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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義值千金
抗戰之前，國民黨宣傳部門負責人， CC派的重要人物張道藩在南京辦了一所“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一天，學校的工作人員殷楊被捕，因為他是潛伏的共產黨。張道藩出於對青年、對人才的愛護，利用自己在國民黨內的聲望和地位，從當時的憲兵司令穀正倫手中將殷楊保釋出來，然後派自己的親信部下唐紹華將殷楊送到安全的地方。
1949年，共產黨在國共戰爭中獲勝，國民黨失敗退出大陸。張道藩被中共列為“第二批內戰戰犯”之一，隨著國民政府一起逃亡去了台灣。故事的兩個主角，戲劇學校的同事唐紹華和殷楊之間，發生了戲劇性的故事。
當年送殷楊逃走的唐紹華沒有來得及逃離大陸，在上海被作為國民黨特務逮捕。根據當時中共的政策，像唐這樣被作為小特務逮捕的（其實他隻是個拍電影的文化人），起碼要勞改十年二十年，被殺的可能都有。關在監獄裏的唐紹華，彷徨不安地等待命運的判決。
有一天，獄吏提出唐紹華，告訴他上海公安局長楊帆要見他。唐很奇怪，他這個案子需要公安局長親自審問嗎？待到了辦公室一看，坐在麵前的公安局長楊帆，就是他當年送走的殷楊。已經是勝利者、掌握生殺大權的楊帆完全沒有把唐紹華當成犯人，而是當成了一位老友。他首先問候“道公好嗎？” “道公”是對張道藩的尊稱。從這一稱呼就可以看出，對當年的恩人、現在已名列“戰犯” 的張道藩，楊帆還保持著的尊敬和關懷。
然後，楊帆問唐紹華自己有什麽打算。唐說他希望去北京發展。這當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表明唐對共產黨還缺乏了解。在中共統治之下，唐背著特務之名，和國民黨CC派、和“戰犯”張道藩有割不斷的關係，哪裏還會有機會發展他所希望從事的電影事業？能夠保命就已經是萬幸了。楊帆當然知道唐的想法非常危險，就說了一番話，“你不是在拍電影方麵有興趣有才能嗎？何不帶著你的影片到香港去發展、為人民賺些外匯？國家需要外匯。”這就暗示唐趕快逃走。唐心領神會，馬上表示願意去香港。這樣，唐走出監獄，手持上海公安局發的通行證合法去了香港，後來又去了台灣。
三位主角後來的命運真令人感慨萬千。
楊帆的命運眾所周知。他1955年被作為內奸逮捕，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潰，雙目失明，受盡迫害，直到1983年才徹底平反。所幸還得享高壽，1998以八十七歲高齡逝世。
張道藩到台灣後，受到蔣氏父子重用，從1952年起任立法院長，一做就是十年。居官雖高，卻清廉自守，一介不取，熱心發展文化事業。1968年去世，身後留下《文集》、《畫集》（張年輕時曾在英法學繪畫）各一部。
唐紹華呢？因楊帆義釋得以逃脫牢籠，一展戲劇長材。在港、台創作了大量戲劇作品。他一生創作舞台劇五十餘種，電影劇作七十餘種，執導電影五十多部。除此之外，著有《電影藝術入門》等二十餘種書。他還擔任過台灣影業公司副總經理，中英文版《觀光》月刊社社長，政工幹校、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學院教授，是港台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他的一切成就，離開了楊帆的義舉都無從談起。
張道藩、唐紹華和楊帆，毫無疑問各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忠實黨員。但是，他們都沒有因對黨的忠誠而泯滅人性、變得鐵石心腸、冷酷無情。麵對著生靈塗炭、屍山血海，你死我活的國共鬥爭，在對黨的忠誠和情義之間，三位主角都選擇了情義。這對張道藩、唐紹華來說，還不難做到，因為國民黨從未要求過它的黨員要在一切問題上都無情無義，不許有絲毫的人情味。放走楊帆，無論是張道藩還是唐紹華，都不會有人身危險。
楊帆就不同了。中共的意識形態一直要求對敵人要無情，要殘酷，對敵立場不允許絲毫動搖；要將對黨、黨的政策、紀律、領袖的忠誠永遠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為這些要六親不認。楊帆完全了解他所做的是違反了黨的紀律，而且在此之前他在新四軍工作的時期，就已經因內奸嫌疑而被審查、受過迫害。放走恩人將承擔巨大風險。在這個問題上，他的情義、良知、道德的考慮超過了對黨的忠誠。從這一行為看來，後來他受到迫害，勢所必然。
故事的三位主角都值得我們尊敬。楊帆在承擔巨大風險情況下作出的選擇，則更具有犧牲精神，更加崇高。張道藩的義舉引出了楊帆的義舉；楊帆的義舉給唐紹華的創作提供了可能；唐紹華的創作又使得終身從事文化發展工作的張道藩看到了自己事業的成績。人世間的因果鏈真令人感到玄妙神奇，意味深長，給我們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摘自《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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