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坐飛機去考研

坐飛機去考研

秦暉／文

秦暉

　　高考之後又考研

　　1977年的高考與1978年的研究生考試作為“黃埔一期”是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眾所周知，1977年高考因為“文革”後“思想解放”的過程幾經討論，10月才定下規則，12月才考試，所謂77級大學生實際上是在1978年1～2月才進校的。但是幾乎在高考規則確定的同時，1977年10月高層就已決定恢複研究生招生，最初隻是想讓中國科學院招，但很快更加“解放”的設想出來，到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就決定把研究生招生主體擴大到經批準的一大批高校，報考資格更擴大到未畢業大學生乃至沒有讀過大學的“同等學力”者。報考資格放得如此之寬，錄取名額卻非常少，研究生與本科生錄取名額之比隻有如今的幾十分之一，要過初試、複試兩道關，從而在嚴格錄取的前提下為“自學成才”者打開了一扇參與公平競爭之門。教育部同時還決定把1977、1978兩級研究生一並招考，統稱為1978級研究生。
　　決定做出後，招生安排落實很快，2月完成報名，3月發放準考證，5月15日全國統一考試。而這時77級大學生進校才三個月，離1977年高考也隻有五個月。所以，當時有些人是連續參加了這兩場考試的。筆者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1977年12月參加了“文革”後首屆高考，結果不理想。雖然據說在我們那個小縣算是文科總分第二名，但是各科成績卻是數學最高，語文不怎麽樣，這對文科考生很不利。加上我的誌願填得太高，體檢更是“硬傷”（眼疾是我在農村待了九年多，多次招工、招生、招幹均被打回的重要原因，這次考研也幾乎因此折戟，由於導師力保才得過關，我曾在回憶趙儷生先生的文章中敘述過此一殊恩），所以未被錄取。到了1978年2月間有過一次補錄，後來知道是一些地方舊習未除，“政審”卡掉了不少人才，鄧小平得知後認為不對，遂決定在高分未錄生中再選遺珠，這也是那屆高考的又一特殊之處。我雖非因政審被卡，但也獲得補錄。不過這次補錄的學校都屬低檔，而且多在考生誌願外，屬於多給一次機會，不去也不勉強（當時按誌願正式錄取者不去是要受處罰的，記得那處罰是下年不得報考）。我因為當時已經報考了研究生，補錄學校又很不理想，權衡再三就放棄了這次補錄。

　　“同等學力”者

　　我當時是上山下鄉插隊九年多的“知青”，廣西田林縣潞城公社營盤大隊平宜生產隊掙工分的“社員”，說白了就是個農民。15歲下鄉時是年齡最小的知青，九年多來辭舊迎新，此時已經是我們公社南寧知青中僅剩的一個，在大批後來的本縣知青中儼然成為元老，有人按當時習語送雅號曰“苦大仇深的老貧農”。我號稱初中畢業，實際上1966～1969年的“初中”期間“一進校就停課，離校前（“文革”內戰）剛停火”，在學校裏我們那一派組織中，由於此後再無人入校，我們也沒上過課，於是一直被別人叫作“新生”，槍炮聲一停，我們忽然就成了“畢業生”了。盡管在九年多的“早稻田大學”中我也學到很多東西，在當地算小有名氣，但剛參加的高考就沒成正果，卻放棄補錄又去考研究生，在有的人看來未免太“冒進”。
　　那年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少部分是當時在讀的“黃埔一期”大學生和“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少量沒讀過任何大學的“同等學力”者基本上也都是城裏的幹部、教師等“得風氣之先”的群體，而且大多起碼還是讀過中學的。我一個“苦大仇深的老貧農”，基本上隻是“文革”前讀過六年小學，在當年的考研者中著實罕見。當時我縣23個考研者中沒讀過大學的就我一人（考上了的也隻我一人），我們係那屆錄取的11個研究生中，八個是老大學生，兩個是工農兵學員，“同等學力者”也隻有我一個。全校錄取的“同等學力者”倒是還有若幹，但本人身為農民的，至少我還不知道有第二個。
　　我雖然比較自信，但也不至於狂妄，當時這樣做是有原因的：我自認論“表現”在當地幹部群眾中還是有口碑的，論文化也不怕考試，但過去無論改革前重政治的“推薦”，還是重分數的前不久首次高考，我都被打了回來，主要是體檢過不去。有人說隻看體檢表，給人的印象你就是個半瞎，應該走殘疾人就業這條路。我當然不服氣，可是尋思要突破體檢關，恐怕得有得力的“伯樂”力薦。但是普通高考，考生幾百萬，統一命題，集體改卷，除非是“狀元”，不可能引起注意。這時候看到研究生招生消息，我就有了想法。那時培養研究生是一個導師帶幾個弟子，猶如師徒相傳，師傅選徒弟應該是比較有可能體現個性化的。

　　趙先生的知遇之恩

　　於是乘著在文化局搞鄉土文藝的機會，我在縣裏查了全國招生導師目錄，覺得有兩位先生可能給我機會，一位是華東師大研究國際關係史問題的某學者。我給他寄了“習作”，是1973年石油危機和美元危機導致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後我寫的一篇筆記《金元帝國的崩潰》。此文根據當時流行的左派觀點，把美國無力維持美元兌金承諾導致的國際貨動蕩說成是美元，甚至“美帝國主義”快要完蛋了。今天看來這是一篇毫無可取的“憤青”作品。不過有趣的是，現在左派的說法已經完全相反，他們如今認為美國發行不能兌金的貨幣體現了“美元霸權”的的膨脹。2008年金融危機時，我曾在一篇論文中提到這件往事，因為當年這篇筆記並不僅僅是我的想法，當時全球的反美輿論和我國的意識形態都對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崩潰幸災樂禍，沒人說這不是對美國的打擊，反倒是美國對世界施展霸權。事實上，說美元不能兌金就意味著美國行將崩潰當然不對，但是美國維持不住由它自己倡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係，無疑顯示它在從戰後霸權頂峰走下坡路，至少不能說它比以前更強大吧？如果說美元不能兌金就意味著美國“不受製約”，豈不等於說此前更強大的美國在自己找“製約”？此後不那麽強大了它反倒“不受製約”了？所以，不是說美國沒有霸權或不追求霸權，但用美國霸權或美國陰謀來解釋危機，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這當然是現在的看法了。話說回來，當時寄出這篇文章後沒有得到回信（完全可以理解），但華東師大（當時叫上海師大）還是寄來了準考證。不過那年考研的時間是全國統一的，一人不能分考兩頭，所以我隻能放棄。現在想來，沒有導師的力薦幫助我克服體檢障礙，加上國際關係史需要的外文優勢我並不具備，考上的希望幾乎是沒有的。
　　另一位就是我後來的恩師、蘭州大學的趙儷生先生，他在20世紀50年代被打成“右派”發配西北之前活躍於史壇，所著（包括與師母高昭一先生合著）的幾本書我們家裏都有。家父1949年前在大學就是讀曆史係，以後也一直有這方麵的興趣，家裏這方麵的書不少，趙先生當年在山東大學與幾位同仁創辦的《文史哲》雜誌，從開始征訂到“文革”一度停刊我們家也一期不缺。這些我原來都讀過，在導師目錄中看到這一熟悉名字後又讓家裏把這些書和文章都寄來細讀，對先生的研究有了較多了解。先生這些著述多數是關於農民戰爭史和史學理論的。在“反右”中蒙難後，先生的精力轉向土地製度史研究，但是被剝奪了發表著述的權利，他這方麵的成果大都是在改革時代發表的，我當時不可能知道。不過士地製度史本身是“文革”前中國史學的“五朵金花”（五個討論集中的重大問題）之一，我對相關討論也有了解，加上在農村九年也有些感觸吧，因此就給先生致信請教，除表達投師之意外，還寄去一些我關於農民戰爭和士地製度史相關問題妄加議論的“習作”（現在看來隻能叫讀書筆記）。
　　寄出這些當然意在投石問路，希望得到先生的回信。但先生回信的熱情和嘉許還是出乎我的期望。他不僅對我這個素不相識又毫無資曆的自學者大加獎掖，鼓勵我認真備考，還給我寄來一包參考書。我後來又告訴他我可能遇到體檢問題，先生說：隻要你初試、複試都表現突出，體檢問題我會盡力爭取解決。後來他果然這樣做了。
　　說實話我真是非常感動。“我本非良驥，愧對伯樂期；駑馬自加鞭，不負恩師意。”我放棄補錄而一心考研，也就不算是狂妄了。

　　在“早稻田大學”學外語

　　我們現在知道，1977、1978年高考的一個結果就是致命地打擊了當時已是很不得人心的知青上山下鄉政策。尤其是“插隊”知青，本來紀律約束就沒有“兵團知青”那樣嚴，平時就有部分人滯留城裏而“不在隊”。1977年宣布恢複高考，而且實行按分數錄取後，大量知青都紛紛回城複習備考，連一些樣板知青點都幾乎走空了。一些地方為了穩住這些樣板，曾經私下許諾會給表現好的模範安排上大學的“捷徑”，結果卻鮮能兌現。更有甚者，從1978年開始，很多地方招工也開始用考試的辦法選擇文化水平相對高的新工人，使得“文化低無出路”的危機感在知青中更加蔓延。於是這一年不但回城備考之風更盛，就是本來沒打算考大學的人，包括不少模範知青，也看出留在村裏已無前途，紛紛另謀回城之路。
　　而我無論1977年高考還是1978年考研都是在村裏備考的。當時二十多人的知青點經常就隻有我還在“堅持”，這曾使當地一些幹部大為讚許。我們平宜知青小組是縣知青辦的“點”，雖然不像鄰近的央務知青小組作為自治區知青辦樹的典型那樣大名鼎鼎，但通常還是受好評的。而到了這時，連央務典型都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我卻還能在村裏待得住，令他們刮目相看，認為我平時盡管“表現不錯”但並不大紅大紫，而到了這時卻隻有我“經得住考驗”。
　　但其實我留在村裏，隻是因為我父母那些年裏也被放逐到一個窮鄉僻壤的山區縣，那裏的條件並不比田林好。而在南寧我已“無家可歸”，不留在村裏我能上哪裏去呢？1977年考試前後我還是間歇出工的，考完的第二天還上了龍車水庫工地，但是進入1978年後就不然了。春節時我曾回父母所在的鳳山縣過年，在家裏找了一些書，並向鳳山中學的英語老師請教了一些問題。但是那時我尚未報名考研，而返回田林報名已在年後，剛剛探過家也不好再走了。不過，我留在村裏並不是要與那些模範一比高下，經受什麽“考驗”，其實從二月間報名到五月間考試我都很少出工了，基本上也是在備考。
　　回想起來，那時我花在專業上的時間還不算最多。當時除體檢外，外語是另一個障礙。記得1977年高考時，除外語專業外一般考生的外語成績是僅供參考，不計入總分的。但研究生考試外語就是個硬杠。當時“文革”剛過，國人的外語水平普遍低，“黃埔一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文、中醫、中國史這類帶有“國學”色彩的專業，導師大都主張重專業，而不過分要求外語。但總分數仍是一道坎。而趙先生當年是清華外文係出身，他還是重視外語的。我當時隻讀過先生的著述，對他的早年一無所知，但我自知與一般考研者不同，由於有體檢的障礙和資曆的缺失，我必須在其他方麵樣樣都讓人無話可說，先生才好為我爭取。
　　我雖然在農村自學過英語，但此前並沒有重視，臨考需要提高。而在農村別的科目都可以看書自學，唯有外語，在當時全無視聽工具的情況下又沒有老師，起碼聽、說都是沒法自學的。我於是完全不管聽、說，連教科書都不怎麽看（按部就班來不及），隻死啃幾本不同的語法書，力求掌握語法，而在語法書的例句範文中熟悉詞匯的同時，還直接閱讀大學外語專業高年級教材中的長課文以增加詞匯量。由於完全不管發音，我讀單詞都是按漢語拚音來讀的，比如home就被我讀成“霍麽”。我的記憶力還可以，很快積累了一定的詞匯量，掌握語法後就形成了一定的閱讀能力。考研時是蘭州大學外語係出題，我考了48分，在中國史考研者中名列第二。
　　但是這樣學的英語是既不能聽也不能說的“聾啞英語”，以至於後來進校後聽研究生外語課都困難。當時學校認為研究生水平應該比本科生高，所以研外的老師常常就直接用英語講課。當然我可以去聽用漢語講授的本科外語，但我覺得那太花時間，而且也浪費我的閱讀能力。於是我索性就“路徑依賴”了，沿襲散技，自己就著詞典和語法書看外文原著，閱讀中理解不了的疑點記下來。上外語課時老師講的我似懂非懂，下課時就拿原著追著老師請教與課堂內容不相幹的一大堆問題。這樣很短時間內我居然先在分班考試中由初級班升入高級班，接著在全校研究生一外（英語）、二外（日語）的第一次“過關”考試中成為蘭大第一批外語“過關”的研究生，而且英語成績並列第二，日語甚至是第一。不過說實話，我也就能夠應付那時的考試而已。那時的外語考試都不考聽、說，否則我就露餡了。而且由於過關後我就全力搞專業，不再上外語課，雖然專業中的外文資料我還是在看，但總的閱讀能力並無提高。到了國外也依然是“聾啞人”。沒有聽、說配合，就沒法真正進入語言環境，形成外語思維，隨著年齡增大，機械記憶力減退，閱讀能力還會下降。我常對孩子說我的外語學習其實是不足法的，但在“早稻田大學”的環境下，不這樣我還真的很難過考研的外語關。
　　就這樣，我在五月間作為唯一的“同等學力者”到縣城參加了“黃埔一期”研究生考試。六月間我拿到了去蘭大複試的通知書。後來得知，在蘭大同專業考生的初試中，我的兩門專業課分數都是第一，外語第二，政治較差，總分也是第二。

　　複試路費問題

　　拿到複試通知書確實令我振奮，但是還有個難題，就是路費何來？那時農村人民公社一貧如洗，即便是富裕的生產隊，一個強勞力一年的現金分配也不過幾十元。從我們那個滇黔桂交界的山村即便就是回一趟南寧往往也需要家庭接濟，更何況從南寧這個華南城市奔向西北的蘭州，比到北京、上海和廣州都遠。本來這不是大事，家裏知道我拿到複試通知書高興壞了，他們支持我去複試，母親甚至還堅持要一路陪我去。但是自我下鄉那天起就立誌不向家裏伸手，要自己養活自己，九年來一直不讓家裏寄錢。甚至有兩次在隊裏分紅後還寄了點錢回家，象征性地表示自己已經成人，能夠“掙錢養家”了。公社郵遞員從來隻郵遞知青家長寄來的匯款單，沒有見過知青匯錢給家裏的，大驚小怪之餘弄得很多人都知道“壩官村幾個男生要給家裏匯錢”的新聞。盡管回想起來這其實很虛偽，因為不讓寄錢，家裏就常常寄東西，尤其是我當隊裏的義務衛生員時不斷給我寄各種藥品，用後來我妻子挖苦的話說是“慷爹媽的慨討好鄉親們，無非要表現你很積極”，其實這對父母而言比寄點錢還要麻煩得多，也花費得多。但是九年下來，不向家裏要錢已經成為習慣。這次我也不想為複試而破例。
　　於是我向縣知青辦提出這個問題。他們也沒法解決，建議我找教育局。這時我們縣二十幾人考研隻有兩個人獲得複試資格的消息已經傳開，出於縣裏榮譽的考慮，教育局也認為應該支持我。可是那年明文規定複試費用由考生自己負擔，單位不予報銷。可能由於那時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他們都是有工作拿工資的，就不考慮我這個“農民”的情況。教育局的人說：即使我們去複試，單位也不出錢，何況你還沒有“單位”？我說正是因為你們有工資，能夠負擔得起，我們這些掙工分的怎麽辦，不正需要你們考慮嗎？結果經過“研究”，也不知道從哪筆經費中以“困難補助”的名義批給我150元，當時這算是一筆“巨款”，路費問題解決了。

　　從山村到南寧

　　7月初我開始複試之旅。這次旅行的一波三折出乎意料，現在想來既反映了當時我國令人難堪的交通狀況，也折射出當時的社會變革。如今的“黃埔一期”回憶文章大都是講考試的，很少有人談旅行。我就來補補這個缺吧。
　　我是坐著生產隊的手扶拖拉機上路的。這機器曾在改革前的中國農村頗為流行，算是那時“農業機械化”水平的代表了。手扶拖拉機最早是在戰後日本的小農家庭農業中流行的，引進中國卻成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集體經濟”所用。它們大多以195型單缸柴油機配皮帶傳動，簡單、廉價但動力不足，不知北方如何，至少在南方的黏重土壤中它根本拉不動配套的兩鏵犁。我們那時都是把剛買的新機器卸掉一鏵，以單鏵作業。這樣一來，隻帶一鏵的“拖拉機”其實就跟一頭牛差不多，而這“鐵牛”的購買、維修、燃料成本比牛更高，還不如牛靈活，牛能走的路它不一定能走，牛能進的小田塊它進不了，牛不喝油它要喝，牛能積肥它不能。建國初期我們想用牛拉雙犁（當時高調引進蘇聯的畜力“雙輪雙鏵犁”終告失敗），這時卻改用拖拉機拉單犁了，有人戲稱“兩台機器不如一匹牲口”，所以那時其實很少用它犁地。除了配旋耕機來碎土整地以及有時用作移動動力源外，它的實際用途主要是掛上小拖車跑運輸，包括鄉間的載入運輸。於是又有了“牛拉犁，拖拉機趕集”之說。
　　但是這種手扶拖掛操縱性能很差，由於沒有方向盤和導向輪，隻有兩個驅動輪，轉彎時需要放開一離合器才能扳動扶手使整台機器轉向，轉向後要及時合上離合器恢複正常行駛，更令人頭大的是下坡轉向還須反向操作（即鬆開另一側離合器），否則就可能衝向相反方向造成危險。我在農村時曾學過修理農機，也曾下田試過兩把，但從不敢上路。駕駛它跑路不僅費力，而且反應必須很敏捷，加之它的刹車也很不靈便，而它跑的往往又是崎嶇彎曲的山區道路，我至今覺得這種“手扶司機”要比“方程式”賽車手難當多了。用它載客其實很不安全，發生事故時有所聞。今天印度新聞照片裏很多人坐在汽車頂上旅行，引來貧窮和不發達之譏，其實就安全性而言，坐汽車頂恐怕比坐手扶拖掛還稍好。最早推廣“手扶”的日本是從不用它載人的，亞洲發展中國家流行“手扶”的不少，但“‘手扶’主要是跑路，跑路主要靠‘手扶’”的，就以那時的中國農村為典型了。那時我國還沒有農用汽車之說，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後麵的小掛車上坐滿了人，這是當時農村很常見的景觀。
　　我就這樣與一群趕集的老鄉們一同“突突突”地到了公社，然後坐汽車上縣裏。從縣城到南寧是與我縣另一位複試者同行。他是“文革”前清華大學水利係的老大學生，湖北宜昌人，“文革”中與夫人（好像也是清華水利係同學）一起被分配到我們縣，成為當時我們這個邊遠小縣僅有的“清華人”。在“臭老九”的年代他是縣裏的水電技術員（那時沒有職稱一說，除了“文革”前評上的工程師、教授，“文革”後就隻有技術員、教師了），粉碎“四人幫”後提拔知識分子，他此時剛任縣水電局副局長。那些年裏我縣很多縣辦水電工地都是他在現場負責技術工作，而我則在好幾個工地都躋身於從各社隊被征調來的民工中，盡管曾當過工地上的“臨時白領”如會計、報道員之類，但都是些“文科”工作，沒有機會與他打交道。我對水電很感興趣，也曾親手安裝過生產隊裏第一座“小水電”。在指揮部的工棚開會時我曾翻過他帶到工地的《水力學》《泥沙學》等書，佩服得不行。我知道他這個專家，他當然不知道我這個民工。這次有機會同行，就向他請教了許多問題。一路上我們大聊水電，從小馬達（小型異步電動機）用於發電的利弊，到我國和世界上的一些大工程和規劃。尤其對於三峽，那時葛洲壩正重新上馬，我們談到葛洲壩工程對未來三峽的影響，談到茅坪、三鬥坪、南津關、美人沱等三峽候選壩址的種種故事。他說在田林交談的人大都連三峽與三門峽都分不清，沒想到還能和一個人聊起三鬥坪和美人沱，可惜過去在工地時我們不認識。
　　他又感慨地說，他這個宜昌人當初報考清華水利係，就是懷著“三峽夢”，想為“高峽平湖”幹一番事業，沒想到“文革”使他到田林把青春耗在了幾十上百千瓦的“小水電”上。這次他回母校複試，但願能再展宏圖，以償夙願。遺憾的是，後來聽說他的複試未能如願，但還是調出了田林縣，到南寧擔任了廣西水電學校校長，對廣西的水電事業很有貢獻。

　　遇阻“寶天段”

　　在南寧我們分手後，他奔北京，我赴西北。第二天在鄭州火車站換車準備由隴海線去蘭州，卻意外得知：由於大雨塌方，隴海線寶雞－天水段已經中斷。話說這隴海線“寶天段”是當時中國鐵路著名的一大“腸梗阻”地段。由於隴山、寶雞峽一帶地質複雜，幾乎年年雨季都要塌方。但是那年的塌方特別嚴重，寶天段中斷達一個多月之久。在鄭州車站我被告知鐵路一時無法修好，到蘭州的聯運票隻能退掉，可以選擇到西安或者寶雞再尋找別的交通工具。我不由得著急起來，因為複試日期已定，如果錯過就誤大事了。權衡一下我決定先到西安，想著畢竟是省會，交通手段應當比寶雞多些，或許還可以逛逛這個古都。
　　到達西安車站已經是我從村裏出發的第五天了。火車站前就有很多桌子在賣西蘭公路的汽車票，但當天的車已發，隻能次日走。那時西安到蘭州汽車要走兩天，明天走後天晚上才能到，而後天就是複試之日。我想這下壞了，抓耳撓腮著急也沒有辦法，隻好買了張汽車票，然後到車站附近的一家廉價旅館住下，接著就上街想發個電報告知我可能遲到的原因。然而沒走多遠就看見一個招牌，由於寶天段中斷，民航局正在車站附近設點賣機票。我過去一看，飛蘭州的機票是28元，這個價格今天還遠遠不夠打的去機場的，不過當年它可是比我們在生產隊勞動一年的現金分配還多，雖然比汽車票貴不少，但傍晚就有一班，當晚就能到蘭州。我趕緊上前購買。
　　那時買飛機票要縣級以上證明，賣票的看著我這個寒酸樣說你有證明嗎？我下鄉之初在貴州冊亨（離我的廣西插隊之處僅一江之隔）曾因沒有證明被“收容”過，知道在中國“盲流”的危險，所以但凡外出都開有證明。但是沒想到要坐飛機，所以隻有公社的證明。賣票的不屑地一瞥，說不行，這種證明不能買機票。
　　我那個懊喪啊！心想這可怎麽好，坐不上飛機我就誤了複試了。複試！情急之下我突然想到了複試通知書，就拿出來給他看：“蘭州大學通知我去複試，這國家重點大學應該不止縣級了吧？”
　　在1977、1978年高考剛剛恢複的中國，“黃埔一期”的大學生都被視為天之驕子，研究生更不用說了。聽說是研究生複試的，不少乘客都湊過來看這通知書是啥樣。賣票人也肅然起敬，二話不說就讓我買了票，還熱情地解釋到哪裏去等民航班車、如何上飛機等。我一看時間不多，趕緊跑到車站附近退掉了汽車票。那時的旅館要先付錢才能入住的，他們說我已入住不能退錢，我也不管那麽多了，拿上行囊就去趕民航班車。

　　坐飛機去趕考

　　那時的西安機場就在如今已是繁華市區的西稍門，免費的班車沒多久就到了。買機票要縣以上證明大概就算是那時的安保措施，買到機票就簡單了，現在的換登機牌、過安檢等手續一概沒有，到了機場憑票登機，就跟上火車差不多。而且機場既沒有登機橋，也沒有擺渡車，貴人可以坐小車到飛機前，一般乘客隻能步行出候機室走向很遠的停機坪，而無論貴人還是平民，到了飛機前都得爬舷梯登機。
　　盡管如此，在當時的中國，能坐飛機的基本都是“上等人”。我一個農民，又不是作為什麽大模範由公家安排坐飛機去開會，而是自己為“私事”掏錢坐飛機，在當時恐怕算是奇事一樁。在那次蘭大的“黃埔一期”複試生中，像我這樣的農民不知還有沒有，而這些複試生坐飛機來的即便有也不會多，至於同時滿足這兩項，一個農民坐飛機來複試，我想不但蘭大不會有第二個，就是全國那年恐怕也是絕無僅有了吧。其實就是我自己，後來再次坐飛機也是在十多年以後了。在飛機上想到我們那個遠離縣城200裏的平塘公社有的農婦一輩子連縣城都沒有到過，不禁感慨。古話說“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反其意而胡謅曰：“山中已九年，世上方一日；長征須百劫，鵬程起雙翅。眾山可俯覽，星空需仰視。不負踐士心，還蓄淩雲誌……”
　　其實我並未真的“一覽眾山小”，因為起飛不久天就黑了。記得幾年前尼克鬆訪華時《參考消息》曾經登過一個美國隨行者的報道，有言：“噴氣機時代還沒來到中國。”這時也依然如此，在1978年，發達國家早已普及噴氣式客機，而我國民航不僅落後於印度，甚至不如菲律賓和印尼，全國隻有十架左右的噴氣式客機，除了領袖專機就是飛寥寥可數的幾條國際航線，國內民航還是螺旋槳飛機一統天下。我這次坐的是蘇製伊爾18，據說20世紀60年代這種飛機引進之初曾充當過毛澤東的專機，到1978年它也還算是我國很不錯的飛機。我坐著感覺很平穩，完全沒有平時聽人傳說的那種可怕的暈機感（當時的飛行條件下暈機是很常見的）。可是這種螺旋槳飛機噪聲極大，在機上幾乎不能交談。夜間飛行也沒有風景可看，其實挺無聊的。好在兩個多小時後就到了蘭州中川機場，我生平第一次空中旅行結束了。

　　露宿蘭州街頭

　　蘭州機場至今還在中川，當時它是全國民航機場中除拉薩機場外距離市中心最遠的一個。近年來我國因為經濟實力增強加上圈地方便，機場越建越大，也越建越遠，全國大型機場與市區的平均距離已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幾十年前的當時，我國大多數城市機場都像西安西稍門機場那樣靠近市區，像中川機場那樣遠離市中心達八十多公裏是絕無僅有的。當時的機場公路也不是現在這條從主城區過黃河直接北上中川的高速公路，而是大部分利用普通的蘭新公路，從市區西行在黃河南岸穿過幾個衛星城，到河口再過黃河轉向北行去中川，不僅距離長，路況也不好。我們坐民航班車前往市區也走了兩個多小時，幾乎與飛行時間相等。
　　開出機場後很長一段路完全是荒郊野外，夜裏一片漆黑，連村落都很少。車過河口黃河大橋後則眼前一亮，我們進入了著名的西固石化工業區。蘭煉、蘭化兩大公司的眾多高塔燈火璀璨，燃氣放空火炬徹夜通明。走出深山的我首次看到這一大工業景觀，很是激動。那時我們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常向往工業化的，“煙囪林立，馬達轟鳴，鋼花飛濺，鐵水奔流”這種今天“後現代”的西方人聽起來就頭大的狀況，當時被我們描述為絕世美景，到這些地方當工人更是我們這些農村知青最為憧憬的夢想。但同車一位蘭化的幹部卻說這裏汙染很厲害，而且很奇怪這麽一片重汙染的石化工業區卻建在城市的上風上水處，導致西固黃河下遊二十多公裏的蘭州中心城區環境很差，“不知當初的規劃是怎麽搞的”。
　　說話間班車進入市區，最後在紅山根下的蘭州火車站到達終點。這時已經是深夜兩點，同航班的大部分乘客都是有身份的人物，有車來接走了，隻剩我一人留在深夜空曠的站前廣場上。初次坐飛機的新鮮和激動頓時被寂寞與寒冷所代替。那時我不知道蘭州大學離這裏不過公共汽車兩站地，即便知道，半夜三更到人地生疏的學校又能找誰？當時的蘭州火車站之簡陋也出乎我的想象，說是西北最大的鐵路樞紐，隴海、蘭新、蘭青、包蘭四條鐵路的交匯處，客運站卻隻是一排平房，比南寧火車站還不如，而且深夜候車室還關門上鎖，不讓人進去。站前廣場邊緣甚至黃土披露，連水泥都沒鋪。
　　西北高原上的蘭州即便七月也很涼爽，並且晝夜溫差大，深夜甚至相當冷。我不知道哪裏有旅館，其實應該不難找，但按照我當年的經濟狀況和節儉的習慣也不會在淩晨兩三點鍾花錢到旅館住幾個小時到天亮。何況我坐飛機來此已經是超支了預算，再不敢“亂花錢”了。看看周圍有若幹不知是旅客還是流浪漢的人就睡在廣場上，我也就照樣找片水泥地就地一臥，枕著旅行袋露宿廣場了。看著蒼茫浩瀚的滿眼星空，想著剛剛與“上等人”一起坐飛機，轉眼又與“下等人”一起露宿街邊，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啊。

　　初遇恩師

　　迷糊中也不知道睡著了沒有，第二天一早我就爬了起來，一問知道蘭州大學就在不遠處，便直奔而去。到了蘭大，人們還未上班，在曆史係門前遇到一個大學生，問起研究生複試在哪裏報到。那同學打量了我一下就說你是廣西來的吧，我說你怎麽知道，他說趙儷生先生在上課時就提到了你，說他這次當了伯樂，發現了一個自學成才的“小廣西”。這樣吧，曆史係還沒上班，我先帶你去見趙先生。
　　在1978年年中，作為當時蘭大文科公認的頭號名教授，趙先生剛剛擺脫20年“右派”厄運恢複了學術聲望，成為蘭大曆史係兩個“黃埔一期”研究生導師之一。但是一係列“曆史遺留問題”那時還尚未解決，尤其是全國對“右派”的大規模平反（所謂的“錯劃改正”）還尚未進行，隻是“脫帽右派”的概念基本消除，一般公認“右派脫帽”後就不再是“右派”，不該受歧視，但當年那個“戴帽”的過程仍被回避。生活方麵，“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也剛剛開始，趙先生一家還未搬出蒙難時期住的土坯平房，比另一位“黃埔一期”導師李天祜先生的住所差很多。
　　然而處在否極泰來的命運轉折點上，趙先生此時的心情舒暢，興致極高，談興也濃。他在那間堆滿了書的土坯房裏請我吃早飯，師母高昭一先生和他們兩位77級考進蘭大的子女（曆史係的趙縕和外語係的趙結，兩人如今都是有成就的史學家了）也在座。我自稱是“南蠻”北上投師，趙先生聽了哈哈大笑。餐敘末了，還送我三本他珍藏多年的舊書，兩本是1950年東北師範大學曆史係編印的《中國曆代食貨誌匯編》第一、二輯，有編者陳連慶先生贈趙先生的題款，另一本是東北新華書店1950年出的《前資本主義生產形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手稿的一節），有譯者日知先生（即著名世界上古史專家林誌純教授）贈趙先生的題款。這幾本書不僅版本和贈書題款都很珍貴，書的內容本身對我後來的治學影響也很大。對此我在其他文字中說過，此處就不贅述了。
　　第二天進行複試，複試過程對我而言覺得很輕鬆，感覺良好，認為錄取不會有多大問題（後來知道還是為體檢發生了爭論，他文已另敘）。複試結束就該返程了。
　　可是此時“寶天段”的中斷仍然持續，而且因為又下了幾場雨還越塌越嚴重，不僅寶天段沒修好，連其西邊的天水－甘穀段也中斷了。從寶雞過天水直到甘穀，那麽長的路段誰也不知道何時才能恢複通車。我來時坐飛機是為了趕時間複試，回去當然就奢侈不起了。但是走西蘭公路不僅費時、辛苦，而且那時同樣距離的長途汽車票價要比鐵路硬座票價貴。於是我與另一位從“關東”（潼關以東）來的複試生霍俊江師兄商量，我倆同行，先從隴海線坐火車到甘穀，再換汽車繞過水毀路段到寶雞，然後再回到隴海線的列車東行。
　　沒想到路上又出了意外。

　　陳倉古道遇車禍

　　當天火車到甘穀已是下午，出了這個塵土飛揚的縣城小站，站前就有不少連接水毀鐵路兩頭的“擺渡”班車。那時寶天段鐵路附近沒有並行公路，由天水到寶雞得在南北兩線中擇一繞行，北線繞到隴山以北，經張家川、隴縣到寶雞，南線繞得更遠，要經過長江流域的徽縣、鳳縣，先南後北兩次翻過秦嶺主脈到寶雞。我們本以為擺渡車當然是走近路的，於是見車就上，車開後才得知這車是走南線的。不過南線公路較好，沿途路經陳倉古道，必有可觀，我們也就釋然了。
　　從甘穀到天水，當時的公路是走塬脊，而鐵路則走渭河穀，無怪乎鐵路水毀而公路無損。不過這一帶的黃士塬梁侵蝕嚴重，溝壑縱橫，沒什麽平坦塬麵，公路依山勢七折八拐，路線比鐵路長的多。入夜後才從天水北山脊上下來，俯視河穀裏一片燈火，那就是天水市區了。那時的山區公路客運都不能夜行，我們就在天水住宿過夜。
　　次日一早即放車南行，翻過麥積山附近的秦嶺餘脈到達娘娘壩，進入了長江流域。黃土塬穀逐漸變成青山綠水。景色相當宜人，不過道路卻愈加險峻。白天連續經過徽縣、兩當兩個縣城，夕陽西照時進入了嘉陵江上遊峽穀，與寶成鐵路交錯並行，溯江北上，再翻過秦嶺就可以到寶雞了。這裏地勢更險，沿途多處有關塞廢墟，嘉陵江峭壁上不時可以看到古棧道遺跡，“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六出祁山”“鐵馬秋風大散關”等故事都發生在這一帶。我真是大飽眼福，可惜當時沒有照相機。後來我曾經由寶成鐵路多次經過此地，但是火車在這一帶基本都行駛於隧道中，再見不到如此景觀，而且據說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也導致“舊貌換新顏”，即便為開發旅遊而對古跡進行“修舊如新”的“維護”，也常常是不倫不類了。
　　我正慶幸沿途能見到如此景致，可謂不虛此行，甚至鐵路中斷也是“壞事變成好事”了，不料樂極生悲，車過雙石鋪不久，一處急彎使司機打方向盤過猛，轟隆一聲汽車翻到了路邊排水溝中，滿車旅客被震得七歪八倒，行李架上的東西大都墜落，砸得人們一片驚叫。好在是靠山一邊，如果翻到峽穀一邊，我大概就不可能寫下這段文字了。驚魂甫定，我們下得車來，隻見汽車兩輪陷在溝裏，兩輪懸在空中，雖說萬幸沒有翻得四輪朝天，眾人也沒有死傷，可這車是沒法動彈了。
　　那時沒有“移動通信”，不能就地求援，隻能等過往車輛前去城裏報信。偏偏幾輛貨車駛過都未停車，我們的司機罵他們見難不救，而乘客責怪司機開車莽撞，陷我們於此荒郊野外進退不得。過了一個多小時情況仍無轉機，眼見天色已晚，我不由得煩躁起來，在公路上走來走去。不料繞過一個彎子，看見一處岔路口，路牌上寫著到太白若幹公裏。根據我平時看地圖的印象，得知這裏是川陝公路與鳳縣－太白公路三岔口，北行到寶成鐵路鳳州車站應當不會很遠。鳳州是快車經停站，到那裏就不愁了。
　　於是我回來對師兄說，與其在此傻等，不如幹脆自救，我們走到鳳州去找火車得了。但是師兄說已經天黑了，離隊獨行不好，也不能確知火車站有多遠，到了車站誰知道下一班去寶雞的列車又是什麽時候，沒準比救援車還慢呢，還是再等等吧。我一想，師兄是要回河北，隻能走隴海線，他是必須要到寶雞的。而我是回廣西，到不了寶雞也可以由寶成線南下走四川、貴州回去，鳳州南下北上的車次應該不少，我都可以坐，不會久等的。反正我倆到寶雞也要分手了，不如就此道別吧。

　　改道大西南

　　於是我與師兄相約錄取後在蘭州重聚，依依惜別後就拎著旅行包一人向鳳州走去。果然大約走了六七裏路就到了鳳州站。這裏是過去陝西鳳縣的老縣城，古時甚至還是直隸州鳳州的州治（相當於如今的地級市），後來降州為縣，縣城又遷到了雙石鋪，這裏已經衰落為“鳳州公社”，甚至都不在該縣四個建製鎮之列，但它的車站仍很重要。當時寶成線秦嶺段是中國唯一一條電氣化鐵路，我也在鳳州平生第一次見到電力機車。這時天已全黑，恰巧半小時後就有一趟快車南下成都，我也不用住旅店了。後來在蘭州與師兄重逢，他說他們兩小時後乘救援車繼續北上，到鳳州時還找了我一會兒，想搭上我同行。但是，那時我已經南下很久了。
　　這是我這次複試往返中第四次改變旅行計劃：第一次在鄭州改去蘭州為去西安，第二次在西安改坐汽車為坐飛機，第三次在甘穀改走北線為走南線，這次又改北上寶雞為南下成都。然而這次改變也有代價：當時中國的鐵路客運十分擁擠，快車在起點站往往就出售站票，而在鳳州這個中途站上車是篤定沒座的，並且這趟車到鳳州已嚴重超員，我是一路站到成都，有一段甚至擠得跟沙丁魚罐頭一般。到成都換車繼續南下，我已經疲憊不堪，於是第五次改變計劃，在貴州遵義中途下車，到我二姨家休息了兩天。
　　前麵說過，我插隊時曾經因為“盲流”而在貴州冊亨被強製“收容”，那次就是想到二姨家去“朝聖”（瞻仰“遵義會議”會址）的，不料中途铩羽。而這次我本來沒想去遵義，卻陰差陽錯成了此地的不速之客。因為事先沒打招呼，他們見到我都驚訝不已，聽說我很可能考上研究生也都十分高興。
　　二姨一家是隨所在的“一機部第二設計院”在“文革”時期從上海“內遷”到“三線地區”貴州的，在這裏也吃了不少苦。遵義這個革命史上的紅色名城在那個“最革命”的年代卻十分破爛，城市主幹道上竟然還有成片的土坯茅草房。當時“文革”已結束，我到那裏時該院的人都在鬧著要求遷回上海。不久以後他們就離開遵義了。
　　而我的父母在“文革”中從自治區首府南寧被發配到崇山峻嶺中的鳳山縣，直到我這次複試路經南寧時仍然是無家可歸。然而複試後返程再到南寧時就聽說，我父母也被“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即將調回南寧了。聯想到蘭州的趙先生出山重主杏壇，生活上也即將走出土坯房，趙縕、趙結都成了“黃埔一期”大學生，我自己也有望從“早稻田大學”畢業成為“黃埔一期”研究生，我妹妹應屆參加1978年高考也錄取在望，可以說這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的變化，我的親人、親戚、熟人、先生、師兄和我自己——認們的命運都發生了或者即將發生可喜的轉折！
　　回想我這十多天的行程雖然意外頻出，使用了從手扶拖拉機、汽車、蒸汽火車、電氣火車、飛機還有自己的兩條腿等各種工具，從京廣線北上，從寶成線南歸，由華南、中原、西北、西南兜了一大圈，幾次改變路線，轉了半個中國，最終平安完成此行。這是否也可以被視為我們國家經過“文革”十年的無數坎坷和波折終於走上了改革之路的一個縮影呢？

　　本文選自《那三屆：77、78、79級，改革開放的一代人》，王輝耀／主編，中譯出版社，2017年6月。