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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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偉把相機推到了鏡頭允許的最近距離，離他的拍攝對象錢鍾書隻有0.45米遠，錢先生沒有絲毫緊張，竟然在鏡頭前微微地笑了。快門聲響，瞬間定格為永恒。
一星期後，看到照片的錢鍾書對鄧偉說：“這就是我。
< 錢鍾書 >
帶著惶恐與崇敬，鄧偉鼓起勇氣敲開了一扇扇陌生的門，門後是一個個高山仰止的名字，也是一位位秉性各異的倔強老人：巴金、沈從文、茅盾、蕭軍、丁玲、冰心、葉聖陶、梁漱溟、馮友蘭、楊絳、錢鍾書、蕭乾、費孝通、艾青、李可染、朱光潛……
鄧偉鏡頭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國畫大家李可染。
因為表姐在積水潭醫院工作，鄧偉從小就見過很多名人，有事跡傳遍全國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有攀登珠峰的藏族登山運動員仁青平措。1976年5月的一天，醫院住進來一位老畫家，知道鄧偉愛畫畫，表姐就讓他帶著速寫去認個老師。
在一間狹小的病房裏，鄧偉見到了做完疊趾手術的老畫家。看他來了，老頭兒顫微微站起來，從床頭櫃摸出了一個鋁飯盒，“這裏麵有油炸咯吱，是北京全素齋做的，我最喜歡吃了”，說著自己吃了一塊，還拿了一塊往他嘴裏送。
受寵若驚的鄧偉一邊給老人倒水遞藥，一邊拿出自己的畫，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寫，又問了兩句家常，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了行字遞給鄧偉：三裏河三區61門8號，“等我出院了，歡迎你來做客”。
回到家，一頭霧水的鄧偉跟表姐說，這位老畫家光給我吃炸咯吱，巧克力，對我的畫一句話也沒說，也不知道他姓什麽叫什麽。鄧偉父親笑著說：“要向老師虛心學習，這是緣份！”
兩個月後，鄧偉敲開了老畫家的門，老頭兒開門看見他手裏握著那張紙條，說了句“你是一個認真的人，我沒看錯你。”走進滿牆掛著山水畫的畫室，鄧偉看到了畫上的署名，他愣了一下，小聲問老人：“您就是畫家李可染？”
老頭兒看了看他，全然沒有在醫院時的憔悴，作了一個京劇演員亮相的姿勢，聲如洪鍾地“唱”道：“正——啊——是！”鄧偉覺得整間屋子都亮了起來，他癡癡地看著畫上的小橋和房子，脫口而出：“畫得真好，老師，您就是英雄啊！”李可染一怔，“此話怎講？”，鄧偉說，“表姐以前帶我去醫院看的都是英雄人物，您果然也是。”
17歲的鄧偉還無法理解，眼前這位微笑的老頭兒可不止是畫畫的“英雄”。生於1907年的李可染，九歲時已被人上門求字，十三歲拜徐州畫家錢食芝為師，十六歲入劉海栗所辦專科學校學習國畫，二十五歲創作《日本侵華史》，三十五歲所作水墨寫意畫《牧童遙指杏花村》被徐悲鴻訂購，四十歲拜齊白石為師，並收到白石老人“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間以後繼起高手”的評價。
< 李可染畫作《萬山紅遍》>
到飯點兒了，李可染衝鄧偉喊：“小孩，吃飯！”鄧偉哪裏敢留下，嘴上說著不了就往門口走，老頭兒一把拉住了他，神色嚴厲地說，“我第一次見齊白石老師的時候，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飯，齊老師對我說‘如果你不在我這裏吃飯，以後就不要再進我的門了！’”
說完，李可染走進旁邊吃飯的房間，鄧偉隻好跟進去，兩人十幾年的師徒情誼就此展開。
鄧偉是個實心眼兒的孩子，他曾為了不打擾老師作畫，站在雪中等了一上午，也曾帶著蘋果去看老師，把不收禮的李可染急得直結巴，可也正是這股實在勁兒，讓年過七旬的老畫家把他當作亦徒亦友的忘年之交。
李可染從磨墨寫字到畫畫理論無所不教。有一天，老頭兒突然一字一句地教鄧偉背誦蘇軾的《留侯論》：天下有大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誌深遠也。後來的日子裏，鄧偉已經記不清自己給老師背過多少遍《留侯論》。
多年以後，他才明白這篇古文對老師的意義，當年李可染的名作被批為“黑畫”，所有展出的畫作全部撤下，精神重壓之下，他的高血壓一度發展到失語、頭頸僵直到連回頭都困難，隻能用筆和家人交流。
所以，給鄧偉講《留侯論》開頭那幾句話既是慰藉，也是宣泄。不過，當一代大師隻能向一個高中生宣泄時，他心中的痛苦又有誰能理解呢。
1978年，鄧偉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攝影係，和張藝謀、顧長衛是同班同學，係裏給每人發了一台海鷗205照相機，他拿著相機到老師家裏“顯擺”，給李可染拍了好幾張肖像照片，洗出來被很多報刊要去發表。
< 李可染 >
入學後的一天，鄧偉對老師說，他想拍一套《中國文化名人》，再不拍就來不及了，李可染一聽愣了，“這個小孩的膽子太大了，不聽話，功課都跟不上，還要拍這個。”兩人許久都沒有說話，過了好一會兒，李可染對鄧偉說：“那就拍吧，我也幫你介紹幾個文化人。”
1979年2月，鄧偉的拍攝計劃正式開始，通過老師的推薦信，他飛到廣州拍攝了著名畫家關山月和古文字學家容庚。
從那時起，鄧偉的人像作業常在班裏造成轟動，張藝謀他們頂多到大街上拍個工農兵，可是鄧偉的照片裏卻都是“大人物”的肖像，連老師都不知該如何點評。
1980年秋，鄧偉攥著父親為他策劃的拍攝名單來到了三裏河南沙溝，名單上的兩個名字是錢鍾書和楊絳。
因為不知道錢老的門牌號，他硬著頭皮走進了居委會，一位老大媽看了看他的學生證，“你在做畢業實習嗎？”鄧偉說不是實習，是藝術創作，他認真得有點幼稚的樣子打消了大媽的疑慮，在厚厚的名冊裏，給鄧偉找到了錢老的門牌號。
來到門前，鄧偉感覺自己敲門的手都有點發飄，一位樣子和善的婦人開了門，“您找誰呀？有什麽事嗎？”鄧偉說明了來意，表示想給錢先生拍張照片。“這個事挺好的，不過錢先生從來不喜歡拍照，你說的名人錄就更不感興趣了。”婦人說完後客氣地關上了門。
鄧偉呆呆地立在門口，第二次敲響了門，開門的還是那位婦人，鄧偉趕忙說，錢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楊絳女士，我也想為她拍照。婦人笑了，“我是楊絳，小夥子，我也跟錢先生一樣，不喜歡拍照。”
門再次關上了，鄧偉靜靜地站在樓道裏等待，不知過了多久，準備出門的楊絳吃驚地問他，你怎麽還站在這兒。鄧偉老實地回答：“如果錢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談談。”這時，一個戴著黑框眼鏡，身穿藍色對襟上衣的人走了出來，“我就是錢鍾書，我從不願意拍照，也不願意見客人，你請回吧。”
門“咣”地一聲關上了，鄧偉想走，但又覺得一旦離開他將再也沒有勇氣回來，站到中午十二點，樓道裏已經彌漫著各家炒菜的香氣。這時，眼前的門又開了，錢鍾書走了出來，說，“我們商量一下吧，看樣子，我是說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說服我了。”
燃起希望的鄧偉拿出了相機和三腳架，“我隻想用所學的技巧，為您拍一張照片。”錢先生點點頭，“你既然有這麽大的誠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個星期天，你來我家拍照，隻拍一張，好嗎？”
一周後，鄧偉如約而至。他走進錢先生的家，感覺簡單整潔，水泥地擦得光亮，書房和過道裏的書架滿滿當當擺的都是書，錢先生和楊女士穿著家常的衣服，在鏡頭前沒有一絲矯揉造作。
看到照片後，錢先生說，“這就是錢鍾書，就是我。”照片裏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調皮和天真。楊絳女士也很滿意鄧偉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筆在紙上寫下：筆補造化天無功。錢先生說我來翻譯一下，接過筆補充寫道，“相機能夠彌補自然的不足”。
< 楊絳 >
臨出門，錢鍾書送了鄧偉一本自己的小說《圍城》，楊絳也送了一本她的書《幹校六記》。
1981年2月，為了說服梁漱溟同意拍攝，鄧偉與父親一同登門拜訪了這位時年87歲的思想家。因為和鄧偉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終還是同意了。
三個人聊起了攝影的話題，梁漱溟說，“我不喜歡照相，更不情願去照相館，拍照給我的感覺就是在按快門的時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會笑，這就是我的性格。”
鄧偉請老人坐到一張座椅上，說“我要拍的正是您的性格和真實的自己”，說話間，他趁著梁老思考問題雙手緊握的瞬間按下了快門。
< 梁漱溟 >
梁漱溟一輩子沒說過違心的話，即使在“批孔”的狂潮下，他仍以《論語》中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表明己誌，對於批判過自己的大儒及摯友馮友蘭，梁漱溟拒絕參加其九十壽宴，並在給馮的信中寫明原因，“因足下曾諂媚江青”。
幾天後，鄧偉走進了馮友蘭的家，來之前他讀了馮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他鬥著膽子問這位比梁漱溟小兩歲的哲學家：“您在‘批孔’中寫的那些話，都是真心的嗎？”
馮友蘭出乎意料地平靜，他看著鄧偉，“你懂哲學嗎，就跟我談這個問題。”鄧偉說，“我沒學過哲學，也沒資格跟您談，但您讓我來了，我想跟您請教。”馮友蘭沒有再說話，鄧偉給他拍了一張彩色照片。
第二次去，馮友蘭還是一副不歡迎也不拒絕的態度，自己在那兒寫毛筆字，鄧偉見老人不想說話，就抓拍了他聚精會神的樣子，這回拍的是黑白照片。臨走前，馮友蘭突然對鄧偉說，“小子，給你寫幾個字吧，回去慢慢看。”鄧偉接過來一看，是杜甫的一句詩：意匠慘淡經營中。
< 馮友蘭 >
1988年6月23日，94歲的梁漱溟在中午溘然辭世，最後一句話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兩天後，馮友蘭給老友寫了悼文和挽聯：
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
延爭麵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在一次采訪中，鄧偉說自己拍了好多倔老頭，印象較深的有著名戰地記者、沈從文的學生蕭乾，聊到他當年受迫害的經曆時，蕭乾頭發直豎，左手握起拳頭“幫”地一聲砸在座椅上，拍到這一幕的鄧偉趕緊放下相機，看老人的手砸壞沒有。
< 蕭乾 >
蕭乾是唯一一位全程報道二戰歐洲戰場的中國記者，這位戰地硬漢在不堪羞辱的年代選擇了安眠藥和紅酒，倒地幾小時後被同事送到醫院，奇跡般地把他救了回來。當蕭乾看到病床旁的愛妻文潔若時，他決定不死了。妻子俯下身子，湊在他的耳邊用英文說：We must outlive them all！蕭乾在心裏不斷重複著這句話，“我們一定要比他們都活得更長！”
那天用拳頭砸完椅子，蕭乾跟鄧偉說了好多讓人回味的話，他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年英法對德宣戰，29歲的《大公報》記者蕭乾坐在開往倫敦的火車上，前方有一場慘烈的空襲在等著他，鄰座的希臘大姐不停問他，“這仗打到哪年是個頭啊”，蕭乾說，“我從中國來，我家裏已經打了兩年的仗，如今還在打，侵略者要奴役，我們不讓，那就隻好打。”
在鄧偉拍攝的文化老人裏，有倔老頭蕭乾，也有讓人感到溫暖的冰心，她給蕭乾起了個昵稱叫“小餅幹”，因為蕭乾原名蕭秉乾，諧音就是小餅幹。
冰心老人的家在民族大學裏，屋子不大，鄧偉的相機三腳架都支不太開，冰心說她和先生吳文藻共用一張寫字台二十幾年，住在這兒圖的就是離城裏遠，清靜。
鄧偉和老人談起她的作品《給小讀者的信》，冰心高興地對著鏡頭說起了當年寫作的情景，照片出來後，鄧偉拿著它給小朋友看，孩子們都說，“老奶奶對著我們說話呐！”
< 冰心 >
讓鄧偉感到溫暖的另一位老人葉聖陶住在東四八條，他家的院子裏種滿了花草，還有兩棵大海棠樹。葉聖陶是蘇州人，18歲時當過小學教員，當時自認並不適合與小孩子打交道，特別是碰到天性頑劣的孩子，除了訓斥他也想不出別的辦法，因此常為自己是個不盡職的老師而苦惱。
小學教員的日子讓他覺得苦悶，日記中甚至有“上課越覺無精神”、“如坐針毯，時思引去”、“見諸生如見鬼魔”的話語。那時候的葉聖陶肯定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名滿天下的教育家。
在院子裏拍照時，葉老指著海棠樹對鄧偉說，““ 現在還沒到結果的時候，等到結果了，給你摘幾個海棠吃”。
< 葉聖陶 >
老人們的寬厚感動著鄧偉，他給住在後海北沿的作家蕭軍拍照時，老頭兒要請他吃東西，“我給你兩個肉夾燒餅吃吧”。廣東的老漫畫家廖冰兄則給他畫了一幅長著翅膀的飛豬，因為他知道鄧偉是59年生的，屬豬。
< 蕭軍 >
鄧偉這時才意識到，他在拍照之前要研究拍攝對象，而這些前輩大師也“研究”過他。
想一次拍出大師的神采十分不易，鄧偉為詩人艾青拍了三次才拍到滿意的照片。第一次是在旅館，擺拍了很多張，鄧偉都覺得很一般；第二次在艾老的家中，還安排了專門的拍攝時間，仍是效果平平。
第三次，鄧偉在艾青的寫字台前架好相機，艾老對他說：“我的臉不大好看，還是不拍吧。”鄧偉沒說話靜待時機，一小時後，專心寫稿的艾青忘了他的存在，連手上的煙都燃了一大截，就在停筆思考的瞬間，鄧偉按下了快門。
艾青問他，“你拍了嗎，我希望讀者們隻看到我寫的作品，但你如此投入拍的這張例外吧。”
< 艾青 >
後來拍攝楊振寧時，鄧偉也用了這一手，他把相機架在楊先生的實驗室裏，焦點已經調好，快門線就在手裏拿著，希望捕捉到這位諾貝爾得主標誌性的雙手合掌。
那天雪下得很大，楊振寧給學生進行論文輔導，很快就把鄧偉給忘了。又過了一會兒，楊振寧被學生的一個問題難住了，他礙於麵子沒有去查資料，就說讓我想想，當他在思考中第二次作出雙手合掌的動作時，鄧偉按下了快門。
按下快門後，鄧偉把拍照的事兒忘了，也投入地聽著一點不懂的物理。楊振寧停下筆，拿過一張紙給他寫了一句話：詩詞有意境，攝影亦有意境。
< 楊振寧 >
這兩回是鄧偉拍攝計劃中少有的奢侈機會，遺憾始終伴隨著他的相機。
為茅盾拍照時，久未露麵的老作家一直在和訪客交談，再加上室內光線較暗，鄧偉沒有拍到傳神的照片，他和茅老相約春天再拍，但天不遂人，這幾張照片成為茅盾逝世前最後的留影。
在上海華東醫院為巴金拍完照，鄧偉馬不停蹄地趕到複旦大學，卻還是錯過了數學泰鬥蘇步青，工作人員告訴他，蘇老要到北京開會，剛從辦公室離開半小時。
< 巴金 >
鄧偉最遺憾的是沒有拍到人口學家馬寅初，守在馬老門外的家屬先是要電影學院的介紹信，然後是文化部的介紹信，最後是北大的介紹信，辦齊手續的鄧偉依然沒能進門。
透過半扇敞開的門縫，鄧偉看到了在院子曬太陽的馬寅初，他隻能隔著門大聲問候，無法再近一步，直到老人去世也沒能見上一麵。
電影學院畢業後，鄧偉留校任教，他擔任攝影的電影《青春祭》獲得了第6屆香港金像獎評選的十大華語片第八名，老同學張藝謀多年後還對他的鏡頭運用印象深刻。
< 張藝謀、鄧偉、顧長衛 >
1986年，鄧偉出版了《中國文化人影錄》，照片裏那些身穿藍色或灰色中山裝的文化老人，觸動了正隨改革浪花奔向商海的人們，鄧偉收到了幾大箱子的讀者來信。
1988年中秋節，鄧偉到李可染老師家看望，老頭兒 “啊”了一聲，“你來了？有一年沒見麵了吧？你生我的氣了嗎？我還欠你的畫呢。”鄧偉說就是太忙，哪能因為畫的事就生老師的氣，李可染說：“我也忙，要忙著畫應酬畫，不畫不行啊！這樣的環境，能毀了一個畫家。”
看到鄧偉帶來的新疆葡萄，李可染馬上摘下一顆，邊吃邊說：“真甜！就是小了一點，你怎麽沒給我買大的呀？”鄧偉還像小時候一樣，把老師的玩笑話當真了，老實地說：“新疆的葡萄都是這樣的。”
臨近中午，有事在身的鄧偉來不及在老師家吃飯了，李可染抓起果籃裏四個大蘋果塞給他，頭一次把徒弟送到了屋外，老人站在門口不住地招手，“我還欠你的畫呢！我還答應給你畫張畫呢！”
這是師徒兩人的最後一麵。
1990年春，準備去英國拍攝世界名人的鄧偉到錢鍾書家告別，或許是感覺到他對前路的彷徨，錢先生沒有再過多談及鄧偉的新計劃。道別時，楊絳給了鄧偉一個信封，說“窮家富路”，不善談錢的鄧偉沒有打開。回到家後看到信封裏是八張嶄新的50元麵值人民幣。
為出國花光積蓄的他用這400元買了一個鋁製的攝影箱，一用就是十幾年，陪他走遍了世界五個大洲。
1997年，短暫回國的鄧偉在醫院探望了錢鍾書，老人平躺在床上，頭發被理光了，沒有戴眼鏡，臉上不見了調皮的神情，認出鄧偉時，眼角淌出了淚水。
鄧偉告訴錢先生，自己環球拍攝世界名人的設想實現了，老人費力地發出含糊的聲音，“好，不容易”，頭在枕頭上來回蹭著。鄧偉流著淚在留言本上寫下“我非常想念您”。第二天，楊絳女士給鄧偉的母親打了電話，“你兒子有出息了，還來看我們，真是瞧得起我們。”
1998年12月19日，88歲的錢鍾書與世長辭，臨終前留下的話是“肯辭花圈、不留骨灰”。遺體火化前，楊絳女士將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了錢老的身上。
十年前，錢老在西南聯大的同事沈從文先去一步，臨行前家人問他還有何要說，沈從文回答，“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麽好說的”。
< 沈從文 >
赤子其人，風骨凜然，生於20世紀初有獨立精神的那一代學者就此遠去。
鄧偉說過，自己可能會死在照相這件事上，就像好多畫家死在繪畫上那樣。獨行國外的那些年，他靠打工為生，餓了就吃一塊能最快補充熱量的巧克力，同學舊友們在國際影壇的閃耀，也沒有動搖他拍攝世界名人的決心。
1988年，為了磨煉自己的意誌，鄧偉獨自去新疆爬天山。正巧那天他的老同學攝影師肖風和導演張軍釗也在天山拍電影，架好攝影機後，肖風他們看見山上有個小小的人影在走動，全劇組都等著這個人走出視線。
過了好久，等不及的肖風把長焦鏡頭推上去一看，他覺得這個人怎麽像是鄧偉，趕緊把導演叫過來：“軍釗，你看看像不像鄧偉？”導演看完驚訝地說，沒錯兒，就是鄧偉。畢業後幾年沒見的老同學都蒙了，拿著劇組的大喇叭朝著千米遠的地方喊鄧偉的名字。
正在爬山的鄧偉隱約聽見有高音喇叭在喊他，心中一驚，登山前當地森林的工作人員跟他說過，遇到偷獵的人，他們會先用喇叭喊，如果對方不停下，他們就會開槍。鄧偉當時心想，壞了，肯定是把我當成偷獵的了，馬上拚命地回應高音喇叭的呼喊，然後沿著雪線走了下來。
看到下來的人果然是鄧偉，肖風和軍釗都迎了上去，滿臉不解地問，你一個人在那兒幹嘛呢？你不是有病吧？鄧偉的回答逗笑了提問者，也逗笑了在攝影係同學會上聽到這個故事的所有人，他說“我在磨練意誌，因為我要幹一件非常艱苦的事情了”。
2013年2月，53歲的鄧偉因病去世，他最後的工作是在古巴拍攝一組新作，鏡頭裏是當地的民眾。
< 鄧偉 >
1978年，鄧偉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機海鷗205，那年有個叫肖全的小夥子在前門花了169塊錢也買到了這台上海牌、江西產的相機，兩人先後開始拍攝人像，一個與時間賽跑，搶救行將故去的曆史，另一個憑感覺漂流，尋找正在閃耀的後浪。
肖全紀錄了英勇，鄧偉定格了脊梁。
今天，曆史還是曆史，後浪卻已不再張狂。
文中所用肖像照片出自鄧偉攝影集《中國人》（五洲傳播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