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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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路
戰亂中的全家福
在武漢就讀的齊邦媛
齊邦媛
第四章 三江匯流處
由於南開學長帶領，我在一年級下學期參加了珞珈團契。
由重慶去樂山的江輪停在宜賓的那一夜，我們在馮家祿家遇見了基督教傳教會內地會陳牧師的兒子陳仁寬，他在武大讀法律係四年級，第二天與我們同船去樂山。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種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眾人之中十分挺拔出眾。大約有人告訴他，我從上船哭到宜賓，他就以傳教者的態度坐到我旁邊對我說了一些安慰的話，說他去重慶念南開的時候多麽想念宜賓的家。我將隨身提包中的《聖經》給他看，不知他那時說了什麽話，使我又泫然欲淚地告訴他，我不僅十分想家，也十分惦念送我《聖經》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敵作戰……世界上大約確有一些緣分，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於傾訴心中最深的感覺。
學校開學之後，他把我介紹給珞珈團契的顧問——武大理學院院長桂質廷先生，他帶我參加了團契，使我經常獲得溫暖的照顧。在校四年之間，我在每年例行的慶祝聖誕演出“耶穌誕生”默劇中，被指定演馬利亞。契友說我瘦瘦高高，有一種憂鬱的神情，所以適合此角。
陳仁寬在畢業之前一年，除了在團契聚會之外，從未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終維持一種保護者的兄長態度，畢業後立即去歐洲留學，常寫長信給我。信中鼓勵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學生活，常說些讀書、思考之事，歐洲和中國一樣在翻天覆地的激戰分裂之中，他也有深於年齡的觀照。多年後他回到中國大陸，全斷了音訊，大約十年前校友通訊《珞珈》有楊靜遠的文章，說一九八〇年間與已改名為公綽的陳仁寬小聚，他在對外翻譯公司和外交學院工作，想來應是順遂吧。
那一年間，我內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與南開同學的通信上，從不同的學校寫來不同的活法。共同之點當然是懷念沙坪壩。
在我踏進女生宿舍，向門房老姚報到的時候，他看了我的名字，從左邊一個櫃格取出一封信給我，說：“人還沒來，信就先到。”然後看了我兩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記。信封上的字跡是張大飛的，寄信地址是雲南蒙自一個軍郵的號碼。同樣淺藍的航空信箋，多了一種新的、濃密又壓抑的牽掛，不言相思，卻盡是相思。他惦念我的長江航程，惦念我離家後的生活：“你做了大學生是什麽樣子呢？寄上我移防後的新通訊處，等你到了樂山來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據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說的“落地”，就是作戰平安歸來的意思。
他的信幾乎全是在備戰室裏寫的，在溽熱潮濕的雲南邊陲之處，麵對著搶工修複的飛虎隊跑道，一個身經百戰的二十五歲青年，用一貫寫家書的心情，安慰著一個十九歲的想家女孩，告訴她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連天的中國，能讀大學，是光明前途的開始。
每個星期一下午由文廟回來，老姚都笑吟吟地給我一封寄自雲南的信，淺藍的紙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勵。也寄來一些照片，全副武裝和漆著鯊魚嘴的戰鬥機的合照；三個精神奕奕充滿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飛前在機艙裏的照片，很難令人聯想到“生命是死亡唇邊的笑”。飛虎隊在那些年是傳奇性的英雄，陳納德說：“昆明的中國人，怎麽會從P40飛機頭上的鯊魚徽得出飛虎這個名字的，我永遠也鬧不清。”美國參戰後，飛虎隊正式改編為中美空軍混合大隊。
他收到我那些蒼白貧乏的信，大約也無話可說，和我一樣共同懷念起南開中學的詩詞課了。每次升空作戰，風從耳邊吹過，雲在四圍翻騰，全神凝聚，處處是敵機的聲息，心中別無他想。但是，一切拚過，落地回來，一切的牽掛也立刻回來，營地有三天前的舊報，戰爭陷入苦戰階段，川西離戰場遠，什麽消息都沒有。他說：“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匯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麽愛你，多麽想你！”
連續兩周未接航信，白天擁擠的小小方庭，月亮照進來的夜晚，可供憂思徘徊，困在山水邊城，與世界隔絕，隻剩下遐思噩夢。終於收到他由昆明來信，說受了點傷，快好了，下周就回隊上去。從此我寫信再也不寫自己太平歲月的煩惱，也不敢寫自己擔憂，盡量找些有趣的事說，如邏輯課的白馬非馬之辯，如經濟學各派理論的衝突，樂山土話把一切單位皆用“塊”——一塊星期，一塊房子，一塊筆記本……男生第八宿舍是兩年前大轟炸後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學生公墓，等等。最大的浪漫是告訴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發出叮咚聲音的樹洞。無知如我，終於開始悚然警覺，正因為我已成年，不論他鍾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現實，是我所觸摸不到的。
他回到隊上，信上郵戳又是蒙自、個舊、雲南驛、騰衝……我在地圖上追蹤，從戰報上看到，飛虎隊正全力協助滇緬公路的保衛戰，保持盟軍對日戰爭補給的生命線。
傷愈之後，他對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離的認識。他的信中亦不再說感情的話，隻說你已經二十歲了，所有學習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斷。
剛進大學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舊，和對偏遠隔絕的抱怨，一切都沒有想清楚的時候，一年就要過盡了。
5、大成殿上
——初見朱光潛老師我這樣的漂浮狀態，到了一年級將結束時有了急遽的變化。
全校的大一國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試後不分院係以成績編班，最後以共同考試算成績作升級或轉係的標準。武大沒有醫學院，一直以外文、經濟、法律和電機係為最熱門科係，淘汰率也最高。考試後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學回宿舍說在文廟看到剛貼出來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統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數很高。我聽說後，並沒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動，因為心中隻想著如何對父母說，允許我去昆明，轉西南聯大外文係。此心已不在樂山。明知是十分難於開口，也不易得到同意，當晚一夜難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過十幾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麵臨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決的難題。
第二天下午，老姚鄭重地給了我一份毛筆寫的教務處通知，命我去見教務長朱光潛先生。
朱先生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十五歲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誦了十年的經書與古文才進入桐城中學，二十一歲公費就讀香港大學。畢業後到上海教書，和匡互生、朱自清、豐子愷、葉聖陶、劉大白、夏衍等人辦雜誌，創“立達學園”，創辦開明書店。二十八歲，公費進愛丁堡大學進修英國文學，也修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又到法國巴黎大學修文藝心理學，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加強德文，並寫出《悲劇心理學》論文。留歐八年中，他經常流連於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一麵讀書一麵寫作，官費常斷，為了稿費在開明書店《一般》和《中學生》刊物寫稿，後來輯成《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這本書和《談美》是中學生以上都必讀的“開竅”之書。
這麽一位大學者怎會召見我這個一年級學生呢？說真的，我是驚駭多於榮幸地走進他那在文廟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長的辦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裏並不壯碩的穿灰長袍的“老頭”（那一年朱老師四十七歲，在我那個年齡人的眼中，所有超過四十歲的人都是“老人”）也沒有什麽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說：“你聯考分發到哲學係，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為什麽不轉外文係呢？”
我說我的第一誌願是哲學係，沒有填本校的外文係，不是沒有考上。高中畢業的時候，父親和孟老師都希望我上中文係。
他又問了我為什麽要“讀”哲學係，已經念了些什麽哲學的書？我的回答在他聽來大約相當“幼稚無知”（我父親已委婉地對我說過），他想了一下說：“現在武大搬遷到這麽僻遠的地方，老師很難請來，哲學係有一些課都開不出來。我已由國文老師處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鑽研哲學的慧根。中文係的課你可以旁聽，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係的課程必須有老師帶領，加上好的英文基礎才可以認路入門。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決定，你如果轉入外文係，我可以做你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我。”
這最後一句話，至今縈繞我心頭。
6、外文係的天空
暑假我與同伴歡天喜地由五通橋搭岷江江輪到宜賓，由長江順流而下回了重慶。家，對於我有了更美好的意義。被聯考衝散的中學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說不完的別後經驗要傾訴。一年前我獨自一人被分發到遙遠的川西，回到沙坪壩，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隊棲息之地，歡唱不已。故事方麵，日本飛機因為美國參戰而損耗太大，已無力再頻繁轟炸重慶，主力移到滇緬路，每次出襲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隊大量擊落。這一年夏天，重慶雖然仍是炙熱如火爐，因為不再天天跑警報，重建與修複的氣氛，很適合我們這群嘰嘰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有月亮的晚上，我們常去嘉陵江邊唱歌和談心。那大約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夏天，也是真正無憂的假期。
回到家當然要和父母商量轉係的事。爸爸雖未明說“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學係”，但他說，你感情重於理智，念文學比較合適。我又故作輕鬆地說西南聯大去年發榜後曾歡迎我去外文係，南開同學在那裏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戰爭勝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華或南開大學……爸爸麵色凝重地說，美國參戰後，世界戰局雖大有轉機，我們國內戰線卻挫敗連連；湖南淪陷，廣西危急，貴州亦已不保，“你到雲南，離家更遠。樂山雖然也遠，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顧你比較近些。其實以你的身體，最好申請轉學中央大學，留在沙坪壩，也少讓我們懸念，局勢如變更壞，我們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飛哥的信，他堅決不讚成我轉學到昆明去，他隨時遷移駐防基地，實在沒有能力照顧我；戰爭現況下，連三天假期都沒有，也沒有辦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樂山讀書，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戰爭勝利。這時他的口氣又是兄長對小女孩說話了。
在這期間，我也曾請教《時與潮文藝》的主編孫晉三教授有關朱光潛先生的建議。孫先生當時是中央大學外文係的名教授，極受我父親的尊重。在他主持之下，《時與潮文藝》登載沈從文、巴金、洪深、吳組緗、茅盾、朱光潛、聞一多、朱自清、王西彥、碧野、臧克家、徐等的新作品，他們不僅當時廣受讀者歡迎，亦是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而柳無忌、李霽野、方重、李長之、徐仲年、於賡虞、範存忠、陳瘦竹、戴鎦齡、俞大、葉君健等人翻譯的各國經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個時代文人的高水準。每期都有文壇動態和國內外藝文情報，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的珍貴記錄。可惜抗戰勝利不久國共戰爭即起，我父親已無力支撐三份期刊，《時與潮文藝》於一九四五年停刊。
孫先生說：“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潛先生有篇《文學上的低級趣味》，是從文學教育者立場寫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係上朱先生的課，該是很幸運的事，何況他親自勸你轉係，還自願擔任你的導師，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學教育貴在靈性（或慧根）的啟發，武大外文係有方重先生、陳源（西瀅）先生、袁昌英先生、陳寅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實的。西南聯大外文係並不更強，而且也沒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這種緣分。”
孫先生的分析使我下定決心回武大，說不出什麽原因，那溯江數百裏外的江城，對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結束，我早一周回樂山，準備辦轉係手續，而且與趙曉蘭約好，早些去登記宿舍房間——二年級已升至餐廳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個靠窗書桌。
父親安排我與一同學搭郵政送信快車去樂山；戰時為了公務和大學生便利，每車正式收費搭載二人，需驗證件，以保障信件安全。我們兩人和郵務員輪流坐在駕駛台和數十袋郵件之間，覺得自己都重要起來。靠在鄭重捆紮、綁牢的郵包上打瞌睡，想象袋中每封信的情愫與收信人的喜悅。每到一站，郵務員呼叫郵袋上的地名，然後他姿態優美地擲下一包，下麵投上一包。我後來讀到一本清朝史，說中國郵政是最早現代化的政府製度，服務人員水準高，最可信賴。到台灣後，郵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千百年來書信傳遞由驛馬到綠色郵車，在在都引起我的豐富想象，我曾有幸被當作郵包由川東快遞到川西，這段特殊經驗不可不記。
第一晚到成都，我們去住南開好友的宿舍。戰時遷去成都華西壩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學、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東的齊魯大學，加上當地的華西大學，十分熱鬧。第二天清晨再上車，郵政車絕不拋錨，沿路有保護，安全穩定，經過眉山也裝卸郵袋，但隻能在飛馳而過之際看看路樹而已。當日全天不停，直接駛往樂山郵局門口。這一次旅程我已知道前麵的生活是什麽樣子，自己將如何麵對，到成都又見識到四川真正的古都風貌，心情較去年舒緩許多。
7、朱光潛先生的英詩課
進入外文係二年級即有朱老師的“英詩”全年課，雖是緊張麵對挑戰，卻也有些定心作用，我立刻開始用功。朱老師用當時全世界的標準選本，美國詩人帕爾格雷夫(Francis T.Palgrave)主編的《英詩金庫》（The GoldenTreasury)，但武大遷來的圖書館隻有六本課本，分配三本給女生、三本給男生，輪流按課程進度先抄詩再上課。我去嘉樂紙廠買了三大本最好的嘉樂紙筆記本，從裏到外都是夢幻般的淺藍，在昏暗燈光下抄得滿滿的詩句和老師的指引。一年欣喜學習的筆跡仍在一觸即碎的紙上，隨我至今。
朱老師雖以《英詩金庫》作課本，但並不按照編者的編年史次序——分莎士比亞（WilliamShakespeare，15641616）、彌爾頓（JohnMilton，16081674）、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和浪漫時期（The Romantic Period)。他在上學期所選之詩都以教育文學品位為主，教我們什麽是好詩，第一組竟是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那一串晶瑩璀璨的《露西組詩》（Lucy Poems)。
那幽雅靜美的少女露西是誰，至今兩百年無人確定，但他為追憶這早夭的十八歲情人所寫的五首小詩，卻是英國文學史的瑰寶，平實簡樸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最後一首《彼時，幽黯遮蔽我心》（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是我六十年來療傷止痛最好的良藥之一。我在演講、文章中背誦它，希望證明詩對人生的力量，當年朱老師必是希望以此開啟對我們的西方文學的教育吧。這組詩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詩人說我再也不離開英國了，因為露西最後看到的是英國的綠野——這對當時愛國高於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愛國情詩了。
朱老師選了十多首華茲華斯的短詩，指出文字簡潔、情景貼切之處，講到他《孤獨的收割者》（The Solitary Reaper)，說她歌聲漸遠時，令人聯想唐人錢起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餘韻。
直到有一天，教到華茲華斯較長的一首《瑪格麗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寫一婦女，其獨子出外謀生，七年無音訊。詩人隔著沼澤，每夜聽見她呼喚兒子名字：“Where art thou, my beloved son,...”（你在哪兒，我親愛的兒啊……）逢人便問有無遇見，揣想種種失蹤情境。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若有人為我歎息，）
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師取下了眼鏡，眼淚流下雙頰，突然把書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
也許，在那樣一個艱困的時代，坦率表現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對於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學二年級學生來說，這是一件難於評論的意外，甚至是感到榮幸的事，能看到文學名師至情的眼淚。
二十多年後，我教英國文學史課程時，《英詩金庫》已完全被新時代的選本取代，這首詩很少被選。不同的時代流不同的眼淚。但是朱老師所選詩篇大多數仍在今日各重要選集上。
英詩課第二部分則以知性為主，莎士比亞的幾首十四行詩，談到短暫與永恒的意義，雪萊（Percy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奧茲曼迪斯》（Ozymandias）也在這一組中出現；威武的埃及君王毀裂的頭像半掩埋在風沙裏，“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 stretch far away”（寂寞與荒涼，無邊地伸向遠方的黃沙）。
朱老師引證說，這就是人間千年隻是天上隔宿之意，中國文學中甚多此等名句，但是你聽聽這boundless和bare聲音之重，lone and level聲音之輕，可見另一種語言中不同的感覺之美。
至於《西風頌》（Odeto the West Wind），老師說，中國自有白話文學以來，人人引誦它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If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已到了令人厭倦的浮泛地步。雪萊的頌歌所要歌頌的是一種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靈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懾力量。全詩以五段十四行詩合成，七十行必須一氣讀完，天象的四季循環，人心內在的悸動，節節相扣才見浪漫詩思的宏偉感人力量。在文廟配殿那間小小的鬥室之中，朱老師講書表情嚴肅，也很少有手勢，但此時，他用手大力地揮拂、橫掃……口中念著詩句，教我們用the mind's eye想象西風怒吼的意象（imagery)。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詩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盡。
8、眉山的明月夜
這一年的寒假開始，我和同班同學參加一個在五通橋活動中心辦的冬令營。第一天晚飯時，突然有人找我，是一位工學院的南開學長，他們二十多人被征召去重慶作專業工程支援，車子直開重慶，我可以搭便車回家，他們開學時返校再帶我回樂山。
世界上會有這麽好的事情！由於樂山和重慶沒有直達車，我提著小小的行囊跟他們上車時，興奮得頭昏眼花，差點掉到路邊的土坑裏。車上有四位南開學長，所以很“安全”。原是打算在午夜前開到成都，第二天直駛重慶。誰知開出九十裏左右到眉山郊外車子就拋錨了，全車的工程“專家”也修不好，隻好分批找店過夜。
我和八位男生待在一間最好的旅舍，其實是一家大茶館，裏間有一些床鋪，給公路上經常拋錨的行旅過夜。冬天的夜晚，沒有路燈，屋子大而深，有一股陰森森的寒冷。老板安排我住在他們夫妻的外間，剛要收拾床鋪時，突然外麵傳來呼喊說：“來了，來了，快收拾起！”
老板驚慌地告訴我們，最近年關難過，山裏有些股匪夜裏出來到處搶劫，已經來過幾次了，給點錢大約可以應付應付，但是這個女學生可不大方便，怎麽辦呢？
老板娘急中生智，從櫃台下麵拖出一個很大的、古色古香的長方形木櫃對我說：“你就藏在我們的錢櫃吧！”叫我立刻進去躺平，蓋上巨大的木蓋，再請一位矮胖的學長打開鋪蓋睡在上麵——我們那時的青年人皆營養不夠，大多數都瘦，所以我記得他，他性情開朗，也很英俊。
幸好錢櫃把手下麵各有一孔，我躺在裏麵不致窒息。外麵呼喊嘈雜的聲音，桌椅推翻的聲音令我恐懼得心髒幾乎停止跳動，來不及想睡在柩材裏的恐怖。終於漸漸靜了下來，聽得出關上木大門沉重的聲音，那位餘學長掀開錢櫃的蓋子說：“過去了，可以出來了。”
我出來的時候，發現所有躺著的同學頭下都有幾本書。因為他們知道四川強盜都不搶書，“書”、“輸”同音，而且據說四川文風鼎盛，即使盜匪也尊敬讀書人。
同學之中有人一年多前曾和我同船由重慶到樂山，看我從長江哭到岷江，這一晚遇到這麽可怕的事，居然沒哭，還問他們有沒有受傷，頗感驚訝。實際上，我成年後，在遇到危險或受到威脅時是不哭的。
第二天天亮即開車，不經成都，采近路，直開重慶，有人去沙坪壩，可帶我到家門。車子駛出眉山縣界的時候我頭腦才清楚，眉山，眉山！這不是蘇東坡的故鄉嗎！不就是他悼亡詞《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眉山！昨天晚上，在那樣戲劇性的情境，我曾落腳在蘇東坡詩詞中鄉愁所係之鄉，但全然不知是否是明月夜，更夢不到短鬆岡，連三蘇祠堂都無緣一瞥。那時也想，既在岷峨區域上學，再去不難。在當年，這其實是很難的事，年輕女子向往旅行都是奢侈的。
意外地回家度了一個寒假，真是福分啊！父母關切，幼妹逗趣，每天豐衣足食，睡在溫暖的厚褥子上，常是充滿感恩之心。這是我在父母家中過的最後一個年，再團聚已是到台灣之後了。
9、戰火逼近時
——初讀濟慈回到學校最企盼的是重回英詩課。
寒假中我曾向孫晉三先生請教英國文學浪漫時期的詩，主要是雪萊（那時我尚不知濟慈），由他借給我的書上也抄了一些深層次的資料。這樣的事使我全神貫注，忘了戰爭的威脅。
太平洋的英美盟軍已漸占上風，轉守為攻，美軍收複菲律賓（麥克阿瑟當年撤退時曾有豪語：“我會回來！”）登陸硫磺島後，逐島血戰開始。但是國內戰線令人憂慮，已無路可回的日本人打通了我們的粵漢鐵路，全國知識青年呼應蔣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征召，有二十萬學生從軍，我在武大工學院的南開校友王世瑞已在放寒假前投考空軍官校去了。在那陸軍戰事失利，漸漸由貴州向四川進逼的危急時刻，隻有空軍每次出擊都有輝煌戰績，可歎人數太少，傷亡亦重，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隊成為人人仰望的英雄。
我已許久沒有收到張大飛的信了，我無法告訴任何人，那寄自奇怪地名的淺藍信紙的信，像神跡一樣消失了。三江之外的世界隻有舊報上的戰訊了。
回到英詩課，朱老師先講英國浪漫詩的特色，教我們抄八首雪萊的詩。所有初讀雪萊詩的年輕人都會被他奔放的熱情所“衝激”吧，愛情和死亡的預感常在一行詩中以三個驚歎號的形式出現。那種坦白單純的喊叫是我在中國詩詞中沒有讀過的，如《印度小夜曲》中的“I die! I faint! I fail!”（我死了！我昏了！我敗了！）而我那青春苦悶心情的最高共鳴是他那首《哀歌》首句：“O World! O Life! 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陰！”後來的版本刪去驚歎號）簡直就是我喊不出來的鬱悶。我所惦念的不僅是一個人的生死，而是感覺他的生死與世界、人生、日夜運轉的時間都息息相關。我們這麽年輕，卻被深深卷入這麽廣大且似乎沒有止境的戰爭裏！朱老師說這詩不算太好的詩，但有雪萊本色。青年人為情所困，想突破牢籠而如此喊叫。純宣泄性的詩總有點淺，經不起歲月的衝刷。自從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讀了這首詩後，國家和我個人生命都不斷地在劇變之中，數十年間，“O World! O Life! O Time!”仍不斷地在我心中激蕩，沒有更貼切、更簡單的語言能如此直述迷茫。
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七十五歲時寫完他的《事實與虛構》（Fact and Fiction），講述十五到二十一歲，心智成長過程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書。其中有一篇是“雪萊的重要”，說他少年時讀到雪萊詩中如真似幻的情境，深感著迷。成年後見識日增，遇到一些深沉寧靜的境界，會有似曾相識的感動。雪萊短的情詩，他都熟讀在心，也渴望會產生那樣雖然有些苦澀但卻癡迷的愛情：“我愛他詩中的絕望、孤立和幻想景致之美……”這成為他想象力和感情的光源。據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談天時最愛談雪萊，對這位出身貴族、才情飄逸的詩人的反傳統精神十分傾慕。
朱老師堅信好文章要背誦，我們跟他念的每首詩都得背。英詩班上不到二十人，背書和私塾一樣，無人能逃。“教”和“背”之際，每首詩由生變熟，有老師幾句指引，確能得其真意。幾首小詩之後，教到雪萊那首自怨自艾、充滿悔憾的《沮喪》（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 December, Near Naples），此詩亦因他相當正確地預言了自己溺海死亡，而令後世珍惜。
一九四五年，極寒冷的二月早上，我們四個同班同學由宿舍出來，走下白塔街，經過濕漉漉的水西門，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裏捧著手抄的英詩課本，仍在背那首《愛字常被褻瀆》（One Word Is Too Often Profaned)和這首《沮喪》，它的第三節有一行貼切地說出我那時無從訴說的心情：“沒有內在的平靜，沒有外在的寧謐”（nor peace within nor calm around)。
四個人喃喃背誦，有時互相接續，從縣街轉入文廟廣場，由寬闊的石階進了廟門，迎麵看到欞星門旁石柱上貼了一大張毛筆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幹：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國巨型飛機一千八百架轟炸東京，市區成為火海，日本首相惶恐，入宮謝罪。
站在這布告前的數百個中國大學生，經曆戰爭八年之後，大多數的人全靠政府公費生存；衣衫襤褸，麵黃肌瘦，在大石板鋪的文廟正庭，無聲無言地站著，讀到這樣的複仇消息，內心湧出複雜的欣喜。
終於，這些狂炸我們八年的日本人，也嚐到自己家園被別人毀滅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災禍降臨的恐怖了。自侵占東北以來，他們以征服別人為榮，洋洋自得地自信著，他們家鄉的櫻花秋葉永遠燦爛，卻驅趕別的民族輾轉溝壑，長年流離！
我也無言無語，沉痛而歡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象一千八百架轟炸機臨空時遮天蔽日的景象，似乎聽到千百顆炸彈落地前尖銳的呼嘯，爆炸前灼熱的強風，房屋的倒塌和焚燒，地麵土石崩濺的傷害……啊，難以忘懷的青春歲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盤旋，降下，無處可以躲藏……
那些因菊花與劍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樣保護那些梳著整齊高髻、臉上塗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拴著更花的腰帶、穿著那種套住大腳趾的高蹺木屐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綁在背袋裏，火海中，這些骨灰將被二度焚燒……
上課鍾把我們帶回現實人生，從石柱走向右排配殿第二間教室，又接續著背雪萊那首和我們完全不同的太平世界裏優美的《沮喪》。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若能像他那樣在往複的海浪聲裏死亡，是多麽美麗。
朱老師上課相當準時，他站在小小的講台前麵，距我們第一排不過兩尺。他進來之後，這一間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間教室，而是我和藍天之間的一座密室。無漆的木桌椅之外，隻有一塊小黑板，四壁空蕩到了莊嚴的境界，像一些現代或後現代的studio。心靈回蕩，似有樂音從四壁匯流而出，隨著朱老師略帶安徽腔的英國英文，引我們進入神奇世界。也許是我想象力初啟的雙耳帶著雙眼望向窗外浮雲的幻象，自此我終生愛戀英文詩的聲韻，像山巒起伏或海浪潮湧的綿延不息。英文詩和中國詩詞，於我都是一種感情的烏托邦，即使是最絕望的詩也似有一股強韌的生命力。這也是一種緣分，曾在生命某個飄浮的年月，聽到一些聲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係其上，自此之後終生不能拔除。
當然，最強烈的原因是我先讀了雪萊的《雲雀之歌》，再讀到濟慈的《夜鶯頌》(Ode to a Nightingale)，忘記了朱老師英文中的安徽腔，隻看到人生萬萬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內一再重讀，自己上講台授課，讀遍了能讀到的反響，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雲雀之歌》的歡愉、《夜鶯頌》的沉鬱中找到起點。命運、性格、才華，人生現實亦環環相扣，雪萊那不羈的靈魂，一麵高飛一麵歌唱，似星光銀亮與明月的萬頃光華，像甘霖，像流螢，像春日急雨灑上大地，而我們在人間，總是瞻前顧後，在真心的笑時也隱含著某種痛苦。詩人說：“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歡愉，必能使世人傾聽！”
①雷波、馬邊、屏山、峨邊，四地在四川宜賓縣境。當時的政府早作原住民生存集居規劃，且裝備若幹國防安全設施，有相當程度的軍事保護。
10、雷馬屏峨
在讀和背《雲雀之歌》的時候，校長王星拱突然在文廟前廣場召集師生，宣布一個重要的訊息：戰事失利，日軍有可能進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緊急時往安全地區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師管區司令部保護，在必要時撤退進入川康邊境大涼山區的“雷馬屏峨”①彝族自治區。同學們都已成年，不可驚慌，但必須有心理準備。
在大學很少見到校長，更少聽他訓話。我記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風中，中國早期的化學學者、武大創校人之一的王校長穿著他的舊長袍，麵容清臒，語調悲戚，簡短地結語說：“我們已經艱辛地撐了八年，絕沒有放棄的一天，大家都要盡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這之後六十年，走過千山萬水，“雷馬屏峨”這四個字帶著悲壯的聲音在我心中不時響起，代表著一種最後的安全。人生沒有絕路，任何情況之下，“弦歌不輟”是我活著的最大依靠。
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如果重慶失守，我到“雷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後，爸爸寫來一封快信，簡短有力地寫著：“國內戰線太廣，目前確實費力，但盟軍在太平洋及歐洲局勢日漸好轉。吾兒隨學校行動可保安全，無論戰局如何變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著必須步行三百裏旱路的艱困情景。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學傳說，嘉定師管區的軍人說：這些女學生平時那麽驕傲，隨軍進山的時候就驕傲不起來了。也有人說，這是左派“前進分子”故意製造分化的謠言。有些高班的男同學向學校建議，指派二百男生和女生隊伍一起隨軍進山。
在這樣惶然不安的日子裏，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在弦歌不輟的文廟，我第一次讀濟慈的詩《初讀查普曼譯荷馬》（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這大約是所有人讀他的第一首，用人們稱為“戴著腳鐐跳舞”的十四行詩的格律寫他初讀史詩新譯時，如同探險家發現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讀不懂他的狂喜。炸彈正在我的世界四麵落下，落彈的呼嘯和迸發的火海，由近而遠，又由遠而近，將我困在川西這座三江匯合的山城裏。如今連這裏也沒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麽能與朋友“發現”了新的詩體，由天黑讀到天亮，黎明時，在星光下步行三英裏回到寄居的小樓，一口氣寫了這十四行不朽的喜悅，托快郵送到朋友眼前……自從這首詩後，他五年間用盡了一生的才華，二十六歲嘔血而死。
五年，對我是很長的時間，二十六歲也尚遙遠，而我過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麽樣子。爸爸信中說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歲，“有生之年”是什麽意思？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師再上課時，對我們的處境一字不提，開始進入第二首濟慈詩《夜鶯頌》的講解。他說，世人讀過雪萊的《雲雀之歌》再讀這《夜鶯頌》，可以看到浪漫時期的兩種麵貌，以後你讀得愈多愈不敢給Romanticism一個簡單的“浪漫”之名。濟慈八歲時父親墜馬死，十四歲時母親肺病死，二十四歲時，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麵對漸逝的生命，悲傷無助，嚐試在藝術中尋求逃離人生之苦，遂構思此詩。在溫柔之夜聽夜鶯之歌，如飲鴆毒而沉迷，如嚐美酒而陶醉，然而夜鶯必不知道人間疾苦：“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這裏，我們對坐悲歎的世界。）詩人坐在花果樹叢，“在黯黑的濃鬱芳香中傾聽，在夜鶯傾瀉心靈歡欣的歌聲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為草泥”。（“Still wouldst thou sing, and I have ears in vain?To thy highrequiembecome a sod.”)
閱讀和背誦這首《夜鶯頌》都不是容易的事，濟慈的心思出入於生死之間，詩句長，意象幽深豐富。相較之下，讀雪萊《雲雀之歌》則似兒歌般的輕快了。此詩之後，又讀三首濟慈小詩：《懼詩未盡而死亡已至》(When I have fears that I may cease to be / Before my pen hasglean?d my teemingbrain)另一首，《為何歡笑》(Why did I laughtonight? No voice will tell)和《星辰啊，願我如你恒在》（Bright star,would I were stedfast as thou art)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我經曆了人生另一種境界，對濟慈的詩，有心靈呼應的知己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