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一個8字，兜兜轉轉，循環往複，最終都會回到原點......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裏，聚集了中國科教圈最頂級的大佬們。北大、清華、複旦、南開、中科院……都來了人。校長副校長就有好幾位。
至於談什麽，這些大佬還不知道。直到鄧公開口說：科技、教育荒蕪一片，希望大家提點建議和要求。剛經曆了一個十年，大家都體驗過話多的下場。現場30多人，沒一個敢吭聲。
相互推讓一番後，大家一致同意，誰年齡大誰先說。已經80歲的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顫顫巍巍地站起來，一開口就是一番檢討：
我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今後一定要進一步下農村、下工廠，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第二個發言的是數學家蘇步青。他站起來，略帶委屈地說，自己手下原來有“十八條羅漢”（助手和博士），現在被下放得一個都不剩。
鄧公當即說，給蘇老配備助手。大家明白了，這個會是解決問題的。
接下來的四天裏，這個會開成了訴苦會。這場會議，以鄧公的一句話收尾。它改變了今後幾十年裏，中國人的命運。
全體代表聽到這句話，紛紛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務員一起鼓起了掌。掌聲長達五分鍾。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這一年恢複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個全國考試，而是先選了個試點。在廣西的百色，搞了個單獨高考。
理由是，這裏地處偏僻，經濟文化落後，暴露問題更加徹底。反正跟百色起義沒關係。
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試卷，百色的一個鎮上，44名考生數學加起來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實在做不出數學題，直接在試卷上寫：本人擅長解放台灣。
這給了其他省份一個啟示：出卷的時候，要考慮到廣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實際狀況，出的題要讓大家都能寫上兩筆。
於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題出爐了。我大河南省的語文試卷，出了個命題作文《我的心飛向毛主席紀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題。
但大河南的老鄉也是真實在。有位學生寫道：我們家沒有收音機也讀不到報紙，連毛主席紀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詩人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就寫得很好，提筆即答，一氣嗬成，把自己都給寫哭了。果然有當詩人的氣質。這篇作文在當時被當作全地區的範文，但沒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結果，郭小林報考的北大中文係也沒考上。原本分數線隻有150，但25歲以上的大齡考生分數線要250，他考了240多。從此與大學無緣。
這也許是幾十年來最早的一次年齡歧視。似乎在說，人到中年，就隻配個250。
弗蘭的作文標題是《心中有話對黨說》。一位考生真情實感地把她愛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對方未作響應，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進醫院的過程，寫了下來。
而另一位考生，在這道作文裏freestyle了一首詩：
如此通俗易懂便於傳播的詩，想必判卷老師拍案叫絕。就這樣，他考上了湖南師範學院。後來學院升大學，他成了湖南師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院長。
同樣是弗蘭，數學考試，有考生做不出來，就給老師留言：
敬愛的老師，我是江家橋（不是江大橋）學校畢業的，我們那裏從沒見過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數學（sin cos）。
遼寧語文試卷的一道古文翻譯題，選自王安石的《遊褒禪山記》：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
有考生翻譯：姐夫領著小姨子去遊泳，到那裏後看見遊泳的人很多沒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語文題還能胡謅，到了英語就真不行了。那年，北京市英語題的最後一道題是漢譯英：
我是紅星公社的一個新社員。兩年前離開城市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在貧下中農的幫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覺悟，學會了各種農活......
有個姓易的考生，此時正在北京郊區的順義插隊。淩晨四點，他爬起來給生產隊做好飯後才出發去考場。這段話說的簡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過寫出來也沒用，這一年除非報考外語專業，不然英語不計入總成績。最後他考進了北大經濟係，去年當上了中國人民很行的行長。
在混亂和慌忙中恢複的中國高考，第一年錄取率隻有4.8%。為了把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來，當年招生辦法中規定：錄取學生時，重點院校有資格先挑。不管他們第一誌願填的是啥。
大包幹發源地安徽鳳陽的一位考生，原本想著讀師範不要錢，第一誌願填了安徽師範學院，結果卻被第二誌願的北大錄取了，讀了法律係。
恢複高考的第二年，全國開始實行統一考試。這時，我大河南的學霸屬性還沒有表現出來，在統一命題的條件下，河南文科的本科錄取分數線比北京低了34分，理科更是整整低了一百分。
當時的河南考生不知道他們有多麽幸福。時至今日，河南的985錄取率排名全國倒數第N，一本錄取率排名全國倒數第M。
這年河南的文科狀元姓劉，考進了北大，後來寫了本書叫《一句頂一萬句》。他曾經這麽大言不慚地描述自己考試時，往大腿上寫小抄的場景：我因為當時從部隊回來，穿的是軍褲，然後我把褲子扒起來，有多少東西都可以，整個的世界，不管是曆史還是地理，還是什麽其他都可以，一個腿難道還承受不了？
劉狀元被錄取的中文係，是當時最火的專業。那兩年，文史哲堪稱文科狀元的收割機，享受優先錄取的特權。中文係裏的文學和新聞這兩個專業的學生，走在校園裏臉都朝天看。
相反，最後一批挑檔案的，是財經院校。有個姓肖的湖南考生，當年高考誌願報的也是中文係，結果被數學拖後腿，調劑到了金融專業。拿到錄取通知的時候，都不知道金融是什麽。
畢竟，這時距離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還有12年。離他當上證監會主席，被編排進各種段子和漫畫，還有足足35年。
鑒於當時大學生是稀缺人才，加上包分配的製度，沒有一點就業壓力。77級北大新聞係畢業分配工作的時候，70多個學生，一個人可以填8個誌願，橫掃央廣到紀委。
被分配到某工廠的一個同學，報到第一天被組織部負責人單獨留下來，對方拿出一遝彩色照片，衝他說：這是中層以上幹部的女兒，你覺得誰合適我去給你約。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英語從此在高考中的角色不一樣了。這年的高考，英語開始計入其他專業的總成績，先是按10%算，之後30%、50%、70%，逐年增加。
外語專業英語的分數線也一年比一年高，有個倒黴蛋就正趕上了這個過程，竟連續考了三年。第一次高考，他報考了常熟師專英語係。英語考了33分，結果分數線是38分。第二次，他英語考了55分，剛要大喜過望，一看分數線漲到了60分。1980年，他第三次高考，英語考了95分，終於過了，被北大西語係錄取。
不過此時的他還想不到：英語不是坑，是風口，而自己就是馬上要起飛的那頭豬。
他大三這年，英語按100%計入高考總成績，自費留學政策完全放開，托福考試被引入了中國。而他，淘到了教中國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
和俞敏洪一樣高考了三次的，還有一位看不上錢隻想當老師的馬同學，後來被尊稱為馬爸爸。他第三次考的1984年，因為待遇太低，教師專業相當被冷落，好多都降分錄取，仍然沒有招滿。這挽救了他。要不然，他可能連老師都當不了，隻能數錢了。
因為這事，山東一位高中老師給人民日報寄了一封信，被刊登在教育專版上，題目叫《值得憂慮的一個現象》：師範院校的招生名額，幾乎總占招生名額的一半，而第一誌願報考的人數卻是零。這個現象能不使人感到憂慮嗎？這說明，教師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並沒有真正的提高。
這封信被一位領導人看到，做出批示：這個問題要引起重視，師範院校學生的質量保證不了，對今後的教育、對四化建設各方麵的影響都很大。要繼續想一些辦法，幫助教師主要是中小學教師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如住房問題。
於是，當年就有規定，師範類學校可以提前調檔。它們突然就有了當年北大那樣的特權。於是，這一年一大批考生的命運都被改變了。
比如北京55中有個女生，高考時填了十個專業，第一個是北大中文係，最後一個是首都師範大學。結果，這所她最不想去的學校直接跳過了前九個誌願，把她擇走了。開學第一天她就要求退學，未果。
後來，她不甘心地當了多年教師，終於進央視當了主持人。
這一年還有一件大事，工商銀行的成立，外加中國人民銀行為核心，專業銀行為主體的銀行體係形成，讓整個銀行業突然變成了一片人才窪地。隻要是財經專業的學生，一畢業就會被銀行、審計等行業迅速瓜分。既有編製，又有高薪。
有學生為了進財經專業，寧願讀專科。一些財經類專科學校的分數線最後比本科都高。
一所叫浙江金融職業學院的專科學校，在它的《北京傑出校友名錄》上寫著：中國工商銀行行長、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副行長、中信銀行副行長、華夏銀行副行長、成都農商銀行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經常項目管理司副司長……等。
隻要能考上大學，上學不要錢，畢業包分配，還能拿城鎮戶口。這樣的好日子沒持續多久。1985年，國家推出了接受分數偏低自費生的雙軌製，開始琢磨起收費辦學的路子來。這時還沒多少人願意報自費生，因為盡管降低了分數線，但待遇差別相當大：不安排住宿，不享受公費醫療，不享受假期火車票減價待遇，畢業不包分配。
一共四條，比吳老師的泡妞原則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還多一條。就畢業不包分配這一條，大學就沒法安心談戀愛。
1987年，公費生的分配也出現了寒潮，當年有5500多名畢業生被用人單位退回。北大被退回的就有58人，人大50人，複旦62人。專業不對口，名校也不行。
武漢一名讀師範的大學生，被退回的理由是：當教師外貌欠佳。
大家明白了，這個國家已經過了大麵積缺人，是個大學生就要的時期，從包介紹對象的乙方升級成了擇優錄取寧缺毋濫的甲方爸爸。
高考能選個好誌願，直接決定了你未來在鄙視鏈的哪一層。
跟“外”沾邊的專業火到了後來的整個90年代初。因為入世談判、外匯改革帶來的新風口，這些專業的學生還能搭上分配的最後一班車，輕鬆進到正缺人的對外經貿係統。
有個西安男生，1987年考上的大學。他從小父親去世，經常被哥哥打得滿臉是血，想逃到南方去。為了讀外貿專業，他報了杭州電子工業學院。
他們班是那一級裏的最高分，全是重點分數線錄取進去的學霸。進他們班還得要求顏值，形象都得是大城市去的。一個班就給他們配了7個班主任。
用他的話說：有一個學生英語入學時就已經達到畢業水平，另一個背過最厚的那本《英漢大詞典》。（畢業）絕對是派出，出國、電子工業部、大企業，全部是派出，當時牛逼的不行。
我們班女生特牛逼，腦袋往上看，別的男生看不上。上大學前他哥哥找他談了一次話，說：上了大學，我不再打你了。但你要在大三之前搞對象，我打斷你的腿。
在這樣的環境下，他沒堅持住。大一就開始搞對象，跟隔壁班的一個女詩人。那不是他第一個女朋友，但是他的第一次。
鄭鈞上大二那年，國家本來計劃招收1.7萬自費生，結果收了10萬。其中80%讀的都是財經、外貿、外語等熱門專業。
1990年，北京一位考生考進了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入學之前要先在北大讀兩年預科。結果，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報到地點那一欄寫著：信陽陸軍學院。
這年，考進北大和複旦的學生有一項特殊優待，軍訓一年。
因為這場軍訓，這位考生的身體素質有了顯著的提高：身高180，體重108。一年後，身高沒變，體重150斤。
基於這一年的經曆，他後來寫了本小說，叫《北京，北京》。小說又被拍成了電視劇，起了個特別文藝的名字，《春風十裏，不如你》。
特別是北大，在浙江、湖北等9個省足足少招了170個人，最後把分數線降得跟一本分數線都持平了，往年不高個三五十分門都沒有。
北大和複旦立刻就坐不住了，一起向國家教委報送了《關於調整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兩校新生軍政訓練的請示》。以後，軍訓就從一年改為了一個月。
鄭鈞到底是大城市來的，對自己將來去哪裏、報什麽專業都門兒清。那些農村小地方來的考生因為信息閉塞，就吃虧了。
也是這一年高考，一個江蘇宿遷的農村考生考了個全市狀元。他的成績，清華北大隨便報，但最後報了人大社會學係。
因為他想當官。以為社會學就是管理社會的，肯定能當官。
上了大學他才知道，社會學研究的是一個村子多少男的多少女的，跟當官沒有任何關係。而且這個專業特別不好找工作。他本科畢業就開始創業，搞了個企業……
這位同學比他有韌性，從本科一直讀到了博士畢業，都是社會學專業。現在，這位同學在京東擔任副總裁。
1995年，國家教委發布了一個通知，《關於大力辦好普通高級中學的若幹意見》：
大部分普通高中，可以通過分流，辦成兼有升學預備教育和就業預備教育為主的學校。在學好普通高中基本文化課程的前提下，有側重地為學生就業做好思想、心理、知識、技能等方麵的準備，為各行各業培養具有較高文化基礎知識的勞動後備力量。
這一下，學校就有權力讓那些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生，變相退學了。雖然強調了分流必須本著學生和家長自願的原則，但自願的定義是什麽就另說了。特別是一些本來就想方設法追求高考入學率的地方，這下算是拿到批示了。
一個縣城裏的高校，為了把個別難纏的、非認為自己有可能超常發揮的學生分流出高考之列，直接讓醫院給他們開了一張弱智和“神經有問題”的診斷證明。
2000年，一個北京女孩直接把她的高中告到了法院，因為分流。
起訴書上寫著：在高二升高三時，學校怕一部分學生考不上大學，影響高考升學率，就故意出高難度試題，包括她在內的幾十名學生因不及格無法升入高三……
這時候，其實她已經通過轉到別的學校，考上了大學。就在這前一年，因為一封信，分流政策被取消了。
寫信的人叫湯敏，他的title十分高大上，亞洲開發銀行駐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
這封信上，他列舉了5個理由，句句戳到當時領導的痛點，什麽工人下崗、拉動內需、刺激消費......方向隻有一個：讓大學擴招。
高考擴招，很快引起了一係列連帶反應。1997年，北京頒布了一項政策。這項政策，今天看來，比西二環的房子4000一平米還要不可思議。然而它們都是真的。
外地人員在京郊指定的小城鎮試點投資25萬元至50萬元不等，再在當地購買一套住宅，便可獲得北京市城鎮戶口。
這時的北京，還沒有按五環劃分鄙視鏈，因為四環還沒修完。唱五環之歌的嶽雲鵬還要再過兩年，才從我大河南來石景山當保安。
這一年，北京的高考也沒有開始自主命題，用的還是全國卷，但錄取分數早已不比當初。北大這年在北京的理科錄取分數線是562分，但在湖北是613分。
宋喆，也就是王寶強前妻的前情夫，是個北京人，畢業於北京財貿職業學院。多年之後，這所學院的錄取分數線，依然昭示著什麽叫生在哪裏就是一個階級。
不過，要是生在河北，估計他也當不上王寶強的經紀人，不用去牢裏再複讀6年了。
北京的這項政策很實在。所謂買房辦戶口其實辦的是小城鎮戶口，要經過五年才能變成北京市正式居民，但在這五年裏，不影響孩子以北京生源的身份報名高考。
這個辦法，很快就流傳到了天涯海角。1999年，海南正麵對著房市崩盤帶來的一地雞毛，光滿地的爛尾樓就有1000多萬平方米。看到出了戶口政策的北京，排隊買樓的人都排到3年後了，海南想出了一個主意，出台了《海南省擠壓商品房轉化為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凡購買25平米積壓商品房的給予1人入戶指標......在校學生從入戶之日起在普通高等院校入學考試、中小學入學等方麵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同等待遇。
雖然海南的高考錄取分數線沒法跟北京比，但跟河南山東比起來還是能差出個作文分的。果然，5年時間海南就處理了80%的積壓商品房。
這個方式屢試不爽，天津後來也學會了，還直接把廣告打到了北京，廣告語赤裸裸的：北漂的孩子永遠考不過北京的孩子？錯！……
沒有這麽多血本的家長，盯上了另一個高考窪地：西部。2003年，教育部收到一個舉報：山東東營某中學，一個班75名考生，有70名都轉到了新疆和西藏，以當地生源的身份參加高考。
這些省份的錄取分數線，比山東要低100到200分。就連山東隔壁的安徽，錄取分數線也要低50-60分。當時從山東濟南到西藏林芝，要先飛到重慶，再飛到拉薩，最後坐大巴再到林芝，整整耗時3天，到了還有高原反應。
前一段時間，武漢、西安等城市瘋狂搶人，恨不得上街看到個大學生就拉去派出所辦戶口的時候，濟南、青島卻是一片沉默。很多山東人，在朋友圈轉發相關消息的時候會加一句評論：山東高考了解一下？
隨著人體器官移植獲得越來越多的成功，科學家又對記憶移植進行了研究。據報載，國外有些科學家在小動物身上移植記憶已獲得成功......
這跟平時訓練的套路完全不一樣，光糾結是寫議論文還是記敘文就夠考生痛苦了。
但有一個山東考生，露出了詭異的微笑。因為，他經常看《科幻世界》，提筆就寫了一個有反轉的愛情故事，差2分滿分。
一周前，《科幻世界》雜誌上，卷首文章講的就是通過記憶移植來實現人類長生不老。同時，在“每期一星”欄目發表的《心歌魅影》，也是以記憶移植為題材的科幻小說。
《科幻世界》就這樣號稱押中了高考作文題，銷量從不到10萬冊一下增加到36萬冊。
這位山東考生最後考進了海南大學讀法律，他的理想是北京電影學院，但這年北電在山東幹脆不招生。
至少在高考這個事上，山東人是沒有資格鄙視我們河南人的。
20年後，他拍了部跟科幻有關的電影，票房逼近50億。怪不得我的同事，學哲學出身的令孤老師經常說，人生就是一個8字。
這篇作文題在當年反響很大，被好多提高記憶力的保健品蹭熱點打廣告，救活了很多瀕臨倒閉的養殖場。《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文章稱：命題之新奇，之“異類”，雖屬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這是高考改革的必然突破，更是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化的一次戰略性突圍。
但中青報猜中了開頭，卻沒有猜中結尾。2000年，高考語文出了一道常識題：巴金原名叫什麽？
這題就算讓巴金來也做不對。最後，教育部考試中心不得不公布：有兩個正確答案。
關於高考語文試卷的爭議，一直沒有斷過。北大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做高考語文試卷說：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題目要求就費了極大的勁，有的至今也沒有弄得太清楚。
北師大中文係教授童慶炳做題後說：連大學者蔡元培都可以認為《紅樓夢》是康熙朝政治小說，你有什麽理由把對某篇作品的理解“定於一尊”？
莫言指導他女兒寫作文，結果被老師在評語裏寫：沒有一句不是病句。
後來莫言的女兒給老爹當了經紀人，估計改老爹作品裏那些病句就夠她忙活的。
更坑的是，有一年福建高考語文卷中一道閱讀題用了老鄉，前中青報記者林天宏的文章。結果本尊親自出麵做了一遍，發現隻拿了一半分。
比如：第15題：作者為什麽兩次提到6月13日那場大雨？請談談你的看法。
參考答案是：開頭用雨中正陽門的箭樓修繕，引出下麵文中的話題；結尾雨引出朱啟鈐故居的雜亂；二者通過“雨”聯係在一起，撫今追昔，深化了主題。
林天宏老師公布了官方答案：真正的原因是，我寫稿時窗外正好在下雨。
要是今年參加高考，劉震雲別說北大了，連河大都考不上。就憑他那兩條腿上的小抄，監考攝像頭一抓一個準。
如果時間統統錯一年，隻有一年，俞敏洪可能就真的上了常熟師專。或許，他後來能再抓一把時代的韁繩，去了“新北方”當英語老師，因為隻會上課不會講段子，一直默默無聞。
李同學很可能被安徽師範學院錄取，畢業後當了一名光榮的鄉村教師。因為你就是牛頓轉世，北大也不會招一個非第一誌願的考生。
肖同學真的讀了第一誌願中文係，後來因為炒股賠了錢，整天罵證監會的領導，還把他們編進各種網絡小說。
馬同學第三次高考還是沒考上，後來開了個雜貨店，時不時跑義烏進進貨，嘟囔著天下的生意怎麽這麽難做。
大強子沒讀社會學係，後來拿全額獎學金出國念書，期間參加了一個學校的項目，整天帶女學妹陪商業大佬吃飯。
郭同學作文寫跑題了，海南大學也沒考上，一心放不下電影夢，後來在電影《流浪月球》裏當了個群眾演員。
那場考試，改變了一切，也塑造了今天我們的這個社會。每一次高考，都是特殊時代的特定產物，都烙著那個時代的烙印。稍稍改變一下某些要素，就影響了無數人的命運。
時代這趟列車，當時沒擠上去，車門一關就真的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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