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太陽縱隊傳說

太陽縱隊傳說

張郎郎

1

　　一九五八年，“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都是詩人，我也是了。每人限期交一百首詩，五十張畫。我也交出了，沒曾想交出了毛病。那會兒的詩多為：“敢教大地全高產”、“施肥方知糞味香”雲雲。我的呢：“像雪崩／像山洪／積極地有力快速地／滾動著曆史的巨輪／這是誰？／我們／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鋒……”
　　教導主任白桂森繃起了麵孔：這詩有思想問題——是“青春主義”。沒提黨和主席，沒提三麵紅旗。
　　我淚汪汪地反駁：列寧肯定的馬雅可夫斯基，好些詩也沒提那些。這又不是社論。那陣子我們最愛讀的是老馬《我愛》、《穿褲子的雲》。張久興、甘露林和我，天天早晨在小鬆林裏來回亂走，狂剃成禿瓢——那像老馬，穿件軍棉褲，腰裏勒根老電線。
　　我秘密地在寫詩，寫些上邊不喜歡的長短句。因為秘密所以刺激。我們又密謀出版諷刺性的壁報。
　　白主任暴跳如雷，說：“如果在高中，你們早就夠上‘右派’了。”他氣咻咻地甩出一張我的漫畫：“為什麽矛頭指向團員？為什麽畫狗打架？太惡毒了。還簽上‘狠狠’兩個字，你想吃誰？”我們全傻了。我那時才十四歲。

2

　　我們第一次明白了：那是禁止的遊戲。
　　一九五九年，我到了101中學。和軍校一樣，穿銅扣製服，戴大沿帽。我努力學規矩，不敢提自己的詩。在全校大會上朗誦老馬的詩。
　　借別人的詩呐喊，是趁機發泄，也算是一種勇敢。那膽子來源於我正暗戀著一位優雅的女生——張美君。那會兒為紀念魯迅，我們倆在導演話劇《祝福》而愉快地合作。在後台和郭士英開聊，他主演《過客》。
　　本來我最討厭他爹——郭沫若老先生，可他本人不錯：爽朗、大方、聰明，一點兒也不像兔爺。我很佩服他，他也寫詩。
　　兩三年後，聽說郭士英被捕了。他們有一個文學小組，當然是地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聽說他自殺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確死了。隻因為想用自己的腦袋瓜子想事。
　　後來才聽到確切消息：他是被打死的。
　　人真是一種脆弱的動物。

3

　　一九六○年，張文興在外語學院附中，學法語、彈吉他、唱歌、讀詩、寫詩、畫畫。他固執而熱情，濃眉大眼，嘴唇繃成一條線。五短身材，練一身鋼鐵肌肉。他從不服輸，人們叫他“小拿破侖”。詩如其人，很有衝擊力。我們轉學進外語學院附中，離琉璃廠很近。放了學，我們流連在舊書店。
　　老馬的詩已不能滿足我們的饑餓感。我們找到了普希金、萊蒙托夫，後來是朗費羅、惠特曼……最讓我們興奮的是發現女同學戴絮的爸爸正是已故的名詩人——戴望舒。我們跑去借他爸爸的詩集，她卻給我們拿來她爸爸的譯詩《洛爾迦詩選》。翻開前言，這樣一句震撼了我：

　　黑夜被夜色染黑。

　　我對這樣的詩句高興得要命，一邊啃著白薯麵窩頭，一邊讀洋詩。困難時期，人人在找食吃，而我們卻因藝術上的饑餓感形成了一個圈子。除了張文興，還有：
　　張新華。一沾藝術就瘋，吃不飽居然畫油畫。為朋友兩肋插刀。
　　於植信。多愁善感，皺著眉頭，似乎有點腳不沾地。
　　張振洲。薛寶釵外型，內心細膩厚道，寫散文詩。
　　楊孝敏。學者型的女生，寫散文，敏感而略顯緊張。
　　董沙貝。黑瘦黑瘦，一身腱子肉，當時在美院附中。畫現代派油畫，喜好宗教和神秘主義。
　　張潤。我們中間最小的一個，腦子快，模仿力極強，記憶力超群。
　　我們經常組織詩歌晚會，多半在我家，有時也在他人家。育才中學的甘露林、陳乃雲也時常參加。

4

　　一九六二年，中央工藝美院有一群詩歌愛好者。學生會主席張綺曼和我們商量，聯合舉辦一個大型朗誦會。我們這夥人很興奮，各自磨刀。我修改好長詩《燃燒的心》。楊孝敏又請來一位女生蔣定粵——抗日名將蔣光鼐之女，兩道劍眉，果然將門虎女。人們說她像西班牙人。
　　那天至少來了百十口子，座無虛席，後麵站滿了人。我們這夥中學生生氣虎虎，“震”了那幫大學生。散場後，大學生黃偉、張鴻賓及張恨水之女張明明對我們十分推崇。
　　我在詩的結尾說：

　　我們——太陽縱隊！

　　沙貝興奮地大叫：“咱們立刻成立！”七嘴八舌，要自己動手印刷，等等，一係列的計劃。一半人在大街上走了一夜，另一半人在我家聊了一夜。
　　那會兒，就是愛詩、愛藝術，興奮與反投降，根本沒想到政治的陰影——政治和詩有什麽關係呢？

5

　　一九六三年進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有個詩社“蒲劍”——借屈原故事命名，是文懷沙先生所題。前任社長是範曾，我和白汝博接班。在“蒲劍”朗誦會上，範曾吟唱了鄭板橋的《道情》：老漁翁，一釣竿……團委書記趙更生認為範曾是複古，皺皺眉頭，要我朗誦現代的。我隻能照念老馬。老趙更皺起眉頭。
　　我出來，在走廊見到範曾，倆人握手大笑。我們都不是當局的好孩子。

6

　　“太陽縱隊”的確開過一次成立大會。那是在老北師大的筱莊樓。參加的人有：張文興、張新華、董沙貝、於植信、張振洲、張潤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組織章程，其目的無非是振興中華民族文化。我們打算每月搞一次沙龍，牆上掛畫，朗誦作品，形成強力集團，打入社會。
　　那個階段我寫了獨幕劇《對話》、電影劇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詩集。然而，不幾天後，組織自行解散。
　　郭士英（那時在北大哲學係讀書）他們的沙龍要去法國，被破獲，全數被捕。凜冽冬風百草散，我們立刻停止了組織活動，化整為零。

7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地下藝術沙龍的壓力越來越大。畫家袁運生的畢業作《水鄉的回憶》，被視為西方資產階級藝術觀的產物。《美術》雜誌登了這張畫，學校裏劍拔弩張。這張巨幅油畫被搬出藏畫樓，堆在乒乓球室，準備批判。
　　袁運生、丁紹生、張士彥三個叛逆型畫家，和我們都是鐵哥兒們。當時袁運生已去了吉林，還不知道要大禍臨頭。
　　我和吳爾鹿、於植信、蔣定粵分別商量，怎麽救哥們兒一把。我忽發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沒法批判。我那時，真喜歡那張畫。
　　我決定獨立行動。趁團員大會校園沒人，我潛入體育館，從畫框下割下那張畫，卷成一卷，混出學校。
　　當那張畫鋪滿我家客廳的地板，吳爾鹿跑來欣賞。我大汗淋漓，一麵為老袁高興，一麵為自己獨行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機關衝到美院，作為政治案件處理，氣氛緊張。
　　哥們兒紛紛來欣賞那張畫，對我的邪大膽佩服得五體投地。蔣定粵以女性的現實精神告誡我：當局一旦知道，這一條就能判你。
　　我七個不吝，八個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鐵哥們。

8

　　聚會越來越隱密，而人員也在變更之中。
　　那時跟我最鐵的是巫鴻。我們都來自101中，現在同班。誌趣相投，又同時愛上蔣家的女孩子，我追蔣定粵，他追蔣定穗。蔣定粵的哥哥蔣之翹寫古詩。他們家成了這一階段的沙龍。
　　另一沙龍在周七月家。我們自幼是好友。他家有西方最新的唱片。我們開始迷上了現代音樂。
　　一天在他家吃午飯，我們放著德國現代歌劇的唱片。他爹進來，臉色不好看，我居然沒注意到。等放完一麵，本應順勢放一張古典的，我卻又放上了另一麵。老天，我真是個禍頭子。
　　老兩口找我談話，亮出了黃牌。當時覺得他們多慮，現在回想，他們對殘酷的政治，有長遠與深刻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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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土英一案中最年輕的一個牟敦白，最早放出來，就跑來找我。他家成了另一個沙龍，其中有：王東白、甘恢理、郭大勳，後來又見了郭路生。我們經常聚會，玩秘密的寫詩遊戲，喝酒。沒有錢，隻能喝廉價酒。下酒菜常常是鹹菜。
　　有一次，董沙貝帶了個青蘿卜，用鉛筆刀削了削，大家覺得特別有味。張士彥是老大哥，已經有工作了，每次來看我們，總是帶一瓶“中國紅”，大家齊齊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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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試著給《人民文學》投過稿，由於主編因政治原因下台，沒有成功。
　　我們決定自己出版手抄雜誌，隻是在我家小規模地試行，我父母也參加了。其中有耿軍、鄔楓、蔣定粵、張大偉、張寥寥等。我主編那期封麵是鐵柵，用紅色透出兩個大字：自由。
　　也許，那是一種對自由沒把握的惶惑狀態。
　　一九六六年，因為袁運生的畫、太陽縱隊、秘密聚會、法國留學生們、我的政治笑話種種原因，公安局開始要逮捕我，我開始逃跑……在和朋友們匆匆分手之際，在王東白的本子扉頁我寫下：相信未來。
　　最終，我被抓了回來。先在學校，後在市公安局看守所，被無數次審訊，一再地追問那個“反動組織”——太陽縱隊。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或許至今還保存在北京公安局的檔案室裏，或許早已焚為灰燼。
　　我是一個沒有作品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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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有人已經開始研究這一段地下文化史；有人在著手收集、匯編那時殘存下來的作品。
　　到底有沒有“太陽縱隊”那樣一個地下文學組織？那的確是個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