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作者：吳新潮
我的父親吳法憲是一個曆史人物，一般來說，曆史人物的子女，很難客觀地公正地評價父親。因為在子女的眼中，父親往往都是完美的。但實際上，大多父親都並不完美。我的父親也是如此。不過，因為世間對他有了太多的誤解，反而給了我們一些比較容易澄清的機會。
父親是開國將領，但與其他開國將領不同的是，父親頭上多了兩頂帽子，一個是“林彪反黨集團”，但這不屬於我所能夠評價的範疇。我想說的是他的第二頂帽子，也就是公眾所傳說的“草包司令”，甚至有人把父親比做《沙家浜》裏的胡傳魁。草包司令是一個政治概念，把曆史上的人物分為好人和壞人，用簡單的道德觀念去評價曆史人物，其實是很蒼白的。“壞人”一切都壞，包括長相、吃飯的模樣，一舉一動，都是反麵的；好人一切都好，一身都是光環，陽光普照。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客觀和實事求是的標準。
父親究竟是不是草包？張正隆所著的《雪白血紅》裏有這樣一句話：“林彪用人，用過好人也用過壞人，但是從來沒有用過草包。”父親的老搭檔、原東野2縱（現39集團軍）司令員劉震上將也說過：“吳法憲在2縱當政委時是革命的，也不能說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麽能保證部隊打勝仗？說黨任命一個草包當政委，這不是給黨臉上抹黑嗎？”
所謂“草包”，一是說父親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政委不會打仗。這不是事實。中共在相當長的曆史階段是以武裝鬥爭為中心，軍政分工不分家，所有的政委都參與軍事指揮，有很多政委軍政一擔挑。以政治元帥羅榮桓和一直從事政治工作的肖華將軍為代表的政委們，難道都不會打仗嗎？
吳法憲與時任新四軍三師參謀長的彭雄。彭雄在照片背麵題道：“胖子，我們兩個人出洋相吧，送老弟一張，我也有一張……”
1935年3月，四渡赤水前夕，父親被調往紅1師3團擔任總支書記，團長是黃永勝。父親報到的當天下午4點，紅3團突然接到師部的緊急命令，火速向烏江前進，準備強渡烏江。晚上8、9點鍾，紅1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肖華來到紅3團，代表紅1軍團命令紅3團今晚必須強渡烏江，占領渡口，為全體紅軍突圍殺出一條血路。在電視劇《長征》中，有這樣一個鏡頭，一個年輕的政委在雨中訓話，那就是父親。他親自帶領部隊一舉奪取渡口，消滅敵人兩個連，確保了紅軍得以突破烏江天險。戰鬥勝利後，紅1軍團政治部油印的《戰士報》表揚了紅3團的功績，第一個名字就是吳法憲，那一年父親隻有二十歲。建國後，肖華把這次戰鬥的經過寫成文章，發表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紅旗飄飄》叢書上。
還有一件事情也說明了父親的能力。1938年冬，685團奉命東進，深入敵後，到達山東湖西（微山湖西）地區。組建了蘇魯豫支隊，父親是軍政委員會書記，一把手。到山東的時候隻有兩千人，部隊擴編很快，僅一年多的時間，到1939年蘇魯豫支隊就發展到一萬三千人，共設四個大隊，也就是團的編製，每個大隊設四個營。此時的蘇魯豫支隊，其實就是一個整編師的規模了。而同一時期，和115師師部一起來到魯西北和沂蒙山區的686團，還是三千多人。
遼沈戰役中，2縱最先進沈陽，沈陽是國民黨在東北的後勤補給基地，儲備有大量的戰略物資。這些“洋財”基本都被2縱“劃拉”走了。父親坐著美國吉普，到處巡視，口口聲聲說“要給兄弟部隊留一點”。可2縱七萬多人，全都換了美式裝備，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發睡袋，“上頓吃烙餅，下頓吃餃子”。我有一件風衣和一件美國毛衣都是那時繳獲的，一直用到“文革”時期，那麽多年，扣子都拽不掉，質量真好。
父親也知道“發洋財”的事兒，遲早會被追究。1949年1月，2縱內部開會時，曾專門就此事商討對策。會上，縱隊領導一致認為，早認錯早主動。東總司令部在九王廟開會強調部隊紀律，父親就把沈陽搶倉庫的事抖了出來，並作了自我批評。這下子，其他縱隊的司令員政委們開了鍋，羨慕的有，嫉妒的也有，說：“你這個吳胖子，怎麽能這樣啊？”還有的說：“吳法憲既當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會上什麽也沒說，最後給了父親一個處分。父親也發了狠：“打開天津誰再發一點洋財，就槍斃他！”
當時部隊進城後，確實有點興奮，體現了軍隊驕橫的一麵。一個叫劉銀夏的團政委，因為搶醫院，把1縱的人打死了，被押解“東總”軍事法庭的路上遇到了父親。父親問：“什麽事情啊？”聽了事情原委之後，父親發話：“我們2縱的人，我們自己處理，不用東總費心了。我宣布撤銷政委，變為馬夫。”這種處罰也是暫時的，一個月之後劉官複原職。這位劉政委後來當了寧夏政法委書記，上世紀90年代，父親受人之托，打電話找他辦一件事。這時的劉銀夏已經病重，聽說是吳法憲來的電話，硬撐著站起來，左手拿著電話，右手敬軍禮：“報告，劉銀夏聽候吳政委指示！”父親說：“我已經不是政委了……”他馬上改口：“聽候老媽媽指示！”“老媽媽”是父親在2縱的別稱，當時的2縱官兵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有困難找老媽媽，沒飯吃找老媽媽。”
父親是林彪的人，這是肯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關係，更重要的是他屬於林彪“山頭”，這可以一直追溯到井岡山時期。第一次反“圍剿”，父親就在紅一軍團，受林彪直接領導，如果說一方麵軍是M的“中央軍”，紅一軍團就是他的“黃埔軍校”。解放軍的很多高級將領，都是從紅一軍團走出來的，例如：劉亞樓、楊成武、黃永勝、李天佑、李聚奎、肖勁光、楊得誌……
解放戰爭期間，東北民主聯軍有十二個縱隊，父親指揮的2縱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隊。誰都知道林彪喜歡鍾偉，鍾偉是2縱主力師5師（即後來的39軍116師）的師長。2縱司令劉震對吳法憲有意見，說父親縱容鍾偉，是鍾偉的後台。電視劇《亮劍》裏，李雲龍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鍾偉為原型的。比如，“挖溝”戰法（通過土工作業接近敵方陣地，減少攻擊部隊傷亡）就是鍾偉搞起來的。打錦州時，1縱是總預備隊，由2、3縱攻堅。林彪當時拿著望遠鏡，看著戰士們往前衝，2縱的戰士們前赴後繼，傷亡非常大，久經戰陣的林彪都為之動容，把望遠鏡掉到了地上，連說了三句：“好部隊……”
還有一件事，更能體現父親和林彪的關係。林彪的兩個子女，都安排在了空軍，豆豆是劉亞樓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親安排的。1965年春劉亞樓病重期間，特意把父親叫到上海，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軍報社，叫父親給予照顧。林立果則是葉群直接找父親安排在空軍黨辦的。不僅如此，林彪身邊的很多人，都是從空軍調去的。
林立果到空軍之後，父親曾經說過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這話確實說得不妥，但要分清，這個話是在什麽情況下說的。林立果找父親匯報，要在空軍成立一個調研小組，父親說：“多了解空軍的情況，多向林總匯報，你代表林總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這是私下裏說的話，這話當然不對，說過了頭，父親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實，別說是林立果，即使是父親這個空軍司令和“副統帥”林彪，也不能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
不過，說父親是林彪“死黨”真不冤枉。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父親作了檢討。主席想要撤換父親，征求林彪的意見：“用空軍的曹裏懷成不成？”林彪回答“還是得用吳法憲”，把主席頂了回去。
吳法憲陪同毛澤東視察空軍
在空軍工作的時候，父親和劉亞樓，一個是政委，一個是司令。從紅軍時期開始，劉亞樓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父親的老上級，為人又比較強硬，所以外界老覺得劉亞樓在空軍一言九鼎，兩個人不太和睦，父親就是個受氣包的角色。其實不然，劉亞樓和父親的關係，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親一直把劉亞樓當作恩師、兄長。
組建空軍的時候，劉亞樓親自挑父親當副政委。劉亞樓脾氣比較暴躁，沒有一個人能給他當政委，他才點名把我父親調過來坐鎮。在空軍，父親是劉亞樓的副手。空軍曾流傳“劉司令，無政委”的笑話，這笑話怎麽來的呢？原先的空軍政委是肖華，但他不久就到了總政，劉亞樓就把我父親調過來，雖然是副政委，但黨內是空軍黨委第二書記，是實際上的二把手。肖華走後，劉亞樓給總政打報告，要求把我父親“轉正”，肖華說了一句：這回在空軍是“無政委”了。
父親在空軍，跟劉亞樓配合得比較好，他不跟劉亞樓鬧矛盾。空軍幹部被劉亞樓罵了，就來找吳政委，吳政委就勸說一下。誰對司令不滿意，政委幫忙轉達轉達。到了1965年劉亞樓去世，父親就接替了司令，挑了餘立金當政委。又有人說空軍現在“餘政委”了——多餘的政委。當然這些都是部隊裏的笑話。
其實，父親和劉亞樓的私交很好，每次父親外出休養，都是劉亞樓親自安排，我母親陳綏圻在民航局工作，劉亞樓親自給民航局領導打電話，為我母親請假。劉亞樓無論到哪裏休養，如果父親不去，他都會都帶上我，把我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劉亞樓出國訪問，帶回的玩具，隻要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親不好酒，劉亞樓喝得厲害。家裏有了好酒，父親總叫我給劉伯伯送去，我經常抱著酒瓶子去劉亞樓家。不過，我們這些小孩子還是很害怕劉伯伯的，他的那種威嚴，叫我們見了他就躲著走。
1963年冬，吳法憲陪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下部隊檢查工作
“九一三”當天，父親確實什麽都不知道。9月12日晚上，按照父親的工作計劃，是接見空政文工團的六個指導員、解決13航校校長和政委的矛盾問題。晚上11點，父親接到了周恩來的電話，問是不是“有一架飛機飛到了山海關”，父親回答：“沒調過飛機。”不久周恩來就接到了林豆豆的電話，第二次打電話，嚴厲地問父親：“究竟是沒有，還是不知道？”父親也知道了問題很嚴重，回答：“說不清楚，需要查。”調查的結果是，確有一架飛機到了山海關。這架三叉戟，是林立果直接打電話給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調的，沒有經過父親。父親打電話找胡萍，胡萍回答：“飛機是訓練。”父親問：“為什麽去山海關？”此時父親已經知道，這架飛機和林彪有關。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堅持到西郊機場核查，周恩來派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一直跟著父親。
在西郊機場，父親打電話給三叉戟駕駛員潘景寅，命令飛機立刻飛回北京，不準帶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間通氣，說飛機的發動機有問題，要修好之後才能回北京。父親最後一次打電話給潘景寅，說：“這架飛機絕對不能起飛！”還說：“你要忠於M主席，忠於黨，聽周總理的命令！”三叉戟起飛前，父親曾提出在跑道上放置障礙物的建議，沒有被采納。
在那種緊張的時候，父親和周恩來之間的電話幾乎沒有掛斷過。飛機起飛的第一時間，父親就知道了，他也在第一時間向周恩來作了匯報。三叉戟上天了，父親很清楚地知道，他完了……不過，父親當時的想法實在過於樂觀：無非是政治上的淘汰，離開政治局到地方上工作。他沒有想到後來的下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軍籍，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
1923年，母親陳綏圻出生在上海，她的曾祖父是寧波商人，家境殷實，在上海擁有多家商號和產業。祖父是個富二代、啃老族，年紀輕輕吸鴉片賭博搞壞了身體，過早離世。外婆獨自帶著母親和舅舅，生活陷入困境。
1941年，母親在上海的一家教會學校讀書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因為暴露了身份，母親和舅舅被組織上緊急轉移到了蘇北新四軍。外婆突然間失去了一雙兒女，不知他們的去向和生死，哭瞎了雙眼。在蘇北的舅舅聽到音訊，擅自離隊回了上海，從此成了他的曆史問題。參加新四軍後的母親，先後在抗大五分校、新四軍三師政治部保衛科任幹事。經鋤奸股長趙炳安（曾任濟南軍區副司令）的介紹，母親與父親相識。按照母親的說法，當時在新四軍的知識女性中流行一句話，說老幹部是“可敬不可愛”，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母親與父親相戀結婚，並相守了一生。我的一位朋友和母親很熟，常來陪母親聊天，聽母親講故事。有一次他問母親：“陳阿姨，吳老得勢的時候，你對他好我理解；現在他倒黴了，你對他為什麽還是這麽好？”母親想了想，很認真地答道：“他沒有做過對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能對不起他。”
作為母親的兒女，我們親眼見到在父親一生最艱難的歲月，母親對父親的不離不棄、關愛有加。劉亞樓曾說過：“吳法憲找了一個好老婆。”
1942年，日軍對蘇北的新四軍發動“掃蕩”，新四軍三師黨委決定，將一些領導同誌的家屬轉移到上海。黃克誠的夫人唐棣華、張愛萍的夫人李友蘭、曹荻秋的夫人汪雲，和母親一起到了上海，住在舅舅家裏。突然增加了這許多人，舅舅賣掉家私，千方百計地保證她們的安全。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刻，舅舅掩護了一批中共高級幹部的家屬，舅舅是立了功的。解放後，黃克誠任總參謀長，張愛萍任副總參謀長，曹荻秋任上海市長，父親任空軍政委。而舅舅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天山中學教書，仍然住在抗日時期的棚戶區裏，生活很清貧；但他對自己的生活和子女問題，沒有對父親提出過任何要求。1971年父親出事後，舅舅受到株連，舅媽身患癌症不治身亡。
抗戰勝利後，母親隨部隊到了東北。1948年，母親在齊齊哈爾生下了我，父親打完遼沈戰役，南下時負傷到了武漢。母親當時在天津留守，從劉震夫人那裏得到父親負傷的消息，獨自一人爬上火車，冒著敵機轟炸、敵特出沒的危險去找父親。由於無法渡過長江，隻好返回。母親對我說，那是她最危險的一次經曆。
軍隊授銜前夕的1954年，母親轉業到民航總局任計劃處處長。作為首長夫人，她早出晚歸，天天擠公共汽車，從來沒有坐過父親的車。母親跟我說，擠公共汽車就像跳芭蕾舞，腳尖著地。那時，我們整天見不到她的身影，工作緊張時，母親就搬個鋪蓋住在辦公室裏。
1968年“楊、餘、傅事件”後，葉群找到父親，說為了看家，把母親調來空軍任吳辦主任。母親就這樣又穿上了軍裝。作為吳辦主任，母親列席空軍常委辦公會議。父親對她有規定：大大小小的事情，隻準聽，不準說。因此，母親在空軍期間，甚少講話和發言。
凡事都有例外，大概是1970年夏天某日，空軍黨辦通知林立果，要他在司令部二級部長會議上作學習毛著的講用報告，母親帶我去了。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很新鮮，講空軍在未來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黨辦主任王飛要母親講講話，母親說：不講話了我喊個口號吧，向林立果學習！活學活用M主席著作！林彪出事以後，這件事成了母親的主要罪行。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父親被抓，母親被隔離，此後的九年時間，母親沒有見過父親，既不知道父親的任何音訊，也不知道我的任何音訊。1978年，空軍黨委召開大會，把母親押上會場，扒掉領章帽徽，空軍領導親自宣布母親是林彪死黨、現行反革命，開除黨籍軍籍，押送農場勞動改造。
母親被押送到浙江紹興龍虎山茶木場勞改，三年裏，風吹日曬雨淋，蚊蟲叮咬。每月隻有五十元生活費。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母親省吃儉用，還一點一點攢下錢買了毛線，給父親和我們每人織了一件毛衣。接到母親的毛衣時，我們不禁淚流滿麵。
1980年父親保外就醫，母親也經胡耀邦批示，重新作了結論。經空軍王海司令員批準，母親按副師職離休，陪伴父親在濟南度過了二十餘年的晚年生活。看到他們相攙相扶的身影。我知道了什麽叫相濡以沫，什麽是相伴終生。
經曆了大起大落、大苦大難的父親和母親，晚年的心態相當平和。2004年春，母親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說：“我們應該高高興興過日子，安安心心當好老百姓。”
2000年，父親因腦梗塞住院治療，至2004年10月過世。長達四年的時間，母親幾乎天天到醫院照料父親的醫療與生活。母親的辛苦和勞累，我們曆曆在目。
從落戶濟南開始，父親和母親就開始籌劃撰寫回憶錄，錄下了將近二百盤磁帶。後由母親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十年以後，由父親親自修改定稿。父親和母親晚年，為回憶錄傾注了全部心血。2006年，父親的回憶錄在香港出版。
2011年4月9日，母親因突發大麵積心梗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八歲。2011年5月，我們把母親的骨灰送回父親的家鄉江西永豐縣君埠鄉與父親合墓。願他們在天國依然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