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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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中華兒女》雜誌刊出陶斯亮所寫的《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一文，一時洛陽紙貴，雜誌一印再印，各種文摘報刊更是蜂擁而上。
四位“公主”的不同命運令人唏噓不已，導演謝晉還曾產生了拍攝一部名為《紅色公主》的電影的衝動。為何會引發如此反響，您細細品味這篇文章即可略知一二。
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
陶斯亮
照片上最左邊這個，像個土改工作隊女隊員似的，是當時被稱之為“紅色公主”的李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再過來的陝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葉群的女兒）；第三位像知識分子的是聶力（聶榮臻的女兒）；頂右邊這個像女子鑽井隊長的便是我。那時候的我們是多麽年輕，多麽健壯，又是多麽的純樸啊！
一
我是不願翻閱舊相簿的。那永遠逝去了的過去，有著我太多太多的快樂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願再去觸動它，就像那些陳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嚐了。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興奮了，竟將相簿統統抖落出來，在床上攤了個橫七豎八。我打開了其中的一本，紙皮麵的，微微有些泛黃，裏麵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氣，那雙清澈透明、無憂無慮的眼睛，似乎總是在憧憬著一個七彩的夢。“難道這是我麽？我曾經這麽年輕過麽？”我反複莫名其妙地問著自己。就這樣信手翻著，翻著，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幀照片上，就再也移不開了。
這是張極普通的黑白照，由於是陰天，整個照片顯得烏塗塗的。照片上的四個姑娘並排而立，背景是荒涼的深圳羅湖橋頭，時間是1961年元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著樸素，甚至顯得土裏土氣的，即便是在以樸素為時尚的60年代，像這樣的女孩子，也不會吸引行人投來一瞥的。
然而，她們卻使我怦然心動，使我百感交集。一種從久遠往昔被喚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連現實也變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議。是的，是的，我很難將照片中的這四個女孩子與今天相聯係。
她們是誰？她們的過去是怎樣的？如今她們又在哪裏？好，讓我一一來做個介紹吧。
先說聶力吧！她的經曆是很獨特的，她4歲就陪母親坐牢，其後，由於革命戰爭環境的惡劣，她的父母隻好將她寄養在老百姓家裏。她就像舊中國成千上萬的農村娃一樣，在風裏雨裏、餓裏凍裏長大。稍大點又去紗廠當童工，就像夏衍寫的《包身工》那樣，瘦小的身軀負荷著超強度的勞動，倍嚐人世的艱辛，度過了苦難的童年。直到十二、三歲才回到父母的身邊。
待我見到她時，她已從蘇聯學成歸來。她畢竟不同於我們這幾個半大不小的中學生，她已經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一頭柔發很適度地燙了邊，小翻領的深色衣裝更是增添了幾分成熟和穩重，白皙的皮膚和紅潤的麵色，使她看上去是那麽的健康和富有朝氣。她待人親切真誠，性格溫厚開朗，什麽時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風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鬆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歡她。
她這年在廣州留園與丁衡高結婚，我參加了他們的婚禮。我從未見過這麽隆重又這麽簡單的婚禮。說簡單，是她和丁衡高就那麽平平常常地結了婚，日常的裝束，沒有喜宴也沒有賀禮，唯一體現喜慶的是一張大紅紙，不知哪位老帥在上麵寫了首賀詩，內容卻忘了，依稀記得詩裏含有丁聶的名字。說隆重麽，也是了不得的！因為有一半以上的元帥（還有許多的將軍）參加了這場婚禮。聶力的婚禮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從此後我不羨慕婚紗和喜宴，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擺脫傳統的現代意識，是真正的灑脫！
以後我去了上海念書，直到粉碎“四人幫”，再也沒有見過聶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間的境遇。兩年前，有次我與錢老的秘書通電話，她正好在旁，聽說是我，就接過電話聊了會兒，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熱情而誠摯的，依然頗有大姐風度。
前年2月份，我陪媽媽去看聶伯伯，本以為能見到她，卻不想她開會未歸。雖然聶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軍高級將領了（聶力是我軍五個女少將之一，以後晉升中將）。但仍尊崇著中國傳統孝道，一直陪伴在年邁的父母身邊，盡管隻住一間小屋子。聶伯伯雖已90高齡，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著一身綠軍裝，使你感到這是位至死不會脫下軍裝的老軍人。
去年元月我陪媽媽去廣州參加陶鑄塑像揭幕式，聶帥曾給媽媽一信，信上寫道：現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鶴而去，故地重遊，恐地倍加傷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遊！多麽樸素而又飽蘸著感情的語言啊！這次見聶伯伯，他又感傷地說：“廣東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親），客人（老帥們）也不在了，還去幹什麽呢？！”望著衰老的聶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紅了眼睛。
是啊，廣州銘記著父輩們的革命情誼，也保留著我們這一代人的友情啊！聶伯伯請我們吃晚飯，有一道黴幹菜扣肉，好吃極了！我往饅頭裏使勁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臨別時，聶伯伯拉著我這個好吃鬼的手說：“下回請你吃涮羊肉！”
聶伯伯啊，但願還有下回，但願下回能見到聶力姐姐！
二
而我和李訥則同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她高我一級。我在校園裏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樸素，總是短發齊耳，身著藍製服，足蹬黑布鞋。那個時候，騎英國鳳頭車，戴瑞士表是很時髦的事情，然而李訥騎的是國產車（好像是飛鴿牌），戴的是國產表，她總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不像我們這些女孩子，總喜歡三兩成群嘰嘰喳喳的。
後來，我們相識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時候，我回廣州探家，她也來這裏看望父母。江青見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無憂無慮，就會咧著嘴笑，於是說：“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訥太早熟，太憂鬱，太拘謹，太敏感，因而江青很願意讓我跟李訥一塊玩，於是我和李訥成了朋友。
李訥隻年長我一歲，那時也不過是初中學生，但是她讀書之多，學識之淵博，思想之深刻，見解之獨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則完全不像她那個年齡的女孩子。在她麵前，我不由得將自己減去10歲，我感到自己是那樣的孤陋寡聞和幼稚淺薄。我經常瞪大眼睛聽她講各種各樣的書裏的故事。從她那兒，我第一次知道了《聖經》不僅可以讀，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書。記得有次，她談起《父與子》，說她最喜歡的人就是巴紮洛夫，我趕快找來此書讀，方知巴紮洛夫是個虛無主義者，當時我怎麽也弄不明白，毛澤東教育出來的孩子，怎麽會喜歡一個虛無主義者？又記得，有次李訥帶著幾分憂鬱又帶著幾分茫然對我說：“我將來不是成為最好的人，就是成為最壞的人！”這話更是讓我迷迷瞪瞪，在那樣一個清明盛世，當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難道還存在著別的可能嗎！李訥這些話，給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
李訥告訴我，父親給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於行而訥於言”的意思。她確是訥於言的，由於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響，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總是提防著人們的指指點點和說三道四。紅牆的阻隔，使她不能與同齡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獨的。過分的謹慎和壓抑，久而久之，使她變得愈發孤僻，鬱鬱寡歡，容易緊張甚至怕見生人。表麵上，她從不把自己當作父母的小寶貝，相反的，她總是用一種與她不相稱的親昵，稱江青為“小媽媽”，而我自然是“小亮亮”羅！恐怕還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這種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內心深處還是極需疼愛的。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鬱症，那是由於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懷和疼愛，卻又不能得到滿足而委屈和傷感造成的。有次，我們翻閱畫報，看到一個女郎的特寫，她有著一雙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訥久久凝視，神往地讚歎：“多麽純潔！多麽美麗啊！”不知為什麽，30多年來，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卻了，然而這個細節，這件粉末點大的事兒，卻使難以忘懷，為什麽呢？噢，也許是因為在那一瞬間，我窺視到了李訥內心對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拚命壓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
那個時候我們女孩子，正是不知怎麽“臭美”才好。我是最不會打扮自己的，可有時會一口氣紮上四個蝴蝶結，紅橙黃綠地頂了一腦門。每次李訥見我，總要笑嘻嘻地說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實很難看）。可是她自己，從來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辮子，不允許自己渾身上下有任何一點色彩和美麗。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訥，她帶我去見她父親。毛澤東望望我的花裙子，對李訥說：“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為什麽不也穿花一點呢？”但是李訥始終不肯脫下她的藍製服，一輩子將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這次，李訥指著牆上並列掛著的列寧和毛澤東的像，對我說：“列寧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她對父親的崇拜。但同時又有點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詞匯多了去了，為什麽李訥獨獨選用了這麽個詞匯呢？
後來，我們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學，起先還通一段時間的信，她的字寫得熟練娟秀，令我自慚形穢，因為我爸老說我的字像“鬼畫符”，沒人能看懂。至於內容麽，則記不清了，無非是些小大人般的問候鼓勵罷了，可惜這些信“文革”中都丟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經開始，我從上海來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訥的小窩拜訪。她的住所與毛澤東的宅院一牆相隔，是座樸素的小院，她隻占用一間屋子。一進門，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書架，奇怪的是這些書架的擺法並不像一般家庭一樣靠牆而立，而是像圖書館藏書室那樣占據了房間的大半個空間，隻是在一個小角落裏放著一張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幾樣簡單的家俱。什麽沙發，什麽地毯，什麽衣櫃穿衣鏡，什麽裝飾擺設……統統沒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夥，父母不召喚，她不過去吃飯，有時趕不上開飯就啃燒餅泡方便麵。我還是在她那兒，第一次見到方便麵這種新型食品的呢。生活過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點同情。我想到我們家，每當開飯的時候，老老小小圍一大桌子，連阿姨也在一起，有多麽的熱鬧啊！我想到在我們家裏，我可以跟父母撒嬌、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撐了可以躺在沙發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腳丫滿處跑，睡午覺時也不洗腳，找張報紙往床上那麽一墊……啊，我是多麽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訥幸福，幸福得多！“當毛澤東的女兒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別時，李訥送了一隻長毛絨玩具小狗給我，還是外國貨呢！那時這可是稀罕玩藝，我自然是珍愛有加。
我又一次見到李訥是在1966年國慶節的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時。那時她已是《解放軍報》聯絡員了。她依然是熱情的，拉著我的手說：“走，去看看爸爸去！”我們走進休息室，見毛澤東正坐在一張大皮沙發裏吸煙，他身穿綠軍裝，頭頂一顆紅星，領展兩麵紅旗，十分的威武。我興奮得心嘣嘣跳，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您還認識我麽？”毛澤東微笑著，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麽，陶鑄的女兒”（他將“鑄”念成“巨”）。頓時我騰雲駕霧，飄飄然不知所以了。
後來，毛澤東走下天安門城樓，來到金水橋邊，席地而坐，緩緩地抽著煙，微笑著望著對麵廣場上如癡如醉的百萬民眾歡樂的場麵。李訥也拉著我隨人流下來了，我倆站在離毛澤東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這一著名的曆史鏡頭。“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們該有多幸福啊！”李訥緊緊挽著我的手臂，興奮地說。在五彩繽紛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發現李訥一反往日的拘謹和憂鬱，她雙目放出我從未見過的光彩，麵孔因激動而容光煥發，發自內心的喜悅使她變得美麗起來。我一方麵受感染而越加歡呼雀躍，另一方麵又暗暗有點驚訝：“女兒對父親也能崇拜到這般地步嗎？不是說親人眼裏無偉人嗎？”
我最後一次見李訥，卻是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場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鬥“劉、鄧、陶”，我站在喧囂的人群後麵，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父母受盡淩辱，卻一點辦法也沒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這時，偏偏在這時，我突然看見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著這一切，儼然是來“視察”的樣子。不是不久前還親熱地叫“陶鑄叔叔”嗎？這一切是怎麽啦？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回去後，淚流滿麵地找出了那隻長毛絨小狗，傷心地將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訥的一段友誼，就這麽隨著小狗的落地而中斷了。但是這許多年來，我卻一直在有意無意地關注著她，我總能斷斷續續、時淺時深地聽到一些關於她的情況。令我有點驚歎的是，她的命運，正是她悲劇性格的延伸。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劇性的，她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這條既定的人生軌跡。難道她真正飛黃騰達過嗎？尊貴顯赫過嗎？我懷疑，即使有也是稍縱即逝的。不錯，她當過幾天北京市委書記，但很快就下了幹校。接踵而來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親的去世，母親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幾乎從中國消失了，被人遺忘了，直到最近幾年，才又開始傳出若幹信息，我知道她又結了婚，愛人老王是位離休老幹部，愛好書法和國畫，這倒是與李訥頗相投的。李訥病愈後分配到中辦秘書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裏休息。去年看到一份雜誌上刊出李訥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樸素得讓人無法容忍。
三
再說林豆豆。我第一次見她大概是1953年，在廣州石碑子弟小學。那時她也就八、九歲吧，她和她弟弟，兩人都是濃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誰的孩子。
小時候的豆豆既沒有一般小女孩的活潑，也沒有一般小女孩的扭捏，而總是靜靜地用兩隻黑黑的大眼睛看著你，一副認真專注的神態。不知為什麽，我對第一次見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記憶猶新。大概是由於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樣兒，使我覺得，啊，真是一粒小豆豆！
以後也斷斷續續見過她幾次，但她總不愛說話，老是緊緊抿著小嘴而大睜著黑眼睛，我感到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嬌氣，加上大了她幾歲，也就更不介意這個一號首長（在東北時，林彪是一號首長）家裏的小金豆了。以後，依稀聽說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憂鬱症，同她的媽媽鬧別扭，懷疑自己不是葉群生的。
再後來，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則成了“黑幫子女”，我們之間有若天淵之別，自然更談不上任何聯係了。
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風呼嘯，大雪紛飛，街上早早就絕了人跡。突然門鈴響起，“像這樣的天氣，又這麽晚了，誰會來呢？”我好生詫異。隻見進來的是一男一女，兩人全穿著臃腫的軍大衣，戴著大皮帽，足蹬大頭鞋，像是從北大荒來的，又像是複員大兵。那女人揭開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當年那個嬌弱憂鬱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麵前端坐著的是一位文弱樸素的，沉穩謙和的，即便訴說自己的苦難，臉上也掛著平靜微笑的中年婦女。
她告訴我，“九一三”以後，她被審查關押了幾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親自過問下解除監護，分配到河南鄭州一家工廠任科級幹部。
不知為什麽她竟然沒有檔案（據說轉丟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結論是什麽？不明確；她的轉業手續是哪兒辦的？不明確；有事向誰反映？不明確……
由於沒有檔案，也就沒有以往的一切憑據，因此她上不了戶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證，也領不上工作證，調級增加工資更是輪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遺忘在那間小屋裏了。
然而另一些人，一些無聊之輩，卻不斷來騷擾她。每天都有幾個討厭鬼來窺視她，有的幹脆破門而入，隻為看看林彪女兒是什麽樣。另外還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計想從她嘴裏掏點秘聞什麽的。
“他們就像看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豆豆苦笑著說。然而我感到悲慘極了，中國人的好奇心怎麽這樣殘忍！“我覺得實在很難過下去了，每天沒有一點安寧，所以我來北京上訪，接待站一聽說是我，都不敢理，說我的事他們管不了。東碰西撞的，連碗熱水都沒有喝上，這麽冷的天，這麽晚了，上哪兒去呢？想想還是上你這兒來了。”
但是豆豆，還有她那位忠誠的丈夫，隻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點茶水，就冒著嚴寒走了，消失在風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幾年過去了，這是開放改革成效最顯著的幾年，幾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還暴富發了橫財，然而豆豆的工資一直隻有70元（丈夫張清林是90元），由於長期生病住院，這點錢也主要用於醫病了。他們住在工棚改的小屋裏，土圪塔地麵，破破爛爛，冬天更是奇冷無比。他們買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紙箱放置東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電視機。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間依傍在農藥廠廢水排泄溝旁，有毒的化工廢料對她的身體損害很大，她患了“過敏性結腸炎”，每天腹瀉不止，長期不愈。這樣的身體狀況，這樣的經濟狀況，40多歲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這些是一位去鄭州看望過豆豆的同誌講給我聽的。他說：“豆豆都變形了。”
1988年，中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並安置在中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聽說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開始了。我深信，在經曆了這一切的磨礪之後，她會變得成熟，永遠告別了往昔那位嬌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至於我本人，這30年來經曆了“紅”與“黑”的變化，弄得“不紅不黑”或者說“又黑又紅”。在當了20年醫生後，又突然改了行，棄醫從政！而全部理論依據就是“樹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沒有？不管怎樣，敝帚自珍吧！
凝視著照片上的我們，每個人眉眼都是舒展開來的，但是仔細端詳，又會發現，在我們那個年輕的臉龐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親的特征了，是不是那個時候就已經注定了日後每個人的命運了呢？然而命運，命運究竟是什麽？是詩人的無病呻吟，預言家的占卜，心理學家的測算，還是老太太們的迷信？命運是物質的嗎？它存在於遺傳密碼中嗎？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種功能嗎？命運是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的嗎？是空靈神秘無法把握的嗎？……啊，什麽時候我能真正透徹搞清楚，命運究竟是什麽？規律究竟又是什麽呢？在社會學的範疇中應該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聶力、李訥、豆豆，人生聚散無常，有生之年，我們還有機會再合一次影嗎？
附錄：
原文作者及編輯談《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
陶斯亮：我當時寫那篇文章是有感而發。1989年之後，我的命運有一個大的跌宕。偶然翻出一張照片，1961年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四個女孩子的合影。拍那張照片的時候，我爸爸還在中南局工作，隻是個小地方官，我怎麽能稱得上是“紅色公主”呢？！
寫那篇文章，我主要是客觀地說說我們四個人的命運。說李訥，我的意思是，雖然她貴為“紅色公主”，但是她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像個街道大媽似的，過得連個普通人也不如，把她的身份和實際狀況做個對比，那篇文章最早的標題是《高幹子弟乎？》，後來改了。
“文革”中，李訥和林豆豆的境遇自然比較好，而我和聶力就很慘。“文革”之後，顛倒過來了。李訥完全成了普通人，林豆豆更慘。
我自己是感慨命運無常。我們生在這樣的家庭，命運都把握不住，有時被拋到天上，有時被拋到地下，何況中國的一般老百姓。
寫這篇文章，我是想告訴大家，我們這些人的命運和中國大眾的命運是一樣，有起有落。
但是從此把我稱做“紅色公主”，到處泛濫，這造成了大眾對高幹子女的一種誤讀。現在，我要“利用”你，為我“平反”！
袁海：1990年10月左右，《中華兒女》的創刊編委陶斯亮寄來一篇稿子，題目為《高幹子弟乎》，那是一篇手寫稿，一看就知道是“亮亮姐”一氣嗬成的。亮亮姐還附了一封信，說這篇稿子轉了幾個地方，大家都說不錯，但都認為風險太大，沒人能發。
我一下被文中描述的共和國四位“公主”不同的命運所吸引了，並為她們大起大落、悲喜交替的人生沉浮而感慨萬端。文中的四位女性，一是毛澤東與江青的愛女，一是林彪和葉群的千金，一是“中國最大保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與老革命家曾誌的掌上明珠，一位是共和國開國元帥聶榮臻的獨苗，都可以稱作共和國的“紅色公主”。
然而，這四位年齡相差無幾、兒時都非常活潑可愛的“公主”，由於父母的不同政治際遇和政治作為，卻導致她們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李訥，可謂共和國的“第一公主”，“文革”中以“蕭力”之名入主《解放軍報》，後來曾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後期因生病停止了工作，住進醫院。待到能夠重新關注社會時，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父親毛澤東主席逝世了，母親江青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李訥麵對的是一個與過去全然不同的政治環境與社會，從共和國“第一公主”的位置成為共和國的普通公民、中央辦公廳調研室資料室的普通幹部。她住在北京西單附近的一個胡同裏，像胡同裏的大媽們一樣，用三輪車拉冬貯的大白菜，挎著籃子與小販討價還價，過著北京平民的生活。
林豆豆，“法定接班人”林彪的女兒，學名林立衡，“文革”中《空軍報》。九一三事件前，向黨中央報告了父親林彪與母親葉群、弟弟林立果準備外逃的動向，為黨和人民立了大功。可是，後來不知為何卻與丈夫一起被安排在河南的一個工廠，住在一個盛過化肥的倉庫裏。“撥亂反正”之後，才回到北京，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化名“路漫”。
聶力，共和國開國元帥聶榮臻的獨生女，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可能是由於德高望重的聶榮臻元帥沉浮幅度稍小，加之聶力本人一直在部隊工作，是四位“公主”中命運之途最為平坦的一個。
陶斯亮，是“文革”中曾一度為中共黨內排名第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與井岡山時期的女革命家曾誌之獨女，“文革”期間在部隊當軍醫。父親陶鑄由於曆史上曾與林彪一起在解放東北時共事，兩家之間有交往。陶鑄性格耿直，嫉惡如仇。本來，毛澤東將陶鑄調到中央工作，是想加強黨內“造反勢力”——因陶鑄在延安整風期間與劉少奇有點過節。沒想到，“心底無私”的陶鑄到了北京後竟一屁股坐到了“保守派”周恩來等黨內老革命家的板凳上。“造反領袖”悔恨交加，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毛澤東態度忽明忽暗，但最後還是下了搬到陶鑄的決心，於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一扣，陶鑄便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後，身患絕症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離開中南海，“疏散”到安徽，不久，含冤去世。妻子曾誌和女兒陶斯亮則天各一方，過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胡耀邦衝破重重阻力，為陶鑄平反昭雪，陶斯亮寫出了一篇《一封終於發出去的信》，全國所有報紙紛紛以頭條轉載，讀者無不熱淚潸然。從此，陶斯亮以其別具一格的寫作風格走上中國文壇，成為不可多得的“紅色女作家”，進而被特邀為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後來，脫下軍裝進入政壇，當上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局的局長。
亮亮姐寄來《高幹子弟乎》這篇誰都不便發的稿子，我卻認為《中華兒女》能發。原因，原先認為不能發的緣由主要是林豆豆，雖然早先的中央文件說“關鍵時刻林立衡為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立了大功”，但是這個立了大功的人卻在很多時間銷聲匿跡，什麽原因，無人知曉。
而文中的另一個主人公李訥，父親是偉大領袖，母親卻是罪魁禍首。當時的李訥，隻是中辦調研室資料室的工作人員，從不出頭露麵。
那個時候，盡管“文革”已結束很多年，但人們的內心仍然籠罩著政治災難的陰影……身在此環境中的我，也是凡夫俗子，也深知“安全是人生第一要則”這樣的普通常識。
但是，我有一個毛病，容不得好文章被廢棄，見到好題材就眼紅心動。將亮亮姐的稿子讀了兩遍，我就下決心，一定把這稿子發出來。於是，就埋頭編輯，把標題定為《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
爾後，交給我的各位領導“看看”，而不是“審閱”。看過之後，大家都說好。這就更增加了我的信心。於是，我對領導說：“這篇文章，倘若出了問題，你們就說都沒有看，是我擅自作主發出的，你們可以盡管批評，嚴肅處理。我，豁出去了。”
這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味道，今天的年輕人會覺得好笑，但當時，我卻是真的做了從此告別崗位的準備。
1991年1月，《我和聶力、李納、林豆豆》一文一出，《中華兒女》洛陽紙貴，一印再印，文摘報刊更是蜂擁而上，很多人為四位“公主”的不同命運熱淚沾襟，導演謝晉還產生了拍攝一部名為《紅色公主》的電影的衝動。各界讀者對亮亮姐這篇文章讚譽有加，一位中央領導還親自給她打電話祝賀。這時候的我，庸人自擾的心情才得以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