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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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的故事裏，南開似乎總是弱勢的那個，就像楊苡先生說的：“P字（指北大）好，T字（清華）香，N字（南開）沒人要”。其實不然，我曾經寫過許多名家的故事，他們要麽是南開的學生（楊苡）；要麽是南開的老師（陶雲逵）；要麽聯大畢業之後執教南開（穆旦）。
今天要寫的主人公，他生命的最後一站，屬於南開。長期以來，他的名字一直默默無聞，不被大眾所熟知，但在花了一個月讀完他的日記之後，我覺得有必要記錄下他的故事。
讓我們回到1937年的七月，北平。
這一年的夏天，對於北平所有老百姓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7月27日，日本占領北平，次日天津淪陷，戰爭如同旋風，忽然撲麵而來。
首先出走的是北平各大院校的教師們，因為他們不願和日本人合作，失節為稻粱謀，這樣的事是知識分子們最不能容忍的。
事實上，日軍占領北平之後，首先瞄準的找茬單位也是大學。八月，日本憲兵突擊搜查北大辦公室，發現了抗日宣傳品，他們抓住一個男人，問他：“宣傳品是誰的？”
這個微胖的男人回答：“是我的。”
8月8日，曾經和日本人打過交道的表姐夫跑來，說日本人可能要抓他，叫他不要再去學校，把他藏在自己的醫院裏。可是第二天，趁著小護士沒發現，他仍舊去了學校，理由是“不能讓大家為我擔心”。
他是鄭天挺，北京大學秘書長。他以一己之力獨撐局麵，保護校產和教授安全，沉著應對日本人和漢奸的詰難。
鄭天挺當時剛剛失去妻子半年。
他的妻子叫周稚眉，出身於泰州大鹽商之家，讀過私塾，兩人訂的是“娃娃親”。結婚時，鄭天挺還在北大念研究生。十六年婚姻，他們有五個孩子，家庭和睦，相親相愛。
直到1937年2月10日，除夕夜。鄭天挺的女兒鄭晏回憶，當時全家人正準備歡度春節，母親周稚眉突然肚子痛。因是春節，直到初五，家人才將其送到醫院。聽說要動手術，她陪母親說了會兒家常話，當時感覺母親雖然虛弱，但神誌清醒。在女兒眼裏，母親應該很快會好起來。
鄭天挺的夫人周稚眉和五個孩子
鄭天挺的日記裏透露了更多消息，妻子的病並不突然，1936年年終，有人送臘梅給他，那時候“時夫人病，下紅已將月，猶起而觀之”。“下紅之症”，看過《紅樓夢》的都知道，鳳姐也得過，是典型的婦女病。
正月初七下午4點鍾，本來要在醫院陪院的姐姐鄭雯提前回了家。鄭晏問她：“發生了什麽事請？”她說：“不知道。”是大人們讓她回家的。將近天黑的時候，鄭天挺回到家裏，神情沮喪，一夜無言。
周稚眉動了手術，但沒有下手術台，就去世了，這一年，她四十歲。五個孩子，最大的13歲，最小的5歲。
鄭晏說，自己“躲在臥室裏聽大人講話，得知母親在做手術時，醫生把手術器械遺忘在她腹腔內，必須進行第二次手術取出，母親因流血過多再也沒有睜開眼睛，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鄭天挺日記裏的記載，周稚眉死於麻醉意外“以割治子宮，麻醉逾時不複蘇（160頁）”。
不管什麽原因，這都屬於醫療事故。蔣夢麟、羅常培等都主張鄭天挺和德國醫院打官司，最終，鄭天挺放棄了：“人已經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將人活過來，我就打，否則打這場官司有什麽用？”
1937年8月，獨立支撐北大的鄭天挺在外人看來，顯得格外鎮定而冷靜，他和胡適通信，為了避免搜查，用暗語。他也告訴蔣夢麟對於校產的安排和逐步送出北大教授的計劃。10月，在接到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的通知後，鄭天挺申請了一筆一萬元的匯款，分送給北大各位教授，並送同仁陸續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則給了幾個月的生活費。
隻有女兒鄭晏知道 — 他每日回來，除了工作，便是念經。沒有人能真正體味這個鰥夫的痛苦。
1937年11 月 17 日清晨，天氣寒冷。鄭天挺拒絕了錢稻孫（後任偽北大校長）的邀請，決心南下。
站台上有很多日本人，他和孩子們幾乎沒有告別，也沒有告訴孩子們自己的去向，在車站，他對女兒鄭晏說：“每月到東城一位叫沙鷗的女老師家去取100元錢，作為每月的生活費用”。他把家托付給了弟弟鄭少丹，叮囑弟弟，無論多難，孩子們都要上學。
在日記裏，鄭天挺對於五個孩子充滿歉疚，他一遍遍寫著：“苦矣吾兒”。
餘遂隻身南下，留兒輩於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氣未嚐稍餒，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懷念，惟兒輩耳。餘詩所謂“萬裏孤征心許國，頻年多夢意憐兒”，即當時之心境。——1946年7月7日鄭天挺日記
一路坎坷奔波，鄭天挺和教授們輾轉來到昆明。
因為時任聯大總務長、清華大學心理係教授沈履辭職，大家推選鄭天挺為西南聯大總務長。
1940年1月16日，梅貽琦給鄭天挺寫信：“聯大總務實非兄莫屬。”
一開始，他是拒絕的。在日記裏，他早早就決定：“此次南來，決意讀書，以事務相強，殊非所望。（1938年1月24日）”
但是梅貽琦和蔣夢麟等聯大決策層認為，鄭天挺在蒙自時為租借房屋、建築校舍、教職員與學生之夥食以及學校保安諸方麵表現出來的幹練，已經為人稱道。楊振聲、施嘉煬、馮友蘭等還專門跑到鄭天挺家裏，給他留了紙條，“斯人不出，如蒼生何”。
1940年1月17日諸人留條：“斯人不出，如蒼生何？”
隻有真朋友知道這件事不好辦，因為又累又苦又複雜。
我們印象裏的西南聯大，是學生們努力治學，教授們艱苦教書，大家在戰爭中懷著戰鬥的心情，為中華民族留讀書的種子，未來的希望。但這一切背後，並不代表一團和氣。恰恰相反，三校之間的矛盾，遠遠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多。鄭天挺的日記裏，幾乎每一天都有這樣的瑣事：
羅庸教授和聞一多教授都要開《楚辭》及中國文學史一，兩人相持不下，要找鄭天挺。
生物係女助教的房子被男職員霸占，要找鄭天挺。
學生宿舍被偷了被褥鋪蓋，要找鄭天挺。
趙西陸要評職稱請升講師，遊國恩等不同意，“此難通過之”，來找鄭天挺。
朱自清推薦一個叫張敬的女士當國文係助教，結果有人舉報張敬獲得這個職位，是因為和羅常培有緋聞，羅以權謀私。這件事也需要鄭天挺調停。
蔣夢麟太太的司機老徐和教授們發生口角，教授提議辭掉老徐，蔣太太不同意，還是需要鄭天挺來說合……
一地雞毛。
1938年，前排左起：羅常培、魏建功、羅庸、鄭天挺與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生合影。
可是鄭天挺不僅一一調停得當，還抓住一切機會讀書做學問。比如到觀音殿讀《明實錄》，臨睡之前讀《東維子文集》：
“用菜油燈燈草三根，讀《明史》至十二時，目倦神昏，始寢。”
他曾經給自己製定了一個學習計劃：
史書，五葉至十葉；
雜書，五葉至十葉；
習字，一百；
史書，先讀兩《唐書》、《通鑒》；
雜書，先讀《雲南備征誌》、《水經注》、《苗族調查報告》。
……
當然是做不到的，為了不讓人打攪自己，他甚至不得不把房門反鎖，換得一點時間，給學生出考試題：
反扄房門，作書，記日記，出試題。數日來惟今日得此半日閑，然而研究考試又逼來矣。—— 1940年8月13日鄭天挺日記
西南聯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鄭天挺為：“聯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職，是我們警衛隊隊長。雖然忙碌，卻能開晚車做學術研究工作。”
印象裏，鄭天挺似乎隻有一次生了氣。年末考評，校中有人說鄭天挺難以服眾，理由有二，一是容易遲到，二是魄力不足。
鄭天挺說，我喜歡睡懶覺，所以第一件事你批評得對，但是第二件事，不說別的，“當二十六年，敵陷北平，全校負責人均逃，餘一人綰校長、教務長、文理法三學院院長、注冊主任、會計主任、儀器委員長之印。臨離北平，解雇全校職員、兼任教員及工友。”
更何況，在這些日常瑣事中，在這些夾縫求學中，他念念不忘的，仍舊是故去的妻子。有人介紹他續弦的事，他堅決不同意，主要還是為了五個孩子。看了蔣夢麟夫人陶曾穀與蔣夢麟前妻所生的女兒蔣燕華發生口角，他更篤定不能續弦，因為“嚐謂繼室視前室子女之優渥，蓋無逾蔣師母者”。鄭天挺作為旁觀者深受刺激，認為不讓“前房兒女”受委屈的唯一辦法，是不續弦。
但多半原因，仍舊是鄭天挺心中，對於妻子周稚眉的那份愛與思念，斯人已去，感情卻刻骨銘心，無可替代。
日記原稿
每年妻子的生日、忌日，甚至入院的日子，他幾乎都念念不忘，每每登記。到了後來，朋友們知道夫人忌日將至，會主動來看望他，陪他散心：
“餘每夢亡室，多一慟而覺。魂苟相值，何無深罄之語？幽明雖隔，鬼神洞鑒家中之事，何勞更問？亡室沒於正月初七日，諸友多來相伴。”
看見梅花，想起妻子："坐石鼓，久而忘去，不知夫人所培諸梅今若何已。"
過年在別人家裏吃到一道十香菜，猛然想起這是妻子的拿手菜："在華亭寺逵羽見具年菜，遂念及吾家年時所備與夫人之忙，不覺泫然。"
喝酒打牌過了頭，想起的是從前夫人的告誡："今日荒唐至此，不惟無以自解，且無以對亡者也。“
聽到其他女眷吵架的事情，回來憶及過去夫人之處世原則，想的是我夫人就不是這樣：”餘……輕裝南來，無日不以夫人為念”。
抗戰終於勝利了。
1945年9月初，鄭天挺到達重慶，準備回北平接收北京大學。十月到上海，見到了三表姐。三姐支支吾吾，這時，他才得知，之前留在北平，幫他照顧孩子的弟弟鄭慶玨已在這年清明去世了。
這位畢業於北平大學、曾赴東京明治大學法律係深造的高材生，在淪陷區擔任國立華北編譯館擔任編輯並兼任偽北大法學院講師。他日常很少說話，看上去脾氣很大的叔叔從來不讓孩子們進入自己的房間，也不和孩子們一起吃飯，因為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得了肺結核，這在當時是絕症。
鄭雯和鄭晏（右），後立者為叔叔鄭慶玨
鄭慶玨的病情迅速惡化，大咯血不止，三周後即逝世。鄭天挺在得知弟弟去世的消息後，整整一天把自己關在家裏，看自己從前拍的家庭錄像裏“亡弟亡室之像”，日記裏說：“吾負弟矣！吾負弟矣！”
他對孩子們也充滿愧疚，鄭晏回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對北平的糧食供應越來越少，最開始供應一次糧食可維持三至五天生活，後來隻能維持兩天，最後一人供應兩斤糧食，要維持若幹天。糧食有玉米麵、玉米豆、豆餅、雜豆、混合麵等。玉米麵是最好的糧食，白麵從來沒賣過。所謂混合麵，實際除了少量豆麵外，大都是豆餅、豆渣、掃倉庫的庫雜糧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麵粉，麵裏混有許多麻線、羊毛等雜質。“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個舀子摘除糧食裏的雜毛，篩幹淨中午才能蒸窩頭。窩頭蒸熟以後怪味刺鼻，粘得難以下咽，吃後還要漲肚……二弟克晟經常餓得在夜裏哭，每當這時我就把自己的窩頭掰一半分給他們吃，家裏人人營養不良，小弟克揚骨瘦如柴，12歲的孩子體重僅20多公斤。”
鄭家五姐弟合影
條件如此艱苦，兒女們的讀書成績仍然優異：“得廉致侄書，知大女入偽北大西洋文學係，二女入光華女中高三，昌兒在盛新中學高一，惟未言晟兒、昜兒學校，且未提及晟兒，不知何故。年餘無兒輩書矣，得此念過於慰也。”
女兒鄭晏這樣回憶父親回來的那天：“父親從南方飛回北平的時候，北大事務科的梁科長特意派了一輛車讓我們到南苑機場接人。我沒有去，中午有許多客人要到家裏吃飯，我需要在家裏與老張媽準備飯菜。父親在一些留在北平的親朋好友和北大同仁的簇擁下走進家門，我終於見到了日思夜想的父親，小聲地叫了聲“爹爹！”父親撇開眾人走近我，慈祥、和藹地看著我，用鏗鏘有力的聲音說出四個字：“勞苦功高！”當時我特別激動，熱淚盈眶，八年來的辛酸苦澀全飛到九霄雲外了。我有許多話想對父親訴說，可當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抗戰勝利後，鄭天挺和家人在一起
1946年2月2日，又是一個除夕夜，距離鄭天挺失去妻子，已經過去了九年。鄭天挺終於獲得了久違的天倫之樂：“六時回家上供，與六嫂，董行佺表侄，柴誌澄表甥，養富、維勤、紹文三侄，晏、昌、晟、昜四兒共飯。飯後兒輩跳舞，並作遊戲，擲色子，推牌九，極熱鬧有趣，至二時餘就寢，兒輩仍有餘歡佳興也。不知雯兒一人在昆如何過年。”
雯兒是大女兒鄭雯，之前在北平讀偽北大，鄭天挺得知，跟出版社借了錢，讓她到昆明讀西南聯大。1943年8月14日，父女在昆明街頭相見，“忽見公司汽車來，僅一女子，似是雯兒，又不甚似。車停，果雯兒也！一時悲喜交集，淚欲落者屢矣。”
好景不長，1946年7月12日，鄭雯因飛機失事死於濟南，時年23歲。友人李君告訴鄭天挺，“報載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飛機自滬飛平，在濟南失事，名單中有雯兒之名。”一開始，鄭天挺還不相信，“買報讀之，仍疑信參半，而友好來電話詢問者不絕”。“比晚再取報紙讀之，玩其語意，絕難幸免，悲傷之餘，彌增悔痛。”
他的日記在這一天戛然而止：“十二時大風雷雨，燈滅就寢。”
五年之後，1951年6月9日，鄭天挺有了一本新日記本。他專門題下一句：“自雯兒之亡，久停日記。日月如駛，新生請自今始。”
一年後，由於全國高等院校院係調整，鄭天挺被調至天津南開大學，任曆史係主任。做清史研究的鄭天挺顯然更適合留在北京，可是他什麽也沒有說，因為要服從組織分配。
南開也成了他生命裏的最後一站。
謝國楨回憶，五十年代初期，南開大學搞教改，要求教師在上課之前，每寫完一章講稿，須要試講一次，由教務處、曆史係負責同誌來聽講。“鄭先生總是叫我不要著急發慌，叫我坐下來吸一口紙煙，慢慢地談。他坐在一旁，慢慢地聽著，講完之後，別位同誌提出意見，鄭先生總是不著一語；人散之後，他才把我錯誤的地方告訴給我。”
他從北京帶去一株太平花樹苗，這是他的好友張伯駒所贈，是“用故宮裏的禦苗壓條培育的”。種樹的時候，鄭天挺的鄰居辜位廉回憶，鄭天挺告訴他，太平花原來生長在深山中。傳說宋朝時被花匠從成都選進開封禦花園，仁宗皇帝看到盛開的此花，喜愛它的素雅清香，遂賜名太平花。
1960年，鄭天挺搬家時，把太平花托付給辜位廉照管。但1968年春天，太平花被人偷挖走了。鄭天挺聽說花丟失時，十分惋惜。
1966年，田餘慶去南開看望鄭天挺，發現“鄭師所住樓房不供暖氣，原因是住戶普遍貧困，寧願領一點烤火費自己生爐取暖。那時鄭師已是望七之年，生活竟是如此”。兒子鄭克晟回憶，鄭天挺剛來南開的時候沒有宿舍，按照學校規定，一位教授隻能住一間房，兒女們來看望父親的時候隻能睡地板。困難時期，鄭天挺每次開完會回到食堂，根本什麽菜也沒有，“每個人隻能打到一勺醬，然後自己再去買主食吃。”
“文革”期間，鄭天挺已經是南開大學的副校長了。做思想檢查時，“誠懇從容，給人以坦蕩蕩的印象，在壓力下不亂方寸。對同人提意見，也是平和務實，沒有留下一句過火的言辭”。紅衛兵在家門口貼了很大幅的標語，他的日記也被查抄，幸好，經過審查，這些日記並沒有被銷毀，一直放在南開大學曆史係裏。為鄭天挺“平反”之後，相關部門歸還了鄭天挺的日記，每本日記上留下了題簽，是紅衛兵寫的。
感謝小將們當年的不燒之恩，鄭天挺日記真的是寶藏。
無論受到怎樣的對待，鄭天挺都是這樣溫和從容。十年浩劫後，他編寫的教材丟失，可是他毫無怨言，繼續投入工作，針對南開曆史係沒有文博專業的情況，鄭先生努力爭取，最終在1980年與國家文物局達成共識，使南開大學成為改革開放後最早開設博物館學專業的高校。
1981年12月20日，鄭天挺病逝於天津，享年82歲。在女兒鄭晏和兒子鄭克揚的印象中，“我父親的一生，沒見過他和一個人吵架，也沒發過脾氣，他不愛出風頭，也不站黨派。”
他最終的遺憾，仍舊是一生沒有時間讀書治學。不知道到了生命最後，他是否想起1938年歲初，他和羅常培、陳雪屏等友人遊玉泉街書肆，無意間，買到一副曾國藩的“描金紅蠟箋行書”對聯，上麵寫著：
“世事多從忙裏錯，好人半是苦中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