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陽：我的1976，大地震、國喪、粉碎\'四人幫\'

作家簡曆

本文作者

 

顧曉陽，作家、導演。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1987年赴日本留學，1990年移居美國。作品有《洛杉磯蜂鳥》等，馮小剛電影《不見不散》編劇，電視劇《花開也有聲》導演。

 

原題

我的1976：大地震、國喪、粉碎"四人幫"

 

作者：顧曉陽

 

 

01

 

1976年4月中旬，我從烏魯木齊回到北京。四·五事件剛被鎮壓，整個北京城沉悶壓抑，謠諑交飛，人們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

 

當天晚上，我媽媽跟我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談話，全是關於政治形勢的：第一夫人如何，老人家如何，鄧大人的事情，等等等等。這在我們母子之間還是第一次。自小到大，她從沒給我講過大道理。什麽怎麽做人、怎麽要求進步、國家人民革命傳統之類，更不是父母在家庭中使用的詞匯。這晚的一席話，像在我灌滿正統觀念的腦袋裏放了一顆炸彈，衷心震動，聽呆了。

 

我貿然對她說：“我抽根煙行嗎？”

 

“抽吧。”

 

一年前離開家時我還是個孩子，一年後回來，母親把我當成了大人。我過去都是偷偷摸摸學壞抽著玩兒，自此，在我媽麵前大大方方抽起煙來。

 

我是回來出差的。我們部隊有很多出毛病的摩托車，可著整個新疆找不到更換的零件，多年如廢銅爛鐵一般堆在倉庫。北京的供應在全國首屈一指，部隊主管長官打起北京的主意，派我回來采購零件。

 

我認為這事簡單，不就是修個摩托嗎，又不是找火箭推進器！

 

 

前門外有一家銷售汽車零件的門市部，我拿著采購單子就去了。門市部的老者把幾張單子看了一遍，抬起頭，像看外星人一樣盯著我：“你想買這些零件？”“對，都是一些小零件吧？”“沒有。”“是嗎？有其中幾種也行。”“一種也沒有！”我傻了：“一種也……不會吧？您這兒不是……”老者轉過身去，不理我了。“同誌！”我叫道，“師傅！那哪兒能買到啊？”他頭也不回斬釘截鐵地說：“不知道！”

 

等到我四處碰壁簡直走投無路時，才明白不是這位老者態度不好。小小的普通摩托車零件，還真是沒有！新疆沒有，北京也沒有；軍隊沒有，地方上也沒有；在全國都是稀缺物資。當然不是絕對沒有，工廠還在，隻是產量太低，需要上天入地托關係走後門窮盡所有社會關係，才能得到。

 

那時，又豈止是摩托車零件，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極度匱乏，都需要使出渾身解數才能搞到手。一斤豬肉，我也要去找並不特熟的初中同學胡斯基，他在北新橋副食店賣肉，要先打上招呼，副食店哪天進肉，他再通知我，我騎上半個小時自行車趕緊過去，這才有肉吃。用後來的話說：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當時習以為常，在今天，這是無法想象的。

 

我們中學的一位老師神通廣大，是不是為了摩托車零件我忘了，反正那期間我去過他家。他家以前有私產，可能是在運動中被沒收了，現在租住在兩間逼仄的樓房裏，狹小擁擠。他喜歡鳥，在其中一間房裏養了好幾隻，最名貴的一隻鸚鵡，他說是印尼總統蘇加諾送給周總理的，他由動物園借出來養著——“聲色”不知道，“犬馬”這類東西，他簡直是愛死了。他家海外關係多，當時中美已互設聯絡處，他在美的親戚要回大陸探親訪友。他父親是知名人士，所以有關方麵提出給他換個房子。他跟我說：“我就是不換！我就要讓我們家親戚看看我住的什麽樣兒！”

 

每個人都憋了一肚子氣。

 

02

 

張樸在“三軋鋼”熱軋車間當工人，讓我到工廠找他玩兒，請我喝廠裏自製的鹽汽水，又冰又爽。他小腿上斑斑點點有不少燙傷，還要經常幹夜班，很辛苦，但他自己倒挺樂嗬。

 

 

左起：我、張樸、“梭克爾”

 

他們車間有一個師傅，三十多歲，酷好文藝理論。有一次師傅在工作間隙看一本文藝評論集，看著看著，突然把書一摔，大叫一聲：“嚴××，我就操你媽！”張樸早就嘲笑師傅看這種書，趕忙給他摩挲後背，安慰他：“師傅，息怒，息怒！誰讓你看的？活該！”書裏有一篇嚴某人的文章，大概是論述“三突出”（在所有人裏，突出正麵人物；在正麵人物裏，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裏，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創作原則的，師傅認為胡說八道，上了姓嚴的當，恨得咬牙切齒。

 

跟張樸同一班組的，還有一位叫小劉子，也應該三十出頭了，是我的老鄰居。在我是小屁孩時，他已是青工，家裏養了十幾隻鴿子，站在房頂上一轟，撲棱棱騰空而起，滿天空響起動人的哨音，牛逼大了。所以，他在胡同裏一站，總有一圈兒人圍著他，我是屬於擠在圈兒外說不上話的，仰視著而已。他很早就搬了家，多年沒見過。張樸告訴我說，他跟小劉子一提我，小劉子說：“小陽子呀，太熟了！”我真受寵若驚。可惜我去工廠那天，他沒上班。

 

小劉子的父親是國軍戰犯，中將軍銜，遼沈戰役中被俘，一直在東北服刑。他母親後來與他父親的副官結了婚，我小時候看見的，就是這個繼父。他母親是小學老師，騎一輛很舊的外國坤車，印象裏永遠穿著深色西服裙套裝，收拾得整整齊齊，雖然大家都知道她成分不好，但她儀態嚴整，不卑不亢，在胡同裏顯得另類。

 

在張樸嘴裏，小劉子是個賴嘰嘰、粘糊糊、不招人待見的人，車間裏誰都愛擠兌他，誰擠兌他，他都滿嘴犯賤，能跟人攪得昏天黑地。前一年，也就是1975年，特赦了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所有在押犯。他父親也被特赦了，來到北京，連個住處也沒有。他母親和繼父自然是不見，更不會收留。父親希望兒子女兒能管管他。可小劉子和他姐姐誰也不管。小劉子連自己家的地址都不告訴父親，父親隻好到“三軋鋼”來找他。他父親一來，他就開溜。老人經常在廠門外一蹲蹲一天。唯一對他感興趣的，是張樸。

 

 

1975年，特赦戰犯

 

張樸覺得他可憐，也蹲在牆根兒，與他聊天。問他是哪部分的，他說原本是張少帥的部下。問他軍銜，他說中將階級。問他今後想怎麽辦？老人唉聲歎氣，不發一語。我原來隻知道小劉子出身不好，這麽詳細的情況，都是張樸告訴我的。可惜張樸後來離開了工廠，小劉子和他父親的事情，就再沒聽說了。

 

03

 

這時，北京人對足球賽燃起了瘋狂的熱情，一有球賽，滿城的自行車像洪水、像鐵流，湧向工人體育場，在東長安街和建國門大街等接近工體的道路上，自行車遮沒了機動車道，汽車根本無法挪動。通往工體的各路公交車，則成了弱肉強食的角鬥場，隻有身強力壯者才有擠上去的希望。在工體的各個入口處，都有大批等退票的人，其中就混有後來被稱為“黃牛”的人。天生具有商業頭腦的，不論處於多麽嚴苛的環境中，總要施展他的才能。

 

有一天，我遇到了“三兒”，他問：“看球兒去嗎？”“不愛看。”“咳去吧！熱鬧著哪！別人想找票還找不著呢。”於是我見到了這壯觀的景象。

 

叫“三兒”的人很多，這位三兒有與眾不同之處，所有人叫他的時候，都發第三聲，很奇特。怎麽來的？不知道。他住在蘇州胡同東口，忘了是在哪個工廠當工人。他父親在波蘭、匈牙利等好幾個大使館當過廚師，手藝了得。我們的另一個朋友的父親，與他父親是同行，據三兒說，那位叔兒刀工好，一個饅頭能切50多片。

 

那天是國際比賽，國家隊對非洲某國的球隊，所以開賽之前，要全體起立奏*國*歌。三兒伸頭一看，說：“喲！小莊兒也來了。”我不明所以：“哪個小莊兒？”三兒指指對麵：“則棟啊。”主席台上，莊則棟與外賓並肩肅立，精神煥發，看上去還是個青年人。他從一個運動員一步登上了國家體委主任的寶座，這個位子以前是老元帥、副總理賀龍坐的。老帥雖死，小莊猶嫩。他此時絕不會料到，球賽結束，再過僅僅三四個月，自己便會從這個位子上滾落下來，淪為階下囚。

 

官場上的莊則棟會見尼克鬆

比賽開始了。我很吃驚，除了搞政治運動以外，我還從未見過中國人這麽狂熱。此前，新中國的人民都是內斂的、含蓄的、馴順的、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在公共場合很少表露個性，即使是參加娛樂活動，也都整齊劃一、僵硬拘謹。此刻，他們噢噢大叫，掌聲、喝彩聲、起哄架秧子的，此起彼伏，盡情宣泄被壓抑的情緒。那時，我已是一個被規訓的人，對這種氣氛感到不適，覺得這像地痞流氓的作風；加之不懂足球，不能理解人們為何如此陶醉。

 

04

 

我母親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工作。1966年七八月，運動剛開始，院長聶真被打倒，造反群眾把我母親也算做了聶真反（）集團的成員，揪出來批鬥，還關了四十多天。1969年隨單位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有一年她回北京探親，探完親說什麽也不回去了。領導給她做工作，沒用；軍代表威脅說扣她工資，她說：“扣吧，你怎麽扣的將來怎麽還給我！”

 

她返京不歸之後這一段日子，是如何艱難，我當時沒留意，日後也沒細問，現在永遠不會知道了。記憶當中都是她堅強樂觀的一麵，比如：她每天早晨5點起床，從北京站坐無軌電車，到北海公園打太極拳，無論嚴寒酷暑，堅持了很多年。後來她跟我說：“有時候我也真不想去，但是硬逼著自己還是去了。”

 

這期間，她不斷給毛+周+鄧等寫申訴信，要求給我父親平反。有的信是放進郵筒寄的，有的是通過關係送上去的，還有的是直接去中（）海投遞。投遞有套路，她是由朋友（好像是林秉衡）指點才知道的，方法是：進府右街，走西側（即那個海的西牆對麵）的人行道，走到那個海的西門正對麵，突然轉身過馬路，直奔西門而去，這時，自會有一位軍官從門內走出來。把信交給軍官，什麽都不用說，軍官也什麽都不會問，收了信就閃進門去了。這個方法知道的人不多，送達的可能性最大。

 

當然，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了。整個大局不變，某個個人身上是不會發生奇跡的。

 

現在想：她當年肯定是希望我留在她身邊，不遠赴新疆當兵的（我由中學應征入伍），但她沒有過絲毫的流露。我年少無知，心中隻有自己，把她表麵上的無保留支持，當了真。我高興，她就高興。她的痛苦辛酸，深埋在心底，千方百計不讓我們知道。

 

從上年開始，特赦國民黨縣團級以上在押犯，也陸續釋放了一些共產黨老幹部。聶真因牽扯“61人叛徒集團案”，1967年被逮捕，押在秦城監獄。在我這次回京前不久，關了8年的聶真也放出來了。我媽媽馬上去看望了他。聶不僅是我母親的老領導，與我父親1938年初在豫北就認識了，關係很深。我父親脾氣怪，有一次朱老總來晉東南，聶真要去匯報工作，讓我父親也一起去，他卻說什麽都不去。在有的人，會把這當成接觸總司令的一次機會，很正常；但在我父親，不是工作必須就不愛社交。後來在另一個場合，他還對聶說過：“我不靠這個吃飯。”這些事，聶真到老了都沒忘。解放後，我父親鮮少與人來往，聶真什麽時候跟人說起他來都說好（據魏震五）。母親給我講去聶家的情形說：“聶真看見我都哭了。”我當時隻一聽，多年後，在對母親有了更深理解時，方才想到：媽媽那天肯定也哭了。

 

我出差回到北京，媽媽高興壞了。洗手做羹湯，恨不得讓我一口吃成胖子。那時候我很瘦，滿臉青春痘，原來挑食，在新疆餓狠了，變成吃嘛嘛香。我多吃一口飯，她的欣慰就增加一分。可我還是隻顧自己，成天上外頭轉悠，在家裏，也是悶頭看書，不懂得分擔媽媽的操勞煩憂。

 

05

 

7月28日淩晨3點多，我從酣睡中醒來，聽到媽媽在另一個房間喊我。睡得糊裏糊塗，但意識到是出事了。我倒沒害怕，還按部就班地穿褲子，下了地，這才感到地板像波浪一樣起伏，房間左右晃擺不停。我朝屋門走，整個大地又上下跳動起來，屋架梁柱發出哢哢的響聲，院子裏閃過一道道藍色地光，伴有悶雷似的隆隆地聲。

 

但是很奇怪，我隻有驚詫，沒有災難降臨的恐懼。

 

跌跌撞撞穿過客廳，來到了母親的房間，隻聽見她在叫我，卻找不著人。我手把著門框循聲望去，在寫字台底下看到了她。她連外衣也沒穿，蹲伏在桌下，大喊：“地震了！快過來！快過來！”我忽然覺得挺好笑，對她說：“沒事兒，沒事兒，我可不鑽桌子……”地聲滾滾，淹沒了我的聲音。

 

強震漸漸停歇下來。我們胡亂穿了衣服，走到胡同裏。胡同裏全是人。鄰居家一麵山牆塌下來一塊，據說砸到一個孩子的額頭，不重。其他人都安好，房子也沒大問題。但餘震不斷，誰都不敢再進屋了。

 

我家南邊的地鐵已經修通，地麵填平，工地上空空曠曠，什麽也沒有。忽然之間，那裏搭滿了各家各戶的地震棚。東西長安街兩邊、北京站前麵的廣場……凡是空地，都成了地震棚的世界。大的棚子可容幾十人，小棚子僅一人一身，什麽材料什麽樣式的都有。我家的是兩張單人木板床拚在一起，床頭床腳綁上竹竿，再用蚊帳和塑料布罩住。棚棚相挨，幾無隱私可言，發生了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們周圍都是多年的老鄰居，互相了解，患難中關係很好。

 

我和冷新根等幾個朋友去廣場上過了一夜。廣場雖不準搭地震棚，但滿是人。我們在東觀禮台上找了個地方，打了一宿撲克牌，拱豬、爭上遊、打百分兒、信不信，無非這麽幾種。那時候還沒有掛錢的。

 

不知為什麽我不怕地震，在地震棚裏熬了幾天，白天暴曬，晚上滂沱大雨，實在受罪。我不顧母親勸阻，回屋裏去睡了，讓老太太這份兒擔心哪！各種傳言在北京城一波接一波散播著，什麽動物園的老虎不睡覺啦、公馬追母馬啦、耗子出洞啦……全都是大地震的前兆。聽說有個朋友也受不了了，對他父母說：“老虎睡不睡覺跟我有什麽關係！”說罷回到他家在第八層的樓房裏，死活不再出來。

 

防震是個持久戰，天天寢食難安，老人身體堪憂。我送我媽去了上海，住在她的老鄉和同學穀春桂家。上海比北京的政治空氣稀薄多了，大家過著小日子，熱衷大局麵的人不多。我管穀叫老姨。老姨原來是中學校長，已退休，老姨父是上海地下黨，聖約翰大學畢業的，曾經留美，解放後長期在大學裏工作，他們也不大議論時局。我一個人在淮海路閑逛時，偶遇北京的朋友王言，他在上海有很多朋友，約著一塊去遊泳，男男女女的，嘎適意，嘎開心，與北京好像是兩個世界。

 

我住了十幾天，先回北京，後來我媽也回來了。我們住進家裏，在每個床上都搭了一塊木板，據說房子震塌的話，木板能抵擋一下。我看心理安撫大於實用。

 

林伯渠的女兒林利來我家住了幾天。她也是剛從秦城出來的，孑然一身。上世紀五十年代，她在蘇聯時，第一夫人去蘇聯治病，二人成了好朋友，夫人跟她講了很多自己的事情。回國後，還邀她到家裏，把她介紹給毛主席。運動一開始，林利就被抓了起來，可能是夫人認為她知道的隱私太多了。她溫和文雅，胖胖的，皮膚白皙，戴眼鏡，說到某某，總是欲言又止，而對秦城的事情，一字不提。她姐姐林秉衡是我母親的老友，住樓房，覺得還是平房更安全，所以讓她來我家住。

 

06

 

9月9日那天，小亮到我家來了，坐著閑聊天。

 

我和小亮是世交。他一年前複員回來，在科學院工作。這一年科學院熱鬧異常，鄧大人起用胡耀邦、李昌主掌科學院，大刀闊斧搞整頓，人人稱快。隨著四五事件被鎮壓，鄧大人被再次打倒，胡李又跟著倒了黴。但科學院的大部分人都擁護胡李、擁護鄧大人，搞批判也搞不起來。小亮知道很多趣事，講得津津有味。

 

大約下午4點，正聊著，忽聽我家兩道門乒乓一陣響，一個鄰居闖了進來，慌亂地大喊：“曉陽，快開收音機……逝世了！”

 

我倆愣了，打開收音機，一陣哀樂傳出。

 

這可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從古到今，英雄無數，但以一身之死生而使山河變色、天下搖動的，沒有幾個，毛主席是其中之一。我們正親曆這一重大的曆史時刻。

 

我倆都有一種要出大事的預感，無心再聊。小亮起身回家，我說我跟他走一段，看看外麵有什麽動靜沒有。

 

鄰院有一幫機關幹部在幹活兒，對震壞的房屋進行修繕。此時他們都坐在一片磚瓦上，低首蹙眉，一聲不響。有的人抬眼看我們一下，又趕緊低下頭。

 

我們坐上大1路，延長安街向西而行。廣場上靜悄悄的，眺望前方，落日西墜，天地昏黃，沒有什麽異常景象。

 

過了西單後，我和小亮道別，下車回家。

 

9月18日，舉行追悼大會，電視台實況轉播。我和母親在家看電視轉播，好像還有一兩個十幾歲的鄰居來看。當主持人高喊“三鞠躬”時，母親站起來，隨著鞠躬，我們一看，也起立鞠躬。

 

 

據說，鄰居有一位老幹部在看轉播時流了淚，對子女說：“我還是挺難過的，跟了他一輩子。”

 

當時我姐姐在房山當兵，提醒我：現在全軍一級戰備，你應該回部隊吧？我馬上去了海澱的通信兵部，打電話給我們部隊負責此事的高團長，問他我是不是要歸隊？高團長說：戰備嘛，各方麵工作都要進行，你就在北京繼續執行你的任務吧。

 

07

 

修摩托車的公幹跑了幾個月，在陷入絕望的時候，朋友小鐵帶來了轉機。他的一個朋友的父親是某軍隊汽車修理廠的廠長，小鐵說朋友已經跟父親講了，讓我直接去他父親家聯係。

 

我拎著幾個哈密瓜，找到了廠長家。自報家門以後，介紹了一下情況，就不知該說什麽了。瓜順手放在椅子旁邊。廠長話也不多，沒問什麽問題，也不看我，沉默了好一會兒，問我：“幾輛啊？”我大著膽子說：“三輛。”廠長說：“運來吧。”

 

成了！真是太意外了！我遇到了好人和對的人。他兒子我至今沒見過，小鐵是我的貴人，廠長此後打交道，都是簡簡單單公事公辦。三輛修完後，我說還有兩輛，廠長點點頭。兩輛又修完，我說還有兩輛，廠長又點點頭。一輛接一輛，把我們部隊的壞摩托全給修了，廠長什麽要求也沒提。

 

高團長很高興。此前在那毫無進展的幾個月裏，他也始終沒催過我、問過我，想來他是深知修幾輛破摩托有多難的。我再也不用著急上火了，鬆鬆快快打發著日子。

 

10月9日是普通的一天，對我來說卻終身難忘。那天，我穿軍裝外出辦事，黃昏回到家。一進門，發現母親神色有異，她一把抓住我，把我拽到臥室與衛生間的拐角處、旮旯裏，壓低嗓音，用激動得發抖的聲音說：“把他們抓起來啦！”

 

一陣電擊似的戰栗。“啊？是嗎？！”

 

三天前的10月6日，一舉抓捕了“四人幫“”。消息正暗中擴散，已經有人喝酒慶祝了。

 

 

語言無法描述我當時的心情。太多的東西驟然匯聚在一起，撞擊著我的胸膛，起伏洶湧，難以平靜。

 

我在屋裏待不下去。外麵在下雨，我撐開傘，走了出去。從北京站走到王府井，又從王府井走回來，一邊走一邊哭。黑暗的年代終於到了頭！期盼已久，又猝不及防。眼淚裏有狂喜，也有錐心的傷痛。雨水和淚水混在一起，施予我一場意義非凡的新生洗禮。

 

我還年輕，往前看去，看到了希望。

 

（作者注：本文的原文發布不出去，故隻好把一些人名和詞匯做了變化處理。閱讀不便敬請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