷演。我坐在一邊，心想：“壞了，按程莉的公主脾氣，肯定不會原諒高先進。”
　　第二天，罷演後的程莉稱病在家。我勸她，她也不聽。我有些納悶，程莉最愛跳喜兒這一角，也最愛在宣傳隊中享有絕對主角的感覺，難道她真的就不怕高先進換人嗎？
　　早飯後，高先進來了。我起身要走，程莉一把拉住我，我隻好坐在一邊。高先進笑了笑，在我對麵坐下。他對我講起宣傳隊的事，話題也自然地引到程莉身上。因為傾訴的對象是我，所以，他毫不避諱地對程莉大誇特誇：從人才到身材，從性格到人格，總而言之，是一個完人，除了偶爾會有點小脾氣。這些話是對著我說，我當然知道其實是對著程莉說的。而程莉，從剛開始的一臉怒氣，也漸漸變成滿麵春風。
　　後麵的故事可想而知，二人重修舊好，並且，攜手並肩戰鬥在火熱的排練場上。高先進編節目，程莉主演，二人聲氣相通、默契配合。現在想來，頗有點像一些大導演與他們的禦用女演員之間的關係：英格瑪和麗芙·烏爾曼，伍迪·艾倫和黛安·基頓，賈樟柯和趙濤。
　　在梨花溝的日子，像極了一句套語：日月如梭。但是，我必得在考試前趕回成都，繼續我的中學生涯。當我回到成都，回到學校時，我頗有當年武陵人離開桃花源，回到人間之感。那以後，學校的生活，乃至城市裏的生活，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
　　我繼續收到程莉的來信，她在信中，詳細報道宣傳隊的近況：剛剛排完了大型舞蹈《重上井岡山》，高先進編舞，她是領舞。或者，他們的節目，剛剛在鎮上初演過，別的公社的節目，完全不能與他們相比。
　　一晃就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又接到了程莉的信。她告訴我，他們已代表連山宣傳隊，被選到縣上，就要參加縣上的新年會演。程莉叫我一定要去看他們在縣上的匯報演出。因為，宣傳隊的成員們，都已當我是他們中的一員。
　　又一次，以買水果為由，我去了梨花溝。
　　我剛到，程莉就告訴我，兩天前，發生了一件事。原來，高先進在與程莉若即若離地打了幾個月啞謎之後，決定要主動挑破那一層似乎擋在他們之間的薄紙。他寫了一封信，裏麵公開地表示要與程莉談戀愛。信中那些纏綿發燙的字眼，程莉自然沒有告訴我。關鍵在於，程莉居然將這封信交給了公社領導。我一聽就火了，馬上就開始指責她。那時，我已完全被西方資產階級文學“腐蝕”了心靈；同時，又對中國古典文學中才子佳人的故事著了迷。我覺得他們二人，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才子佳人，雖不成功，但也不能成仁啊。
　　程莉非常委屈，也與我吵了起來。她說她收到信後，很緊張，也不知道怎麽辦。同時，按照以前在學校、現在在公社所受的教育，她應該把這些充滿“資產階級語言”的信，交給領導。我覺得她這套說辭，簡直愚蠢至極。而且，我認為，她真正毀了自己與高先進的這段關係。那時，我在同齡人當中，已算博覽群書，自以為已經了解男女之間的那些事（後來才知道，我的那些了解，隻能算紙上談兵）；我認為不會有人把背叛自己的人，還當成最愛的人吧！我正在狠狠地批判程莉時，高先進來了。聽說我正在開程莉的“批鬥會”，他卻笑了。然後，又對著我說了一大通話，我當然知道這些話，又是說給程莉聽的。大意是讓我不要怪程莉，因為他認為程莉很單純。她為什麽做這樣的事，正是因為她的單純。他又說，現在社會上單純的人並不多了（這點我可不敢苟同，現在想起來，那會兒的人，都很單純），所以，程莉的單純，格外讓人珍惜。
　　看，根本不需要我去勸解，高先進就已經原諒了程莉。不但原諒，簡直就是讚許。這讓我大跌眼鏡，其時，我正在讀《牛虻》，書中“牛虻”因為一個錯誤，挨了女友一記耳光。並且，一個耳光就導致了十八年的離別。從那時起，我才知道，現實中的愛情與書中完全不一樣。
　　捐棄前嫌後，他們一如既往地去公社排練。公社領導因為高先進一直很先進，偶爾犯了小錯誤，也就既往不咎。再說在農村，男女青年都是早婚的，這些知青，在他們看來，早就該結婚了。
　　我在旁邊冷眼觀察，與幾個月前相比，高先進仍然表現出對程莉情意綿綿的樣子，而程莉，仍然是享受著這情意綿綿卻似乎渾然不覺。我有時忍不住問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們是革命友誼。
　　這樣“敵進我退，敵疲我擾”的愛情試探，進行了近一年。直到宣傳隊的演出，在全縣獲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這次，我沒去梨花溝，因為程莉回城了。原因是她與高先進真的戀愛了。雖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吾吾，我依然知道了。
　　但是，就像30年代追求自由戀愛的小說，有了七十年代版：資產階級品酒師之黑狗崽，想要和無產階級苦孩子的根正苗紅的後代結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難萬難。他們的戀愛，受到了程莉父母的堅決反對。程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徹底和高先進分手。這之後的故事，又像進入了一個瓊瑤電影中的俗套：父母堅決反對，子女寧死不從。不同的是，這個戀愛故事的背後，不是貧富懸殊，而是階層懸殊。程莉的父母都是革命軍人，程莉的父親是我見到的革命軍人中，最帥的一個。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簷帽下筆挺的黃呢軍裝，使他顯得風度凜然。程莉的母親，形貌顯然就差多了。她個子不高，五官談不上好看，也許由於身體不好，她的麵容格外憔悴，布滿了皺紋。這讓我心下，有一點點為程莉的父親遺憾。但是，程莉的母親卻是出身純正的貧農之家，而且是童養媳，就像我們在許多訴苦大會上聽到的故事一樣，她是被八路軍救了後，參加革命的。這樣的組合，在當時，就是最純正的革命家庭了。反觀之，高先進多年後倒是吹噓過，他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品酒師，他的鼻子乃天下一絕：什麽樣的紅酒，隻要聞一聞，就知道是什麽級別。問題是，七十年代需要這樣的鼻子嗎？無論哪一個階層，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曲酒，用得著品酒師嗎？
　　有那麽幾年，程莉和高先進兩人的愛情與世俗力量，展開了拉鋸戰。在當時，屬於文藝女青年的我，將阻撓愛情的一切，都視為世俗偏見。但這一次，世俗的背景卻是革命。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樂的日子裏，梨花溝再一次成了他倆的世外桃源。程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說媒、開後門、找工作等一切能夠把她從農村調回成都的手段，想實現女兒與高先進分手的目的。但是，程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願一個人離開。她跟父母談的條件就是：要調，就得兩個人一起調上來，都調到成都。而高先進，也鐵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鋸戰一直持續到幾年之後，程莉終於強過了父母。她考取了成都的一所高專，而高先進，幾年後父親落實了政策（成了徐州著名的無黨派民主人士），通過一些關係，高先進最後也被調到了成都一家工廠工作。這個故事，終於有了一個大團圓結局。
　　我多年後再見到程莉和高先進，是在90年代末，我專門去拜望老朋友。他們二人，在一間大約不過五十平方米的房間裏，打造了一個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須擁有的東西，一樣都不能少。整個房間布滿了各種各樣的裝飾品、小玩意，也布滿了他們在全國各地旅遊的合影照。在他們極多主義的房間裏，我隻能側身走動，這讓我感到有些壓抑。不過，幸福隻嫌少，不嫌多。整個晚上，除了三個人在一起聊天懷舊，其餘時間，他們仍在商量，要在房內添置些什麽新的家具。程莉雖然人到中年，但說話間，仍保持著當年的天真。而高先進，仍然不斷地用“單純”來讚美她。程莉在成長過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識煎熬，直到青年時代認識高先進，她這輩子，最終也隻愛過這個男人。的確，她是單純的。而那個時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樣的單純。

　　本文選自《畢竟流行去》，翟永明／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