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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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欣欣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大陸一些人或是收到曾給他們帶來許多苦難的海外親友的來信，或者突然有了以前從未聽說的海外關係。母親收到了一封海外來信。她急切地拆開信，讀後，她對我說：“這是你父親在國民黨空軍幼年學校的同學，姓薛。”“他為什麽給你寫信？”“我曾經和他做過朋友。在和你父親之前……”
哦，原來母親的初戀並不是父親。
那是一個春日，為了會客，母親脫下舊軍衣，換上藍製服。那件衣服新得發亮，折痕還在，倒顯得有幾分土氣。我陪母親來到北京飯店，走進當時隻有外國人或高級華人才能進出的大廳。一個中年男人向我母親走來。他身材魁梧，穿著華僑一定穿的西服，打著華僑應該打著的領帶，黑亮的頭發向後梳著。在寸頭和藍製服的人群裏，一看就知道他不僅來自異域而且是很老舊的異域。
他看到她，眼中露出驚喜。母親也認出了他，迎了上去。他們幾乎同時喊出了對方的名字。他伸出雙手，似乎想擁抱，母親卻隻伸出了右手。他們的握手比一般的握手稍長一些，母親似乎也覺察到了。她鬆開手，轉頭看了我一眼，對那個男人說：“振揚，這是我的女兒。”我眼前的振揚叔高大溫厚，與我那矮小活潑的父親正成鮮明對比。
振揚叔走過來擁抱我。在那個擁抱裏，我感覺自己不但替代了母親，也多少化解了重逢的尷尬。那尷尬不僅來自時間的分離也來自截然不同的地域環境。兩人突然沉默了，似乎都在尋找著話題。振揚叔叔首先開口道：“欣欣很像你年輕的時候。” 在這樣的場合，我感到自己不可缺少但又非常礙事。
隨後，他將目光轉向我母親，眼神中流露出一派溫情。母親的臉有些紅，在某個瞬間，我看到了她的嬌羞。那麽多年了，除工作之外，母親幾乎不與異性來往。在我們這個純女性成員的家中，她又是永遠的嚴厲和緊張。我早已忘記了，她也會有這樣的嬌羞和溫柔。
從母親的口中，我知道振揚叔叔是東北人，抗戰逃到四川後，他考取了空軍預備學校，與我的父親同學。那是1940年，中國頑強抵抗著日本的侵略者，而國軍僅有37架可堪使用的飛機。蔣介石求援美國，羅斯福總統運送來P-40戰鬥機100架、P-40E型戰鬥機25架，此舉大力提升了中國空軍的戰鬥力。
與此同時，美國又以非正式的協議同意陳納德招募美國空軍飛行員，並以誌願的方式投入中國戰場。這些美國飛行員來中國之後，一邊飛行戰鬥，一邊訓練中國新生代的飛行員。一般情況下，培養飛行員需要高中畢業生，但當時高中畢業生極為稀少，國民政府就建立了初高中一貫製的空軍幼年學校，蔣介石兼任校長，教師多來自黃埔軍校。我父親通過招生考試，成為該校的第一期學員。
空軍幼年學校位於四川灌縣濮陽鎮，青城山抵擋了日軍的大轟炸，校園內美麗寧靜。空幼的學員們上課，訓練，甚至每天都能吃到牛奶和雞蛋。在血與火中的中國，無數難民流離顛沛，空軍幼校的學員們卻生活在世外桃源。我母親曾說：“空幼的夥食真好，還有遊泳池。”我猜那是她第一次看到遊泳池。
對於父親，以及許多留在大陸的同學而言，空幼的六年是一生中最幸福快樂的日子。在這群幸福的孩子中，我父親似乎又比其他人更幸福一些。該校的中隊長和區隊長都與我二伯在黃埔軍校同學。我祖母坐著祖父的汽車，從成都來看望我父親，向隊長表示想帶兒子回家住幾天。這本是違紀的事，但隊長卻不好意思拒絕。為免上級發現，隊長每天早晚替我父親收放蚊帳，造成他仍在營中的假象。
1980年代之後，大陸開放。空幼的同學從北美，南美，台灣等地來中國聚會。與會的人都能回憶起非常多的生活細節，而這些回憶自然包括了我母親的到訪。
我父親說：“我們空幼一期的同學進入青春期後，教務長汪強通過在華美女中讀書的女兒安排了空幼和女中的聯誼活動。”
我母親說：“那天晚上，我們走了一天從成都來到灌縣，當晚就住在幼校裏。”那天晚熄燈後，空幼的學員才知華美的女生已經來了。
次日清晨，排隊出操時，學員們高唱空幼校歌：“崇墉九仞，必厚其基；峻嶺千尋，必登自卑。惟我空軍，嶽嶽英姿；下俯雲漢，上接虹霓。谘爾多士，朝斯夕斯；論年則幼，用誌不歧。宏爾造詣，正爾威儀；德與時進，學與歲馳。毋自暴棄，毋用詭隨；邦家阢隉，望爾匡持。驅除寇盜，海宇清夷；雲程萬裏，遠大為期。”
“我們正唱著，突然看到山坡上齊刷刷地站了一排的藍旗袍，旗袍外還罩著不同顏色的毛衣。一看到她們，我們的胸膛挺得比平時更高，動作更加有力，口號喊得更響更整齊了。”父親說。
那天晚上，男女同學圍著篝火，頌詩歌舞。我父親獨唱平·克勞斯貝（Harry Lillis Crosby，別名 Bing Crosby）的歌曲。我母親獨唱趙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其中的一句歌詞“燕子你到底說的什麽話？”使母親得了“燕子”的綽號。
次日，燕子要飛走了，男生們送來了祝福卡，卡片上寫著流行歌詞：“More days coming ， it will be happy。”回成都後，女生們又回贈了答謝卡。在卡片上，男生們努力地尋找著，希望從簽名上猜出簽名人的樣貌。有人提議給華美的女生寫信，可哪個少年該寫給哪個少女呢？這真是個難題。我父親在同學中年齡最大，而且已有女友，自認立場超然，頗有經驗。他提議：“這樣吧，我把她們的名字寫好，做成鬮兒，大家抓鬮兒，我棄權。”一個名叫振揚的東北“難童”抓到了我母親的名字。
振揚叔叔
九一八事變後，無數家庭逃難。振揚兄弟三人跟隨寡母，曆經艱辛逃來四川。他們房無一間，地無一隴，完全依賴教會的接濟，“難童”是當時大後方對東北難民孩子的統稱。振揚考上空軍幼年學校，幾年後，瘦小的難童長成了英挺俊美的青年。他抓到了我母親名字，卻不知那就是會唱歌的“燕子”。
振揚給“燕子”寫信，一封，又一封，但“燕子”卻渺無音訊。一封，又一封，依然是“鴻雁長飛光不度”。無奈之下，振揚請我父親當槍手。這一次，“燕子”有了回音，他成了她的初戀。
其後幾年，每逢休息日，振揚叔總設法從濮陽場到成都去會已在華西大學讀書的母親。母親回憶道：“每次他來華西壩，都在女生宿舍門口吹口哨。聽到他的口哨聲，我才起床梳洗……我在華大參加團契，有些學醫的男生對我蠻好，不過那時我已經有了他。”
母親考入大學時，本想念音樂，但華西大學沒有音樂係，況且外公也不同意她念音樂，最後她進了家政係。她記憶中的華西大學是薔薇花牆，是下午茶，是唱詩班……她學習營養保育，家庭布置，繪畫和音樂，她還修習音樂課，參加演唱，並擔任獨唱。
那時的母親從未料到她大學畢業後，作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標誌之一的家政係從大學係科中消失；而她更不曾料到，竟然會有30多年與振揚叔叔不通音問。
1950年4月，母親在華西大學參加彌賽亞唱詩之後
1945年，父親那一屆空幼的畢業生，本該進入空軍官校去美國培訓，但因抗戰勝利而取消。振揚叔再投海軍。1949年，他回到成都，與母親匆匆告別後即登船北上青島，當時振揚並不知道，他們即將駛向那座小島。到達台灣後，他一直抱著團聚的希望。振揚叔叔苦等了母親幾年，但重逢的希望愈見渺茫。
大概是1950年代後期，振揚叔到美國接收軍艦。當地華僑前來歡迎，其中有個祖籍廣東，土生土長的少女麗蓮。麗蓮大方開朗，她追隨他回到台灣。他們在台灣成婚。那時台灣生活相當清苦，莉蓮又不會說中文，於是舉家遷回美國。
振揚叔走後，母親和他開始通信。因有外國郵票可存，收到振揚叔的信，我總是很高興，但回信卻讓我頭疼。出於對“海外關係”的恐懼，母親既天真又固執地認為我大學還未畢業，由我抄信並署名寄往海外不會惹上麻煩。母親寫給振揚叔的信寫完後由我抄一遍，以我的名字寄出去，而振揚叔的回信稱呼都是“欣”，而非母親的名字，看起來都是寄給我的。我不知道這樣是否能躲過那些眼睛？那些至今仍在的眼睛？但這就是母親，因為恐懼，她常常做些自欺卻未必欺人的事。
因為抄信，我知道母親的信中既不談風月也無風雲。可是母親看不上我的字，從我抄第一個字開始，她就不斷地批評：“你的字真難看！”她寫一手漂亮的柳體，我從未練過字，自知字不好，但也受不了一字一糾正，我忍不住回嘴道：“看不上我的字，你自己寫呀。”於是我們就吵起來。有時抄到一半，母親說：“誰看得懂你的字啊？”她又要我重抄。似乎每次抄信都會吵一架，我恨抄信！
有一天，母親接到振揚叔的來信，還未讀完就癱倒了。我手忙腳亂地把她拖到床上，再去衛生所找醫生。醫生說她精神太緊張，需要安靜休息。醫生走後，母親掙紮著起來換衣服，我才知道她小便失禁。此時，一封信落在地上。拾起來一看，原來振揚叔說某日某日寫過信，卻未收到回信。大概母親對那些消失的信有著非常恐怖的聯想吧？
1984年~1986年，我在美國留學。振揚叔從西海岸寄來肉鬆、醬菜等食品，那時我才知道美國大城市裏有東方食品店，他又寄給我一件雪衣，雖然我從大陸帶了羽絨服，但他寄來的式樣好看時髦。母親和他仍然通信，都是先寄給我，再由我轉寄。振揚叔寫給母親的信依然稱呼我的名字。
1985年，作者在大煙山國家公園，穿的就是振揚叔從西海岸寄來的雪衣
那些信讀來有點滑稽，也有點混亂。在這一封信裏，他對“我”說：“請不要自責，你的一顰一笑都是我眷戀了。”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對我說：“媽媽變得十分急躁與害怕。這與她年輕時判若兩人。過去的她不耐心但不急躁，過去的她循規蹈矩但不害怕。實在令人心痛。我曾當麵勸過她，天塌下來有高個兒的擋著……”可振揚叔怎會知道，我們家就沒有一個高個子的人擋著，即便有，也未必擋得住。
1986年，我回中國。半年後女兒出生。當時的我無暇顧及母親，也沒再為母親抄信，我甚至不清楚他們是否還在通信。幾年前，我回北京，在家中翻找舊物，翻到了幾個牛皮紙袋，打開一看裏麵全是振揚叔的來信。那些信或寫在半透明的薄紙上，或寫在公司標簽的厚紙上，有幾封竟然寫在中餐館的餐飲墊紙上。在每封信上，母親都標注了收到和回複的日子。
我讀著信，發現母親一直顧慮著通信可能帶來的不測或不幸，振揚叔也常因收不到母親的信而焦慮。在一封信裏，振揚叔懇求母親不要中斷來信：“你何苦這樣自苦，苦我，放開一點。我們相距這麽遠，見麵隻能以次計算。我已活得不敢怨天尤人了，因為天是啞巴……”
那些信裏，除了慣常的擔憂期盼，還有咖啡杯或乳膠手套的報價，護照複印件……他們重逢後的十幾年裏，振揚叔都很努力地創造著再見母親的機會。他組織旅行團，陪同可能的投資者來訪……其中的一兩次眼看就要成行，又因主事者變卦而取消，他的情緒也因之而起落。
從那些舊信裏，我才知道外公和振揚叔的母親當初都反對他們的交往。這一方不滿意振揚叔是東北來的難童，太窮，而那一方卻認為女方是“嬌小姐”，無法供養。從信中閃爍的詞語，我斷定他們曾接過吻。但我沒問過母親，直到振揚叔故去，我才想起竟然也從未向他求證過。
我大致點數了一下，振揚叔平均每兩周給母親寫一封信。那些信裏有他對她的飲食健康指導，也有他寬慰她的心情，有結毛線衣，買麵霜，零零碎碎，反反複複的雜事，就這樣，他們寫過了1980年代。好像他們很慢地度過了那段時間，但我卻覺得那個時代好像在飛，一忽兒就飛過去了。
1980年代的最後一年，我女兒剛滿兩歲，中國大陸出了大事。那一年，振揚叔隻在年頭年尾來過信。年頭的來信帶了個人情感，年尾的隻談做生意的可能。我猜一定又是母親因恐懼不許振揚叔來信。也許就在那段時間裏，母親下定決心再次幹預我的生活。在她的要求下，我再次來美國，從此定居大洋彼岸。
看到舊信中治療腦溢血的偏方，我突然想起振揚叔因病住院。住院後，他的弟弟們代筆給母親寫信。閱讀舊信讓我想起小時候偷看父母的通信，可惜那些信已在1966年的夏天化為灰燼。看著這些舊信，我想到振揚叔的太太不會讀中文，他們的孩子甚至不會說中文。唉，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曾靠讀信和寫信消解歲月的孤寂，更不會知道有人保留了他們父親的舊信。理著理著，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折疊得很不一樣的信，熟悉的字跡透過薄紙，隱約可見。打開一看，果然是母親娟秀的字體。
母親，1986年左右
“你的來信給了我無限溫馨，如同我們相聚的幾小時，像在夢裏。我們的重逢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我願那時刻永遠停留。你仍然是我四十多年前的戀人直到生命終結。” “四十多年了，我們成了兩個世界的人，當經曆了離別的悲痛後，上天是不會給我們公平的……你和她夫妻幾十年，將孩子撫育成人，你重病，她照顧你，為你操心分擔家務，恩重如山，而我什麽也沒為你做過。” “我雖然獨身至今，但是在國情和法律的約束下，我不是自由人。” “這照片是我們唯一的合影，記得四十年前，我們最後一麵時，你曾邀我照相，這次就算補償……每年兩次信就已夠了，來信寫的淡漠些。為了我，你更要健康的生活，快樂地度過晚年，我也同樣地安慰自己。”這封信寫於1987年，雖然我不知道它怎會被保留下來，但由此看出恐懼，心債和清規戒律使母親決心中斷通信。
1994年，母親來美後，振揚叔邀請她去訪問。回來後，我問母親訪問情況，她卻淡淡的，沒說什麽。從那之後，她和振揚叔之間通信稀疏了。據說在那兒，母親見到了高中同學。據說無論才貌，那位同學都遠遜於我母親，但戀愛卻主動得多。同學與她的先生也是在那次聯誼中相識，後來隨丈夫去了台灣，她的丈夫當上海軍的高階軍官。據說她在西雅圖的家麵朝大海，客廳裏有一艦船般的旋梯。我猜母親到了那裏多少有些手足無措，夜半醒來怕也是百感交集吧。
母親1994年第一次來美。之後，她隨我從佛州北上紐約，再搬到科羅拉多州。搬到科州後的十幾年來，母親和振揚叔通信越來越少，少到隻有聖誕問候了。
1994年，母親第一次來美國
2011年3月的一天，我打開信箱取出郵件。我邊走邊翻著，廣告、賬單，賬單、廣告……一個信封掉下來，隨風飄去。我追過去，撿起來一看竟然是手寫的信封，來信的地址卻不認識。信的開頭稱我為“賢侄女”，起頭就是：“家兄振揚於2011年3月10日3時息勞主懷，回歸天家。茲定於2011年3月15日在聖心殯儀館舉行追思儀式” ，落款是振剛。原來是振揚叔的大弟弟寫來的喪訊。
我將振揚叔去世的消息告訴母親。她聽完，靜了好一陣，才說：“你替我寄張卡片吧。”隻寄一張卡片？我聽了吃驚失望甚至有些憤怒。畢竟通過那麽多年的信！畢竟振揚叔對她一往情深。我悲傷地想到振揚叔去世的那一刻很可能會想到母親，而母親那顆活著的心卻早已幹枯。
我經常想起，在那遙遠的冬夜，母親帶我去醫院。她個子小，冬衣重，她背上我，不得不扶住欄杆才能站起來。我常憶起她當年的美麗，那件白紗底藍絨點兒的短衫那麽恰到好處地包裹著她渾圓的肩頭。想起她走在街上，那些追隨的目光，那些讚美的歎息。想到靠近她時，她那母親獨有的溫暖和甜香。我寧願她還是那個會對男人撒嬌的小女人，我的小媽媽。那個小女人會給丈夫寫信時抱怨他負心。那個小媽媽會在午休時閉眼佯裝熟睡，偷眼看年幼的女兒將枕巾蒙在頭上，邊舞邊唱：“妹妹出門去了，挎著一隻籃，戴著一朵花 …….“
很多次，我在心裏喊著：“還我一個美麗溫柔的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