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回憶錄節選 - 狂灰

陳凱歌與顧長衛

　　F的被捕，發生在1967年冬天，整個過程非常戲劇性。據在場的人說，他是在離天安門不遠、西長安街北側的郵電大樓前，用一枚大釘磨成鑰匙，捅開了一輛吉普車。得手後向西行駛，想作一次無目的的即興郊遊。同行的有張曉翔、G和少年美麗。在車子越過西單路口、接近軍事博物館時，撞倒了一位推著自行車橫穿馬路的行人。事發以後，同行者下車四散；F畏禍，繼續駕車向西急駛，被巡邏的公安摩托車隊發現後前後圍堵，終於棄車奔逃，被當場抓住。據後來趕到現場的張曉翔說，F當時身著黃色軍裝，在場公安人員劈頭就問他的父親是誰。F沒有準備，脫口而出，結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帶走。從此鐵窗之內，一待就是5年。沒有連累別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開始以後，我很少見到F，但不難想象他心境的荒涼。一位驕縱慣了的公子每天見到自己父親的頭顱瓜一樣地被按來按去，必定消滅（或激發）了所有的驕傲；被排除於紅衛兵之外，必定傷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遠更使他嚐到了世態的炎涼。我曾經走進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亂成一團的一張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輛自行車，已經破舊。我熟識的那條閃光綢的被麵變成了擦車布，塞在自行車座後，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會開車，我早就知道，記得上學的時候，他談起在北戴河海濱駕駛他父親的專用車輛，70公裏時速感覺如何，90公裏時速感覺如何，眉飛色舞。
　　對F的被捕，一般的輿論都認為是“和尚摸得小尼姑，我也摸得”造成的。當時，父母尚有權勢的幹部子弟已經成立了叫作“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組織，依照父母的官位將袖章做成綢的、緞的、呢的，寬約一尺，一律鮮紅、無字，套在將校呢的軍裝外麵，在北京城內為所欲為；甚至多次衝擊公安部也未受懲罰。F追懷乃父昔日的風光，咽不下這口氣，所以也踴躍一試，不想釀成大禍，於法律、道德上都成立了罪名，是咎由自取。因此同情的少，譏笑的多，更有幸災樂禍的，舉起落井之石。這其中甚至包括了張老師。
　　在我看來，F的行為卻是對社會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後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鬥爭F的大會是在新華通訊社院內大禮堂召開的。那天，班上的同學差不多都去了。囚車開來的時候大家都圍上去，第一個出現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後猛擊一掌，落地時踉蹌了一下。他的雙手被反銬在背後，弓著腰。我們幾個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見了，笑了，點一點頭。我們卻趕緊避嫌地低下頭去。大會上，宣布了罪狀。他被四個人押上來，有燈光從頂上照耀，臉變得認不得；照例是“噴氣式”，頭抬起來，又被用力按下去，兩臂向後高舉。他顯然挨過打（鬥爭會上也不斷被踢打），臉上有傷，但從容。他兩腳分開，努力站得穩些，就像在球場上防守一樣，似乎反倒多了些俠氣……
　　F的性格率真粗疏，在芸芸眾生中是個真人。但他的幸福或不幸，都係於他的父親，而從來不能自立。過去，他天性使然，不喜讀書，卻為了父親不得不拚命做個好學生；現在，為了同樣的理由不得不做個“賤民”，還要做好。他偷車所抗議和挑戰的，包括父權。因此，他的行為有格外的意義。他的反叛所以和紅衛兵不同，在於與一貫的教育相違背，也同領袖教誨相違背。他在國事危疑震撼、自身家庭奔散的年代選擇成為自己，人們卻看不透這層真意，仍然在鬥爭會上呼為“彭真的狗崽子”，哪怕犯罪，也不準成為自己。
　　F的故事常讓我想起大島渚的《青春殘酷物語》和另一些西歐影片。那些生活在戰後初期的年輕主人公，往往以暴力或死亡的方式表達他們對一個時代的了悟，看上去猶如末路英雄。而所以不能有方式上更好的選擇，實在因為那時代的荒涼。以灌注了勃勃熱血和活脫脫精力的年輕身體直撞過去，以錯誤的方式演出並不錯誤的人生的，F也算一個吧。對F，對我們，對那個年代無數的人，比法律和道德更有力量的，也許就是一句溫存話。但給了F的是一副鐵窗，拿走了的，是1800個白天黑夜。
　　我甚至想，倘若沒有出事，開著車，駛進萬木蕭疏的天地中，能夠忘卻，哪怕是暫時的，該是多麽快樂！
　　再見F，10年過去了。我們約了在G家見麵。燈很暗，他把腳放在桌子上吸中華牌香煙。煙有些黴，他解釋了，遞給我一支。他說他在一家街道辦的小工廠做電焊工，父親還未“解放”。別的，沒有了。——獄裏的事，我沒有問。他還是大說大笑，隻不過笑聲老了許多，和人一樣：仿佛和一個長得很像的人打招呼，發現並不是一樣，又心驚又奇怪。這以後，再沒有見到。隻聽說後來他做了某公司的經理，有了一些錢。不知確否。總之，他現在又是彭真的兒子了。當年，他沒有選擇，可試過。今天他有了一些選擇，可能又太晚了。當人們成年以後，他們是誰和他們想是誰，區別越來越小，由於社會，更由於自己，一代人隨風而去，難忘的終於是跳下囚車時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蕩。真的叛逆，因為真的年輕。
　　F被捕以後，幾個同學都受到了牽連。涉及到我，是因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個曾打電話約我同去，但沒有說去做什麽。因為感冒，推辭了，所以不在車上。本來沒有去，是誰說出去的，很可疑。F沒有出賣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個出賣了他，以致遭到嚴懲。這個人就是少年美麗。
　　當時已經號召“複課鬧革命”。同時向大中學校派出了工作組，由工人組成，叫作“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宣布“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築舞台”，而且“來了就不走了，永遠占領下去！”實際上接管了學校。未受過教育者對受過教育者和正在受教育者實行管製，是許多偉大創舉之一。但國內形勢仍然動蕩不已，雖然許多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取代舊的政府機構。原來的幹部隊伍中，一部分已在肉體上被消滅，大部分關在監獄或各單位自設的“牛棚”裏。群眾組織之間的派係鬥爭達於白熱，動用槍械進行“武鬥”的情形遍於全國，規模相當於局部戰爭。“武鬥”一詞始於文革之初，“要文鬥，不要武鬥。”但江青說：“敵人來進攻了，我們怎麽辦？文攻武衛！”亂局之中，誰開槍都可以稱為自衛，因此一發不可收拾。戰事的擴大，直達於正規的武裝部隊。我在去河北省有名的白洋澱時，就親眼看到過兩支部隊因支持不同的群眾組織而爆發戰鬥。公路上站滿持槍的軍人，沿路盤查，被懷疑為密探的人一律扣留；城郊的田野中布置伏兵，破城之後在縣城中心展開巷戰，炮火硝煙之中，喊殺聲不絕於耳。我的一位朋友在回村的路上穿過高粱地，聽到附近枝葉徭動，連忙臥倒，透過莊稼看到幾個被俘的軍人被另外一些軍人當場處決，行刑者隨後踏斷莊稼揚長而去。槍響之後，血一直流到朋友眼前。他潛伏到黃昏才敢離去，臨行親視，死者的嘴、眼都張得很大，殘陽之下，麵色新鮮，風吹草動，亂了一頭黑發，仿佛在綠野間仰麵沉思。死者年齡都在二十上下，可見仇恨之深。民間的事就更加沒有約束。“工人宣傳隊”找我談話大約在午後一點，是頭一天專門派人通知的。到了才發現張曉翔、F和少年美麗都來了，進的屋子卻不同，彼此隔著一堵牆。臨進門時，無意中看見張老師遠遠地徘徊了一下。她當時已經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裏一緊，知道不好。進去之後，門立即關上，坐在長桌後麵的兩個，都是工人，大約四十歲模樣。桌前一條長凳，是我的，還有一座火爐，燒得極熱。四中的“宣傳隊”是運輸公司派來的，多數是司機。這一行的裝束，除了藍色的工作服，還有一頂黑皮鴨舌帽。他們站起來，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個給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氣，說：“坐”。我心中感激，低頭正要坐，忽聽桌上一聲暴響，接著就聽見隔壁房間內一陣怒喝，夾雜著“站起來！站起來”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張曉翔。接著又聽到另一房間內少年美麗突然而尖利的哭聲，含糊的說著什麽。我對麵的一個一聲怒吼：“陳凱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來，水灑了出來，漫開，悠悠地漾著熱氣。這是一次連時間都統一了的審問，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來，還沒反應過來，眼中就充滿淚水，抽搐之聲不能自禁。——“陳凱歌，交代問題！”這是我一生中頭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罵，也是我一生中頭一次瞄準內心說：“不許哭！”抽泣聲立即停止，但淚水卻一片一片漫出來，涼涼地濕了臉。我喉嚨鹹鹹地想：原來人有這麽多淚。在隨後的三小時內，我一會兒被柔聲地命令坐下，一會兒又被喝令站起來。桌子後麵的一個不斷站起來給爐子添煤，屋裏熱得無法呼吸；他們不停地猛吸用報紙卷成的旱煙葉，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兩頰滾燙，脊背和內衣貼在一起，濕成一片，眯著眼睛看不清他們的臉。審訊的主題是F，又糾纏著我的父親：——你同F是什麽關係！？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現在讓你知道！F是不是盜竊集團頭目！？你敢說不知道？你們偷車想幹什麽去！？想開到蘇聯去！？你們想叛國！？對不對！？不對！？站起來！你給我老實點！告訴你，咱是毛主席派來的！他老人家還給咱工人送了芒果，咱還舍不得吃，用藥水泡起來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裏的紅日頭！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審問結束的時候，暮色漸深，外麵的景物還很清晰。夥房那邊有了火光和炊煙，冬天裏的樹都簡簡單單地站著。燈光很黃。桌子後麵的兩個像剛出爐的鐵，還閃著火星。他們又把手伸過來。要我握，其中一個說：“茶還沒喝呢，喝茶。”
　　我們先後走出來，遠一點的少年美麗看不清臉，隻聽見抽噎聲；張曉翔鼻子聳著，擁著要掉下來的眼鏡，很狼狽。隻有G神色不動，依然風度翩翩，其實他家已經出了天大的變故。我們都不說話，車鎖打開時，在暮色中很脆的一聲。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彎細小美麗的新月，卻無人看。空氣清冽，像有一雙冰涼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後頭。
　　回到家裏，我連把經過跟朋友重說一遍的力氣都沒有。父母不在，妹妹還小，無商量處，隻覺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殺。一夜的夢都在和一個不認識的人冷靜地研究自殺方法，該用的器具都在，拿起來，又放下。終於死了，卻連一種方法都還沒試過，隻知道我是死了，聽見親人的哭聲，像許多別人的故事一樣。但死亡給我更多快樂的，不是父母的悲傷，而是敵人的恐慌。我知道我已心存報複念頭，隻是到今天還沒找到方法。唯一的一次是1974年回北京探家的時候，那時我已是軍人，穿著鮮亮的軍裝遇到了張老師。她沒有掩飾她的驚訝：有我這樣的爸爸的青年應該不能當兵的。我假裝掩飾我的快意卻不成功。我淡淡地道別之後轉身，那快意已不知去向，好像手抓不住酒香一樣。
　　審問的事後來不了了之。可它帶給我的，是生的無趣，眼睛中開始有了惡意，但本性到底並不凶悍，因此更壞。我們都清楚，那出戲的導演是張老師。不知是因為文革之初把她送上桌子的積怨，還是她要重整班主任的威信，因此要借工人震嚇我們，不得而知。倒是少年美麗從此馴順了，常常出現在張老師身邊，笑著。大約因為他父親沒有什麽問題，又因為他在F事件上的表現，張老師講話就常常提到他，走到他麵前，站住、微笑、上下打量，甚至拍拍他的肩。他還是穿著洗白了的軍裝，有時是藍色的，隻摘掉了紅袖章，手藏在背後，一時間確實美麗起來。

　　不久，我的另一位同學M也被捕了。罪名是拍攝絕密的軍事基地照片，他是被蘇聯收買的特務。張老師在班上當眾宣布，並以他和F15歲就犯罪的事實，教育我們“吸取教訓”。幾十天以後，M卻被無罪釋放了。他回到班上，人瘦了一圈，蒼白著，慢慢講說怎樣在牢裏分食死去囚犯的食物。他家住的樓房距釣魚台不遠，一日他偶然在陽台上拍照，晚上正在吃飯便來了警察，沒收了膠片，帶走了人。這就是事情經過。其實，釣魚台內林木繁茂，慢說普通照相機，就是衛星也難見端倪，這也許是M終於被釋放的原因。至於他怎樣在張老師口中成了駭人聽聞的蘇聯特務，其證據何在，是根本不值得問的。正如警方在釋放M時所說：抓你，是對的。放你，也是對的。幸好M平素老實，父親是寫文章的書生，又是一級領導幹部，不然，偷拍釣魚台其實是比蘇聯特務更大的罪名。M以後也做了軍人，退伍以後在電視台做攝影記者，我去看他，他正扛著攝影機到處跑。提起舊事，他淡淡一笑。他在同學中的外號叫“木驢”，跟姓有關，也是說他的木訥安詳。
　　張曉翔的外號叫作“瞎驢”。他近梘得厲害，摘掉眼鏡眼神就天真起來，第一次看見世界那樣害羞。也許是風氣的緣故，同
　　學之間的外號都很不雅，除“木”、“瞎”之外，還有“老”、“禿”、“好”等驢，似乎大家都是驢，革命就方便了，是“無產階級”。“磨驢”的父親是空軍的高級將領，文革之後也被揪出，打倒不打倒，取決於他是否同意誣陷別人。據說他破口大罵，寧死不降，頗有軍人血性。結果妻子被一度逼瘋，自身被囚，兒女離散。“瞎驢”再來我家，正在此後，已經不是來抄家的神情。一進門，就遇到我母親，他低下頭，叫了一聲“阿姨”，臉紅到脖子。我想起他來抄家時眼中的一絲愧色，怕母親舊事重提。母親卻很溫和地問：“張曉翔，你好嗎？”“瞎驢”眼鏡掉下來，尷尬著，說：“好。”母親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呼吸就粗重起來。後來談到書，他又眉飛色舞。我發現他讀得更，而且多是所謂“禁書”。“文革”時圖書館關閉了，私人的圖書除了燒掉的，大都堆集在一些空房中，用封條封了，任憑蟲蛀或黴爛。這樣的去處，我們院子中就有一個。沒有風吹草動的時候，我和院子中的夥伴常常在深夜撬窗進去，用手電筒照著，一頁一頁看寶似地翻看。書上黴味撲鼻，有些書頁也朽了。書中的故事卻不朽。書的種類繁多，許多平日見不到的都見到了，驚喜加上冒險，反倒比在圖書館中枯坐更多了趣味。聽到人聲隻須將手電筒滅掉，黑黑地坐在書堆裏，像是賊守著財富。我的一個好朋友，父親是大電影美術師，他家的書也都在這兒，最喜歡看的是西洋畫冊，漸漸知道了誰是倫勃朗和魯本斯和戈雅。手電的光亮使人物之間流動的光線更加神秘，村婦、教士、貴族和士兵，戰爭與和平的種種以及寧靜的森林風光都來自另一個世界，使得我們的夢也不再那麽荒涼了。看到實在放不下，就會偷出去，把撬壞的窗戶重新偽裝好，以便下次再來。我知道曉翔的書也多是這樣看到的。後來，人們經常問起我是怎樣做起電影的，我竟茫然。細想才明白，那是因為我曾以看電影的方式看過書，知道這件事的可愛。
　　再來，曉翔的神氣很慌張。一見麵就說，空軍要把被打倒的幹部的子女送到陝北農村去，都不願意去，就用繩子綁了，一串地強行押上火車；然後發一個喜報，說毛主席的號召已經得到響應。他事先得了信兒，跑了出來，問能不能在我家躲幾天？那時候，父母大都不在，在朋友家借宿是常有的事，我一口答應了。沒想到他一躲就是兩個月。我和妹妹把他安置在父母原來住的房間，起初他連房門都不敢出，上廁所也在夜間；吃飯的時候妹妹就敲敲門，他探出頭，接過飯萊，關上門。吃過，把空碗遞出來，再關上門。白天，我雖一再杜絕來客，仍免不了有閑人來，看到房門緊閉就很奇怪，我隻好解釋是母親將門鎖了。人們在外麵說笑，曉翔卻不能發出一點聲音。夜深人靜，我敲開他的房門，往往一本書寂寞地攤開在桌燈下。漸漸地，他才敢在傍晚時走到別的房間來，飯後坐在一把椅子上，還是捧著一本書。隻是有時他從書上抬起頭，嘴張著，呆呆地想一陣，又急急地回到書上去。看看眼前燈下人，原來談笑揮灑的曉翔已昨是今非。有一天，學校打來電話，查問曉翔的下落，說空軍急於找到他。對方語氣很嚴厲，我自然說不知道。事後我同曉翔說了，他愣了愣，說：“過不去了。”從此又退入內室不再出來。我明白事態嚴重，就不勉強他，自己也更慎重，隻不知道事情會怎樣結局。有一次我和妹妹夜間口角，聲音很大，曉翔大約忍了很久，終於探出頭來；他已睡下，沒戴眼鏡，目光就很羞怯，說：“就你們兩個。別吵了。”——幾乎是懇求。我忽然很慚愧，時間久了，連我也忽視了他的存在。妹妹眼下是我唯一的親人，他的話含著責備。
　　他決定要走，是在接到一封來信以後。他很興奮，給我留了個地址，就是來信的地方河南新鄉。轉信人是一位姓嚴的女性，也就是來信人。他說她邀他去，在那兒可以做一番事業。我們道別，還少有地握了握手。曉翔有些感激妹妹，——他來得倉促，沒有衣服換，常常是妹妹讓他穿上我的，把他的洗淨，疊好，送進去；又問他愛吃什麽，做了送去，一連兩個月，都是如此。曉翔眼睛盯著別處，點點頭，嘴裏卻說：“謝謝凱燕。”我送他到大門口，才想起我們一直沒有好好談談。他擺擺手，轉身，書包在背後一跳一跳急急走去，拐出胡同口就不見了。這一別，竟成永訣。

　　文革前我沒有去過G的家，因為在修。文革期間去時，是冬天。這座後來我常去的院子坐落在西城，有一座樸素的樓房，兩層。門前有一架紫藤，夏日開出葡萄似的成串花朵，顏色淡些，也更幽雅。院中有花圃和菜畦，綠成一片，黃昏時蒼翠芳香。有兩棵棗樹，都很古老，棗子卻越結越甜，成熟了落在地上，碎成幾瓣。有兩隻愛吃棗的鵝，高大雪白，追逐起來張開寬大的翅膀，“嘎嘎”叫著，不會飛，卻像狗一樣地看門。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室內隻有6℃，我們穿著棉衣，馬一樣地噴出熱氣，因為沒有煤燒暖氣。而G的父親卻是中央政府的煤炭部長。G在四個子女中最小。
　　我曾向G的姐姐K仔細地詢問其父的生平。他是河北人，早年即投身革命，因麵色通紅，在抗日戰爭的河北，人稱“紅張”，有戰功。1949年以後，進入工業建設部門，曆任要職，為周恩來手下強將之一。文革初起，即受到衝擊，但還能工作，因其職掌的是國民經濟中重要的能源部門。11月，他率政府代表團自東歐歸來，當時礦業學院造反派已多次勒令他去學校接受批判。由於暴力風行，曾有人勸他暫時回避，他卻回答：去就去。我不怕，他走出家門，車已在等，他的大衣扣子沒扣，風掀起下擺；回頭，揮手，一笑，狀頗昂然，隨即離去。——見她印象之深。但此一去，再沒有回頭。他被連續關押數十天，嚴刑拷打不說，不準睡覺。刑訊者日夜換班，他卻無身可替，近於瘋狂。終於傳出話來，準許探視，並說犯人指名要見長子。一見之下，兒子放聲痛哭。父親被剃成陰陽頭，遍體傷痕，動彈不得。他說：要你來，就是不想讓家裏其他人看了難過。你是長子，應該挺得住。這是張家人最後一次見到活的父親。若幹天後突報死亡，有一紙遺書致毛主席、周總理，辯誣自白，聲明無愧於終生所信。
　　K敘述見到屍體時的情形：我們攙扶著母親走進停屍房，父親的屍體被扔在水泥地上，上身沒有穿衣，背上全是傷口，鮮血淋漓，旁邊還有幾具死於車禍的農民的屍體，也倒在地上。我們誰也沒哭，也想不到要哭。就那樣愣在那裏。另據文獻載：“煤炭部部長張××死亡時，全身傷口56處。”隨後火化屍身，一個人就這樣消滅了。
　　他的死被造反派指為自殺，家屬極力反對，指為謀殺。

　　文革中無法，被難者中間，死於執法機關審判後的少，犧牲於公堂私設、刑訊逼供的多。後者中間，明確屬精神受摧殘，肉體被虐待的不在少數，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在他殺或自殺之間死無對證，多年以來，成為疑案。加害者在受害者將死未死時，往往製造自殺的假象，例如將奄奄一息的人犯從高樓上推下，跌成粉碎，不僅可以掩蓋劣跡，逃脫罪責，還可以將自殺的罪名反扣在死者頭上。而受害者的親屬往往在屍身焚化之後，在沒有現場、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耗以時日和大量的精力，千方百計證明他殺。更有在自殺證據俱在的情況下，仍然試圖推翻的。從昭雪沉冤的願望看，遺族的心情無疑可以理解。
　　但是，除去有必要弄清事實而外，為什麽在親族的眼中他殺比自殺好些？或者從加害者的角度說，為什麽自殺（對受害者而言）比他殺更壞些？除去他們所處地位和不同的利益外，就在於他們對一個規則有一致的認同，那就是：既然每個人都必須在集體中才能存活，既然每個人都心存被逐出集體的恐懼，那麽，自動脫離集體的自殺就不僅是對集體的背叛，而且是對恐懼的藐視，也就是對大眾的藐視。因此，動搖了人群安全感的自殺行為是極大的醜惡。甚至對親族來說，也是如此。當時的術語叫作：“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正好道出了這層意思。自殺的結果，不僅本人身敗名裂，而且禍及家族，尤其使子女永遠抬不起頭來。這就難怪加害者唯恐死者不是自殺，而遺族則唯恐其是自殺了。甚至許多受害者也是一樣。文革中動過自殺念頭的大大多於實際自殺的人數，或，不到不自殺是死、自殺也是死的地步，寧願忍受酷刑，也決不自殺，就都是證明文革之後的一般輿論，隻要可能，也盡量將死亡歸結於他殺，以慰安遺族的心靈。
　　事實上，受害者的多數在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先受酷刑的前提下，無論最終怎樣死去，沒有根本的不同。具體的區別無法掩蓋謀殺的本質。老舍先生，就是以自殺的方式被謀殺的一例。

　　1966年8月24日，中午，我在北京城偏北的太平湖公園內看到了他。他於當夜在此投湖自盡。
　　23日，他和北京市的其他一些作家、戲劇家在祭祀孔夫子的文廟內遭到毒打，施暴者一麵行凶，一麵焚燒無數京劇戲裝，一時濃煙大起，觀者如堵，怒吼和慘叫遠近可聞。在清言妙語的名優們穿戴的服飾灰飛煙滅之際，老舍被毆打成重傷，額上的血雖有潔白水袖的包裹，仍然涓涓而下。其後，又在另外兩處再遭痛毆。一日三難之後，淩晨送回家中，身上的傷口與單衣相粘連，非用溫水不能分離了。老舍是前輩作家中1949年以後仍事創作的一位，其他的都不寫或寫不成。他對共產黨的感戴，大約與他的貧苦家世有關。出生於清末滿人家庭的老舍，一生文字都與這座帝都相關。他曾遊曆歐、美。建國初，他正在美國，感於周恩來的殷勤召喚，方回到北京。他自命為象棋中“過河的卒子”，要聽號令，也確在作家群中破例地得到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當皮帶和棍棒真正落在這位曾經描寫過這種場麵的自負文人身上，粉碎了他在作品中反複提到的“北京人的驕傲”。暴力所產生的震驚和羞辱，使他一如人群中的裸者，從此無法見人。命運推著他走向和他作品中大多數人物相同的結局。
　　太平湖離我家不遠，很安靜，是常去散步的地方，同行的還有一位朋友。這是一座荒湖，很少遊人，沿岸都是垂柳，將湖環抱了，影子在水中綠墨般地散開。柳林深處，有漁戶的炊煙。他走過來的時候，我沒有認出，隻覺這老人有些怪，腿微跛，所以走得很慢；衣服很幹淨，臉腫著，沒有戴眼鏡，手中確實握著後來人們提到的那卷紙。他也沒有理會我們，眼神看上去像在構思，慢慢走遠了。這時朋友才說：這不是老舍嗎？我說：是嗎？不像。朋友肯定地說，是。我們都不知道頭一天發生過什麽事。他的屍體被發現於第二天上午，家屬收到了一張紙條：“老舍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當天觀者人山人海。他被卷在一領破席中運走，留下的遺物有鋼筆、眼鏡和手杖。據公園守門人回憶，一老人曾在湖邊呆坐至晚。此後一段時間，有數十人得到他的啟發，紛紛在此投湖，為了不同的原因。
　　老舍一代大才。先天聰慧，後天磨礪，筆如槍出，在他的書中，世事明如燭照，描繪人物風塵，何止使一代人感懷。他入世過深，名實俱佳，糾結不已。所以生死之際，一日百轉千回，苦苦流連，終於無法解悟。——“我愛我的國，可誰愛我呢？……不讓我活著，是誰的主意！？”——這些出自他名劇的獨白，若幹年後恰恰照應了他的命運。被風吹落，漂流湖麵的那卷紙上，竟然都是他手抄的毛澤東詩詞。若非為表明心跡，是沒有理由帶到自殺現場的。他在最後同家人談話時也說：“人民是理解我的。黨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總理是最了解我的。”他的向往終究在於世人的承認和與世人的認同。——人民真的理解他嗎？

　　有別於以自殺形式成立的謀殺；同老舍相比，翻譯家傅雷先生及其夫人乃是真正的自殺者。學者樓適夷曾簡約地說起他一生行狀：“傅雷藝術造詣是極為深厚的，對無論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的各個領域，都有極淵博的知識。他青年時代在法國學習的專科是藝術理論，回國以來曾從事過美術考古和美術教學的工作，但時間都非常短促，總是與流俗的氣氛格格不能相入，無法與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絕袂而去，不能展其所長，於是最後給自己選擇了閉門譯述的事業。”十五卷的“傅雷譯文集”中，包括了伏爾泰、巴爾紮克、梅裏美和羅曼·羅蘭等法國巨匠，費時凡30年，得500萬字。以他“絕袂而去”的性格，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並不是新奇的故事。
　　傅雷的長子，就是因父親的問題1959年從波蘭出走英國，在國際音樂界頗有聲譽的鋼琴家傅聰。傅雷有一冊家書遺世，就是和傅聰通信的集合，在中國一版再版。他在家書中反複教誨；他說，音樂如建築，訴以無形，體積俱在，幾乎可以觸摸，也是物質。我注意到，他在信中多次使用 PERFECTION這個詞。完美，不僅對藝術，也對人生。
　　他每天早晨8點起床，9點至12點半工作；下午2時又回到書桌前，7點吃晚飯，晚上看書、寫信至深夜。他是那種將稿紙鋪在中間，上書“疾風迅雷樓”，漢法字典於右，原著於左，筆墨於中，堂堂布陣的文字將領。他是那種認為“無敏感之心靈，無熱烈之同情，無適當之鑒賞力，無相當之社會經驗，無充分之常識”勢難行文的書生。他是那種將自身種植在書齋中，溫文如蘭花，正直如柏樹的君子，遠近可以聞香，生存或擊碎都不留殘缺。
　　他在生前並未受到肉體的虐待，隻是在長達三天四夜的抄家之後，紅衛兵找到了箱子中一張嵌在鏡子背後的蔣介石相片。而這個箱子是他的姑母多年前托他保管的，從未打開過，更不知有這麵鏡子。他百口莫辯，也不想辯。1966年9月2日深夜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將一塊土布撕成兩條，雙雙投環而死。臨行前還在地板上鋪了棉胎，唯恐木凳倒地會影響樓下保姆的睡眠。夫人當夜隻囑咐保姆：明天小菜少買一點。傅雷身後留下的一紙遺書不曾洗白自身，也無政治性的辭匯和內容，隻說“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難過。”其餘十幾件都是瑣事，諸如：請人代付房租，交還人托修的手表，贈保姆存款以為生活之資，某人之某物抄家時遺失，致歉；等等。並對遺囑執行人（妻弟）謙和地道謝說：“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其中第11項，分明寫著：“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的火葬費。”當時，他們的兩個兒子都不在身邊。
　　傅雷也是一代大才，卻一生未求他人的理解。他對生的領悟不止於滿足，對死的選擇也不盡於外力。所以才來去閑散。他的死當然因為憤怒，但更因為驕傲。此生事已畢，他和夫人對於死亡，如推門進入別室一樣安詳。回首塵寰，既無褒揚，也無怨恨，甚至沒有留下什麽希望，也許希望已經在他的譯作中了。真人的自毀，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時，還能嗅到色香。
　　我一直以自殺為神秘的事。因為人，生，不是選擇；自然的死亡，也不是選擇。隻有自動中斷了生命的程序，才是人生中最真實的選擇。除去作惡自裁不算，曆來的自殺有兩種，一種是為了所愛或所信，用自己的肉體，在撞碎的瞬間，作了理想的火花，火花的散落，點燃了有心的人群，創造些更好的人生，是主動的。還有一種，在世事遷換的動局中，身體或精神上遭遇困厄，或為解脫，或為尊嚴而自行了斷，是被動的。前者多被世人看作瘋子，後者可以是烈士，卻也可能被視如叛徒。曆來中國，第一種少，第二種多，到了更近些，連“叛徒”也未必有了。古之慷慨悲歌之士，為自由或信仰，更多為尊嚴榮譽的緣故，不能立身便自毀其身。就這一點，傅雷“先生原來古之儒”。

　　1968年1月或2月的一天淩晨，6點剛過，天色尚黑。我被急促的打門聲突然驚醒，坐起來，心怦怦跳著，看到門外一條黑影，以為又出了抄家一類的事情，才問了一句，就聽見同院的夥伴小寧不對了的聲音：“凱歌，快，快起來，我媽上吊了！”
　　小寧的父親就是前麵說過的大電影美術師。小寧的母親是製片廠負責組織劇本的編輯組長，多年和我母親一同工作，又同住一院，是至交。她的經曆也與母親相似，隻大幾歲。不同的，是她在上海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學生運動，曾被國民黨逮捕下獄，後來由家人交保，釋放了。這在文革中就成了叛徒的嫌疑，而受到審查。小寧的父親和我父親一樣，被關著。他年輕的時候在上海，曾是魯迅的學生，創作新美術，早就是共產黨員。1949年以後，不做官，又拾起畫筆。他所設計的電影，美術上的風格、功力，具大師水平。這一對夫婦，極剛烈。小寧和他的妹妹就是他們的孩子，小時候，兩人都很胖，可愛，隻是一黑，一白；黑的叫了貓頭，白的叫了小清。小寧就是貓頭，小我3歲。
　　等我進去時，阿姨的屍體已經被這一對兄妹放了下來，一個抱著腿用力向上推，另一個站在椅子上解開繩索，我們輕輕的把她放到床上，阿姨臉上蒙了一塊白紗巾，取下之後麵色安詳。這是有準備的自殺。小寧在頭天晚上曾經上了鬧鍾，6點鍾時，鬧鍾準時響了，驚醒的小寧看到書桌上的台燈亮著，母親卻已不在身邊，——她前夜要求兩個孩子與她同睡一床，——那盞台燈正與門相對，淡淡地照亮了外邊的房間，雕花的梁下，懸掛著她的身體。她似乎預想過孩子們應該怎樣看到自己才不至於受到驚嚇，才蒙上了那塊白紗巾。梁下的小桌上，放著從外衣上取下來的像章和小紅書，隔室的燈光映在像章上，滲出淡淡的紅光。
　　事情已經發生過一次。大約一兩個月以前的一天上午，10點鍾左右，小清急急跑來，說母親酣睡不醒，而她一早就該去上班的。我母親當時在家，連忙走過去看，果然不對，送到醫院，判斷為服用了過度的安眠藥。小寧把鬧鍾上到六點，就是擔心母親再度飲藥。若果然，還可以救。他是不動聲色而有主意的孩子，卻沒有想到投環吊頸。他隻有13歲，小清12歲，而母親去意已定。她第一次被救轉來，我母親曾反複勸慰，要她想長遠些。她表示了，做過一次就不會做第二次；又說，要我母親把過去的事情和小寧、小清講一講。母親以為她不過一時輕生，沒想到她的話竟就是托孤了。
　　她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帶回來好多食物，讓小寧叫了我和妹妹，還有其他父母不在的孩子一同晚餐。晚飯很豐盛，除了飯菜，還有很熱的湯。她很高興，常常開心地笑，不斷把菜夾到我們碗中，大家都吃得很暖和，如同喝了酒。她站起來添煤，爐火紅紅地照亮了一張臉。她說，將來要帶小寧和小清去新疆去找舅舅，種地也不做電影了。又說，凱歌你最大，爸媽不在，要照顧其他。我們離開時，已近午夜；臨走，她給我們每個人的衣袋中都塞了一把糖果，是那種用玻璃紙包了的、很韌、又很軟的水晶糖。她推門走出來，在清白滿地的月光中笑著，點點頭。
　　這是告別的晚餐，要走的卻是主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以人生為他鄉的人是有的。當大家都走投無路的時候，他們卻輕易地找到了那扇門。她剪斷了生命，連同煩惱一起。她在訣別時談笑自若，是為了使我們不致生疑，還是為了最後一次重溫生活的快樂？她塞給我們一把糖果，是說生活仍有甘飴，還是實在無物可贈？她和孩子們共進晚餐，是為了相信生命，還是為了正視死亡？她在寒冷冬夜萬籟俱寂的黑暗中，於世界，於人生，可曾想到過什麽？至少，可曾顧念一雙孤幼的兒女？——也許，什麽也沒想。有人說她自私；但是，在那個有太多的人苟活的年代，人們真的有權利批評她嗎？
　　我突然明白，區別生和死，隻需要一瞬間。現在她躺在床上，蓋著一條溫暖的毛毯，身體卻漸漸涼了。院子中幾乎沒有成人，我們幾個孩子打電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車子到的時候，天正破曉。我們抬起她，都有些懼怕，——軟而沉重。司機大聲說：“怎麽這樣抬病人？”他走過來幫忙，手觸到她的身體，這才瞪圓了眼睛：“死人啊？！”10分鍾以後，我在醫院的急診室裏懇求醫生搶救，醫生冷冷地看著我：“——她是怎麽死的？”話隻問到這兒，意思卻是清楚的：我們應該去搶救一個自殺者嗎？他轉過身，走得似乎很遠了才又回過頭又說：“她已經死了……4個鍾頭了。”總得有一件事作注才會明白一個詞的真意，那天早上，我隻想幹嚎，這時候，明白了絕望是什麽。死去的阿姨沒有遺言。

　　5年以後，我在同一座醫院裏，俯身看著小寧的父親。他喘著氣，說：“凱歌，你回來了？”我說：“我回來了。”他笑了。這微笑讓我記起他妻子最後的微笑。他在第二天早上逝去。從此，小寧擔起了父親、母親、兄長的責任。他做了車工，養活自己和妹妹。後來迷上了攝影，卻終於沒有機會拍攝電影，可我知道，他的才能，很大。後來他去了日本，就讀於東京大學攝影係，用自己的雙手掙出一份昂貴的學費來。我兩次在東京見到他，一次比一次瘦，而且掉了一顆牙齒。記得在國內，他常常和衣而臥，因為沒有時間好好睡覺。他幫所有人的忙，不管是誰，隻要求到他。但他知道誰是他的朋友，也知道他是誰的朋友。他曾是富裕人家的愛子，家事突變後卻從不訴苦。終於有一天他對我母親說：阿姨，我不舒服。——指了指心髒。在母親的強迫下，這一次他睡了很久，醒來時臉色像個嬰兒，笑了。他有時買一斤巧克力糖，很貴；然後坐在放在屁股底下的雙手上，看著小清一粒一粒地吃完。從美術學院畢業的小清成了畫家，去了美國。一件事非發生在自已身上，是永遠不會懂的。我雖是他們的朋友，卻總覺得在生活中無法接近他們突然被改變了的對世界的看法，也就無法完全明白他們本人、他們作為人，小寧是我見過的人群中的最優秀者，他已經把屬於他自己的能力發揮到盡頭，卻仍然不見命運對他垂顧。

　　我的母親也在一年前逝去。逝去時陽光很好，也是清晨，也是冬日。她在生前飽受病痛煎熬，在垂危之際看到一隻晴日裏的烏鴉，是中國人所不喜歡的。她卻低低地說：烏鴉也是鳥，而且是北京的鳥。這一天是1988年的最後一日。

　　本文選自《少年凱歌》，陳凱歌／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