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昕
2016年是傅雷夫婦逝世50周年。1966年9月3日淩晨，傅雷夫婦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還在地上鋪了棉胎，以免把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就這樣，傅雷夫婦雙雙離開人世。這一幕，在上海作家葉永烈的報告文學《傅雷之死》中第一次得以還原。
2016年澎湃新聞記者曾走進葉永烈家中，他為澎湃新聞記者打開了專門存放傅雷親友采訪資料的藍色箱子，裏麵還有幾個不同版本的《傅雷家書》，都是傅雷兒子傅敏所贈。在那個下午，他翻著這些檔案資料，再一次講述傅雷夫婦最後的故事。
葉永烈家頂樓的遊泳池被改造成有五萬冊藏書的書房，還存放著多個鐵皮檔案箱。
自殺前，傅雷夫人讓保姆“明天小菜少買一點”
1985年7月，葉永烈在上海公安部門的幫助下找到了傅雷夫婦的死亡檔案。
這份死亡檔案上清楚地寫著傅雷夫婦屬“上吊自殺”，死者傅雷“頸部有馬蹄狀索溝”。而死者身份那欄，赫然寫著兩個字——“右派”。
其實，在看到死亡檔案之前，葉永烈都以為傅雷夫婦是喝敵敵畏自殺的。因為傅雷夫婦自殺時唯一和他們住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是這麽說的。“連傅聰和傅敏都這麽以為，就是聽了保姆（周菊娣）的話。”“後來我才知道她（周菊娣）為什麽說他們是服毒自殺。”
到了9月3日早上9點，主臥裏依然沒有傳來任何動靜。按傅雷家的規矩，保姆不好隨便進主人家的臥室。但主人那麽晚還沒起來，周菊娣有點懷疑——會不會出了什麽事情？她還想起前一天晚上，傅雷夫人朱梅馥說過一句怪怪的話“明天小菜少買一點”。
周菊娣去敲門，發現主臥門沒有反鎖。“她一看有人死在那裏，沒有太看清楚就梆梆梆地跑去居委會那裏，居委會再去派出所報告。”葉永烈說，當時派出所的戶籍警叫左安民，是第一個進入傅雷夫婦自殺臥室的人。左安民跑得很急，門用力一開，傅雷就落下來了。
左安民把傅雷扶好，放在躺椅上，再把傅雷夫人放下來。周菊娣這時候還是心驚膽戰，後來好不容易進臥室了，看到傅雷身上有好多紫色屍斑，以為這是服毒自殺形成的。又因為傅雷夫婦養花，花有蟲，買了敵敵畏，周菊娣便以為兩人是喝了敵敵畏。“她對傅敏、傅聰這麽說，所以傅敏、傅聰也這麽說，就有很多人傳開傅雷夫婦是服毒自殺的。”
“我起初也是按服毒自殺來寫報告文學《傅雷之死》的，就要發表時有人告訴我，‘文化大革命’在那個年月雖然很亂，但傅雷是名人，按照上海當時的情況傅雷死了一定有死亡檔案。”於是就有了葉永烈到上海公安部門的查檔，“一看這麽厚，非常詳細地記錄了他的死……我還找到了為傅雷夫婦做屍檢的法醫，法醫告訴我他們當時沒有查出什麽毒液，就是自縊身亡。”
“所以現在關於傅雷之死的描寫，有的說是傅雷夫人先上吊，然後傅雷再上吊。有的說他們上吊之前還說過什麽話。這些純粹屬於胡編，因為檔案裏沒有。”葉永烈如是說。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醫檢驗所有關傅雷的屍體檢驗證明書複印件。
“傅雷要特務回來，那傅雷也是特務”
死亡檔案中的《周菊娣陳述筆錄》記著周菊娣這樣的回憶：“在八月三十日下午，有區房管局來搜，到七點半左右離開……在當晚十一點多，由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來搜，一直搜到九月二日中午一點不到才離開，他們夫婦倆這幾天均沒有睡過”。
葉永烈感到奇怪，傅家本與上海音樂學院毫無關係，傅雷未在上海音樂學院工作過一天，傅聰也未曾在那裏念過一天書，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為何找到了傅雷？
後來，葉永烈在采訪上海音樂學院時發現了一個線索，那便是同樣在“文革”中自殺身亡的上海音樂學院鋼琴係係主任李翠貞。李翠貞的丈夫在香港，要李翠貞同去。但在香港住了一段時間的李翠貞還是很希望能回上海音樂學院教書。李翠貞寫了信給關係要好的傅雷，詢問是回來還是留港。傅雷說還是回來好。
“李翠貞從香港回來。按當時‘紅衛兵’的邏輯，她肯定是特務。”葉永烈說，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樂學院派人在她家中抄找到幾封傅雷寫給她的信件，於是這群人認定“傅雷要特務回來，那傅雷也是特務”。
“抄家三天三夜，他們（傅雷夫婦）連續折騰已經夠累了。其中導致他們自殺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紅衛兵’在他們住的那幢樓的閣樓抄到了一個箱子，是傅雷的姑母寄存在他們家的。‘紅衛兵’在箱子裏找到了一個小圓鏡，解放前生產的，背麵有個蔣介石相片。”
“這在當年，是不得了的事情。”葉永烈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當時“紅衛兵”一本正經地把這麵鏡子當成傅雷反革命的罪證“鬥”他，“現在想想，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傅雷遺書開篇也寫道：“盡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麵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裏搜出的，百口莫辯，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係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刑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
更讓葉永烈非常震撼的是，傅雷這篇長達三頁的遺書“沒有一個字是改過的”。“在那樣一種時刻，他寫他的遺書是那麽鎮定，連火葬費、給保姆的工資都吩咐得清清楚楚。他們是非常鎮定地離開這個世界的。”
傅雷遺書複印件
傅雷政治上被逼到牆角，經濟上也被逼上絕路
傅雷親筆填寫的《閑散勞動人員登記表》上寫著：“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1955-1957年：曾任市政協委員。1957年：曾任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1958年4月，上海作協整風，結論為‘右派’分子。”
“他是一個自由撰稿人，沒有單位。那個年代沒有單位的人，其實是很痛苦的。”葉永烈說，雖然傅雷是上海作家協會書記處的書記，但也是掛名虛職。“他生活靠什麽？就是靠翻譯稿費。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給他的稿費是他唯一的經濟來源。”
但按當時的規定，“右派”分子是不可以出書的。“他的情況又不大一樣。他翻譯的巴爾紮克又不是‘右派’。”長期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也是傅雷的好友樓適夷曾告訴葉永烈，出版社那時勸傅雷換個筆名，這樣譯稿就可以出版了。
“可傅雷這個人脾氣非常倔。他說——我過去也用過筆名。但是，因為我是‘右派分子’而要我改名，我不幹。他那時政治上被逼到牆角了，經濟上也被逼上絕路。”
上海江蘇路傅雷故居 葉永烈 攝
傅聰不願“兒子揭發老子，老子揭發兒子”
其實，最初引起葉永烈注意的並不是傅雷，而是傅聰。
傅雷的長子、著名鋼琴家傅聰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貼上了“叛國分子”的標簽。1958年12月，傅聰離開波蘭，移居英國，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兒子，竟私自投奔到資本主義世界了！在傅聰出走之際，傅雷已經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9年，傅聰回到上海，出席了上海文聯、上海作家協會為傅雷夫婦舉行的追悼會。那是傅聰出走後第一次回來。葉永烈看到《中國青年報》內參上刊載了當時傅聰說的一些話，非常感動。
看了報道後，葉永烈就想去找傅聰。“可是不行。”葉永烈隻能寫了篇題為《愛國的“叛國者”》的小說，小說主角是個小提琴家，正是以傅聰的經曆來寫的。
“在國外那麽多年，傅聰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祖國的話，一直謹言慎行。”後來，葉永烈有機會采訪傅聰，才知道傅聰的出走充滿委屈：那時傅聰已經得知父親被打成“右派”，他不願意陷入“兒子揭發老子，老子揭發兒子”的局麵。
傅聰在波蘭的好友史大正還告訴葉永烈傅聰出走的經過，那時傅聰到了波蘭的機場，飛機即將起飛，英國倫敦機場恰巧出現大霧，導致飛機不能起飛。而此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得知了傅聰出走的消息正趕往波蘭機場。緊要關頭，倫敦機場霧散，飛機起飛了。如果再晚一會兒，傅聰也就走不成了。
“後來我開始從傅聰注意到傅雷，大概從1982年開始采訪傅雷和傅聰的親友。1983年，1984年，我幸虧開始做得早。”葉永烈向澎湃新聞記者感慨，彼時傅雷重要的親友都還健在，還能一個個接受他的采訪：除了傅聰、傅敏兄弟，還有為《傅雷家書》作序的樓適夷，在傅雷夫婦追悼會上念悼詞的柯靈，傅雷摯友周煦良、雷垣、林俊卿，傅雷妻兄朱人秀，傅雷家保姆周菊娣及她之前的老保姆梅荷娣，冒充“幹女兒”而保留下傅雷夫婦骨灰的江小燕……“前前後後共采訪了二十幾位，當時能找到的都采訪了。”
“到今天，走過了半個世紀。我作為最早采訪傅家的作家掌握了當時一手材料。”葉永烈說，這些東西已經不可複製，那麽多傅雷的親友也都過世了。“我把這些采訪錄音、資料都捐給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會進行數碼化，以後供後人去聽。”
2020年5月15日，葉永烈先生去世。幸運的是這些資料都已經得以妥善保存。“葉先生交給上圖的采訪錄音，我們都已經完成了數碼化。前年他本人還來看過我們的轉錄現場，對我們的轉錄設備、管理流程都很滿意。”上海圖書館曆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得知消息後他覺得很突然，“今年一月我們還去醫院看過葉先生，當時他夫人還有家裏保姆還說等好轉了，我們再把最新的捐贈證書給他。我們一直等著他身體好轉。”
延伸閱讀
一個名叫小燕的女人
1958年，江小燕十九歲，正值青春年少，將於上海市第一女中高中部畢業。她寫得一手好字，還會彈鋼琴，成績門門優秀，步入一所好的大學不是問題。
然而，就在畢業前兩個月，校方把俄語教師柴慧敏打成了“右派分子”，江小燕非常喜歡這位老師，校方授意她提供書麵材料“幫助她，拯救之”——搜集罪證。
江卻一心一意想‘救’這位教師，非但沒有揭發材料，反而為柴慧敏辯護。
結果，柴慧敏依然被劃成了右派分子！
而江小燕不願從命“揭發”，也受到批判。在她高中畢業的畢業鑒定會上有如下判定：“立場不穩，思想右傾”，還評為政治品德“差”。
1966年夏天，“文革”的急風暴雨凶猛而來，黃浦江畔不時傳來某某名人自盡的噩耗，有幾個與江小燕有往來的人也走上這條絕路。包括當年她辯護過的俄語老師，也跳樓自盡了。
9月初，江小燕正在鋼琴老師那裏學琴。鋼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帶回一個消息：“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
這個難以置信的消息使她內心久久無法平靜。她看過傅聰的音樂演出，讀過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多芬傳》，無比敬佩他深厚的文學根底。出於義憤，她想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反映傅雷的事情。
為了了解情況，江小燕以街上的大字報大標語為線索找到傅雷的家，卻從傅雷生前的保姆周菊娣處得知傅雷夫婦的骨灰即將灰飛煙滅！因為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遠在美國，傅敏在北京勞改。骨灰隻有親人可領，更何況此時人人唯恐與“自絕於人民”的“黑五類”發生關係。
江小燕夜不能寐，最終決定挺身而出——冒充傅雷養女去領骨灰。
第二天，江小燕戴著一個大口罩，隻露出一雙清澈的眼睛，來到上海西寶興路火葬場，自稱是傅雷養女，要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按情況本來是不可以的，但江小燕的情真意切讓工作人員動了惻隱之心。但是，她沒有錢購買骨灰盒，盡管江小燕已27歲，但因為高中畢業的評語，一直沒有工作。
於是，江小燕想方設法又找到了傅雷的內兄朱人秀。江小燕是戴著大口罩來到朱家的。朱人秀問她姓什麽，江小燕說自己姓“高”。朱人秀問她住哪裏，江小燕不肯說。朱人秀見她連地址都不肯說，有點不放心，就把錢交給外甥張廷騮，讓張陪著“高姑娘”去買骨灰盒。買好骨灰盒，領取並裝上傅雷夫婦的骨灰之後，“高姑娘”把骨灰盒帶回自己家中，暫且保存起來。
過了幾天，江小燕和張廷騮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辦理存放手續。考慮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從朱人秀那裏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處理完此事後，她立即寫了“小民求告信”，希望總理管管這種局麵，為了安全並沒有署名。
10個月之後，1967年6月21日晚，江小燕依然被抓了，三個陌生男人將她帶上了汽車。
原來，那封為傅雷正名的信，沒寄出上海就被截獲了，並且當成一宗“大案”全力追查。江小燕被視作“現行反革命”嫌疑犯押到上海正泰橡膠廠審訊。
接受審訊時，江小燕表示從未見過傅雷，並用極其單純的口吻，反問了審問人員一個拷問良心的問題：“替人家收骨灰，落葬，這總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隨後，她又列舉了父親曾通過教會的幫助，為無錢買棺的鄰居包辦喪事的事例。因為父親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自己隻是受了父親的影響，故而替傅雷收骨灰，談不上什麽目的。這些單純的理由，加上江小燕沒有工作，未走上社會的原因，讓她逃過了一劫。
多年後，江小燕自己認為，她非常幸運。因為審訊她的人不是什麽有文化的人，而是工廠裏的工人師傅。江小燕深知中國底層工人曆來有忠厚善良的美德，如果換做是讀過書的人，江小燕說：“極可能這個人（自己）今天也許已不存在了……我一張口，萬萬敵不過一群有文化、不頭腦的人的口。”
釋放回家後，江小燕向一無所知的父親如實交代了一切，父親沒責怪什麽，隻說她做得對。
父親同她一樣，無法外出工作，抗戰時曾參加國民黨軍隊，如今成為了有曆史問題的人，隻得留在家畫畫維生。
這件事雖然過去了，但是巨大的恐懼籠罩著江小燕的生活。隻要家樓下傳來汽車的喇叭聲，她的心就狂跳的厲害，生怕是來抓她的。不時被戶籍警瞟了一眼，當晚就會徹夜難眠。
1972年，江小燕父親去世，家中無人工作，生活無著，江小燕被裏弄安排到了社會最底層的生產組。此時已經34歲。距離十九歲那件事，她已經在家困頓整整十五年，江小燕後來說：除了管過傅雷那一次閑事，自己無所作為。
1979年追悼會後，傅聰手抱骨灰盒，傅敏手捧遺像，前往公墓
葉永烈先生在撰文中提到，江小燕拒絕采訪，對當年的事也不願多談，覺得小事一樁，不值一提。再三懇求下，江小燕才同意談一談，但前提有個要求，她對葉永烈說：“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請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我淡於虛榮！”
自傅雷追悼會後，傅家人就一直尋找江小燕，總想找機會報答她。
1997年10月，傅敏夫婦來上海，通過葉永烈先生的關係，終於見到了恩人江小燕。傅敏提出合影一張留念，但被江小燕婉拒了。葉永烈說：“她從來不讓我拍照。這些年，她唯一答應我的要求，是允許公開她的姓名——江小燕。”
對於傅家的感謝之情，江小燕退避三舍，淡然處之，百般推卻下，僅僅出於禮貌接受了一張傅聰寄給她的音樂會門票，音樂會結束她就默默離去。
我記得，也未曾對傅家的人寫過什麽，這根本沒必要。我既然能在他們惡運覆頂之際為之申訴，當然也能對他們今天的家聲日隆視若無睹，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麵。
看看那變幻如雲的世事吧！若不能解決靈魂的歸屬問題，那麽，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財，都是空的！
江小燕寫生作品
讓人欣慰的是，1985年秋，江小燕終於圓了大學夢。彼時她已經46歲了，但仍熱血澎湃，報考上了上海第二教育學院中文係本科班。兩年後，她拿到了本該在一九六二年就應該拿到的本科文憑。就職於上海電視大學總部編輯室，任報紙副刊編輯。後又調入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當老師，直到一九九四年退休。
回首人生，十九歲困守在家，三十四歲參加工作，年近五十考大學，什麽都比別人晚一大截，就連戀愛成家，也因為“性質”問題在大好年華中錯過了，所以她終身未嫁。
江小燕說：“多少年來，我的努力，我的掙紮，真是一言難盡。”但她仍然一再強調，對自己所做的一切並未後悔，因為一個人內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換不到的。
許多年後，再談當年的非凡之舉，江小燕將自己評價為——一個自己吃飯問題都無法解決的一介草民，卻想為他人的冤屈一振細臂而呐喊！
至於那封寫給總理的小民告信，她自嘲道：“我很幼稚，很單純，是吧！”
人性都是有一好一壞兩麵的，但壞的一麵，從未如此集中地暴露在一個時代——知識分子蒼白失血，文人風骨蕩然無存，熱血青年瘋狂破壞，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卻懷揣一絲微光，照亮民族良心，伸張世道正義。
如今，這位勇敢女性，單身住在上海遠郊，閑時繪畫，興時書法，或誦詩詞，亦奏音樂，過著與世無爭的平淡生活。她有一句奉行一生的處世格：
感謝您，能讓人們看到如此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